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商鞅和管仲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觀點與馬基雅維利有何共同點？

韓非、商鞅和管仲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觀點與馬基雅維利有何共同點？

共同點在於運用個人智慧探索如何讓國家強大。

解釋一下，中國治理國家的智慧包括信仰、史書、傳統等已有因素的力量（習慣治國），法家發明出一套法律來治國（其中強調私人團體的智慧與經驗）。馬基雅維利與此類似。

管仲算是其中最好的。連諸葛亮都肯定，不用再說。

韓非子寫過一篇文章，叫《說難》。告訴那些四處遊說的游士，遊說的真正困難在於搞清楚所要遊說的國王的主觀好惡，即「知所說之心」。為了遊說的成功，一要搞清楚君主反感什麼喜歡什麼，二要君主的雷霆雨露都要感恩戴德，三是絕對不可批君主的「逆鱗」。

也就是說，真才實學不重要，重要的是投其所好，揣摩心理。商鞅呢，商鞅在很年輕的時候上位，39歲全面負責改革。馬基雅維利更年輕（不到三十歲）。這是相似性。

商鞅出生於公元前395年，馬基雅維利生於1469年。

馬基雅維利的名言是：目的總是為手段辯護。意思是只要目的是對的，手段卑劣點無所謂。這話其實等於沒講。第一，目的正義到何種程度才可以原諒無限的卑劣？第二，卑劣就可以成功嗎？

商鞅則完全不管正義與否了，只管自己個人成功與君主高興。《商君書》的思想如下：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強）。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

商鞅認為，如果用好人治理國家，國家會亂而且會削弱。如果奸人整治善人，國家必定強大。如用「詩書禮樂孝弟善」等道德治理，敵人會打來國家會失敗，敵人不來國家也會貧窮。

其實就是心高氣傲的小年輕在聳人聽聞。

他還建議國家一定要折騰老百姓，折騰到老百姓心服口服：「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老百姓心裡惦記的發財致富的道路完全斷絕，手裡的錢也不安全。這時國家就強大了。

「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必彊。」國家窮，就一定要打仗。將國內的怨恨情緒輸出。這不就是我們都熟悉的東邊某國嗎？

秦國的迅速強大，當然不是靠這些奇談怪論，而是管仲那樣的人的專業性讓國家富裕。秦國被歪嘴和尚韓非子、商鞅等人念歪了，不到二十年就亡了。

馬基雅維利自己就是完全不講道德，誰強我服誰，我馬上來為你服務。結果政局一變，他馬上坐牢下崗。商鞅與此類似，自己的學說在自己身上就是失敗，其他有什麼好說的？

首先從人性角度出發，即從倫理學的角度上看。二者的人性論的基點都是人性惡的一面。法家之所以特別主張實行嚴刑峻法，其出發點就在於他們認為人性是惡的，需要用嚴酷的刑罰來壓制人的惡性。以趨利避害為內容，在人性動態的歷程里，最為活躍的因子是自為之心，而非利他主義，矛頭直接針對的是基於人性善、指望依靠人自身本性和德行的發展來提升社會秩序的和諧程度的儒家。（畢竟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出身揚棄傳統儒學的思想大師荀子就很說明問題）。設定法度遏制的功能來調適人性本惡的動態發展的合理性，實現民眾生活的富足、社會的強大和穩定。以法制規誡著整個社會的走向。馬基雅維利亦然，基本上可以和秉著「人為人為狼」的霍布斯劃歸進一個派系了。馬基雅維利與韓非子都是東西政治思想史上有著突出貢獻的政治思想家，雖然二者之間有著巨大的時空間隔，但是由內在和外在的一系列的因素所決定，二者的在倫理和制度設計上有著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