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的，為什麼他們成功了，我們失敗了？

由於主流歷史的定論，大多數人往往把這一問題的原因單純地歸納為日本從制度上徹底地學習了西方，而中國只單純地學習了西方的科學技術。

其實這個論調太過絕對。日本自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直到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才建立君主立憲制。而在這二十年里，日本其實還是一個君主專制國家，即使君主立憲後，日本實行的仍然是「表面上的多黨制，實際上的天皇制」，直至二戰戰敗(因為這段時間內天皇的權力非常大，他有權解散議會，能夠直接指揮軍隊)。

所以，在討論這兩場改革的命運大不同時，我們不能簡單地從政治制度改革的不同而作出簡單的論斷，作為東亞兩個文化思維最為相近的國家，我們更應該從中日兩國的歷史差別中去尋找兩場改革的差別。

首先，中日兩國雖然在改革之前都是封建國家，但在細節上大相徑庭。當時的日本，身在京都的日本天皇大權旁落，全國統治權掌握在位於江戶的德川幕府手中，實行的是等級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全國民分四等「士農工商」，官位世襲不能僭越。而在中國，雖然也有「四民」等級的區別，但由於科舉制度的存在，各個階級的人是可以流動的，即使你出身貧寒，也有可能通過讀書科舉來轉變身份。

正因為如此，中國國內的下層階級也維護著這種制度，一門心思想地想通過科舉成為統治階級，這使得中國的封建勢力和封建思維異常頑固。而日本由於僵化的等級制度，逼迫著下層階級必須通過武力的手段推翻封建制度才能翻身。由此看出，洋務運動相比於明治維新，缺乏一個有生力量的領導，這直接決定了兩者的命運。

再者，兩國對於君主的態度不同，日本天皇作為神道教教主，原本是擁有統治權的，但在外戚，特別是幕府的壓迫下在12世紀就基本上實現了「政教分離」，幾百年來，日本天皇都是一個擺設，一個象徵，一個精神領袖，所以在有「虛君」傳統的日本實施君主立憲是水到渠成的。反觀中國，君主專制在明清兩朝空前加強，特別是清朝，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漢族人的不滿使其危機感一直很重，為此清朝推行奴化政治，使得中國的君主專制更加僵化，所以想讓清朝統治者建立君主立憲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那就是民族性格的不同。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匱乏，而且火山眾多，災難頻發。這使得日本人對世界充滿了敬仰和畏懼，同時他們為了生存又不得不殘忍地爭奪，所以日本人又是倔強和堅忍的。在這種民族性格之下，日本人擅於向強者低頭，敢於向強者學習。

中國則不同，祖先們遺留了廣袤的肥沃土地給了我們，我們通過男耕女織可以過著安樂的生活。這種使得中國人對自然充滿了感激，由此產生的小農思想使我們偏向於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甚至夜郎自大。

最後，國外勢力的干涉也是關鍵。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銷售市場，如果中國實現了資本主義，國外資本勢力必然會被中國資產階級趕出中國，這是外國勢力不能接受的。這一點從甲午戰爭可以看出，但時英國寧肯以低價把軍船賣給日本，也不願賣給中國。

從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的失敗未必不是件好事。中國幾干年歷史，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歷代朝代一般都是三百多年左右一更替，並且有一個盛世期。清朝享國己三百年，並且已經歷了康乾盛世，到十八世紀末，清朝的氣數己盡。哪怕中國的洋務運動成動了，也堅持不了多久要衰敗下去。這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帶來的是社會的徹底洗牌，成就了一個新的朝代一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孕育了中華民族一次新的盛世的到來。我為我能夠生活在中國走向強盛期而感到幸運。幸福感是很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