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是什麼意思？

今譯：在上的統治者以申不害、韓非子的法家統治思想為用的，那麼在下的民眾就會用佛家、老莊道家的「叛教無為」的心態來逃避、應對。

申韓：申不害和韓非子代表的法家；佛：佛陀代表的佛家；老：老子代表的道家；

這段話的作者是王夫之，王夫之（1619年－1692年），晚年隱居於形狀如頑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學者遂稱船山先生。湖廣衡陽縣人，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明末清初大儒。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

這段話出自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梁武帝卷十七》，現摘錄一些主要觀點如下：

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

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疆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異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玄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汩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

在《《讀通鑒論》梁武帝卷十七》裡面，我們大概能總結出一些王夫之的觀點：

• 他認為道家、佛家及法家思想是古今之大害；

• 他認為道佛及法家互為表裡，互相勾連，是亡社稷、荼毒民眾的罪魁禍首；

• 他認為統治者採用法家思想將一切委之於法律條文，實際上是「懶政」，只是為了貪圖速成而不願意親歷親為；

• 他認為由於法家苛刻刻薄，導致民眾不願意服從，因此採用佛教、道教思想來麻醉自己，從內心反抗國家的統治；

王夫之的觀點僅為「一家之見」

王夫子確實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其反對程朱理學禁錮思想的「存天理，滅人慾」主張，其提倡的均天下、反專制、愛國理想都是值得提倡和發揚的。但是他針對梁武帝崇尚佛教導致亡國的歷史，進而得出佛老、法家都是天下大害的思想，則流於片面和誇大其詞。

中國的文人、政治家都習慣撰寫氣勢恢宏的策論文章，如蘇軾的《過秦論》、蘇洵的《六國論》都是其中的精品，但古代的策論為了烘托主題、感染讀者（帝王），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過度拔高一方和過度貶低一方的境地，最後結果是只有自己所說的才是真理，別人說的的都不成立。往往陷入「強辯」、「強詞奪理」的地步，甚至片面的將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加以發揮，而無視其不客觀、無邏輯的一面。

這些文人習俗和流弊，演變到我們現在的社會則變成了徒逞口舌之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辯論賽，演講比賽，以及網路媒體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以西方政壇的選舉為例，就能觀察到這一類光說不練的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只要說得漂亮、堂皇，就成為了正確的結論，就成為了」真理「，相應的民眾則被其蠱惑，從而不做獨立的思考和合理的判斷。

閑話不扯，從王夫之的文章我們也可以看出來，他觀察到了很多國家治理失敗的現象，但是並沒有認證分析和論證，而是輕率的得出了結論，從而用自己的一家之言，誤導了不少讀者和觀眾。

在文章中王夫之痛斥了不少歷史名人，我們就來看看都有哪些人，他們的主要主張和經典言論是什麼。

故朱異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

朱異（483年－549年2月16日），表字彥和，中國南朝梁時代大臣，他在梁武帝老年頗受信任。史家批評他貪腐奸詐，是梁朝衰落的原因之一。司馬光批評他「文華敏洽，曲營世譽」；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臨川鹽阜嶺（今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人，北宋慶曆二年壬午科進士第四名。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革新派領袖；

張商英（1043年－1122年），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宋朝新津（今四川省新津縣）人。著有《護法論》一卷，本書駁斥韓愈、歐陽修等人對佛教的觀點。

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

張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岳，又稱張江陵，湖廣江陵（今屬湖北江陵）人，祖籍安徽鳳陽，明代政治家、改革家，萬曆初年，官至吏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為內閣首輔。任內推行一條鞭法與考成法，改革賦稅與官吏升遷制度。

王畿 （1498—1583），中國明代思想家。字汝中，號龍溪，學者稱龍溪先生。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師事王守仁。為王門七派中「浙中派」創始人。主張從先天心體上立根，不注重「致良知」功夫，謂任心之自然流行，即可脫離生死，將守仁良知之說引向禪學。

李贄（1527～1602），漢族，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員、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李贄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

其中

法家代表：王安石、張居正 ；

佛家代表：朱異、張商英；

道家、陽明心學代表：王畿、李贄；

可見王船山是以以上六人作為批判典型的。

王船山之所以反感以上幾人為代表的政治家、學者，是其內在的「禮樂教化」儒家思想的反應。儒家一貫反對法家的酷刑峻法，認為酷刑峻法只會激起人民的反抗統治，而提倡禮樂教化，希望從思想上改造人民、教育人民，所以他對於張居正、王安石堅持用嚴格的行政考核手段來執行政策是不以為然的，甚至得出「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疆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這樣的觀點。

將「依法治國」等同於酷吏統治，甚至認為漢朝之亡是由於酷吏統治，這是典型的是非不分。我們也可以反問王夫之，歷史上哪朝哪代能完全拋棄法律法規，全部由禮樂教化而讓人民安居樂道、生活幸福的？相反，失去了法律作為行為約束的強大力量，恐怕人性中惡的一面會更肆無忌憚的釋放出來。

此外，王船山將「無為而治」等同於「放任自流」，也是對道家思想的一種歪曲，首先道家思想中的「無為而治」和佛家思想中的「清凈涅磐」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王船山簡單的將「崇佛崇道」等同於「無為而治」就又是一個錯誤。實際上，從佛教的觀點來看，梁武帝的崇佛崇道恰恰是不符合佛家哲學思想的。

現將《五燈會元》中一段話，摘錄如下：

（梁武帝）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凈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

簡單而論，梁武帝的建廟、抄經、度僧在智者達摩的眼中，只不過是用世俗的手段去求取世俗的名譽而已，和古代帝王煉丹作法、求仙問道其實並沒有區別。說來說去，只是一種高級的「自私自利」罷了，所以達摩批評梁武帝沒有功德。

再說回來道家的「無為而治」，道家所提倡的無為而治不等於不作為，也不等於空談玄學，而是認識到自然規律之後，順應自然規律的發展而適度作為，其反對的正是孔子所提倡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觀點。

我們現代人能夠認識客觀規律、理解客觀規律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作為轉移，希望大家不要和船山先生一樣，片面而不客觀的評價佛家、道家和法家。

因為即使是儒家的思想中，也是講究「中庸」之道的，何為中庸？

以中為用，不偏不倚，凡事從情理上下功夫，是中庸。

感謝邀請！您這個問題很專業，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我們先來看看申韓是什麼意思。申韓分別是申不害和韓非子，二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是「術」治的提倡者，意思是帝王必須掌握統治的策略和手段。要用更高明的陰謀詭計去統治下屬和百姓。其實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用的是外儒內法的治國思想。

佛老的意思是佛家和老莊思想的統稱。佛教的道教的價值觀都是出世的、消極無為的。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這樣的：如果統治者用獨裁的、嚴刑酷法的、陰謀詭計的方法去統治的話，這樣就無法充分調動老百姓的積極性，那麼老百姓能怎麼辦呢？只能到佛教和道教思想中尋求安慰，要麼逃避，要麼隱居，尋找內心的安寧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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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答案來了。

這句話出處是王船山讀資治通鑒中梁武帝一篇的時候所寫的讀書筆記。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這句話並不是他的學術思想！這句話並不是他的學術思想！這句話並不是他的學術思想！重要的事情說三遍。這句話是是表達了他對明末學術氛圍的一個諷刺態度。說得更確切一點，是為了懟當時王陽明的心學。

王船山以為古往今來有三大害：「老莊，浮屠和申韓」，說通俗點就是道家、佛家和法家。而當三者合流的時候，那就是要毀天滅地亡天下了。

王船山是正兒八經的儒學弟子。王船山，本命王夫之。和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一生所追者，無非孔孟。王船山早年投身抗清，失敗後晚年隱居，至死不曾剃髮。死於康熙三十一年，其墓志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我們知道，儒家的治政思想核心是什麼？無非四個字：「君君臣臣」。反推就是，當君不君的時候，那麼臣就可以不臣。孟子進一步發揚了這個思想：「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傳到宋代，張橫渠提出了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勝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到了和王船山同時代的顧炎武這裡，更進一步發揮了「臣下」的作用，甚至深入到個人義務，也就是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千年來一脈相承的是積極的入世主張，是發揮個人能力改變天下的理想。正如魯迅先生的詩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但是，理想畢竟只是理想。義之所至，雖千萬人吾往矣固然豪邁千古，但是事到臨頭就是另一回事了。文壇宗主如錢謙益，也畏懼水涼頭皮癢。當政治環境愈發黑暗，統治者愈發殘暴不仁的時候，佛道合流、心學的「致良知」無疑為知識分子逃避現實，逃避儒家的道德責任提供了良好的借口。相比前宋20萬人蹈海殉難，明末知識分子大面積變節的現狀，簡直就是觸目驚心。

申韓者固然殘暴不仁，而作為匹夫的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的集體麻木和失語，才更是值得批判的對象。300年後，魯迅為這群人做了一副絕佳的畫像：「伸長了脖子，如待宰的鴨。」

謝邀，此語出自王船山之口，所以要說清此話的意思，首先，弄清王船山是怎樣一個人。

王船山，原名王夫之(1619一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廣東新興石船山，著書立說，自稱船山病叟，後世稱其為船山先生。

王船山目睹明朝的滅亡，痛徹心扉，痛定思痛，他認為明之所以亡，在於士人的"清靜無為"思想，官員的"清靜無為"，導致社會倫理的廢馳，才有李自成，張獻忠的犯上作亂。而士人為何"清靜無為"，是源於上層採取申韓之術，嚴刑苛法的結果。因此，禍首是《老子》，所以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就叫《老子衍》，列舉了老子的三宗罪。

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則不公。偶見而樂持之，則不經，鑿慧而數揚之，則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

《老子衍?自序》

可見王船山是反對老莊清靜無為思想的，而且把老莊和釋家萬物皆空的思想混為一談。因此，在他晚年所著的《續通鑒論》(1691)中，說到"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也就不足為怪。

其上的上，指君主。申，是戰國時韓相申不害。韓，是戰國思想家韓非子。這兩人都是法家代表人物，一個主術，一個倡法。後世認為重用酷吏，嚴刑苛法都是受他們思想的影響。其下的下，指百官。佛指佛教，老指道教。君主甚察苛責，百官就會遁入佛老，求得精神上的慰藉，百官信佛述道，社會綱紀就會廢馳，綱紀廢馳，小民就會作亂，小民亂則國將亡矣。這就是王船山認證明亡的邏輯鏈。

王船山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終身沒有剃髮，以晚明遺臣自稱。他的思想你認為切中要害了嗎？

「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出自王夫之《讀通鑒論》梁武帝卷十七：

「申」指申不害，他是與商鞅同時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商鞅是法家的代表，申不害也是先秦以重「術」著稱的法家代表人物，世人尊稱他為申子。他在韓國為相15年，幫助韓昭侯推行術治，使韓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韓非，世稱「韓非子」，原為韓國貴族，與李斯從師荀子。他比較各國變法得失，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結合的理論，集法家思想大成。後來韓非的思想被秦始皇所重用。他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韓非在秦遭李斯嫉妒、陷害，在獄中服毒自盡。「申韓」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佛」指佛教，「老」指「老莊」，就是老子和莊子（類似孔孟並提），老莊是「清靜無為」、「順應天道」、「逍遙齊物」道家思想的代表。

「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意思是統治者如果施行申（不害）、韓（非子）所主張的嚴刑酷法，壓制士人，那麼那些被統治者、民眾，就只能從虛玄的老莊和佛教中尋找心靈安慰了。 即統治者如果用嚴厲的律法統治國家，老百姓就以清凈無為來對抗。

王夫之認為老莊、浮屠（佛教）、申韓為三害，尤其是三個相輔相成，造成得禍害更大。統治者如果靠嚴法峻刑壓制士人，則士人只有借「玄虛」以逃避責任，從老莊玄學或佛教禪宗中尋找安慰。佛教最大的危害是同老莊之道混合，迷惑了那些不明真相的讀書人，亂了世道人心。於是就出現了「無善無惡」的「良知」說，出現了「事事無礙」的「率性」說，出現了「無所不為」、「隨類現身」的「方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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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道出了儒釋道法四家的關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帝王之術，也是民生之寶。相比較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如果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和馬克思主義再加進來就更好了。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寶庫。西方文化在當今世界也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都應該有所了解，才能夠得到真知。

為感謝你的邀請有感而發。大v們已經說的很好了，本人不再摻合。

這句話如果不是明朝的王夫之，要麼無意理解錯了歷史的古話，要麼就是後人無意理解錯了，他當時說的話里本來之用意和寓意。

這句古話應該這樣翻譯出來的意思:

其人中土（五國）上行位置，申請入籍韓國者一人物（儲君）;其人下面（時候）必須然後，佛祖教化老練莊子式的人物。

意即人物上位申請者欲做韓國之儲君，必須經過佛祖教化而後獲得「莊家子氏」的身份才行。

這種句式的古代話題，不會離開以上意思範疇方面的內容。

需要注意的是歷史上的「申不害」，絕對不是一個人物的單指，乃韓國的一個類似申請的職位人員名稱。

就像很多頭條提問一樣，王夫子說這句話在哲學上犯了個「聯繫等於因果關係」的邏輯錯誤。統治者選用法家嚴刑峻法的國策與百姓採用佛家道家出世心態的生活有聯繫，但沒有因果關係。君主的治國之道與百姓的社交方式無關，中國人的處世心態從來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改朝換代不關我屁事，除非亂世出英雄、草民也來個明天做皇帝的偉大理想，如此歷史已經重複好幾百次了。

治國的職責全為君主、政府所有，政府做對了百姓配合，做錯了就得小心了，因為開始你覺得百姓好欺負，等你意識到你錯了往往就晚了。這也是為什麼君王從小都有國學課，有的甚至提前胎教、贏在起跑線上。可見被改朝換代是君主的錯而不是百姓的錯，如果不是百姓的對的話，百姓從來沒有錯因為百姓不治國。

就歷史而言，華夏文明上下大一統各兩千年，中間的近乎一千年是政治分裂期卻也是哲學的鼎盛期，如自然不治的道家、禮儀仁政的儒家，再加戰國時期異軍突起的法家。文明由分裂重新走向統一，法家哲學的社會實踐功不可沒。儒學做人、法學做強，統一七國的方式只有做強稱霸，因為做人其實就是維持現狀不統一。可見，秦後西漢的獨尊儒術必須感謝法術的成就為儒術的表演做鋪墊、搬鋼琴，特別是法家大英雄商鞅的豐功偉績，商鞅是個精通道家、儒家和法家的全才，為什麼對秦孝公最後才講霸道？對此歷史教科書的解釋、評價還得下點功夫。

與時俱進，全盤法家治國的時代在統一之後就過期了，於是有西漢的所謂無為而治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並非老子的無為不治，而是儒家的仁政，儒學的高明之處在於其中庸之道博採眾長，國策動態平衡、權變於治國的兩個極端，道家的無為不治和法家的嚴刑峻法，這便是秦國統一中國後的兩千年持續。事實上，法家哲學並沒有過期，嚴刑峻法在局部時期、局部事務可以行之有效，如完全可用於治理鴉片腐敗而不用林大英雄的粗暴煮燒？就現代社會而言，局部地區如新加坡就是個法家治國的成功典範。

讀史求解，聯繫不等於因果關係。

如果統治者採用暴政，老百姓只能向佛求助，獲得精神上的解脫，不求積極發出訴求來改良政治，逆來順受而最終又被其它強權奴役。有什麼樣的老百姓，就有什麼的統治者！這也是王夫子痛心疾首之處。

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意思是，統治者如果施行申（不害）、韓（非子）所主張的嚴刑酷法，壓制士人，那麼其被統治者、民眾，就只能從虛玄的老莊和佛教中尋找心靈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