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大師輩出，為何無人獲諾貝爾獎？

05-26

據說有人搞了個民國大師排行榜，前十位分別為：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陳寅恪、黃侃、劉師培、王力、季羨林、徐復、錢鍾書。

這些人應該說都算得上大師。但還應該加上一些人，如馮友蘭、顧頡剛、魯迅等人。

這些人，大多從事詞學、戲曲、史學、經學、佛學、儒學、文學、哲學研究。

再來看諾貝爾獎，有六個獎項：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文學、和平和經濟學。

因此，上述大師如果有機會獲獎，大概會諾貝爾文學獎。

較真的人可能會說，這些大師是學者，文學水平不會高到哪裡，而且他們也沒寫出過優秀的文學作品，更沒寫出過知名的小說。

但是，不要忘了，哲學家羅素曾因為寫《西方哲學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按此邏輯，也許梁啟超、錢鍾書、馮友蘭等人是有機會獲獎的。

但為何這些人沒有獲獎呢？

我覺得吧，還是因為中西交流溝通不足造成的！那些大師的文章基本上沒被翻譯成外文，就更不可能獲獎了！

有些人說，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大師水平不夠！這算是自卑自賤吧！

我覺得不要太過於神化了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含金量高的只是自然科學獎項。文學獎會涉及很多文學以外的因素，政治、價值觀、翻譯量、歐美人的口味等等。和平獎就是個笑話。比如奧巴馬當了總統，啥也沒幹就得獎了。所以和平獎是純政治。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確實是實打實的，取得的成就和貢獻那是可以量化，可以明確看到的。而文學獎和和平獎就沒有量化標準了。如果文學獎主要考量的是被提名者的作品在本區域的影響力和學術成就的話，結果就不一樣了。然而不是這樣。比如莫言之所以得獎被認為是因為他的作品翻譯量比較大，歐美人熟知率較高。而歐美看重他的作品很大程度又是因為描寫了計劃生育、傳統弊病這類題材。也就是說很像是價值觀和歐美人口味優先的。這樣就導致與我們的口味以及從漢語言角度看發生了不一致。莫言作品不是不好，但很多人都覺得不是最好的那一個。當代的王朔、蘇童、陳忠實等等都不錯。所以這樣，諾貝爾文學獎含金量不高。反正我是不太當回事。

民國時代文學上有成就的是很多的，現在看那些作品都是閃光的。我就很喜歡民國文學，因為它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中國。尤其傳統中國人身上那種禮數，那種說話的方式。但非得找一個巨匠確實很困難。魯迅又沒有寫過長篇，所以從我們自己這裡看確實沒有能影響世界的文學巨匠出現。但是哪有那麼多巨匠，雨果那種級別的有幾個呢？所以諾貝爾文學獎與巨匠不沾邊。更多就是歐美人的口味和政治、價值觀。民國時期中國處於積弱期，誰會把你放在眼裡。所以人家都不會把你放在考慮範圍。哪來的得獎。

我覺得沒必要在乎諾貝爾文學獎，重視科學獎就可以了。再記住和平獎就是笑話就夠了。

理科不敢說，只說文學獎吧，個人認為，民國時的大師與世界之間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

首先，當時東西方社會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這讓中國作家在世界性和中國性之間難以取捨（這個問題在今天也依然存在）。

比如魯迅，他偏重中國問題，從文化影響來說，還是非常大的，但他的作品很難被外國讀者接受，畢竟中國當時的困境與別人面對的困境不同，隨著時間推移，今天讀者對魯迅也不太喜歡了，因為相關的困境弱化了，乃至解決了，那麼讀者就很難與魯迅達成共鳴。

當時中國文化面臨著反封建的問題，幾乎所有中國作家都繞不開，可西方社會經文藝復興後，這個問題已不再困擾他們了。當西方讀者看到中國作家筆下的反封建文章時，只能用獵奇的眼光看，會驚訝於當時中國社會的落後與黑暗，以及當時中國家長的邪惡與腐敗，其實這都未必是實情。這些中國小說一旦獲得國際聲譽，反而會讓中國讀者感到不滿，覺得是在「揭醜」，比如熊式一對凌叔華便非常不滿。

賽珍珠因寫中國在美國影響很大，但當時中國作家對賽珍珠普遍不滿，認為她雖然讓美國讀者了解了中國，卻更讓美國讀者誤會了中國。魯迅曾經批賽珍珠是帶著殖民主義者的眼睛來看中國，但晚年魯迅也曾反悔，說：對賽珍珠的評價可能不正確。

其次，現代文學的傳統來自西方，需要一個積澱期和建構期，當時中國作家主要是向西方學習，呈現為會英語、曾留學就容易出頭的現象，原創能力不夠。

賽珍珠就曾批評當時中國作家原創性不足，因此遭到中國作家集體聲討。賽珍珠更明確指出，徐志摩便在模仿濟慈。

其實，郁達夫模仿佐藤春夫（他自認為模仿的水平不高）、張愛玲模仿毛姆（初期毛姆沒有中譯本，所以初期人們沒看出來）、《子夜》模仿了《金錢》（左拉的名著）、《家》《春》《秋》模仿《紅樓夢》、曹禺模仿易卜生……可見，當時模仿還是比較普遍的。

其三，民國文學越到後來發展越好。

雖然，民國文學初期基本是在模仿，許多大師其實是模仿家，但到後期，確實湧現出一些有美學自覺、堅持原創、有獨特審美個性的作家，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沈從文、老舍、路翎、張愛玲等，可惜在時代的衝擊下，他們很難持續地進行嚴肅文學創作，所以對世界文學發展的貢獻有限。

諾貝爾獎會比較關注從文學史角度看對文學發展有貢獻的作家，此外也會拾遺補缺，將一些地方風格收入進來，以體現其世界性。從這個角度看，老舍、沈從文、莫言都還是夠格的，此外始終覺得殘雪不錯。

中國作家何時能寫出讓西方作家模仿的小說，創造出獨特的審美風格，能像南美洲文學爆炸，或俄羅斯文學那樣，那麼就算不獲得諾貝爾獎，也只能說是諾獎的遺憾。

謝邀。

現今的好多人都基本陷入了一個誤區，就是民國期間，奇才曠世，大師輩出，人傑地靈，鍾靈毓秀，實則大謬也!

要說民國期間出了幾個名人也不無道理，但國無盛世，其理必哀(cui)。

咱們其實可以數得過來，民國的真正學問家不是沒有，但都基本籍籍無名，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也叫做:世胄攝高位，英俊沉下僚。反倒是讓一些沽名釣譽的小人奪了風頭佔了上風。

不信你翻翻史書，然後對照各位所謂大師的德行逐一檢驗，就會發現其實所謂的大師，就是佔得一時先機，又恰好腹有良謀，便乘勢而上，榮膺了各種頭銜，然後被後進們舉譽過度，就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浪蕩子，拈花惹草當仁不讓，但要說學問深究其里，那就腹內草莽，不尷不尬地流於俗套了。

當然，民國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真正的大師確有其人，但不是當今炒得沸沸揚揚的一些無聊之輩。

至於諾獎，前面說了，國無盛世，任誰也會看人下菜碟，落井下石可以，舉認茂才確無道理，自然不被青眼相加，也就順理成章，完全可以理解了。

民國時代，那時候的人很喜歡文學，同現在比沒有幾個人懂得數理化的，越往前的清朝更不曉得理科是做什麼的，反正老師教的都是好的，都要學習。到民國初年，也還是沒有幾人懂得，那麼，再後來為什麼有那麼多文學巨匠誕生呢？就是我國還不懂得數理化的重要，只是片面的學習文學，那個時代產生文學大家確實不少，我們知道就有，矛盾，巴金，老舍，魯迅，林語堂，徐志摩，金庸等等，哪個出來不是代表中國近代文學史，民國之文豪崛起就是這樣的多，隨便哪一個不能代表中國近代文學啊！而這些文學大師沒有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就是怪事了，他們的作品還不能代表中國文學的水平，這從中國本身來說，確實是這樣的。那麼拿去參加評選的作品還達不到世界文學的要求和水平，因此，不能夠說中國沒有好作品參選諾貝爾文學獎，只是那時中國的地位未能引起人家的足夠重視而已。可惜，民國就只有文學可以參評諾貝爾文學獎，就這麼被一幫無賴剝奪了。民國再沒有什麼東西參評諾貝爾獎了。

最近，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問題，被炒得沸沸揚揚；而「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幾乎被老捨得到」這一事實，長期以來卻鮮為人知。昨天，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文學講座上，老舍先生的兒子、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舒乙向外界披露了這一內幕。

舒乙說，中國作為文學大國，始終沒有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見以外，還因為中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著技術上的難題。而老舍當時在中國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譯介最多的，連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程序也很複雜，先是由國際著名學者進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幾百人，然後層層篩選，最後剩下5位候選人，再由評選委員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後5名還有他；秘密投票結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國已經進入了「你懂的」的運動高峰。各國謠傳老舍已經去世，瑞典就派駐華大使去尋訪老舍下落，又發動其它國家進行聯合調查，中國官方當時對此沒有答覆（老舍先生於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投太平湖自盡），瑞典方面斷定老舍已經去世。由於諾貝爾獎一般不頒給已故之人，所以評選委員會決定在剩下的4個人中重新進行評選，條件之一，最好是給一個東方人。結果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運動把一切都化為烏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後介紹說，這個悲哀的事實是在當年慶祝川端康成獲獎宴會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來的。舒乙同時列舉出兩個證人：一個是

瑞典大使館

文化參贊。另一個是已故作家蕭乾的夫人文潔若。蕭乾夫婦曾經到過瑞典，證實過此事，文潔若將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此有所記錄。

首先是國家在國際地位，國家百廢待興。包括先進的各種各樣的思想、技術都來自西方。等於當時國家就像是塊海綿，不管好的壞的都是拿來主義照抄不誤。你想想哪個國家經歷了百年戰火，列強紛爭。

其次傳統的被西方世界打壓，工業技術確實是落後太多畢竟咱們是半封建跨入民國，以前底子本來就是薄弱，靠自己的老傳統解決不了問題，所以紛紛把眼光轉移到國際，需要高一點的更高的更好的物質及思想。

再之西方的自傲偏見也是明顯的，需要一個轉變時期。而當時的情況人心角度，必竟戰亂多年的國域，需求點在如何取得技術和國外支援上。

最後還是一句話：一個民族強大才是走向未來的基石。所以安定團結的國內環境需要大家一起維護，讓我們記住恥辱，以開放的心懷面向世界。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微生物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大部分傳染病的致病菌被一個跟著一個地發現，使湯飛凡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法國的巴斯德和德國的科赫成了他最崇拜的偶像。日本有個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學生，因有重要發現被稱為"東方的科赫"。湯飛凡對人說:"中國為什麼不能出一個"東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決心，樹立了自己的奮鬥目標。1921年，他自湘雅畢業，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進修。很快引起了田百祿的注意，不久被提為助教。湯飛凡在協和進修三年多，讀了許多書，扎紮實實地掌握了各種實驗技術，並確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則:搞科學研究必須手腦並用。

1925年，湯飛凡被推薦到美國深造，進了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系主任秦瑟教授是世界聞名的學者，他的研究重點正轉向立克次體、病毒等微生物。他見湯飛凡訓練有素，就叫他直接參加了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此時病毒學正處於拓荒時期，湯飛凡參加了開拓者的行列。

1928年秋，湯飛凡接到顏福慶的信，希望他回國到中央大學醫學院(上海醫學院前身)任教。湯飛凡本就有著振興中國醫學的志向，但只不過是抽象的理想，顏福慶的信將使他的抽象理想變成現實。湯飛凡在哈佛與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進展很順利。顏福慶的邀請使他心情十分矛盾，可是祖國的召喚使他下了決心，終於在1929年春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學副教授。

湯飛凡到任時還沒有細菌學系，更沒有實驗室。湯飛凡把自己的顯微鏡也捐了出來，才勉強裝備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室。但他沒有等待，他除了教學，利用簡單的設備開始了研究工作，自1930年起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1932年醫學院脫離中央大學而獨立，更名為上海醫學院，湯飛凡升為正教授。同年，他應聘兼任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細菌學系主任。該所經費較充足，設備齊全，湯飛凡才有了進行較複雜研究的機會，他除了繼續研究病毒外，還作了不少傳染病病原學工作，如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腦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腸菌腸炎等的研究，還開始了當時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發表了有價值的論文20餘篇，可謂一帆風順，但八一三事變爆發，打斷了他的工作進程。

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不到一個月，平津淪陷。1937年8月13日，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抵抗。上海工人、學生、市民遊行示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熱愛祖國的湯飛凡再也不能安心於試驗室的生活了，他走出試驗室參加了上海前線救護醫療隊，到離火線只有數百米的急救站搶救傷員。湯飛凡在醫療隊日夜冒著炮火搶救傷員，三個多月里只回過兩次家。他在前線雖時刻有被炮彈擊中的危險，但目睹了許多戰士英勇犧牲的情景，使他忘卻了自己的安危，他感到心情開朗，精神振奮，似乎多年來因見國家、民族遭受屈辱而鬱積起來的壓抑一下子得到了抒發。上海淪陷，他回到租界，雖然生活安逸，湯飛凡整天憂心如焚卻不知幹什麼好，這時，正好接到當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的顏福慶從武漢的來信，約他去長沙主持中央防疫處遷往內地的重建工作。中國連年發生戰爭和天災，瘟疫流行猖獗，恢復防疫處顯然是迫切需要。湯飛凡沒有猶豫，攜夫人奔往長沙，不久擔任了中央防疫處處長。

中央防疫處原設北京，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於1935年遷至南京。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京告急，國民政府遷至武漢，防疫處又於1938年春遷到長沙。湯飛凡到長沙時，防疫處已瀕臨解體。同年10月下旬武漢告急，國民政府又遷至重慶，衛生署接受湯飛凡的建議，決定將防疫處遷往昆明。1939年初防疫處遷至昆明。

防疫處重建沒有經費，湯飛凡到昆明時只剩下300銀元。他四處奔走，得到了雲南惠滇銀行行長繆雲台和幾位廳長的支持和幫助，借到一筆信用貸款，用很少的錢在西山腳下滇池邊上高嶢鎮買到一片荒灘，建造房屋。他一邊建新址，一邊借省立昆華醫院的房子製造一些簡單的生物製品，直到1940年春天新址建成。

湯飛凡把錢集中用在主要的實驗室上，其他輔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當地農村的辦法，建造簡易房屋。遷入新址後，他親自帶領職工在業餘時間剷除荊棘，種植花木，鋪設道路。那時昆明常遭空襲，各學校都將各種課程集中安排，教師每周只需在城裡呆一兩天，其餘的時間住在鄉間。防疫處請到了幾位大學助教、講師，小學也就是他們的家。教師、學生、家長關係融洽，孩子們在學校感到和在家裡一樣溫暖。在這樣的苦心經營下，職工的生活穩定了下來，但物價不斷上漲，微薄的工資難以維持生計。在夫人何璉的倡議和帶動下，湯飛凡組織家屬養豬、養雞、種菜，除滿足了他們自己的消費外，還有剩餘拿到城裡去賣。

湯飛凡湯飛凡沒有因條件困難而降低科學標準和對工作的要求。他徹底改造了舊防疫處，停止製造過時的或證明無效的製品，參考國外的經驗和根據本國需要增加了新製品，通過研究試驗或引進，改革了舊工藝。防疫處生產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應大後方的防疫需要，並支援了陝甘寧邊區。這些製品因為質量達到國際標準，也被在太平洋戰區作戰的英、美盟軍所採用。1943年，他們還製造出中國第一批臨床級青黴素。權威的英國《自然》雜誌1943年有一篇關於該防疫處的特寫:"這裡還有一個小型的青黴素車間……湯博士的工廠保持了高水平，雖然沒有自來水，但他的馬廄和動物房都非常清潔。他有一個效率高的培養、分裝和檢定系統。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個自己的玻璃廠，能製造各種中性玻璃器皿。"文中還說:"故事本身說明了這個工廠的作風。若干月來，這個工廠只有一台鍋爐，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畢都要檢修，幸而沒有發生事故。就靠它，解決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溜水供應等。……一套重新利用廢瓊脂的設備代表了這個工廠的傳統。……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裡用來透析(取水)。……沒有商品蛋白腖供應，就自己製造。……"這段描寫生動、真實，但還只局限於印象，實際上防疫處不僅是個"工廠"，它還是當時大後方的一個絕無僅有的微生物學、免疫學的基地。當時曾在防疫處工作或學習過的許多年輕人後來都成了新中國在這些領域的骨幹。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衛生署決定將中央防疫處遷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實驗處。湯飛凡呈準保留昆明處作為分處。昆明大部分職工都不願離開，僅少數原從北平來的人員"複員"回到北平。

湯飛凡1945年秋到北平，發現原防疫處址已被日軍在投降前破壞，必須重建。政府不給建設經費，需自籌經費，他又得第二次白手起家，經過奔走，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撥到幾批麵粉和一些剩餘物質，又從美國醫藥援華會那裡捐到一批儀器設備，用"以工代賑"的名義興建新址。他盡量利用從舊建築上拆下來的材料和設備，親自審查設計圖紙，並住在一間舊傳達室里監督施工。他經常到工地巡視，那怕見到一根2尺長的管子也要撿起來交給監工。他的精神使承包商也很感動。新址於1945年冬開工，1947年元旦落成，共萬餘平方米，比舊址規模大而且有所擴展，增建了抗生素車間和研究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展成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抗生素研究所)以及實驗動物飼養場。

1946年春天已恢復了牛痘苗等急需製品的生產，並支援解放區牛痘苗10萬支。新址建成後又增加了青黴素、卡介苗和丙種球蛋白的生產。可是1946年6月內戰全面開始。1947年防疫處新址落成不久，戰爭形勢急劇變化，北平局勢日益混亂，無法正常工作。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防疫處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湯飛凡繼續擔任所長。

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衛生部門最緊迫的任務是控制對人民威脅極大的傳染病的流行。政府決定大規模施行預防接種，要求研究所擴大生產，保障疫苗供應。湯飛凡接受任務後，集中精力組織大規模生產和解決生產中的各種技術問題。在全所職工的努力下，製品產量1951年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1949年10月原察哈爾省北部鼠疫流行，為了控制疫情，需大規模接種鼠疫減毒活菌苗。國內沒有這種活菌苗，只好從蘇聯進口，仍不能滿足需要。湯飛凡親自領導一個組突擊研製，只用了兩個多月，就製造出菌苗900餘萬亳升。共和國成立後遭到西方國家的封鎖，但與亞非拉國家交往很多，非洲和中美洲許多地區有黃熱病流行，到這些地區的人員需注射黃熱病疫苗。此種疫苗國內沒有，湯飛凡用1947年從美國獲得的無毒病毒株17-D，制出了活疫苗。為了撲滅天花，中國50年代就實行普種牛痘。當時這個研究所是主要的痘苗生產供應單位。因為使用了湯飛凡研究出來的乙醚殺菌法，該所在簡陋的條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產量，1949年底，每天產量已超過10萬支，為全國消滅天花作出貢獻。中國在1961年就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早16年。1950年衛生部籌劃在全國建立六個生物製品研究所，並將生物製品劃歸國營生產，湯飛凡非常擁護這個計劃，並提出一項重要建議:設立生物製品質量管理的中央機構。這個建議他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曾向重慶國民政府提出過，但未被理會。這次他的建議被馬上採納，衛生部就委託他籌建"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1951年該所成立，他臨時兼任所長。湯飛凡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部生物製品規範-- 《生物製品製造檢定規程》 (草案)。中國從此才有了生物製品質量管理的統一體制。

人民共和國經過經濟恢復時期，各條戰線形勢大好。到了1954年，烈性傳染病已被控制，防疫的重點轉向常見的、多發的傳染病。湯飛凡呈請衛生部批准他擺脫行政事務，恢復他中斷了20年的研究工作。獲准後，他首先恢復了對沙眼的研究。那時沙眼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廣泛流行，中國人口中有50%患有沙眼，邊遠農村有"十眼九沙"之說，危害極大。

在這一年的時間裡，湯飛凡親自帶助手從同仁醫院沙眼門診取回材料201份，在48例中找到包涵體，並發現包涵體有四種形態: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闡明了它們的形成和演變過程，澄清了自從1907年發現沙眼包涵體以來的混亂認識。他在論文里寫道:"原體和始體均為沙眼病毒的演變形式……。原體代表靜止，始體代表活動繁殖狀態。原體變始體，始體又產生原體。……我們可推論沙眼病毒的原體侵入或被吞噬至上皮細胞內，即增大其體積變為始體，繁殖發展成散在型包涵體，以後繼續發展成帽型或桑椹型，終至填塞型的包涵體。此時或在此以前，始體復變為原體，最後細胞被原體填塞以致破裂，原體湧出，再侵襲別的健康細胞，重複感染。"他實際上描述了沙眼病原體侵入宿主細胞後的發育周期，在沙眼衣原體分離成功後，已在人工感染和動物模型中被完全證實。現已知道沙眼衣原體的一個發育周期約為48小時。

這一年，湯飛凡所進行的猴體感染試驗也獲成功。他和助手使猴子造成沙眼，從中發現:猴子與人的眼結膜解剖學構造不同，患了沙眼後癥狀也不同:沒有瘢痕和血管翳。他們還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找到了從來沒有人發現過的猴沙眼包涵體。

但是，這一年他們所進行的分離病毒的努力失敗了。1951和1953年日本學者荒川和北村報告用幼鼠腦內接種或雞胚絨毛尿囊膜接種法分離病毒成功，不過因為沒有能夠拿到病毒而未得到承認。湯飛凡認為用他們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是可能的。因為他相信沙眼與鸚鵡熱和鼠蹊淋巴肉芽腫病毒性質相近，而後二者能在鼠腦內生長。於是他決定病毒分離試驗先從重複荒川、北村的實驗入手。但是一年中他和助手從201例典型Ⅱ期沙眼患者中取樣，接種了2500餘只幼鼠，沒有一隻發生類似荒川、北村所描寫的癥狀，沒分離出一株病毒。試驗失敗了，湯飛凡雖沒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離沙眼病毒的可能性，但決定把它擱置起來，改用雞胚來分離。

1955年7月，重新開始分離病毒試驗，這次他沒有採用荒川的絨毛尿囊膜接種，而採用了研究立克次體常用的卵黃囊接種。他分析了影響病毒分離的因素，認為除了選擇敏感動物和適宜的感染途徑外，還需抑制雜菌生長，決定在標本中加抗生素作為抑製劑，因為當時臨床上已經知道鏈黴素治療沙眼無效而青黴素有無療效還不明了，所以選了這兩種抗生素，沒想到竟然那麼順利，只作了8次試驗就分離出了一株病毒。

這個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被湯飛凡命名為TE8，T表示沙眼，E表示雞卵，8是第8次試驗，後來許多國家的實驗室把它稱為"湯氏病毒"。湯飛凡雖然分離出了病毒但成功率太低，後來知道是因為青黴素能殺死病毒。他們改進了方法:取消了青黴素，加大了鏈黴素的量，延長了鏈黴素在標本中的作用時間，大大提高了成功率。用改進的方法，病毒分離率達到50%，不到兩個半月內又連續分離出病毒8株。試驗成功了，有人建議湯飛凡趕快發表成果，因為世界上許多實驗室在競相分離沙眼病毒，不趕快發表，怕被人搶先。但作風嚴謹的湯飛凡沒有同意，他認為還沒有達到科赫定律的要求。科赫定律要求確定一種微生物是某種傳染病的病原體，第一要能從相應的病例里分離出這種微生物;第二要能在宿主體外培養出這種微生物的純培養;第三分離出來的微生物要能在另一健康宿主中引起典型的病變和癥狀;第四還要能把這種微生物從這個宿主中再分離出來。湯飛凡又做了很多工作，證明了TE8能在雞胚中繼續傳代，用它感染猴子能造成典型的沙眼並能找到包涵體，能把它從猴子眼裡再分離出來，得到"純培養"。他還用分級濾膜證明TE8是可過濾的並測出它的大小在120-200納米之間。然後，他才於1956年10月發表了論文。最後，他又在1957年除夕將TE8種進自己的一隻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並且為了觀察全部病程，堅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療，無可置疑地證明了TE8對人類的致病性。

沙眼病毒分離成功在國際科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將長期處於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

1958年9月，拔白旗開始了。在醫學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運動中受保護的一流學者，衛生部機關黨委統一部署，各單位拔白旗。生物製品所要拔掉時任所長、學部委員、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和衛生部生物製品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湯飛凡這面大白旗。

1958年9月30日晨，因為無法忍受污衊和批判，湯飛凡自盡。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

由於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傑出貢獻，IOAT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

希望能夠得到他的通訊地址，以便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可是IOAT不知道，他們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學者，被以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早已不在人世了。今天國際上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 Alfred S. Evans, Philip S. Brachman 編著)，病理學教科書 Robbins and Corto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Professional Edition, 8th ed (Kumar 等編著)，任何關於衣原體的綜述，都寫到 Dr. Tang, 一個必須寫在世界醫學史上的中國人。

以為網路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這個名字，會有千百條詳細的資料。不料查詢之下，僅僅是有限的乾巴巴的幾條。相比之下，那些所謂的英雄所謂的風流人物，充斥於網路，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討論，翻來覆去地爭議，來來往往地探討。這些如雷貫耳的有幾個比得上這個名字對民族對人類的貢獻？

有的名字是不應該被遺忘的！是不能被遺忘的！洗清歷史長河中的污泥濁水，這名字將永遠如金子般閃亮。

這個名字叫：湯飛凡。

民國如果真是所謂的「大師輩出」，是誰培養的？——清政府！實際上，所謂「民國大師輩出」只是一個以訛傳訛的傳說。民國時期，我國文盲率超過80%，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不足0.3%，這種情況下，凡是有點文化或者緋聞的知識分子，都可以稱為「大師」。舉個例子，很多果粉都說徐志摩是大師，但是對徐志摩的作品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再別康橋》一首詩以及他的緋聞。實際上，徐志摩在文學影響力上，幾乎為0，只是他的緋聞太多，甚至為人不恥。他的表弟金庸先生都對這個表哥嗤之以鼻。矮個子中的高個子，就被稱為大師，實際上仍然遠遠落後於世界文化。現代中國在科技和文化上，大師輩出，正是太多了，反而不顯眼甚至說不出名字。其實全球也是一樣。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物理學家、文學家、畫家等等，你可以說出一大堆，現代物理學家你能說出幾個呢？

至於諾貝爾獎，並不用太在意，本來那個東西就是不公平的。得到諾貝爾科學獎的人確實是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沒有得到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有很多同樣做出了巨大貢獻，只是那個獎，說實話的，在今天，根本不夠發。而至於文學獎與和平獎，當做笑話即可。

諾獎帶有政治色彩，什麼時候能輪上中國，要看時機。再說，所謂民國大師也是相對的，在當時，只是稱名流、聞人而已，「大師」的稱號多是今人給予的。此外，當時中國的科技、文化與世界先進水平比，差距很大，外國對諾獎自有一套評判標準和審核體制，中國事實上很難達標。再進而言，當時一個貧弱積集的中國，能讓諾獎的眼光惠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