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清朝商人伍秉鑒曾被認為是世界首富？
晚清，一個讓中國人倍感屈辱的年代，西方列強用最野蠻的方式對清國展開了瘋狂的政治打壓和經濟掠奪，讓那些沉浸在康乾盛世迷夢中無法自拔的晚清統治階層開始意識到了世界的巨大變化。
雖然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是廣州十三行上的國際貿易卻還是異常活躍，珠江邊上的中外交易場所外聚集著世界各大洲的商船隊伍，同時也聚集著大清全國的商賈精英與外貿商品，成就了一派「金山珠海」的繁榮盛景，也誕生了清國成百上千的大富豪。
伍秉鑒?這個名字相信不少人都覺得很陌生。確實，在近代中國這個人並沒有得到廣泛的宣傳，也與幾千年來封建王朝商人社會地位低下有著很大關係，但在當時卻是西方社會知名度極高的中國企業家。
作為廣東十三行中怡和行的行主，一百多年前的伍秉鑒就開始了對外投資的盈利模式，並涉足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合眾國，還投資建設了美國的鐵路，甚至涉足到了美國證券、保險這些金融業領域，開啟了他大手筆的跨國生意。
中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順差讓廣州十三行這些商人賺取了巨額財富，也給清朝政府帶來了大量的稅收。但是好景不長，很快西方列強看著自家每年向清朝流入白花花的銀子，利欲熏心下就動起了歪心思，並向中國輸送了大量的毒品鴉片。
清政府雖然腐朽，但鴉片之害還是心知肚明的，但忽略了此時國際的變化，尤其是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情況，於是立刻排遣欽差大臣林則徐前往廣東禁煙。林則徐無所顧忌大張旗鼓的虎門銷煙引發了英國方面的強烈怨恨，並派遣英國軍艦強行封鎖了珠江口。
伍秉鑒很清楚英國人這樣做的目的，並在勸和英國人未果之後，毅然決然地支持了清政府的自衛戰爭。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伍家和商行商賈們的捐錢捐物並沒有帶來戰局的反轉，伍秉鑒反而在鴉片戰爭後被勒索了一百多萬，最終在清廷的戰敗下、生意的不景氣里、社會民眾的唾罵聲中溘然長逝。
伍秉鑒算的是晚清商界的風雲人物，他憑藉著外貿發家致富，也因為外貿而家道衰落遺恨病亡。他的商業典例再次證明了：在封建經濟體制下，商業不可能得到持續良好的發展，這塊土壤不會允許資本的積聚擴張，偶然的機遇，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回答者：季我努學社青年會員 林小靜
伍秉鑒是世界首富的說法來源於1834年的《華爾街時報》，文章稱伍秉鑒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天下第一大富翁」，估計資產達2600萬銀元，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幾乎等於當時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半。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出過去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名單上有六個中國人的名字：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鑒和宋子文。其中，伍秉鑒是唯一不以權勢而能擁有傾國之富的商人，被認為是19世紀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畫像曾經長期被懸掛在英資香港滙豐銀行總部大廳，《華爾街日報》評價他說：「出生於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鑒，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巨額財富。」美國學者馬士也評價說：「在當時，伍氏的資產是一筆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
那麼，伍秉鑒究竟是誰？他為什麼能夠被譽為當時的世界首富呢？伍秉鑒（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生於廣州。1801年，他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開始了長達40餘年的外貿代理生涯。伍秉鑒的發跡與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離不開關係， 。乾隆中葉之後，清朝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史稱」一口通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洋行行業的公行組織正式批准成立，「官商」改為「公行」，洋行制度宣告設立。廣州十三行的行商也叫官商，是由官方指定商人充當對外貿易的經紀人，剛開始時只有十三家有壟斷經營權，成為中西貿易、交流的中心。在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下，催生了廣州十三行商人群體的迅速崛起，他們與兩淮鹽商、晉陝商人一起，被後人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廣州的十三行當時在西方享譽盛名，西方人稱它是世界的「華爾街」，1850年廣州在世界城市經濟十強中排名第四，1875年仍名列第七，可以說其富可敵國。
倫敦畫報上，伍首富的私家花園 來源/廣東省博物館
伍家正是十三行行商中的一員，伍秉鑒的父親曾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多有來往，並在其扶植之下創辦了怡和行。伍秉鑒接任前，怡和行的貿易額在行商中列第三位，其時排名首位的是潘振承創辦的同文行。他接任後不但讓怡和行後來居上，取代潘氏成為行商總商，1813年怡和行貿易額已經躍居行商之首，伍家因此成為廣州行商的領頭人。伍秉鑒之所以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主要原因在於他在處理同外國人和清政府、其他行商的關係中遊刃有餘，三面都能討好。英商稱他為「行商中最精明的人」，而美商則把他看作是最可靠的人，當時流傳這麼一個故事，奠定了伍秉鑒在美國人中的良好聲譽: 據說一位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鑒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國。外商們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鑒看成最可靠的貿易對手，儘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費較高，但仍樂意與他交易。
在時代變遷下，伍秉鑒迎來他命運的終結。
伍秉鑒也非常注重搞好和其他行商的關係，雖然是競爭對手，但他卻秉持「利益均沾」的原則，1811年，伍秉鑒擔任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人，事後卻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層有一位行商黎光遠因經營不力破產，按當時朝廷的規定，要被充軍伊犁，伍家便籌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從1811年到1819年，伍秉鑒向瀕臨破產的行商放債達200餘萬銀元，使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於他。伍秉鑒在行商群體中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他被推舉擔任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在」一口通商」時期，伍秉鑒能夠廣州十三行行商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離不開清政府的扶植，他先後利用賄賂、捐贈等各種手段與官府建立密切關係，伍家幾代人都有官銜與封蔭。第一次鴉片戰爭清廷戰敗後，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於是下令廣州行商歸還條約規定的外商債務300萬兩白銀，伍家又獨擔100萬輛，行商公認繳134萬兩，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兩。不過也正是《南京條約》的簽訂，廣州「一口通商」的優勢已不在，廣州十三行優勢全無，行商隨之日益衰落，有的走向破產，伍秉鑒也不例外。可以說伍秉鑒的成功是清朝「閉關鎖國」政策下的產物，而一旦清朝的這一政策被打破，他所取得的榮譽也一併消亡。
參考文獻：
小廣：《19世紀世界首富伍秉鑒》，《黃金時代》2006年第06期。
賀痴：《清代世界首富伍秉鑒的財富人生》，中國致公出版社2010年10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