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強國富民與商鞅的強國弱民在時代特徵下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管仲的強國富民與商鞅的強國弱民都是強國之道之法，二者殊途同歸；本質區別在於管仲行法相對寬鬆輕刑，商鞅行法嚴緊重刑。導致這種本質區別的原因是春秋與戰國兩個時代的大勢所致以及生產力發展水平不一樣。

一、商鞅的強國弱民

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是最為深徹的一次變法：他在管仲、李悝等人的變法基礎上進行了九個方面的變法，並且每一個領域都深入細緻，達到了「事無巨細、皆有法式」的程度；又深入民心，達到了「民不讀詩書，皆以法為師」的境界。之後六國變法，無不照搬商鞅變法之大綱，但無一國有秦國變法更徹底。

《商君書》中多次提到「弱民」一詞，多數現代人以今天的慣性思維去理解「弱民」二字，實在是不得其法。弱民，弱人民的什麼？我的理解是削弱老百姓不依法辦事而以仁義道德為行動準則的心志。也就是增強老百姓尊法敬法畏法的心志，削弱老百姓以王道、仁道、禮道行事的心理思想基礎。

如何去弱民？方法有以下幾點：

1、加強法制教育，選派執法如山，唯法是尊的幹吏去治民。先向所有百姓宣示法令，要求人民都依法辦事；每個村都設置法官，向百姓宣傳法令，教百姓理解法令。

2、重刑重賞；行法不避宗親貴胄，行法不懼平民人多；行法不分人是否善惡；凡事依法而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商鞅行法公平無私：秦民好鬥，相互仇殺慘烈，經常是舉族械鬥，每年死傷數千。法令禁止百姓私鬥，所有爭議交官府處理。但秦人不知法為何物，依然在夏灌時爭水械鬥，死傷上萬。商鞅依法一次處決七百餘人，全部斬首，之後秦人不再械鬥。太子犯法，商鞅依法刑治太子傅，右傅刺面流放，左傅割鼻自囚。

3、農戰有功，平民有爵。戰士靠斬首計功，斬首越多，爵位越高；農民納糧得爵，納得越多，爵位越高。貴族子弟，不立功無爵，不立功無賞。正因此如，秦國才脫胎換骨，全國上下護法，最終富民而強國，貴士而強軍。為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二，管仲與商鞅行法區別產生的原因

時代不同，天下大勢使然。生產力提高，人口增多，競爭更加激烈血腥。

管仲處在春秋早期，那時周禮還有一定的約束力，戰爭規模以稱霸為主，不以殲滅敵國為主。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也沒有戰國時代高。所以行法相對寬鬆輕刑，主要以增加財政收入以富國，擴大營生範圍以富民。最終以富民強國之根基強軍，以求取得霸主地位。

商鞅的戰國時代，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 ，人口數量大大增多。周禮已經名存實亡，各國的戰爭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準。競爭激烈無比，不以非常手段，難以國治兵強。

春秋與戰國雖然都是亂世，當相比而言，戰國亂得更利害，亂得更徹底。亂世用重典，不得已而為之。而所謂的弱民，並不是削弱人民的體質，剝奪人民的財富，而是削弱人民的自由散漫、無法無天、不守國家法令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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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當時的歷史環境與社會環境導致了兩位改革家處理辦法不同。這也叫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管仲所處的時代環境，是春秋初期的齊國，糧食產量不高但物產豐富，可以用豐富的物產交換足夠的糧食，管仲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人民富裕了，才能「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怎麼富民呢？在農業上，提出「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稅收政策，根據土地的好壞不同，徵收多少不等的賦稅，刺激人民的開發土地積極性；在商業上，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甚至為了刺激經濟，管仲開設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妓院。而且，管仲將犯罪與經濟也結合起來，犯了罪的，可以用不同的兵器器械贖罪，用這種方法加強軍備。管仲是一個特別會做買賣的人，國際貿易做得好，他用菁茅之謀、石壁之謀、衡山之謀等各種辦法與他國做生意，使天下的財富流向齊國。管仲的強國富民之策運用得當，使齊國迅速成為春秋五霸第一霸。

商鞅服務的對象是秦國。當時的秦國物產不豐，但土地廣袤，適於發展農業，管仲的辦法，是「全民皆農，全民皆兵」，用大大提高的秦國糧食產量作為「軍糧」，支撐龐大的軍事開支，擴張掠奪再擴張再掠奪。商鞅與秦孝公見面時，初講「帝道」，六七十年可稱霸中國；次講「王道」，五六十年可稱霸中國，最後講「霸道」，一二十年可稱霸中國。最後霸道之策被孝公採用。商鞅認為「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國以奸民治良民者，必治」。用「小人」治「良民」，就是商鞅的「強國弱民」之道。秦國這個國家，在商鞅變法後，成為一個殺人機器，這個國家只有兩種人：一為耕夫，負責製造糧草；一為戰士，負責侵略殺人。最後統一全國。

管仲是商人出身，跟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商鞅是官宦子弟。這決定了他們做項目的理念不同。區別？沒什麼區別，他們都是為戰亂環境下的國家服務，並且做出了成就。如果要說區別，那就是他們的命運不同。這說明，商人做項目比官宦子弟更強。呂不韋也是一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