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波峰與波谷》這本書？

《波峰與波谷》讀書札記

王琦投稿

一、作者簡介

閻步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生，遼寧省瀋陽市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教學名師。一九七一年中學畢業後下鄉勞動，一九七三年入伍服役。一九七八年複員後做工人，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八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一九九三年起任教授至今。從事魏晉南北朝古代政治史方面的教學和科研。主要著作有《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等。

閻步克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秦漢魏晉南北朝領域的政治文化史以及官階制度的研究。其中我認為閻步克先生最大的貢獻在於對政治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從而使中古史領域的政治文化發展為一門新的學科――政治文化史學。正如陳蘇鎮先生提出的：閻步克在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文化時，「為了適應於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的密切關係」，對「政治文化」概念做了重新界定，其中「雖然也大致包含了阿尓蒙德定義的內容在內，但它更為寬泛，也經常用於指涉處於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質的那些有關事象和問題」，特別是「政治文化」的結晶物，諸如「禮治」和「法制」等等［1］從某種意義而言，「政治文化」概念的引進和閻步克先生對其概念的從新界定與範圍的擴大，改寫了過去歷史研究的許多結論，為歷史研究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在這一背景下北大歷史系、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閻步克、陳蘇鎮等學者在秦漢史領域提供一批質量破豐學術成果，如閻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陳蘇鎮的《漢代政治與<春秋>學》等。

二、內容提要

《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共由12個章節組成。書名：「波峰與波谷」，這實際上是對秦漢兩晉南北朝專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軌跡做的一個形象化的比喻。秦漢時期，無論帝國規模、制度的進步和管理水平均處在古代世界前列，所以是專制官僚政治上的一個「波峰」，而進入魏晉南北朝，出現了皇權政治的變態――門閥政治，帝國面對的是動蕩與分裂，體制上出現了扭曲和變態，官僚的「貴族化」嚴重威脅專制皇權的行使，故此段時期為官僚政治的一個「波谷」。筆者擬按照12個章節逐一簡單概括來闡述文章主旨和中心內容，同時闡述一下自己的一點心得體會，以就教於師友。

第一章主題為「從王國到帝國」，顧名思義，此章主要論述了中國由三代、西周時期鬆散的部落、邦國聯盟到「秦制」的轉型，從「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向「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轉軌，大一統皇權官僚統治形成。

第二章主要從君相的決策權力與執政資格、行政組織的進化、軍隊與邊防三個方面闡述了官僚行政體制的完善。閻步克先生在書中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假如把夏商周的王國比作中國國家的1.0版，秦以下歷代王朝就是它的2.0版，其各項性能，全面升級換代。」［2］（P36）

第三章主要探討的是文法吏同秦漢政權的運轉、律令秩序的發展與文書檔案的運用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閻步克先生認為秦漢的文法吏與周代稱「史」之官一脈相承，從戰國到漢初活躍於政治舞台的首推「文法吏」。而「儒生」同「文法吏」有著顯著區別，荀子在討論「官人百吏」時指出這一群體「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文法吏」只負責按皇帝旨意辦事，而不去深究大政、路線、道義問題。「儒生」卻有著其政治理想，他們會用自己的評論體系來評價皇帝的是非。同時秦漢的「文法吏」概念與後世也有區別，宋明清時期九品之外不入流的胥吏稱「吏」，而秦漢是視官為「吏」的，下至佐史上至三公都可稱「吏」。隨著帝國規模的擴大，秦漢的律令秩序日趨繁密。「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就是對這一歷史的寫照，即便漢初與民休息廢除秦律若干苛刻條文，但總的趨勢仍是漢承秦律而繼續趨繁。同時「以文書御天下」，秦漢文書檔案的運用使行政過程變得精密、規範、可靠。

第四章主要討論「爵祿」與「吏祿」兩個方面的問題。在一個等級制官僚社會，等級管理主要通過品秩位階實現。等級安排由重「人」的「品位分等」和重「事」的「職位分等」兩種基本形式組成。位階的重品位與重職位可以折射出官僚身份性的強化與弱化。面向文、武官的不同位階往往體現了文武勢力的消長。「貴賤」「文武」和「士吏」三者構成了觀察傳統品秩位階的主要視角。

第五章討論的依舊是「儒生」與「文法吏」這兩大群體的關係，這兩大群體構成了戰國秦漢的主要政治景觀。關於「儒生」同「文法吏」的區別在第三章已涉及，故不再贅述。需說明的是，在東漢出現了儒生「文吏化」和文吏「儒生化」的趨勢。在這一「吏服訓雅，儒通文法」的過程中，造就了大量亦儒亦吏、非儒非吏的角色，從而為學者兼官僚為主體的政治形態――「士大夫政治」奠定了基礎。在英文中「士大夫」被翻譯為scholar-official（學者―官員） 或 scholar-bureaucrat（學者―官僚），翻譯的角度也說明身兼二重角色的「士大夫」是中古社會最富特徵性的現象之一。東漢儒法合流，儒生與文法吏合流，形成了「士大夫政治」塑造下的富有彈性的專制皇權，帝國政治文化初步獲得較穩定的形態從而確立其基本特徵。

第六章主要涉及的是選官制度。制度是各政治集團進行政治博弈的規則和結果，選官制度亦如此。選官制度的變化在深層次上反映的是權勢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變化。秦與漢初「吏道」與「功能」是步入仕途的主要途經；漢代出現了「任子與內侍」和「察舉與四科」的人官途徑；東漢順帝陽嘉年間立新制以文取人，「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

第七章主要涉及的是官僚的士族化問題。士人通過教育可以入仕居官獲得權勢，反過來又能強化財富的佔有，雄厚的家族勢力又可以保障子孫繼續受教育成為士人。通過「教育――權勢――財富」的循環圍繞著宗族呈現為「學門――官族――豪右」的循環。

第八章到第十章都是圍繞「門閥政治」展開的討論。較秦漢帝國而言，魏晉南北朝呈現了一個政治低谷，五胡十六國造成北方的長期動蕩令政治上的「變態」雪上加霜。參考田餘慶先生的觀點，「皇權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御邊」三個因素構成了東晉門閥政治的基本特徵。門閥與皇帝長期「共天下」，先後有琅琊王氏、新野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史稱東晉「朝權國命，遞歸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

但皇權天然傾向於官僚政治，因此在劉裕代晉後，門閥與皇帝「共天下」的局面也宣告結束，南朝通過「皇子鎮要藩」、「寒人掌機要」、「武士執兵柄」等一系列途經重振皇權。典型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一朝，但士族的政治影響卻不止東晉，「士族政治」存在於整個魏晉南北朝。門閥士族擁有選官與品位特權，「清官」成為士族偏愛的進身之階。士族的門第依據是以其對官位和文化的家族性佔有為標誌的，故文化是維繫士族的必要條件。漢代的士人崛起和儒學密切相關，而魏晉士族的崛起和玄學相關。田餘慶先生指出，東晉主要門閥，包括王、庾、桓、謝，大抵都有一個「由儒入玄」的過程。中古士族我們經常將其視為貴族化了的官僚，就「貴族化」而言，這一現象看上去是一種倒退。在政治視角而言，漢唐間的魏晉南北朝是夾於兩個波峰間的波谷；但從制度史的眼光來看，魏晉南北朝卻是漢唐制度的中介或階梯。政治上的「變態」同制度上的進化好比兩匹不同的馬，各往不同方向使勁。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官制和法制進化的一個重要時期，選官中央化和考試製度也一直在發展之中。

第十一章的核心問題是「胡漢」關係問題。胡漢矛盾在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不可以忽略的問題。田餘慶先生就曾經將「五胡亂華」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視為門閥政治的三個外部條件之一。「五胡亂華」的出現使帝國制度史上「胡漢」問題首次凸顯出來，胡漢雜糅、胡漢分治等制度上的「變態」出現了，「胡化」與「漢化」的交替之中，十六國北朝孕育出了強大的皇權，同時藉助軍功貴族政治，最終帶動了集權官僚政治的全面復興。

第十二章主題：「從北朝到隋唐：帝國復興與歷史出口」，標題包含兩個方面：「復興」與「出口」。在北朝後期官僚行政秩序全面復興，出現了一種更富功績制色彩、服務于軍功集團和吏員群體的等級管理體制，並且形成了一種以「軍功吏治取向」為特徵的新型政治文化。在歷史出口問題上，閻步克先生繼承並進一步闡發了田餘慶先生的觀點，他認為在漢唐盛世間，魏晉南北朝是帝國的低谷，北朝構成走出了低谷、通向隋唐帝國的歷史出口。

三、讀後感

閻步克先生此書最大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它融學術性與通俗性於一體。與老一輩學者的論著相比，《波峰與波谷》它沒有充斥著長篇大論的考證和羅列史料，但作為一本普及性讀本，它又融匯了閻步克先生的諸多史學成果。比如書中關於「儒生與文法吏」關係的討論、「爵祿」與「吏祿」的討論就是對其著作《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等書觀點的通俗化表達。對於初學者了解其觀點提供了方便。

人大歷史系學者張鳴先生曾針對部分人功利化的讀書――愛讀簡介而忽視原著的現象著短文稱「假讀書人假讀書」，但筆者認為閱讀《波峰與波谷》雖然也有讀簡介的意味，但是對於初學者，尤其是無法靜下心來深入閱讀史料和繁瑣考證的論著的人而言，此書提供了一條可行性很強的捷徑。

京都學派學者宮崎市定先生有句話說的很好：「對歷史的最好理解，往往產生於歷史分期問題討論的開始和終結。」的確如此，20世紀魏晉南北朝領域取得的很多成果，都是在「分期論」的引導下產生的。如何看待兩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呢？以陶希聖、尚鉞、王仲犖、唐長孺、何茲全等為代表的諸多學者提出了「魏晉封建論」，日本漢學家谷川道雄先生在「豪族共同體」「六朝貴族論」等一系列理論的基礎上認為六朝才是中國步入中世的開端，進而通過「唐宋變革」走出中世進入近代社會。如果說「魏晉封建論」只凸顯了「進入」的話，那麼「六朝貴族」與「唐宋變革」則既凸顯了「步入」又凸顯了「走出」。為解釋這段時期的各種變遷提供了框架。

最後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問題就是關於南北朝歷史「出口」的問題。章學誠在論「浙東學術」時曾說過一句名言：「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師承在閻步克先生關於歷史出口的問題上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田餘慶先生曾提出：「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3］（P345）因此閻步克先生在書的第十二章的主題就開門見山地設置為「從北朝到隋唐：帝國復興與歷史出口」，承認北朝才是歷史的出口。

在「北朝論」的呼聲下亦有反對的聲音，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陳寅恪先生，他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財政」一節中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唐的財政制度採用了陳的制度，「其中央財政制度之漸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4］（156）南朝化論認為，十六國之後，南北走上了不同道路，但重新統一後，又發生了趨向一致的變化，唐長孺認為，「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東晉的繼承，姑且稱為南朝化也。」「北方封建社會的發展走上了一條特殊道路，從而與直接承接漢末魏晉傳統的南朝出現了顯著的差異。……從更長遠的視野來看，唐代的變化和東晉南朝的銜接，即唐代的南朝化傾向，決非偶然，乃是封建社會合乎規律的必然發展。」［5］在文化上，唐繼承了科學宗教。經濟上，唐朝大土地所有製得到了重大發展，而北朝是實行均田制的。唐朝的府兵制源於北周，但均田制瓦解之後，又採用了南朝的募兵制。唐長孺先生認為，北朝由於五胡入主，帶來了大量的特殊化，但隨著五胡的失敗而喪失其存在基礎，唐朝建立正是胡化消失，向東晉傳統繼承的過程。

錢穆對陳寅恪的觀點提出異議，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提出「當時北朝雖以吏治、武力勝過南方，若論文學風流，終以南朝為勝。」「能把南方的文學與北方的吏治、武力綰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權，則是唐太宗。隋代政制承南、北，大抵政風頗沿北周，禮文兼采齊、陳。唐承其後，猶漢之襲秦，唐制即隋制也，惟運用者之精神特為有殊耳。」［6］（P365，366）他認為陳寅恪混淆了政治制度與禮樂文化，隋唐繼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和南朝的禮樂文化，這實際上是一種北朝主流論，他認為南朝得了「文化病」，只有少數民族才能治好，在這點上，他與陳寅恪又殊途同歸了，陳寅恪先生也認為，要「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7］

無論「南朝化」還是 「北朝化」這都是認識中古歷史發展的一條線索，是在「長時段」視角下探討南北朝與隋唐關係的過程中產生的。但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往往是複合而非單一的， 因此，筆者淺陋地認為隋唐政治文化的定型是南北方文化混合交融的產物。論吏治與武力，終以北朝為勝；但論文學風流，又以南朝為勝。一個強大的政權只有以合理的制度文化為前提和強大的軍事武力為後盾才能長期運行。

參考文獻：

［1］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引言」

［2］閻步克：《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5］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6］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7］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