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最早是誰提出來的？

「文人相輕」這句話，最早應該是曹丕做太子時的著作《典論-論文》裡面提出的一句名言。

他在文章中開門見山地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並且舉例說，東漢時期的傅毅和班固都是蘭台有名的文章高手，傅毅還是蘭台令史，就是國家檔案局的局長，他的文章當然也很不錯嘛，要不班固怎麼不是令史呢？

但是，班固也很有才啊，所以，他對傅毅寫文章有點拖拖拉拉的文風，不大滿意，所以就偷偷在給弟弟班超的信裡面說，傅毅的文章「下筆千言，不知所止」。曹丕卻說，人各有自己的長處，但是，自己往往總是有一種「敝帚自珍」的自戀心態，所以，多喜歡以批評別人為能事。

曹丕是太子啊，他手底下有一大幫文人啊，你今天批評這個，明天批評那個，一個個都被你批評了，你說你還怎麼取得大家的信任？

所以，曹丕希望像建安七子那樣，互相學習，互相尊重，有一種團結平等的同事關係。

這個曹丕要不怎麼最後做了魏文帝呢，你看看人家的帝王氣度，就會知道，一個領袖人物，沒有寬宏大量的氣度，那是沒法取得領導新局面勝利的。所以，曹丕《典論》可以看做是，為自己將來治理國家在製造吸引人的社會輿論嘛。談論文章，不過是一個表面現象而已。

當然，曹丕提出的「文人相輕」的這個社會現象，也是長期困擾文人的一個坎。

那麼，什麼時候出現了「文人相輕」？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漢代。

漢代以前，是戰國時代，那個時期，百家爭鳴，是一個文人各放異彩的時代，而且，文人也不是很多。漢代到曹丕時代，有將近四百年的國家統一和文化繁榮，漢代的讀書人比前代任何時候都要多，文人的出路卻不是很多，而且爭相提升的願望很高，於是自我表現，就會成為一種手段，文人的公平合理競爭，就會成為一種「自我成功」式的「文人相輕」。嚴重的「文人相輕」，簡直就是文人的明爭暗鬥和互相廝殺了。所以「文人相輕」真的是一種惡習。

不過，我們也不能因為互相批評就認為是「文人相輕」了。

我們就說說班固對傅毅「下筆千言，不知所止」的批評，應該不應該認為就是「文人相輕」呢？

其實，人家班固也沒有到處散布或者當面批評傅毅的文章，給他下不來台階，而是在他們兄弟之間引以為戒，這就是「文人相輕」了？

曹丕也忒煽情了吧？而且，那個「投筆從戎」的典故的主人公，正是班固的弟弟班超的壯舉，說明，班家真的不想在寫文章裡面閃耀自己的青春。

我們新時代有一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提法，我覺得，這是解決文人相輕最好的辦法。

我們每一個人，不但要尊重別人，同時也要善於多做自我批評。不要像曹丕說的，只會自戀自己「敝帚自珍」，那是沒有客觀性可言的，也是沒有出息的，而且也非常有害，總是覺得自己好自己對，沒有一個公眾概念沒有一種學習的勇氣，那樣你會很自閉很被動的。

今天，我們是一個互聯網大眾時代，我們更需要互相包容和尊重，當然，不是說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就可以沒有是非。我們心裡只要有一桿「天下為公」的稱，不管是批評別人還是自己被別人批評，只要是對的，我們接受批評，何樂而不為呢？

「文人相輕」出自曹丕的《典論》，不過他舉的那個例子還屬於相對正常的文章評價，雖然班固詰難的不只是一篇文章，而是對傅毅整個文風的不滿，但本質上沒有達到無理取鬧、人蔘公雞的地步。而自此典故之後，文人相輕的現象漸漸被人們關注，成為一種不可迴避的社會現象，出現了很多讓人無語的事件，其中最為人樂道的，非民國文人的互相攻擊莫屬。

我們都知道冰心和林徽因不對付，但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她們曾經有過友誼，早年間吳文藻和梁思成這同在美國留學，並且是室友，冰心和林徽因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相遇了，四人一同相聚、野餐、合影。但這樣的友誼並沒維持多久，隨著回到國內，林徽因以自己的美貌和才情吸引了眾多當世才子齊聚「太太客廳」，又與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三人保持著似有若無的多角戀愛關係，儼然上世紀三十年代文藝青年的共同女神，這個時候，兩人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是愛情觀不同所致（冰心專情而林徽因貌似多情）？還是女性的嫉妒心理作怪？外人並不知悉，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冰心忽然寫了一篇《太太客廳》來影射並諷刺林徽因，恰巧從山西回來的林徽因看到這篇文章，回得比文章更妙，直接讓人把一瓶山西老陳醋送給了冰心。

當時國學家劉文典和文學家沈從文的恩怨也非常著名。他們同在西南聯大任教時，有一次響警報，大家一窩蜂地往外跑，劉文典當然也跑，跑不多遠，他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

這時，他扭頭一看，發現那個他素所藐視的「鄉下人」（沈從文）跑得比誰都快，立即就惱火了，顧不得自己氣喘吁吁，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學生跑是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這麼個人，還跑什麼跑？」

從這兩則事例來看，前者的相輕，確實存在嫉妒心理。我對這兩人都不感冒，她們的東西從未看過，不知誰的文學造詣更強，以建國後的眼光來看，似乎冰心的地位遠遠高過林徽因，但地位是後人給的，當時誰高誰低可不一定，再說作為時人，林徽因有洋氣的作派、美麗的外表，更有建築學上的成就和蜂圍蝶繞般的名流簇擁，她倆相比，一個就像是閃耀在聚光燈下的明星或名媛，一個更像是匍匐在寫字檯上獨自寫作的碼字匠，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距讓人產生不平之心也很正常。

而劉文典的相輕，是一種學問上的傲慢與偏見。鑽研莊子的他，對白話文本已不滿，聞一多、朱自清的到來已經讓他憋了一肚子氣，文盲加鄉巴佬的沈從文也當教授，那簡直忍無可忍。我相信劉文典罵沈從文的「鄉下人」並不僅僅因為他出身於農民家庭，而是基於他文憑低下這一點與當時的鄉下人有共同之處，所以來了個「馬是白馬」的判指。但這兩人之不同，不過在於一個的方向是研究，另一個的方向是創造，本非同一途徑，非要納入同一規則，這就非鬧事不可。

中國自古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認知，文人擁有了一定知識，能夠建構起一個相對獨立的精神王國，也就有了在自己的世界裡稱王稱霸的空間，每一個文人，幾乎都是自己的王，他們或隱或顯都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感覺，認為天下皆應為我之奴僕，苦果兩「王」相遇，就等於一山來了二虎，即使人的方式比老虎虛偽曲折，暗中下絆子較心計也是免不了的。網上能夠搜索得出的、為人津津樂道的文人相輕，多半都是有相當成就的名家，他們的衝突更多是文學（文化）理念的悖離、道德觀念的不同、個人性格的衝突，因而他們的爭鬥看似暴烈，卻不傷筋骨，更不會產生難以收拾的後果，而遍布全國大大小小的文壇之中，文人相輕的現象不但屢見不鮮，而且動機很不單純，就拿我的一個經歷來說吧：

1996年，有一個鎮立高中約了我一組詩，發表在該校校刊上，5年之後的2001年，我在省城遇到一個從那所高中出來，當時剛剛大學畢業的學生，他僅僅只看過我那組發在校刊上的詩歌，就一直對我崇拜得五體投地，實際上那組詩寫於1994年的少年時期，我自己都認為只能算是入門水平，他的恭維讓我非常汗顏。再次遇見他時是2014年，我們已經在同一個城市生活了。那時他已經讀完文學博士，是學院的教授，而我是個初二「畢業」、沒有工作的自由撰稿人，一次他讀到我的文化散文，語重心長地說：我講句實話，你別生氣，像你這種文章，我隨便一個學生都寫得出來，實在是太差了。我確實沒有生氣，但我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作為熟人，我不想刺傷他。那我這些文章是什麼水平呢？是在國家級刊物發表、入選中國作協主編的全國年度精品選本的水平，而他此時是什麼水平呢？是連許多商業電影都看不懂，認為《夏洛特煩惱》亂七八糟毫無邏輯，認為《亂世佳人》拍得王大媽裹腳又長又臭的水平，是寫論文都像中小學教師一樣照著模版生搬硬套，通常只能在本校的校報上發表，要往外發都得花錢買版面的水平，只有靠著軟泡硬磨鍥而不捨地給權威人物寫訪談和評論來維持曝光率。

與這些小圈子裡的文人相輕相比，我們應該對那些在歷史上留下大名的大師們的相輕感到慶幸並予以理解，即便魯迅罵遍天下人，他痛快淋漓的罵聲中隱含著悲痛，即便福克納怎樣鄙視海明威，他的鄙視里有一顆渴望衝破樊籬的開拓之心，即便納博科夫怎樣的自大和狂傲，他的狂傲敦促著他永不向世俗妥協。而在市井裡，文學掮客們整天想的是如何投權貴所好，寫一些高大全的應制之文，他們時刻防著的是誰的步伐將要超過了自己，誰的潛力對自己構成了威脅，然後給官方寫匿名信告刁狀、利用權力給對手以明裡暗裡的沉重打擊、四處造謠誹謗，達到孤立他人的目的……

謝邀。文人相輕，應該是曹丕在其著名的文章《典論*論文》中提出來的，原文如下：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zhǔ）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fú）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xiǎn）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這段話雖然很短，但給後人創造了三個成語：文人相輕、伯仲之間、敝帚自珍。

曹丕先拋出論點：自古以來文人相輕。然後用傅毅和班固的故事舉例。傅毅和班固是同事關係，都是文化系統里響噹噹的筆杆子，水平差不多，但班固看不上傅毅，在給弟弟班超寫的信里諷刺傅毅的文章拖沓。曹丕評論說：「人們很容易看到自己身上的長處，而文章的類型太多，很少有人能把所有文體都寫好，所以就會拿自己的長處去比別人的短處。民間有諺語說：『自家的破掃帚值千金。』客觀地評價自己就是這麼難啊！」

（出處）： 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意思是文人之間互相看不起，自古以來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