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名臣王安石為何會一直刁難蘇軾?
王安石生於1021年,距離當下恰近一千年。千年以前,我中原這塊貧瘠的土地上,人們面朝黃土背朝天,或者幾個文人一起,吟風弄月,喝酒聊天,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都煞有介事。然而,土地的貧瘠帶來了思想的貧瘠,帶來了見識的短淺,帶來了祖宗崇拜和固步自封。
然而,就有那麼一個人,清晰地看到宋朝朝廷內部叢生的積弊,看到了人們紙醉金迷背後的危機,聽到老百姓在大地主和朝廷重賦壓迫下的呻吟,看到了國家這部老化的機器正走向更加老化,而且懂得如何去調理、維修,知道它需要什麼,知道如何才能讓它精兵簡政、輕裝上陣,以老樹發新枝,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這個人,就是當時意識最清醒、思想最超前、文人士大夫中的「另類」——王安石。
正因為王安石意識清醒,思想超前,所以他做事特立獨行,說話驚世駭俗。人家十年寒窗,一舉考上進士後,在地方象徵性地歷練歷練,就想往京城裡做朝官、拜天子,王安石在基層一干就是一二十年,皇帝召他回京,宰相推薦重用,他一概拒絕。他長期堅守在基層工作,頭腦中想的就是為國家的疾病把脈,為百姓的貧困找良方,為國富民強尋找上上之策。
經過那麼多年的辛苦追尋,上策終於被他找到了,當宋神宗任他為宰相後,王安石迅速將這些上策一一奉獻出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保甲法、裁兵法……條條都是針對國貧、民窮、軍弱的病症,推行之後,無論國家財政還是軍事,都在較短的時期內得到顛覆性改觀。
王安石與眾人不同的地方還有一點,那就是他意志堅定,內心強大,認準的事,十匹馬都拉不回。他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這種執著態度的高調宣誓。支持變法的,一切好說,要官給官,要祿有祿;反對變法的,對不起,讓位子。所以,蘇東坡不受王安石待見,主要是因為這一點,在士大夫圍攻王安石的時候,他上書推波助瀾,助長了反對的聲浪,影響了改革的推行。
蘇東坡是個好人,但不是個好政治家;王安石不是個狹義上的好人,但他是個好改革家、政治家,不僅有思想,有遠見,而且還有強大的執行力。
簡單點說,就是因為兩人觀點不一致!但要說王安石打擊報復,那也談不上!
王安石這個人就是個怪才,能力非常強,平常生活卻不修邊幅,這樣的人,一般不會有什麼私心,去打擊報復某個人。
但為什麼刁難蘇軾呢?
主要還是因為政見不同!王安石推行變法時,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支持的稱為變法派,反對的稱為保守派,其中這蘇軾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
且不去論誰對誰錯,換位思考一下,當你雄心勃勃的準備去做一番大事的時候,並且堅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領導也認同了,正當轟轟烈烈的開始幹了,結果跳出來很多人去反對你,說你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不能這麼做。你惱火嗎?
不管你惱不惱火,王安石是非常惱火。但剛才提到了,王安石這個人很有才華,氣量也大,即使惱火,也不會像那些奸臣賊子一樣,找個什麼理由就把反對自己的人給咔擦了。要知道,這樣的做法在古代封建社會中是很普遍的。但王安石卻不這麼做,他對反對自己的人還是很禮貌的,都是找一些理由,把反對者貶去外地,去了外地,就沒人影響他變法改革了,這蘇軾,就被王安石貶過。
而對於蘇軾本人,王安石也是非常欣賞的,他們私下交情也不錯。王安石在退休後曾感嘆:不知道多少年後才能再出一個蘇軾這樣的人才;蘇軾則向人表示:真正有才華的人是王安石。
如果上面那些都不能說明什麼,那蘇軾遭遇《烏台詩案》,差點被滿門抄斬時,不要忘了,是王安石的求情,才使得他免於殺身之禍。雖然也有其他人求情,和另外一些因素,但王安石的求情,無疑給是一個非常重磅的援助。
《警世通言》是明末馮夢龍編撰的白話短篇小說集,上面記載的故事可以說是戲說或者是文學創作,因此並不能當做正史來對待。當然,王安石與蘇軾兄弟之間的愛恨情仇也的確不是空穴來風。單真的理論起來也就是當時的政見不和,談不上「一直刁難」「打擊報復」。可以看他們兄弟倆的貶官史而知,當時的情況更多的是時不與我,而非簡單的人禍。最佳的例證就是神宗去世,廢王安石變法,進而重新啟用「舊臣」,蘇軾兄弟入朝為官,卻因為政見與當朝的不一致,又被貶官。
熙寧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而蘇氏兄弟均反對王安石的青苗法而被視為「舊黨」,遭到排擠和打壓。蘇軾請求外任杭州避禍,蘇轍則貶出河南。元豐二年(1079),蘇軾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大禍,因「謗訕朝廷」的罪名陷入烏台詩案的牢獄之中。蘇轍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哥哥贖罪,但沒有得到允許。所幸蘇軾這次逃脫了死罪,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而蘇轍也受到哥哥的牽連,被貶斥到筠州,並且5年內不得升調,此後蘇轍也一度到黃州與兄長相會。
王安石像
黃州以後,二人的仕途先起再落。元祐年間,「舊黨」當政,二人同入中央為官,但很快蘇軾又因為反對全面廢除「新法」而外任。「新黨」再起,「元祐黨人」則成為被迫害的對象,蘇家兄弟被一貶再貶。蘇軾先是被貶英州,又貶惠州,再貶海南儋州,蘇轍亦貶雷州。
馮夢龍《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說的是王安石教訓蘇東坡的幾個故事,其中有一則這樣的:
有一天,蘇東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結果,王安石出去了,蘇東坡在王安石書桌上看到一首詠菊詩的詩稿:
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
蘇東坡以學識而自負,他認為王安石這兩句詩有問題,因為 「黃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耐寒、耐久,不可能被秋風吹落。「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後來的宋代詩人鄭思肖同樣這麼說,可見秋風吹不落菊的「常識」多麼深入人心。
王安石是蘇東坡的前輩和領導,蘇東坡的稟性是恃才傲物,所以蘇東坡毫不客氣地提筆補了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蘇東坡這麼不謙虛,王安石便把他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東坡在黃州住了近一年,一天大風過後,蘇東坡發現菊花紛紛落瓣,滿地金黃,終於知道自己的見識確實比王安石差了一截。
因為一件小事,王安石刁難報復甦東坡,似乎王宰相的肚裡並不難撐船。其實,故事畢竟是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王安石打擊蘇東坡又是真的。真正的原因,不是鬥氣,也不是斗才,而是兩人的政見不同,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衝突絕對是必然的。
單純拼才藝,王安石那是拼不過蘇東坡的。王安石的書法不是太出色,他當宰相時公文上的簽名,通常很潦草,後來有個心腹提醒他,說你簽的這個「石」字,看起來像「反」字,被人舉報可不是小事,王安石嚇得一身冷汗。
蘇東坡的詩詞出色,書法同樣令人叫絕,越看越令人震撼。蘇軾講自己書法時說:「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講他的書法藝術創作過程時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重在寫「意」,寄情於「信手」所書之點畫。
蘇軾的書法,用筆多取側勢,結體扁平稍肥。這與他握筆的姿勢也很有關係,蘇軾執筆為「側卧筆」,即毛筆側卧於虎口之間,類似於現在握鋼筆的姿勢,故其字右斜,扁肥。其代表作有《天際烏雲帖》、《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寒食詩》、《醉翁亭記》等。蘇軾的書法,後人讚譽頗高。最有發言權的莫過於黃庭堅,他在《山谷集》里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沒這回事。
馮夢龍的三言二拍是明朝小說,雖然有誇張戲說的成分,歷史上的蘇軾確因政黨問題,被王安石的新黨打壓過。但王安石沒有直接難為過蘇軾,更沒有小說中的《三難蘇學士》。
王安石作為新黨領袖,當朝宰相,力排眾議進行變法運動。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等一系列新法。從我們現在角度來看,新法的推行對於積弊已久的宋王朝來說是積極作用大於消極作用的。問題出在,一,推行過程中,損害了官僚階層內部的既得利益。二,官吏在執行中,存在層層盤剝,過度剋扣的現象。到了老百姓這一層,自然是怨聲載道,認為宰相變法不利民生,而朝堂上,眾多舊黨高官又推波助瀾,反對新法。
而蘇軾是什麼情況?他作為新科進士,對於官場新舊黨爭還未觀望清楚的情況下,僅僅從一個儒家兼濟天下蒼生的高度,要求新黨放慢改革速度,顧及民生疾苦。又說了些沒屁用的風涼話:
」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作為一個一呼百應,廣有才名的文人領袖。蘇軾這明擺著不支持新法的態度,引起了新黨的忌憚,加上蘇軾的父輩師友都是舊黨,他們把蘇軾自然歸為了舊黨一派。新黨找了個爛借口就把蘇軾送到地方上山下鄉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台詩案」。
這事兒和王安石還真沒太大關係。其時,王安石因為喪子罷相,宰相是呂惠卿。烏台詩案」的製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也是新黨人士,所以後人們把這筆賬都算到了王安石頭上。
但野史中的記載是,王安石惜才,勸宋神宗赦免蘇軾:「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而在元豐年間,王安石蘇軾二人在江寧把酒言歡,詩歌唱和,拋開政見紛擾,兩大文學家的會晤,也在歷史上成為美談。
王安石是改革派,雖然變革失敗,但是很多理念影響了後世諸多朝代,貢獻巨大。而蘇軾是保守派,屬於改革的反對力量。兩派的政治鬥爭不能用好人壞人去區分。 蘇軾的文學影響更大,當我們閱讀東坡文章的時候,很容易產生同情心理,自然的把東坡當成了心目中的「主角」,「欺負」主角的配角總是壞蛋,於是王安石就這樣被黑了。說實話,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蘇軾還夠不上被刻意針對的資格。
無關人品,政見不同而已。王安石想實現他的理想,蘇軾也想保護江山和黎民。王安石比較激進,用人失察。蘇軾堅持保守,只見弊端。兩個人的心都是為國為民,沒有私心。相互刁難只是誤解對方。後來冰釋前嫌言歸於好,互相尊敬,還成了吟詩唱和的好朋友呢!
開始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後期是惺惺相惜。王安石總不能重用批評他的變法的人。但是最後王安石欣賞蘇軾的人品和才華,王安石的墓志銘是蘇軾擬稿的,蘇軾對王安石評價很高。一對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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