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章里為什麼從來不提及他的兩位兄弟?


  周建人(1888年——1984年),浙江省紹興人,初名松壽,乳名阿松,後改名建人,字喬峰。他是我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生物學家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他還是周樹人(魯迅)和周作人的弟弟。

在中國近代史上,「宋氏三姐妹」的風頭,估計也只有「周家三兄弟」可以與之PK了。

  周建人和魯迅,雖是一對親兄弟,但兩人的個性截然不同。周建人從小自立意識很強,雖然長期處在兩位哥哥的光環之下,但是他敢於直面自己的人生,敢於獨立表達自己的思想。

眾所周知,他的兩個哥哥魯迅和周作人之間鬧僵了,兩人宣稱老死不相往來。但是,魯迅和三弟周建人的關係還可以,雖然談不上多麼親密。

魯迅以文筆霸氣著稱,面對各種非議和攻擊時,總能以強硬的姿態和犀利的文筆進行回擊。在這點上,周建人和魯迅一樣,骨子有一種不服軟、不認輸的精神,這方面周作人就要差出很多。

在周建人出生後不久,父親就去世了,而他的哥哥周樹人和周作人都到了南京讀書,隨後兩位兄長又遠赴日本留學,只剩下周建人獨自侍奉母親。所以說,他是一邊照顧家庭,一邊自學成才。

1905年,周建人在紹興僧立小學擔任校長期間,開始努力專研植物學和生物學,並寫成了《會稽山采物記》一書。

1909年,周建人在兩個哥哥的影響下,積极參加各種進步活動,並成為了「越社」的一名成員。

周建人一生共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羽太芳子是個日本人,是他哥哥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的妹妹。也就是說,這中國的哥倆娶了日本的姐倆。

1919年,周建人帶著夫人羽太芳子和女兒周鞠子(馬理)搬至北京八道灣生活。

1921年,周建人前往上海市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一職,便留下夫人羽太芳子帶著女兒在北京生活。期間,她生下了周建人唯一的兒子周豐二,開始了兩地的夫妻生活。

在上海,周建人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潛行專研生物學,並同時從事編輯和翻譯工作。在這期間,他遇到了以前的學生王蘊如,並很快墜入愛河,倆人迅速過上了同居的生活。這點,又與大哥魯迅有了相似之處。唯一的區別是大哥魯迅和朱安是封建包辦婚姻,與許廣平的同居是第一次的自由戀愛。

1926年,周建人和王蘊如的大女兒周曄出生。

1927年,周建人和王蘊如生下了二女兒周瑾。

1932年,周建人和王蘊如的三女兒周蕖出生。

所以,加上周建人和妻子羽太芳子所生的女兒,他一共有四個女兒。這點,成為他最被人詬病之處,和原配妻子為離婚的狀態下,不僅在外與人同居,而且生下三個女兒。

還有一件事比較滑稽,周建人非常關心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認為新時代女性應該衝破枷鎖尋求自由。可是他本人卻蔑視婦女地位和權利,停妻再娶,讓人感覺言不由衷。

羽太芳子作為周建人的妻子,一直生活在北京八道灣,與孩子相依為命。新中國成立後,也是如此獨居,直到1964年逝世。

1949年9月,周建人以中國民主促進會代表的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後,周建人先後擔任出版總署副署長、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浙江省省長等職。

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回答完畢!

參考資料:

《回憶魯迅》

《魯迅故家的敗落》

《周氏三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合傳》


魯迅鮮少提及自己兄弟,因為他們失和甚至決裂了。

以文學成就而言,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堪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雙璧」,他們的文學思想和文學主張至今都有重要的影響。感情一直十分融洽的兄弟二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互勉共進,交相輝映,曾一度是眾口相傳的文壇佳話。但出人意料的是這對「雙子星」卻突然失和決裂了。

原因有多種解釋,據許壽裳的說法,主要是因為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不會持家,遭到魯迅的批評。周作人耳根子軟,聽了夫人的說法,與魯迅決裂。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全文如下: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 作人。

之後不久,魯迅就搬出了他出資購買的北京八道灣11號寓所,移居磚塔衚衕。至1924年6月11日,二人關係惡化到了極點。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啟孟(周作人字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同胞兄弟竟發展到「罵詈毆打」,究竟是為什麼呢?

由於當事人魯迅和周作人生前對個中情由均保持沉默,因此外界一直眾說紛紜,頗多揣測。研究者通過對周母、周建人、許廣平、許壽裳等他們兄弟的多名親友留下的相關記述、回憶和談話研究後,一致認為,失和的原因並非是由於政治、思想、人生選擇上的重大分歧,而是因為一些家庭內部紛爭所致。這些家庭紛爭又是些什麼事呢?

公認的說法都與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有關。大致情況是這樣的:1919年冬天,魯迅買下八道灣11號寓所後,把母親、兄弟都接了過來,一家人實現了大團圓。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開始管理整個家裡的開支。周氏一家人口雖不少,但以魯迅和周作人每月共600多塊銀元的收入(按照今天大概摺合月入3w),只要用度合理,完全能保持一種衣食豐足的體面生活。可並非出身豪門的羽太信子卻極講排場派頭,家中僱用了十多個僕人;無論大病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看;還經常心血來潮,把已做好的飯菜退回廚房,要求重做。這樣揮霍無度的結果是家裡入不敷出,經濟上十分緊張。魯迅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出來,把多年的積蓄墊進去,有時還四處借貸,家中仍然是月月虧空。本應對妻子進行規勸的周作人偏偏是個「妻管嚴」,對妻子大手大腳的胡亂花銷,不敢講半句不是,只要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和書桌的平靜,別的一概不聞不問。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而作為長兄且對家庭責任感很強的魯迅的經濟負擔無疑加重了許多,自然對弟媳的做法有些看不過眼。羽太信子則感覺魯迅妨礙了她在家裡的權威,所以也對這位大伯哥討厭起來,這大概就是矛盾的起因。再加上周作人心地糊塗,對妻子的話偏聽偏信,不加分辨。於是瑣碎的矛盾慢慢越積越深,終於嚴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導致兄弟決裂。

婚姻生活的不幸,與二弟周作人的失和,是魯迅個人生活中對他打擊十分沉重的兩件事。前者因為後來與許廣平的結合而獲得解脫;後者,魯迅雖然一直希望能夠兄弟和解,卻因為沒有得到周作人的回應而留下了終生遺憾。


因為您看得太少了。

隨意舉反例即可證偽:

魯迅現存的最早的一首舊體詩,是他在江南水師學堂時期所作,就是寫給弟弟們的。全是詩如下——

別諸弟

(一)

謀生無奈日賓士,有弟偏教各別離。最是令人凄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

(二)

還家未久又離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夾道萬株楊柳樹,望中都化斷腸花。

(三)

從來一別又經年,萬里長風送客船。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這首詩並未發表,還是後來周作人提供出來,由唐弢編入了《魯迅全集拾遺續編》。當時兄弟之間情分尚濃,「有弟偏教各別離」令人感動。

另外,魯迅還有一篇極為有名的散文《風箏》,寫到了自己的弟弟周建人。

這篇文章創作於1925年,寫自己當年對放風箏這件事不屑一顧,十分看不上,當他看到同年的周建人自己製作風箏,就很生氣地教訓了一番,甚至於「即刻伸手抓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

後來作者成年之後,了解了兒童心理學的東西,為自己當年的蠻橫感到愧疚,可弟弟已經不記得這件事了。

所以,魯迅雖然很少具體寫到弟弟,但絕不是沒寫過。更不用說,與周作人之間失敗的兄弟關係,經常會隱蔽地體現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傷逝》等作品就是例子。


在面對日本侵略的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鍵時刻,魯迅不與國家政府民眾同心協力積極抗日一,卻竭力鼓吹」取消漢字,取消中醫。」煽動民眾反政府抗日,企圖攪混水這明顯是為日本謀利益,還漫罵被日軍殺害的抗日誌士是自己招惹日本人。淞滬會戰(第一次上海事變)時躲在日本人家中還約妓,沒寫一篇抗日文章。面對民眾的對這期間他沒寫日記的責疑,還竟然詭稱自己失憶了。

在這國家危難之時,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逃到有日本間諜之嫌家中尋求保自己的性命。平日那種鼓吹國人內鬥狂狠精神,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卻象條搖尾乞求生存的哈日狗!這就是魯粉吹噓的「民族脊樑」?

中醫與漢字是中華民族核心的文化與精神傳承,否定取消這二個偉大的精神,就是企圖從靈魂上消滅中華民族的精神源泉,是在為外族奴役中華做鋪墊,這就是魯迅漢奸的真實嘴臉。

為人師表卻包養小三,大搞師生戀,亂倫理調戲弟媳。罵人天性源自祖父科舉舞弊,企圖為兒子謀仕途被發現罰處,不感恩朝庭網開一面的不殺之恩,卻養成了罵人為樂的劣根性。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道德約束也不顧,自己拿政府高薪,卻罵別的文化名人是」政府走狗。」這種貨色也配記念!真相慢慢開始大白。連他當漢奸的弟弟都看不起他的人格與偽裝的政治面目,竟然至今還有人替這個民族敗類塗脂抹粉。

這些資料圖書館能查得到,網上也能查得到,卻總有一幫魯粉歪曲事實,為這個人渣歌功頌德,這個漢奸早就該清除出學生課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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