元朝為什麼滅亡？
這是一個四千字的長回答，我們將從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仔細分析元朝滅亡的原因，不同於其他人，簡單討論階級制度、民族壓迫的視角，如果對元朝經濟沒興趣，不看也罷！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擰巴的一個朝代了，蒙古人用一種非常奇葩的方式，將這個幅員遼闊遼闊的大帝國拼了起來，並磕磕絆絆的走了幾十年。
作為一個從游牧部落急速膨脹而成的大帝國，元朝統治者始終沒有徹底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化的轉型。導致國家內部，既有奴隸制的殘餘（農業、手工業），又有當世界上最發達的國際工商貿易。
在兩條道路間左右徘徊的蒙古人，既無力解決農耕百姓的權屬（「漢法」），也無力滿足工商業發展的規則，隨著標誌國家信用「紙鈔」的崩盤，元朝也就重新回到北方草原，繼續過起了游牧的生活。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可以看成是蒙古族南下，進行的一次社會體制升級嘗試，但最終是以國家經濟奔潰的方式告終。
元朝政府內部，關於如何管理國家一直都存在路線之爭，從忽必烈尚未建立大元開始，便有很多漢族大臣相伴左右，這些「漢法派」大臣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採取傳統封建王朝的賦稅方式，通過大量人口積累的方式來提升國家的總體財富。
但色目人大臣，希望國家以工商業稅收為主，主張增加稅收種類，細化稅收內容，來擴大國家財政的收入。
其實兩種稅收方式並沒有對錯之分，只是主次的區別，或者說是如何確定國家經濟體系的發展方向。
平心而論，一個國家的徵稅體系，從來都是以剝削一部分人，來補償另一部分人的方式運行的。
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色目大臣和漢族大臣的主張，分別代表著「快錢」和「慢錢」。想快慢通吃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估計也曾困擾過馬雲和任正非。
但蒙古人被這個題目搞暈了，弄不清到底怎麼走才是王朝大道。說起來，蒙古人在這方面確實不太靈，以前也從來沒有類似的經驗，以至於根本搞不清楚，如此巨大的一個國家究竟會有多少財富。
窩闊台時期曾有過這樣一樁事，當時蒙古人想法很簡單，自己弄稅太複雜，也不會弄，乾脆包出去得了。
中原鉅賈劉廷玉曾找上門來，答應以140萬兩銀幣，把蒙古帝國中央政府的賦稅承包了。窩闊台一聽都動心了，這多好，簡單快捷、旱澇保收！
他腦袋裡沒有錢的概念，可耶律楚材不傻，死活攔著不同意，把這件事攪黃了。
可等到色目鉅賈奧都喇合蠻加碼到220萬兩時，窩闊台再也忍不住了，當即拍板，就這麼辦了，馬上拿錢！
這就能看出，一方面蒙古人腦子裡，對於治理國家真沒什麼概念。另一方面要是能拿快錢，還是嘎巴溜脆的好！
既然選擇了拿快錢，那就應該重商稅、輕農稅，總要穩住一頭，但蒙古兄弟的選擇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從忽必烈的阿合馬時期開始，元朝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成了中原的農稅、西北的牧稅、東南的手工業商稅並重。隨著時間的推移，元朝各稅種的科目越來越多，稅負負擔也越來越重。
另外，對於農戶來說，蒙古人的賜田制度，簡直就是噩夢。朝廷隨時會將某一地域賜給蒙古人，而這塊土地上的農戶瞬間便會淪為奴隸。這導致生活沒有安全感的，並不僅限於最底層的農民，一些小地主也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
因此，在1344年（元惠帝，至正四年）開始的農民起義中，大量的領袖並不是衣食無著的貧苦農戶，而是劉福通、陳友諒這樣的地主階層。
我們再來說元朝的商業。
大量元代史料都記載著，元朝的海外貿易，承接南宋的遺產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以至於，我們在研究中古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時，都稱之為「宋元貿易」。
當時，包括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州、杭州、慶元、明州、台州、欽州等地的貿易港都成了吞吐量巨大的商港，尤其是刺桐城（泉州港）一躍而成世界第一大港。
馬可·波羅在書中曾這樣寫道：「假如有一隻載胡椒的船到亞歷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諸國之別地者，比例起來，必有一百隻船到這刺桐（泉州）港。」
同樣，貿易的範圍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
元代《島夷志略》、《大德南海志》中涉及的海外貿易地點多達220個。其中包括，今菲律賓諸島、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半島、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以及東北非洲的港口，比南宋趙汝適《諸蕃志》所記載的國名和地名多了近三十八個。
而且，隨著元代造船技術的進步，中國商品輸出到非洲已經不需要在阿拉伯卸貨轉口，而是跨海直達。
據記載元代商船，「掛十杖之桿，建八翼之櫓，舵碇必良，索纖必精，載必異國絕產」，而馬可波羅書中則明確記載，元船水密艙技術已經廣泛使用，極大提高了船隻的抗沉能力。
東西方貿易商路的貫通，讓外國的香料、珠寶和食品在中國大行其道，除了大量珍珠、寶石成了蒙古人的珍玩，就連菠蘿蜜、椰子、石榴之類的水果也擺上蒙古人的餐桌。
而中國綢緞等紡織品、陶瓷（元青花）、金屬製品、紙紮、樂器、書籍，則成了西亞、非洲最頂級的奢侈品。
大量的貨物往來，帶來的另一個改變是，元朝發行的「紙鈔」在東南亞成了一種通行的貨幣，頗有些「亞元」的意味。
《島夷志略》中記載，在交（越南北部）、羅斛（泰國南部）、烏荼（印度奧里薩邦北部）等地，用交鈔與當地貨幣折兌使用，並稱「甚便民」。
雖然很多人不喜歡元朝，但必須得承認元朝海外貿易的發展，至少有兩點有賴於蒙古人。
首先，相比於農耕的漢族王朝總有種天下中心的思想，比較喜歡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啥也沒有，自古以來就有貿易的訴求。
所以，在一段時間內對海外貿易持鼓勵態度（當然也是為了收稅）。1278年（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在剛剛奪下福建後，就詔諭「誠能來朝，朕將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史》卷10）
另外，蒙古帝國雖然分崩了五個帝國，互相之間看著有點彆扭，但至少都在蒙古人統治之下，對於貿易往來都沒什麼限制。
而商人在蒙古各個汗廷中都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這也讓聯絡中亞、阿拉伯、北非、歐洲商路更加通暢。
與此相對應，漢族政權很多時候，並不是貿易的能力，而是沒有貿易的訴求。
平心而論，明朝鄭和之所以能下西洋有賴元朝甚多，如果沒有元朝培養的大量造船工匠、水員，以及海圖航志，單憑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便開始的「禁海民不得私出海」召令，鄭和就是想去，也不見得去得了。
但再好的勢頭也架不住蒙古人折騰，大概是海外貿易太賺錢了，很快就有蒙古勢力從中上下其手。
首先就是朝廷對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而後又以放貸的方式參與其中。最後乾脆在至元21年（1284年），廢除了「細物出口十抽一；粗物出口十五抽一」的稅制（這其實就是南宋的稅制）。
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給本（即所謂官本船），選人入蕃貿易」，所獲贏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元史》卷94）
但海洋貿易變數極多，朝廷實在難以控制，再加上官商之間的利益難以平衡，導致元朝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封關禁海」。
雖然卻有受到倭寇騷擾的原因（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倭患），但連續四次封關禁海，顯然有內部利益無法平衡的因素，乾脆採取了殺雞取卵的解決方案。
但管理國家是個複雜的工作，不是砍腦袋這麼痛快。封關禁海讓原本是政府收入大頭的市舶司，逐漸成了雞肋，元朝本就冗員沉重、赤字累累的國家經濟更加捉襟見肘。
元朝統治者最終決定，用濫印紙幣（紙鈔）的方式，來彌補財政赤字，這成了放倒元朝的，最後一記悶棍。
1260年，忽必烈推行紙鈔（中統交鈔、中統元寶鈔）時，元朝尚未建立。早期的紙鈔，以絲綢、銀為本位，以銀兩為單位，施行非常嚴格的銀本位控制，紙鈔幣值非常堅挺。
取得江南後，南宋貨幣廢止，元朝也以「宋會五十貫，准中統鈔一貫」的比價，將南宋政府發行的會子，用中統鈔如數收回，在整個中國境內統一了貨幣。
雖然，紙鈔對元朝早期經濟恢復，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能夠嚴格執行紙幣本位體系，導致紙鈔濫發幾乎成了慣例，宋、元、明皆是如此。
隨著元朝財政虧空缺口不斷擴大，金銀準備金被大量挪用，導致紙鈔的價值不斷縮水。
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新發行的至元寶鈔兌換舊幣的匯率是一比五。這也就意味著不過短短20年，中統元寶鈔的購買力已經貶至原來的五分之一。
1309年(元武宗海山，至大二年)，新頒行的至大銀鈔兌換至元寶鈔的比例又是一比五。這時，忽必烈最早頒行的紙鈔價值只有原來的二十五分之一。
等到末代皇帝元順帝時期，宰相脫脫再次推動經濟改革，開閘放水狂印至正交鈔（元朝最後一種紙鈔），迅速導致全國性的惡性通貨膨脹。
「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每錠50 貫），易斗粟不可得」，紙鈔淪為廢紙一張，百姓拒絕使用，經濟倒退回以貨易貨的方式，「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志》）
也該元朝倒霉，老天也過來添亂。相比於明末連年旱災，元順帝執政時，年年發水。
公元1344（元順帝，至正四年）至1355（至正十五年）這11年里，黃河竟泛濫了9次。
為了疏導河患，元朝徵發15萬人修治黃河，由於國家沒有財力，賑災時只能發放紙鈔，導致民怨鼎沸。剩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網上曾有人感慨，當時脫脫提兵鎮壓紅巾軍，勝績連連，不但擒殺芝麻李，還圍毆張士誠於高郵城下。但元順帝忌憚脫脫，罷其宰相位，革職流放雲南，導致元朝再無復興之望。
其實，國家玩到了這個地步，就是十個脫脫也沒戲了。我從不相信，歷史會有偶然性，尤其是當它運行在王朝命運轉折點上的時候。
假如說，元順帝嘎巴一下噎死了，換一個新皇帝上來，無限信任脫脫。那他就一定有能力撲滅全部紅巾軍起義，扭轉元朝幾十年來形成的冗員雍余，改變連年赤字的窘境嗎？
其實，他在元朝最後一次貨幣改革中，已經給出了答案（「錢鈔並行」），事實證明不過如此。
說到一個王朝的崩盤，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專註於外敵、內鬥、民變、天災等方面，但一個歷經彌久的王朝，這幾件事時時都在發生，為何有時消弭於無形，而有時成了肘腋之患？其實，都是經濟之手在暗中操弄。
曾有人在網上發問，如果將崇禎換成洪武，是不是明朝就不會亡國？居然還有人作答說：「肯定不會！如何，如何。」真是逗死我了！
以當時明朝經濟凋敝程度，別說是一個朱洪武，就是十八羅漢來了也沒戲，除非他能用手指頭變出錢來。
不過以唐僧西天取經，被阿儺、伽葉兩位尊者索要「人事」來說，佛祖來了，也夠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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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王朝末年，都有必亡之勢，這是無法改變的，而元朝身為大一統政權，壽命確實有些短促，如果只算他真正滅亡南宋，統一的年份就只有90年。
元朝滅亡大致有這麼幾個因素：
一、元朝上層的統治階級皇位爭奪非常激烈，尤其是在元英宗碩德八剌於南坡之變被刺殺後，皇位爭奪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元文宗圖貼睦爾與天順帝阿剌吉八在各自勢力的支持下發動內戰，席捲了整個北方，統治階級內訌的加劇，導致社會極其動蕩，此時再加之自然災害，元朝已經露出滅亡的苗頭。
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存在，且愈演愈烈。
首先，我來說說民族矛盾。儘管在《元史》上並沒有四等人制的相關記載，但是在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族群中，關於官吏任用、科舉和待遇確實有不平等的規定。這在《元史》和《元典章》也是多有記載的。
我就舉一個例子，元朝統治者對其他民族在政治方面卻有多方面的防制措施，就如其就三令五申的規定嚴禁漢人、南人、女真人、契丹人充當地方上的達魯花赤一職，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充當。請看《元典章·第九·吏部卷三·有姓達魯花赤革去》。
各投下多是漢兒、契丹、女真做蒙古人的名字，充達魯花赤。今後委付蒙古人者。若無呵，於有根腳色目人內選用。
而元朝確實實行過很多激化民族矛盾的政策，就如停止科舉，在法律上禁止漢人持有兵器。在明代葉子奇所寫的《草木子》中就說元朝的國策是「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此說法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元朝的民族矛盾。
再來看看階級矛盾。就比如說江南，忽必烈在平定了江南之後，原封不動的保留了那些大地主的土田和租佃制度。由於元朝的對江南大地主的寬容，他們還集中了更多的土地。江南大地主經濟實力的強大在史書上也有體現。請看《元典章·戶部卷十·科添二分稅糧》。
更田多富戶沒，一年有收三二十萬石租子的，占著三二千佃戶，不納系官差發，他每佃戶身上要的租子重，納的官糧輕。
主家科派，其害甚於官司差發。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為俾使，或為妻妾。
以上史料都反應出了元朝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
關於元朝統治階級晚期的腐朽奢靡，史料上真可謂是多如牛毛，數不勝數。
我就舉一例，元朝皇帝迷信藏傳佛教，在佛事上的浪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寺院的財產也到達驚人的程度。這在趙翼寫的《陔余叢考·元時崇奉釋教之濫》有過記錄。
此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
而其認為元朝崇奉藏傳佛教也是導致元亡的原因之一。
說者謂元之天下半亡於僧，可為烱鑒雲。
元朝紙鈔制度曾經在元初的時候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到元朝末年已經敗壞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統治者為了挽救財政危機，無節制的大量印刷新鈔，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
而至正十年，治河期間，徵發了15萬民夫，官府給得交鈔根本就是形同廢紙。高強度得勞役直接逼迫民工們造反。
以上四點才是元朝滅亡的真正原因，前三點是主要原因，而最後一點是直接原因。
舊政權滅亡，這是歷史的必然。元朝為何短短九十多年就消亡了呢？
我認為主要原因有如下幾點。
第一：是由於政權的不穩固，元朝短短几十年走馬燈似的換了十幾個統治者，他們在不斷的爭權奪利中內耗。使得政權一直就沒有穩定。
第二：固執的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不懂得與漢文化融合。用草原游牧民族那一套來統治一個龐大的農耕文化的國家，肯定會造成百姓的反對。
第三：不斷征戰。在元蒙統治的幾十年就一直沒有停止征伐和內戰。沒有休刀兵以養黎民。戰爭耗費大量物質和兵員。使老百姓日子過得非常艱苦。
第四：苛政。元朝對於漢人的苛政史書上多有記載，就不贅述。蒙古人入主中原期間，沒有把中原漢人和其他名族的人當成平等的國家臣民，而是對漢人進行殘酷奴役和壓榨。
所以。國家政權不穩，經濟凋敝，民怨沸騰。這樣的政權焉能長久。
斷章取義，一家之言。多有偏頗 ，見諒。
剛者易折!中國歷代的統治，凡是嚴酷，暴虐的，興起很快，衰敗也快。從暴秦，隋，和元都二世即亡。元朝把中國的民族分為四等，中國廣大的漢人處於被壓迫的下等民族，在韓山童和劉福通的領導下，「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全國各地人民紛紛起義。最後，強大的元朝，被「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元璋一舉推翻，趕出了大都，消滅在捕魚兒海。
山大王的水平，豈能長治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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