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明末時期鄭成功向日本德川幕府借兵以及永曆皇帝向羅馬教廷求援的行為？

最近筆者寫了一些明末仁人志士為了恢復明朝而做的一些抗爭，他們為了挽救即將滅亡的大明王朝，甚至不惜向之前的敵人求援，比如隆武帝的水軍都督周崔芝曾向日本乞師，希望日本薩摩藩藩主能夠出兵夾擊滿清，而寓居日本、後來明治維新時被尊為「日本孔子」的著名思想家朱舜水先生也曾考慮過向日本求援。

朱舜水先生像

很多讀者看到這些故事，覺得周崔芝和朱舜水的行為無異於漢奸，他們認為我堂堂漢族政權怎麼能夠聯合日本這個死對頭呢？更有甚者，有人將這種行為與溥儀投靠日本人相提並論，筆者認為，二者有著天壤之別。

首先，溥儀投靠日本是赤裸裸的漢奸行為（當然他不是漢人，也許不能叫漢奸），他投降的是敵人，而南明乞師日本只不過是乞求第三方的外援相助罷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佔領了中國東三省，為了建立殖民統治，日本政府攛掇溥儀到東三省做了「偽滿洲國」的執政，後來又做了皇帝。從當時的形勢來看，日本是和中國對立的兩方，溥儀的這種行為是直接投降了敵方，為敵方效力，毫無疑問是投降行為，即使他是滿族人，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滿族已經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了，不幫助自己人抗日，反而去為日本人效力，毫無疑問這是漢奸行為。

時任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

而南明乞師行為則不同，當時對立雙方是南明殘餘政權和南下的清朝，周崔芝和朱舜水等人非但沒有降清，反而是抗清的積極主張者，而且日本在當時的明清衝突中，是中立的第三方，向日本求助並不是投降行為。中國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的先例，比如申包胥哭秦庭，終於求得秦哀公兵車五百乘，擊敗入侵的吳國，幫助楚昭王復國，試想如果周崔芝能夠乞師成功，那和被千古傳頌的大忠臣申包胥有何區別？

申包胥哭秦庭

其次，再看看溥儀與日本的關係和南明與日本關係的區別。溥儀雖然名為「滿洲國」的皇帝，但是人人都知道他不過是個傀儡而已，真正的權力在「帝室御用掛」關東軍中將吉岡安直手中，溥儀雖然想恢復自己的大清王朝，但是日本人可從來沒有這份心思，日本人對溥儀只有利用，而沒有幫助，兩者是完全不平等的關係。

吉岡安直

而南明與日本則不同，南明並不需要依附於日本，日本對於南明來說是友軍，是僱傭軍，南明完全可以用金錢、爵位和利益來回饋日本，而不需要在政治或政權上對日本進行讓步。當時，南明對日本的讓步底線是「割諸海島」給日本，雖然南明也要讓渡一部分領土給日本，但是很明確，最多給海島，而不給陸地上的領土，因為在當時明朝人的眼裡，海島並不是重要的領土。當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也是賣國行為了，但是如果不向日本求救，結果我都已經看到了，整個國家都被清朝佔領了，要知道，在當時，清朝和明朝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並不是一個國家的內戰。

南明形勢圖

所以，南明乞師日本和溥儀投靠日本有著本質的區別，南明乞師是為了保衛國家做出的無奈之舉，帶著一點悲壯和悲涼，而溥儀投靠日本則是赤裸裸的漢奸行為，是他為了維護個人利益的無恥之舉，二者並不能相提並論。

明朝末年，中國的開放程度已經相當可觀，甚至比清朝末年還要開放，當時西方很多傳教士到中國來進行傳教，天主教在中國也有了一定的市場，尤其在那些達官貴人之中，天主教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徐光啟和湯若望

南明的三位皇帝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與傳教士產生了關係。

弘光帝的父親福王朱常洵結識了在開封傳教的義大利人畢方濟，二人關係十分友善，後來弘光帝在南京登基後召畢方濟前來相助，如今羅馬耶穌會還藏有弘光帝給畢方濟的敕書。1645年畢方濟受命前往澳門求葡萄牙出兵相助，結果才走到半路弘光政權就被清軍消滅了。

朱常洵

隆武帝也與畢方濟相識，二人相識很早。崇禎九年，還是唐王的隆武帝因私自掌兵而被投入鳳陽監獄，畢方濟曾為隆武帝鳴冤。1645年閏六月，隆武帝在福建登基，也召其相助，主要負責聯絡澳門事宜。

隆武帝

南明最後一任皇帝永曆帝朱由榔與天主教的淵源最為深遠，雖然他傑出天主教的時間並沒有他的兩位前任早，但是他受到的影響卻作為深遠。

永曆帝劇照

畢方濟作為在弘光、隆武兩朝都備受重用的天主教人士，又都負責過聯絡澳門的事宜，所以在永曆朝依然被倚重，但是此時畢方濟年事已高，最終在1649年於廣州逝世。

之後，與永曆帝關係密切的傳教士是德國人瞿紗微和波蘭人卜彌格。在瞿紗微的影響下，永曆帝的嫡母王太后、生母馬太后、皇后王氏、長子慈烜（xuan）都受洗皈依了天主教，永曆帝本人因為輿論的原因沒有受洗，但是他對天主教已然有相當的好感了。永曆帝還以為嫡母王太后的名義向同是天主教的澳門葡萄牙總督求救，總督設宴款待來使，還贈與了一百餘枝火槍，但是葡萄牙總督卻不敢對永曆政權給予太多幫助，以免遭受滿清的報復。

波蘭傳教士卜彌格畫像

為了爭取更多天主教的援助，永曆帝決定派遣使者到羅馬向羅馬教皇求援，這次派出的是波蘭人卜彌格。1650年，永曆帝以嫡母王太后的名義（因為王太后受洗了，是天主教徒）致信羅馬教皇。

1650年11月卜彌格從廣東肇慶經澳門、印度、波斯等地前往羅馬，1653年1月終於抵達羅馬，但是由於羅馬教皇不敢確認來使的真偽，所以遲遲沒有給永曆朝廷回信。1655年，王太后信中的「羅馬教皇因諾曾爵十世」去世，新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終於搞清楚了使者的真實性，這才回復了王太后的信件，這就是「答王太后烈納書」（烈納是王太后的天主教教名）。

教皇因諾森十世

1656年3月卜彌格登船返華，1658年到暹羅（今泰國），但是此時永曆政權已經只剩下雲南一隅之地，澳門當局已經不願意再為南明永曆政權充當中間人了。

1658年南明形勢圖

卜彌格只能一直徘徊在國境線外，最終於1659年病逝，此時距信件發出已經過去九年了，最終永曆帝也沒有收到羅馬教皇的回信，而此時永曆帝已經流亡緬甸，兩年之後永曆帝被吳三桂俘虜並殺害，永曆帝到死也沒能再受到天主教的援助，但是他已經為挽救大明王朝盡了所有的努力了。

這個應該不算吧，我們知道唐朝曾借少數民族武裝平定叛亂，但是這是一招險招，因為運用不當就會帶來災害。西晉滅亡原因就是借用匈奴人兵力，結果讓匈奴人做大了，最後滅了西晉。

但是明朝的情況又不一樣了，因為明朝在末年和世界差距不是很大，大炮和火器和西方國家也沒有太大區別。當年在澳門有少部分葡萄牙駐軍，當時明朝政府曾向葡萄牙借兵，不過所借兵力有限，只有幾百人而已，就算你是借了現在的一百名解放軍去，也改變不了當時的局勢，何況當時葡萄牙軍隊的裝備未必比明朝軍隊先進多少。

對於永立帝向教廷求援，這事是真的，永立帝自己信教，可惜那封信到達教廷時永曆政權也已經滅亡了。我覺得就算永曆政權沒滅亡，羅馬教廷也不一定會派兵來支援，因為畢竟太遠了，千山萬水。而且說句實話，當時新興的清朝，可以說全世界也不一定找得到對手，就算教廷來兵幾萬人，也只能是送死。

至於說向日本借兵，我覺得這個不可行。日本和明朝當時關係不算太好，遠不如明朝和朝鮮關係好，明朝滅亡日本只是坐山觀虎鬥，因為和他們關係不大。就算當時鄭成功向日本借兵，也會成為請神容易送神難。再一個鄭成功私心太大，我可以說永曆政權最後落到那步田地，和鄭成功的不配合有很大的關係。他也不願意恢復所謂大明，當時永立帝已經殉國，但是魯監國還在廈門，鄭成功為了自己不受節制，他並沒有擁立魯監國繼位。所以說鄭成功借兵日本，從源頭來說就沒有可能性。

我來說一個可能性，如果永立帝沒有進入緬甸，一直在李定國軍中，然後等到泰國的使者來迎入泰國，泰國也不是久留之地，在利益面前沒有朋友，不過有李定國率軍左右應該問題不大。然後派人聯繫夔東十三家和張煌言，還有鄭成功，以及李氏朝鮮，再號召東南亞各地華僑，讓各部同時舉事。一旦舉事，從各路進攻，滿清就疲於應付。再加上滿清對待漢族人太過殘暴，造成國內民怨沸騰，有永立帝這塊招牌在，只要打入國內，那麼各地義師都會起來響應，那麼復明還有希望

無論是鄭成功向日本幕府借兵，還是永曆朝廷通過澳門向歐洲教廷借兵的行為，都屬於非常正常的必然選擇。實際上在中國古代並非沒有先例，只是在明朝尤其是南明後期才開始這麼做，已經太晚了。

南明從1644年下半年成立，到1662年被基本殲滅為止，在很多策略上選擇了過去唐朝的辦法。這大概是因為當時的人也注意到，唐朝能在安史之亂後延續很長時間，就用了這些手段。所以南明的有識之士，包括史可法在內的人都採取了照葫蘆畫瓢的辦法：

1 效法唐代設立和容忍地方藩鎮存在的辦法，建立的江北四鎮和荊湖地區的左良玉集團。自然是希望這些地方軍頭，在獲得不小於唐後期盧龍三鎮的權力後，能為南京的朝廷抵抗北方的農民軍與清軍。

2 積極吸納農民軍中有意投誠的力量，一個典型就是江北四鎮中的高傑勢力。後來的永曆政權也積極吸納了有意歸附的張獻忠余部，靠李定國和孫渴望去苦苦支撐。這種策略在唐朝的先例就是對安史部分叛軍與藩鎮的寬大處理，以及後來對黃巢起義軍的大量收編。

3 就是分頭向覺得有希望的勢力借兵。這其中既有日本新建立的德川幕府，也包括了歐洲的天主教勢力。這種策略在唐朝的例子就更多了，從安史之亂中的回鶻、于闐、吐蕃、南邵，一直到後來黃巢時期的回鶻、吐谷渾和沙陀人。

所以，不能說南明在這些策略選擇本身，有什麼失誤。但問題就出在，明朝時的情形和當初唐朝時是截然不同的。明朝自建立開始，就基本上奉行一種唯我獨尊的自大型文化保守主義。在這種浸染到整個社會精英階層的文化策略影響下，明朝的排外性和對多元文化的抵制，是之前的唐朝根本不能比的。哪怕出幾個會說蒙古語的皇帝，也無法扭轉士大夫階層維繫的極端自守主義。

所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壓制地方勢力冒頭的，也不會對就生活在自己周邊的外族以真正的懷柔政策。這種平日缺乏關係維護，關鍵時求人幫大忙的事情，一般都是不太可能有成果的。

此外，和唐朝不同的是，南明基本上已經沒有了自己的勢力基本盤。最後一點能打仗的部隊，基本上都在北方前線，先後投降了李自成和多爾袞。南京空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卻拿不出可以作戰的兵馬。因而地方藩鎮根本不會忌憚南京的這個所謂中央，也會在面對滿清南下時，仔細核算兩種選擇的成本與收益。無疑，中興名將的成本過高，開國功勛的收益可觀。於是，江北四鎮中的大部分，不是被擊潰就是選擇了投降。

至於後來向日本和歐洲的借兵，你用同樣的邏輯去整理事情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是一個道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人，和明朝接觸的大部分時間裡，受到的都是限制和敵對。面上的和氣與有限的合作，開始的都很晚。

日本人是早在朱元璋的時代，就和明朝有過外交衝突。從朱棣時期開始，就一直被壓制在朝貢貿易體系的底端。嘉靖皇帝的寧波爭貢之役後，雙方的關係已經跌到了冰點。倭寇風潮之後不久，兩者又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可以說，日本雖然有出兵的實力，卻又是關係和明朝最不好的一位。

德川幕府建立後，日本在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內斂時期。幕府對於整合內部的需求，大於對外需求。這從他們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國人從國內市場驅逐出去，就可見一斑。這也註定了他們的動員磨磨蹭蹭，最終錯過出兵良機。

至於歐洲的天主教勢力，其實基本上和明朝直接打交道的就是東方的殖民地體系。但他們在獲得澳門留居權之前，也長期遭受到抵制和殺戮，所以一切都必須從利益的角度去考量。

很不巧的是，當時的歐洲剛剛經歷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所以教廷的最大支持人，無論是西班牙和奧地利，都無力支持一場跨越半個地球的戰爭。東方的土耳其正在重新準備進攻歐洲，他們也不得不防。三十年戰爭的副產品就是新教勢力的荷蘭人在東方進攻葡萄牙殖民地。他們已經佔領了馬六甲和孟加拉的很多據點，等於是將天主教勢力隔絕在了有限的澳門和馬尼拉兩地。永曆政權選擇了天主教耶穌會，自然是和新教勢力說拜拜了。

葡萄牙人則在三十年戰爭及之後的獨立戰爭中，損失很大，無力幫多大忙。最後只有一支100多人的小部隊，參與了桂林附近的戰鬥。但隨著清朝方面同他們就澳門和貿易問題談妥後，支持垂死的南明也沒有了價值。

最後總結明朝人的選擇，不能說不對，只是過去欠債太多，想調頭也來不及了。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借兵策略的失敗要歸功於世界總體局勢的發展。但明朝自立國到中期的一系列政策選擇，才是借兵無以為繼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