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前漢人是什麼樣的，和今天漢族人有區別嗎？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特別嚴重的影響，這一時期可分為三國時期（以曹魏正統，蜀漢與孫吳並立）、西晉時期（與東晉合稱晉朝）、東晉與十六國時期、南北朝時期（南朝與北朝對立時期，共150年），由朝代的更替就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紛紛亂亂。而在南北朝時期，北朝由五個少數民族的政權進行著更替，正是由於少數民族統治者的出現使得民族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複雜化。而從北朝的北魏開始，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就開始帶領其人民進行了全面的漢化，漢人也從少數民族的文化中吸取了許多有益的東西，因此這一階段民族關係體現在「融合」二字上，而縱觀整個魏晉南北朝的話，民族關係也體現在「衝突中的融合」上，所以說融合是為主流，主要從民族的衝突與融合上來探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自曹魏建立開始至隋滅南陳為止，369年的歷史中只有37年處於大一統的狀態，可見其亂之深。但同時，魏晉南北朝對中國各民族來說又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代，在這個時期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交流和交融顯著增加，而在這個時期的民族融合中，漢族因為人口眾多、社會制度先進，經濟文化發達，很自然地成為主流。所以這一民族融合叫做「漢化」。但同時少數民族也給漢族注入了新鮮血液，使中華民族更有生氣，更有創造力。這一時期，許多的少數民族都完成了漢化，這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相融合的主流。那麼，這樣民族融合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自東漢以來特別是魏與西晉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股各少數民族由北部和西北部向塞內遷徙的移民浪潮，其中既有主動遷徙，也有被動遷徙。主動遷徙主要是由於當時留居塞外的匈奴勢力為鮮卑勢力所逼，或者由於自然災害等原因；而被動遷徙則主要因為當時中原也處於戰亂之時，而打仗往往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和士兵作為支撐，所以中原的軍閥往往會將少數民族擄入中原。總的來說，主動遷徙入中原的少數民族的人有之，被擄入中原的更是數不勝數。方國瑜認為：「內地與邊境各族的大遷移及融合，是出於政治和經濟兩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少數民族在遷入關內以後與漢人雜居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其數目之大，在當時甚至出現了「關中之人百餘萬口，帥其少多，戎狄居半」的情形。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族的碰撞與衝突以及民族的融合成為了一個普遍的現象，各民族之間在飲食、祭祀、教育、律令等方面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如何處理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成為了統治者面臨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在魏晉時期，統治者還是漢人，所以視少數民族為蠻夷，對其有所歧視，但少數民族往往極善騎射，武力很高。因此統治者往往採取既利用又防範的策略，曹操對待一些南遷的匈奴就是採取恩威並施、既鎮又撫、分而治之的辦法，鎮撫並施是安撫為其所用者，征討不服管治者；分而治之具體是指將汾晉一帶的匈奴分為左、右、南、北、中五部，其目的是要將匈奴豪右與其統治的部民分離，從而達到分化匈奴內部、便於管理和統治的目的。在到了西晉以後，統治者對內遷的少數民族愈加惡劣，他們將內遷的百姓編戶為民、徵發為兵甚至掠奪為奴。南遷的各族人民過著備受歧視的日子，承受著嚴苛的賦稅，於是民族矛盾終於激化，在晉的泰始六年（207年）以及元康四年（294）年分別爆發了兩次起義，這兩次起義都是西晉民族矛盾激化的產物。

魏與西晉時期民族關係的特點可以概括為「由複雜而激化」，首先由於北部和西部邊地的各少數民族大規模的南遷，導致了夷漢大雜居的現象，這時的民族關係已經非常地複雜，漢夷交流、通婚極多。而此時漢族統治者卻又採取了利用和防範的措施，對少數民族不當安置導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從而導致了起義的發生。由於起義的發生，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了民族之間的不可兼容性，西晉的江統就寫了一篇長達2700餘言的奏文——《徙戎論》，其中論述了將漢族與少數民族分而治之的必要性：「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江統認為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聚居與融合是國家取亂的根由，從春秋時期開始，就已經「戎狄乘間，得於中國」，結果就造成了「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的情形，基於以上情況，江統對於統治者遷徙戎狄使之與漢民雜居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並主張將戎狄遷回其故地。江統的看法在現在來看其實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許能解一時之憂，但不利於萬世之發展。他雖然看出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衝突和矛盾，但是並沒有提出積極的解決方案，而是決定消極地逃避這個問題，將漢族與少數民族分開管理。但若是任由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一起居住而非與漢人雜居的話，那便會永遠地「非我族類，其心必殊」了，目前新疆以及西藏的問題其實也就是使之自治而導致漢化不徹底的產物。因此在魏與西晉時期，由於統治者的民族局限性，漢族與少數民族其實一直是處於一個衝突的狀態，並且還爆發了兩場起義，就這樣直到了南北朝時期。

隨著南方東晉政權被劉宋政權所取代，北方北魏完成了對北方的統一，歷史進入到了一個持續169年、政權對峙分治的南北朝時代。其中南朝出現了宋、齊、梁、陳四個先後更替的漢族政權，北朝則先後出現了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五個少數民族朝代。這一時期由於少數民族政權的出現，民族關係問題的核心已經由衝突問題變成了「漢化」的問題。

那麼為何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漢族文化碰撞時會出現漢化的現象？在這一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權，使得中原地區民族的複雜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形成五胡十六國的局面。這一時段南北方政權都以正統自居，而斥對方為夷狄、僭越，這其實也是各民族之間的一種文化的碰撞，華夏文明在這種異族文化的衝擊之下，顯示出了巨大的張力。周積明認為「胡文化與漢文化是性質不同的兩種文化，胡、漢文化具有異質性格。提出胡漢文化具有『社會距離』生態環境的差異）。並認為胡漢文化之間的『社會距離』，其實質是草原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文化心態的衝突，這種在農業文明生態環境中展開的文化衝突已具有時間性意義，即體現了落後與先進文明之間的對立」。文化的衝突總是會有一方的妥協，或者二者相融合，顯然在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衝突中漢族是佔據了絕對的上風，傳承千年的文化讓少數民族迅速地淪陷，開始走向了漢化的道路。少數民族制度的漢化主要在於郊祀、藉田、官制、朝儀、律令、崇儒、征隱逸、建學校、養老敬老等方面，在以上典章制度上，少數民族政權在一段時間內基本上完成了漢化。尤其是鮮卑一族為最，包括慕容鮮卑和拓跋鮮卑。

南北朝時期民族關係的特點的主流是民族融合。在漢化的大前提下，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關係也展現出了其獨特的特點，首先在這一時期的主流是為民族融合，但不能理解為民族同化，「在各民族自身健康發展的狀態下，兩個以上的民族取長補短創造出更豐富發展的經濟文化稱為民族融合」，而民族的同化則一般是強制性的，即將一個民族強行地融合到另一個民族中去，失去了其民族的所有特色。雖然總的來說，少數民族「漢化」的成分要更多一些，但是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洗禮以後，中原地區的漢族人民也很難將其定義為傳統的「漢族」人，而少數民族也是如此。但也有少數民族的統治者想進行完全的民族同化，及完全消弭自身民族的特點，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北魏的孝文皇帝。現在的歷史教材對孝文帝都是讚賞不已，但卻不能過分誇大孝文帝對於民族融合做出的貢獻，在當時看來，雖然民族融合是一個大的趨勢，但孝文帝想通過政治手段來人為地加速這樣的一種趨勢，就勢必會造成相反的效果。首先鮮卑的人民在感情上無法接受這樣一種強制的漢化，所以才出現了後來北方地區明顯鮮卑化的對抗和反彈，而後來的六鎮鮮卑起義也說明了當時孝文帝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民族融合應當是一個很漫長、很複雜的過程，人為地加速這個過程是不科學的，而企圖將民族融合變成民族漢化自然也是不科學的。在這一時期，應該說民族融合才是民族關係的主流。

其次，除了民族融合的主流外，其主要的融合趨勢是以「夏」變「夷」，民族之間的交往往往是雙向的或者是多向的，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往往體現為少數民族的統治者以漢文化改變其社會形態。少數民族的政權建立後，他們認識到了各族矛盾，尤其是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矛盾複雜而又尖銳，所以各個政權也都在採取各種措施以圖協調和平衡這種矛盾，儘管在主觀上，政權的統治者都是希望穩定自己的統治，但在客觀上，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政權實際上是走了一條「變夷從夏」的路線，少數民族之中「漸慕諸夏之風」者不在少數。統治者為了平衡矛盾也是儘力地引入漢族的一些典章制度，使得少數民族在漢文化的熏陶之下逐漸接受其固有之矛盾。如後趙、前燕分別：「續訂九品，典定士族」、「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各統治者在社會制度方面運用漢族的官制典章，在經濟方面勸課農桑，大力發展農業，這些措施雖然是以鞏固政權為目的，但在客觀上加速了各民族封建化進程。整個南北朝時期，各內遷少數民族受漢文化的影響頗深，漢化成為了民族融合的主要趨勢。

總的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關係主要是從複雜-衝突-融合的過程，融合主要是指少數民族完成了漢化。少數民族的漢化一方面來說，為長遠的大一統打下了基礎，對各民族的團結、繁榮有強烈的促進作用，但另一方面來說也削弱了少數民族本身的一些特性，一些少數民族的傳統，在現在看來是寶貴的文化財產的東西消失於無形，這令人不得不扼腕嘆息。而且在當時來說全盤漢化對少數民族政權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北魏在孝文帝的改革之下漢化力度之大之猛前所未見，但是北魏並不是一個長壽的朝代，其短命與漢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正是因為全盤地、強制性地漢化導致了民族矛盾的加劇，以及鮮卑本族人民內部的矛盾，所以郝松枝才說：「不加揚棄的全盤漢化，尤其是對門閥制度的移植，使得鮮卑貴族迅速腐化，而腐化則是導致北魏亡國的根本因素」。但是從長遠來看，用現在的視角來觀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是有著無比巨大的意義的，為後來以及現在多民族的共存打下了基礎，提高了漢族文化兼收並蓄的能力，即使在滿清入主中原的時候依然可以保持漢文化的活力甚至將滿文化進行了同化，這不得不說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打下的基礎有很大的關係。

搞清楚了這個時期的民族關係，讀者也就很明白魏晉南北朝之前的漢人和現在的漢族有沒有區別了，不需要我再多做贅述。

晉惠帝時期八王之亂爆發，晉室內部皇權鬥爭，致國家分裂，國力空虛，民生凋敝，晉朝的軍事力量迅速衰退，「華夏大傷」。

眾多活躍在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虎視中原，見晉王朝衰弱，趁機起兵，侵擾西晉，屠殺漢人。在百餘年間，先後由胡人及漢人建立了數十個強弱不等、大小各異的政權，史稱「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期間，漢族遭到了空前絕後的重創。胡人大肆的屠虐漢人，視漢人不如犬狗，大批漢人南遷，胡人肆虐北方。

留在北方的漢人命運很悲慘。匈奴、羯等族軍隊所到之處，屠城掠地千里。「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殺百姓數十萬，諸晉史中也有大量屠殺記錄，屠殺在數個州開展。史書上記載「北地滄涼，衣冠南遷，胡狄遍地，漢家子弟幾欲被數屠殆盡。

羯族創立的後趙稱霸中原時更是慘無人性，他們把漢族女子稱為「兩腳羊」，性饑渴時蹂躪姦淫，胃饑渴時宰殺烹食當作軍糧。在後趙政權統治下，曾經建立了雄秦盛漢的漢民族已經到了滅族的邊緣，中原漢人由西晉時期的1200萬銳減到400萬，與胡人數量相當，漢族幾近亡種滅族。歷史學者稱之為「神州陸沉」。

魏晉南北朝後北方已經沒有純種的漢人，都是胡漢混血。

漢族是周人的延續，周人又以教化禮儀人倫與蠻夷有別。周定禮儀人倫教化並分封諸候，秦統一諸侯，其實就是反叛周朝。漢取代秦，實體上土地和人都是周朝，而漢劉邦沒有再追認周朝也屬自私，背叛一個精神領袖。漢朝在周朝的國士和人口基礎上又開疆闢土，對蠻夷戰爭上擊滅匈奴開闢大片疆土。因為征戰蠻族，自然敵我有別，再加上開闢疆土和人口，又前後統治有四百多年。所以，漢朝疆土所及都可認為是漢人。漢族特徵是禮儀人倫教化文字，和宗源。宗源以周朝為基準，源自周朝分封的各諸候都屬於有禮儀人倫教化的人即周人，也即漢人。所以，魏晉南北朝的漢人和現在的漢人沒區別，都是有禮儀人倫教化統一文字和宗廟的文明人一一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