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魏晉之前史冊所載人名大多是2個字，隋唐以後人名大多3個字，有什麼內在的原因嗎？

學界一般認為，東漢三國時期的單名習慣開始於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去二名」詔書。這年春天，漢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在位）下詔稱自己的「箕子」之名不「合於古制」，故「去二名」，改為單名「衎」。詔書是漢平帝下的，但是漢平帝只有11歲，這件事真正的推動者是剛剛出任大司馬不久的權臣王莽。《漢書·匈奴傳》還記載：

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

自此以後，「去二名」成為制度，開始了一個單名流行的時代。

但是北宋的邵博在《邵氏聞見後錄》中提出質疑：

王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為一名。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

其實原因並不複雜，儒家很早就有「二名非禮」的觀念，比如《春秋公羊傳》就說過「二名非禮也」，王莽只是強化了因為儒學的昌盛導致的上層人士人名中單名的流行和使用，這並不因為王莽的敗亡而有所改變。

比如，我們注意到，西漢皇帝中只有昭帝劉弗陵、平帝劉箕子（即上述後改名劉衎）用的是二字名，但西漢名人中，有著二字名的並不少見，如張釋之、周亞夫、雋不疑、蕭望之、薛廣德、范明友等；可是到了東漢，從光武帝劉秀一直到漢獻帝劉協，13位皇帝全系單名，三國時代更是如此，單以皇帝的名字來說，曹魏方面的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奐，蜀漢方面的劉備、劉禪、東吳方面的孫堅、孫策、孫權、孫亮、孫休、孫和、孫皓無一不是單名。

西漢末至東漢、三國、西晉，上層人士的人名的命名習慣經歷了一個逐漸完全單名化的過程，這種使用的單名習慣通過戶籍編製等途徑，也逐步對全國範圍內的的納入王朝戶籍管理的人名產生了很大影響，換言之，單名化有一個由上至下、由狹變寬的推廣過程。

但是，自東晉後期開始命名習慣又出現了新的變化，上層人士的單名習慣開始被突破，進入南朝以後，雙名比重則逐漸增大，形成單名、雙名並行不悖的狀態。

一開始，是諸如「明，之、道、曇、僧、靈」等虛字作為雙名中代表信仰元素的點綴，之後，「文、仁、孝、彥」等字樣也出現在雙名之中，當中還有一段時期，在歷史文獻中可以看到不少人名與字相同的現象，如司馬德宗字德宗、王僧孺字僧孺。

總之，從代表信仰和文化屬性的虛字開始，雙名又逐漸普遍起來，而人名使用的字也逐漸超出虛字的範圍，變得豐富多彩起來。

姓名，是人類為區分個體的特定名稱符號。在咱們中國古時，每個人往往擁有姓、氏和名、字。姓、氏代表的血緣、血統關係，是公共的，而氏代表的是一種身份，平民沒有；名、字則是個人的，人生來就有名，而字則是成年後才取的，供他人稱呼而獲得尊重。到了漢朝，姓和氏不再區分而合一，但名和字卻一直延續到了民國時期。具體見拙作：「文化趣談：古人的姓氏與名字的由來和涵義」。 翻看東漢、三國、西晉300年史，我們驚異發現：史載的諸多歷史人物的人名絕大多數是單個字的。兩漢皇帝共計28位，西漢15帝中只有昭帝劉弗陵、平帝劉箕子（即帝位後改名「衎」，讀kàn）為兩字名，而東漢13帝則全部是單字名。喜歡看《三國演義》的朋友，更是看到單字名比比皆是，如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劉備，字玄德；關羽，字雲飛；張飛，字翼德；諸葛亮，字孔明；司馬懿，字仲達……。但三國人物中也有兩字名的，如嚴白虎、裴元紹、王子服、黃承彥（諸葛亮的岳父）、苟巨伯、劉盆子……，不過這些人要麼是隱士，要麼是以字行世，要麼乳名未改。而在皇家權貴、知識分子中，顯然是找不出雙字名的，這真是怪事啦！為此，樂奀查找收集了相關歷史資料，試圖解開相關文化之謎。 一、王莽復古改制之說 史載，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後復古改制，「令中國不得有二名」所致。話說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漢書·王莽傳》記載：莽輔政，便實施二名之禁，莽傳有「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語，則二名之禁已見於詔令。《漢書·王莽傳》中還有這樣的記載：莽長孫王宗，因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銅印三顆，與其舅合謀，有承繼祖父大統的企圖，事發，宗自殺，仍遭罪遣。有「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並貶官爵，改封號。從中不難發現：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就是兩個字；但在他上台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人犯法後，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可以這麼理解：取兩字名可是件低賤、貶辱、不光彩的事喲！ 儘管王莽執政時間不長（新莽政權只存在15年），但這種規定還是作為一種習慣風氣被繼承下來，尤其在富家權貴、知識分子家庭中，而且一直延續到了三國時代。 二、周秦時期崇尚單名的文化傳承之說 清人凌揚藻在《蠡勺編》卷二十七中曾提出過質疑：「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仆觀《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仆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蠡偽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為莽也。」 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一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文化現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樣具有傳承性的特點。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區與社區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東漢、三國乃至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 中國人的姓名符號形式，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以單名為主，崇尚單名已成一種社會潛意識。周秦時代雖崇尚單名，但並不禁止二名，更無譏諷二名的道理。在兩周時期兩字名就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鄭莊公名寤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這也佐證：由於數千年的習俗使然，取單名之俗自然會代代傳承下來，而非「單名之俗，出於王莽的倡導」這種出自一人一時之勞。但不能不說，王莽主張的「二名之禁」，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單名的社會潛意識，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而已。 三、避諱之說 避諱是中國歷史上上必須迴避君主、尊長的「名諱」的一種要求，通常只限於君主、尊長之本名，其字型大小則無必要。避諱之說起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他方法迴避之。在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周代用避諱事奉神靈，人死之後，他的名字就必須避諱。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並不多，尚未因避諱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兩字名在兩周時期大有人在。但進入秦漢特別是漢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人名要避，活人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征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國」；呂后名雉，故將文書中凡遇「雉」字，一律用「野雞」二字替代；漢文帝名恆，於是把姮娥改叫「嫦娥」，把恆山改叫「常山」；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將「秀才」改稱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就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也都改成姓「賀」了。 避諱之制在漢晉時代越來越嚴厲，漢律已有觸諱犯法的規定。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詔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兩晉時期也曾多次討論避諱，使諱制更趨複雜。東晉避后妃諱特多，並列入諱榜，令天下同諱，是一朝同制。由於涉及上上下下需要迴避更改的文字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為了盡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因為單名所諱之字要比之兩字名少一半！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避免了「難言而易諱」。如漢元帝劉奭、漢成帝劉驁、漢平帝劉衎、漢章帝劉炟、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以及魏明帝曹叡、高貴鄉公曹髦。最神奇的要數東吳景帝孫休給四個兒子取的名：孫（雨+單，音灣），孫（雷+大，音公），孫壾（音莽）孫（亠+先+夂，音褒）。這些名字若拿到現在，非把學校老師同學、單位人事經理等弄傻了不可，寫出的字一個不認識，關鍵是新華字典還查不著、電腦里更打不出來，好在那時帝王之家的名字不像平民百姓那樣常用，不會發生人名稱謂上的困難。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這一來，高官貴族乃至士農工商們為了維護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嚴又便於避家諱，也紛紛效仿採用單名。於是，神州大地單名大倡，《後漢書》、《三國志》所見之人名，幾乎全是單名。直到西晉「八王之亂」後，出現五胡亂華，少數民族紛入中原，漢族人建立起的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避諱之說了。於是，神州大地兩字名自然又逐漸多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