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范仲淹?
北宋詩人梅堯臣寫過一首《啄木》詩,以及一篇《靈烏賦》,分別寫的是兩種鳥類:啄木鳥和烏鴉。
寫完了,他把這兩首(篇)奇怪的詩文寄給了范仲淹。
此時大約是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剛剛被貶謫,從帝都開封貶到了鄱陽湖畔的饒州。境遇十分凄苦,據說一路經過十幾個州,都沒人出來接待他。
梅堯臣的詩文,是出於朋友的叮嚀和勸慰。在《啄木》詩中,他勸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鳥一樣,啄了林中蟲,卻招來殺身之禍,面對貪官污吏不要過於耿直。
在《靈烏賦》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屢次直言,都被當作烏鴉不祥的叫聲,勸他應學報喜之鳥,而不要像烏鴉那樣報凶訊而「招唾罵於邑閭」,希望他從此拴緊舌頭,鎖住嘴唇,除了隨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讀到梅堯臣的文字,范仲淹內心暖暖的,但對他的勸告卻不以為然。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題的《靈烏賦》給梅堯臣,在賦中,他斬釘截鐵地說,不管人們如何厭惡烏鴉的啞啞之聲,我將始終堅持一生的信條: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胡適後來說,范仲淹寫下這八個字,比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說出那句經典的「不自由,毋寧死」,早了740年,是中國爭自由史上一段值得銘記的佳話。
范仲淹畫像
1勇氣,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可以說,他的一生,都被體內一股熱氣推著往前走,不管刀山火海,寧死都不回頭。
27歲中進士之後,范仲淹有十幾年時間在地方上任小官,積攢口碑。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實事,但視野並不局限於一縣一州,時常就全國性的時政問題發表觀點。
他對當時的國家政策深感不滿。絕大部分人,縱然心有不滿,私底下發發牢騷就算了,公開場合還是配合著稱頌天朝威武。
范仲淹是個另類,他不會私下妄議朝政,有問題直接公開討論。在母喪丁憂期間,他向朝廷上了萬言書,奏請改革吏治,裁汰冗員,安撫將帥。
朝中兩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萬言書針砭時弊,字字見血,於是極力向宋仁宗推薦這個奇人。
不過,從范仲淹後來惹禍,晏殊急於與之切割的做法來看,這些朝中大佬推舉范仲淹,可能並非出於真心讚賞,而是想利用這個「愣頭青」向皇上勸諫。他們身居高位,看到的問題肯定比范仲淹多而深刻,但他們不說,反而稱讚一個久在地方的小官抓問題抓得准,為什麼?
官場油膩,缺乏勇氣唄。
范仲淹隨後應詔入京,任秘閣校理,大概相當於國家圖書館管理員的一個閑職。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從此多了一個「刺頭」:專挑敏感問題,職業怒懟大人物,誰有實權就懟誰。
入京次年,范仲淹就敏銳地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簾聽政的劉太后應該還大權於皇帝。
沒有勇氣打底,誰敢提這種問題?實權人物劉太后有沒有做武則天第二的野心,沒人知道,但還不還政的問題一旦公開化,就相當於把太后放到權力的火爐上烤。
劉太后怒不可遏,一個字:貶!
劉太后死後,宋仁宗親政,懷念范仲淹當初為自己「仗義執言」,覺得他是自己人,遂下詔調他回京。
然而,皇帝想錯了。范仲淹根本不是誰的人,在他的字典里,沒有「站隊」,只有「站對」,站在對的一邊。
這一次,宋仁宗要廢掉郭皇后,范仲淹站出來上疏反對,皇后沒什麼大錯,為什麼說廢就廢呢?
然後,他又得到了一個字:貶!
三年後,范仲淹又回來了,知開封府,相當於官至首都市長。這一次,他怒懟權勢的矛頭,對準了宰相呂夷簡。他向宋仁宗進獻百官圖,指名道姓,直斥呂夷簡任人唯私,升遷不公。
呂夷簡老謀深算:要讓范仲淹消停,除非讓他消失。
於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貶,從帝都消失,來到了鄱陽湖畔的饒州。
一個人在一生中,哪怕有一次鼓起勇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七八年間,竟遭三次貶逐,沒有堅定的信仰是堅持不下來的。
所以,面對梅堯臣的勸慰,他說出了他的人生信條: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帝國的絕大部分讀書人,初入官場總有一股銳不可當的勇氣,以及一顆輔佐君王的事業心,但在漸漸熟悉官場規則後,就會漫漫磨平了稜角,變得圓滑世故。
范仲淹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在官場沉浮數十載,逆境多於順境,貶謫蓋過升遷,但他始終保持初心,保持銳氣,保持勇氣。
即便隨著年齡增長,他也未曾變得油膩世故。40歲的他,仍然有20歲的勇氣;50歲的他,同樣如此;60歲的他,還是如此。人會老,勇氣不曾衰竭。
後來,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讓他主動跟呂夷簡道歉,消除隔閡。他說:「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
我懟人向來對公不對私,沒有錯,不道歉。
就是這麼霸氣外露,就是這麼鋒芒畢露,連皇帝都沒轍。
范仲淹曾說,做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用現在的話說,政治上必須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上級和皇帝,不怕受罪,而個人操守,則務求清白,決不能貪贓枉法,授人把柄。
做到這兩點,俯仰無愧,勇氣自然就來了。
范仲淹劇照
2理想,是范仲淹人生的底牌。無論身處迷茫、黑暗與痛苦,他都能保持前行的姿態,因為他留了最大的一張底牌。
范仲淹的命並不好。用時髦的話來說,命運給了他一手爛牌,他卻打得比所有人都好。
他兩歲喪父,母親帶著他改嫁朱家。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中舉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說。
某次,他勸朱家兄弟不要揮霍浪費,結果人家懟了他:我自用朱家錢,關你什麼事?
他一臉驚愕,終於了解到自己是蘇州人,不是山東人。
他發奮讀書,想通過科舉改變命運。
而歷史也給了他這樣的貧寒儒生一個機會,宋代的科舉制度打破了階層限制,不再由貴族把持。有一句詩描寫當時的現實,叫「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讀書,給了庶民向上流動的機遇,這種光榮與夢想,也不斷刺激著他們的進取之心。
范仲淹曾搬到寺廟中苦讀,後來又到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學。這期間,許多人從他身上,看到了顏回的影子。
他生活清苦,卻不改其樂。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後,用刀劃成四塊,早晚伴著腌菜,各吃兩塊,就算填飽肚子了。他晝夜苦讀,夜裡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厲害,於是用冷水洗臉,提神,接著讀。
當地官員聽說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給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勵。范仲淹一概謝絕,說今天嘗到美食,以後對著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
貧窮並未限制他的想像力。他在做人生規劃時,早早就敲定了兩條路子:第一志願當良相,第二志願做良醫。
這兩種人生設想,都是以憂國憂民為出發點。不是治國家之病,就是治人民之病。
據說宋真宗有一次路過應天府,觀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為所動,繼續躲在書院里看書。有一個同學很八卦地問他,大家都去看皇帝本尊,指望著能跟皇帝握握手,這輩子都不用洗手了,你怎麼不去呢?
范仲淹頭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後見皇帝的機會多著呢!
別人說這話,可能是吹牛,但范仲淹說這話,是真牛。26歲那年,他考中進士,在殿試環節,見到了皇帝。
富貴觸手可及,一介寒儒就此改運。多少人走到這一步,難免沾沾自喜,開始收割勝利果實,拚命斂財謀位,瘋狂補貼年輕時的苦命付出。
但是,范仲淹卻感覺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樂,如今是身心俱苦。
放眼望去,整個帝國在范仲淹眼裡,病得不輕。內有官僚階層利益板結,因循守舊,人人在做好好先生;外有邊境政權厲兵秣馬,不時寇邊侵擾,而朝廷只會花錢買平安。
這樣的國家,讓他擔憂,無時不在想著如何改革圖強。儘管他只是帝國官僚體系中,一個小小的地方官,但從未撲滅他心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光輝理想。
他執著地上疏,針砭時弊,力陳改革。迎接他的是,一次次的貶黜,一次比一次慘。
對理想的執著,在現實中碰壁,哪怕頭破血流,至死不曾後悔。就是這樣一個人,政敵多於朋友,朋友多於知己,卻在日復一日的自我砥礪中,贏得了歷史的尊重。
有理想的人自帶光芒。《宋史》評價范仲淹,說他「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一個能影響時代風氣的人,儘管在當時失敗了,但在後人眼裡,又何嘗不是成功了?
范仲淹成就了岳陽樓
3
能力,是范仲淹一生的底氣。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范仲淹不是蜘蛛俠,但終其一生,都在踐行這句話。
范仲淹早年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給人的印象是踏實內向。沒有人會料到,步入仕途後,他的人生完全轉向,動不動就懟人,成了帝國最出名的「話癆」。
如果僅僅是一個只會提出問題不會解決問題的「話癆」,那麼,范仲淹被貶一兩次,就沒有機會東山再起了。
連皇帝都知道範仲淹「嘴欠」,但禁不住要不時重新起用他,為什麼?
能力太強,無可替代唄。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問這樣評價范仲淹: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
無論什麼身份職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極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
康定元年(1040)前後,西夏進犯北宋邊境,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宋仁宗無奈,遂起用眾望所歸的范仲淹,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一起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范仲淹到位後,兼任延州(今延安)一把手,軍政打理得相當到位。西夏人原本集兵延州城下,見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說「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鎮守延州的前任、吃了敗仗的范雍。
范仲淹在防守邊塞的戰爭中,「號令明白,愛撫士卒」,採取正確的策略,經常取勝,軍威大振,連宋仁宗都不得不稱讚說:「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
對手認可,老闆認可,能力擺在那裡,政敵無話可說。
史學家評論歷史人物,許多時候會表現得很刻薄。比如一個人平時好議論軍事,打打嘴炮,到了戰場卻不堪一擊,落荒而逃,這樣的人會被史學家譏諷為「帶汁諸葛亮」。
然而,迄今似乎還沒有哪一個史學家敢否認范仲淹作為一個傑出軍事家的地位。
慶曆三年(1043),宋仁宗決心改革,第一個人事任命,正是把范仲淹調回中央,授官參知政事(副宰相)。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適的改革領袖。
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擔當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實現。他抓住機遇,提出了十項改革方針。拿既得利益者開刀,澄清吏治,首當其衝。
此時,范仲淹的周圍聚攏了一批牛人,韓琦、富弼、歐陽修等等,史稱「同官盡才俊」,而范仲淹則是由這些才俊之士組成的政治集團的領袖人物。
范仲淹對貪污腐敗、尸位素餐的官員,毫不客氣,每次看到針對這些官員的調查報告,大筆一揮,就把這個官員拿下。富弼說,一筆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嗎?范仲淹毫不心軟,回答說,一家哭總比一路(路,宋代地方行政單位,相當於現在的省)哭要好。
一旦動真格,重新分配利益,稱范仲淹為聖人的人就越來越少,這就是人性。結果是相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皇室權貴暗中開始串通,組織力量策劃剷除范仲淹。
「慶曆新政」不到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
一代人的理想,自此失落。這是范仲淹一生中最鬱悶的時刻。
改革失敗後兩年,慶曆六年(1046),58歲的范仲淹在貶所鄧州,寫下聞名天下的《岳陽樓記》,表達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畢生追求。
然而,自始至終,沒有人因為改革失敗,而質疑范仲淹的能力。人們只是惋惜,如果「慶曆新政」成功了,就不會有後來的「靖康之恥」,可惜啊!
朱熹說,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這一評價,代表了歷代對范仲淹能力的肯定。范仲淹稱得上是宋代第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改革家。
朱熹:范仲淹是「第一流人物」
4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線。他追求功業,追求政績,追求名聲,但是,凡是需要出賣道德做交易的成功,他一概不取。
一個改革者,特別是一個失敗了的改革者,在他生前身後,非議肯定少不了。因為,歷史上的改革者,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不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就是在改革的同時為個人攬權斂財。
范仲淹卻是極其罕見的例外。
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張居正等人身後毀譽參半,而范仲淹則是「名節無疵」,堪稱完人,為什麼?
范仲淹的搭檔韓琦,對他的評價很能說明問題:「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
是的,范仲淹不僅是一個有能力的改革者,更是一個燭照古今的賢者、聖人。他的政敵,即便想詆毀他,也不知道從何下手。
在「慶曆新政」推進期間,政敵們聯手說,范仲淹在朝中結黨。
這一指責不得了,直接觸碰到北宋建國以來最敏感的政治痛點。
宋太祖趙匡胤以唐朝牛李黨爭造成許多後患為鑒,曾下詔書說:凡是及第的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老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
宋代最高統治者最害怕的,不是官員搞貪污、不作為,而是大臣之間結合成派系或朋黨,發展成皇權的一個離心力量。
宋仁宗也多次下詔指示朝官「戒朋黨」。這實際上成了宋初以來的一條家法,一道底線。
朋黨的指控,用心之險惡,可見一斑。
連宋仁宗都不忍直接定罪,而是給范仲淹一個澄清和解釋的機會,他想聽范仲淹怎麼說,就故意問:「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 」
面對這個問題,精明的改革者,為了改革事業繼續推進,抑或為了保住個人的權位,肯定會斬釘截鐵地回答「君子不黨」。
那麼,范仲淹是怎麼回答的?
他回答說:「我在邊防的時候,見到能打仗、會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稱一黨,怯懦的人也自為一黨。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麼害處呢?」
沒錯,范仲淹心胸坦蕩到這種程度,竟然當著皇帝的面,承認了結黨的事實。
他的道德感,強烈到寧可死,也不願說謊。
代價當然是慘重的。范仲淹結黨,成了壓垮改革的那根稻草。
他沒辦法,但也從未想過以突破道德底線的手段,去挽救這一切。難怪朱熹說,范仲淹是天地間的一股浩然正氣,是第一流的人物。
范仲淹一生見賢思齊,不斷以往哲先賢的思想、品德和功績勉勵自己。他曾說:「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表達了要像先聖一樣,在得失進退間,不失其高尚的情操。
所以他始終以潔身自好和為國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現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做了高官以後,家裡生活依然如貧賤時一般儉樸,史書說他的家人「不識富貴之樂」。但對他人急難,卻竭盡全力給予幫助,從不考慮自己有無家用。他還在蘇州辦義莊,興義學,影響了宋代士大夫熱衷義莊、義學的風氣。
范仲淹將要退休時,他的門徒建議他在洛陽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
他聽後,語重心長地對弟子們說:「每晚就寢時,我都要合計自己一天的俸祿和一天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當,就能夠打著鼾聲熟睡。如果不是這樣,心裡就不安,閉目也睡不著。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補回來,使所作所為對得起朝廷的俸祿。」
他接著說:「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體衰,精力有限,能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對不起百姓,對不起俸祿。這時營造安樂窩,豈又能安樂?」
這番話,不是聖人說不出來。
道德,在許多人眼裡,是做人的標杆。有道德,說明我已經到了很高的境界;無道德,只要不觸碰法律,那也不要緊。
然而,我們要記住,道德,在范仲淹那裡,只是做人的底線。他一輩子都不會逾越底線,去做任何無德之事。
范仲淹註定是孤獨的,但一個誕生出范仲淹的民族,是偉大的。任何時候,珍惜范仲淹,就是珍惜這個民族的過往與未來。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北宋中期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
范仲淹少年時期,家境貧寒,據說勤奮讀書,甚至「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取了進士。中年做官,他十分關心人民的疾苦,不忘「先天下之憂而憂」初衷。他在朝堂譏切時弊,接連上書後得罪了權臣宰相呂夷簡,後被貶饒州。
1040年(康定元年),他被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邊事緊急,防禦西夏。戍邊數年,西夏稱之為「小范老子」羌人尊之為「龍圖老子」。呂夷簡被罷後,范仲淹再次得到重任,參與國事。他又提出革新朝政的十條建議,對待貪腐官員,他大刀闊斧,有人戲稱他的一支筆比閻羅判官手中的筆還狠。他的新政引起了腐朽保守勢力的不滿,迫使他再次離朝,改革很快就遭遇打擊。至此,「慶曆新政」結束,范仲淹在赴穎州途中病死。 他一生極愛自己的名聲,死後人們對他好評如潮,甚至成為了中國文人與士大夫推崇的典型。
范仲淹不但是北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也是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人物。他的《岳陽樓記》就是千古的名作。范仲淹在文學上強調要接近歷史上最優秀的文學傳統,並推崇能風雅比興傳統的創作;他自己的詩文也是當時進步文學創作的一種可貴的方向,正如他畢生堅信的人生信條:「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本人最為崇拜范仲淹先生的為人,特用一篇長文,紀念范仲淹!紀念這位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詞人、大慈善家、改革家,紀念這位胸懷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一代名臣,紀念這位宋代官場老刺頭、啄木鳥,不平則鳴的孤膽英雄,紀念這位威震西北邊陲的一代名將!
1,范仲淹是北宋歷史上第一個得到文正這個謚號的人!范仲淹,字希文。謚號「文正」。在宋代,「文正」這個謚號是授予文官的最高等級,對於「文正」這種高大上的字眼,皇帝是不肯輕易給人的,整個宋代得到這個稱號的也不超過10個人,據說范仲淹是宋朝第一個得到這個謚號的人。
2,范仲淹是不平則鳴的宋代官場「啄木鳥」!他像啄木鳥一樣一生都在為宋朝挑刺看病,他有著一張烏鴉嘴,看不慣的就「不平則鳴」。范仲淹是宋代最大膽的文人,歐陽修說他「敢與天子爭是非」,他擁有一顆最堅硬的心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舉個例子吧。明道二年,京東和江淮一帶大旱鬧蝗災。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請仁宗馬上派人前去救災,但仁宗不予理會,范仲淹就質問仁宗,「如果宮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該當如何」,言辭激烈。關於鬧蝗災這個事,歷朝歷代都會發生,如何處理,宋仁宗應該向唐太宗李世民學習。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二年京師大旱鬧蝗災,李世民去視察災情,看見蝗蟲,直接抓起放到嘴裡吃下去,說蝗蟲啊,老百姓有錯的話,那都是我的錯,你蝗蟲要是有靈的話,就別禍害百姓了,就來吃我的心吧。他的朋友梅堯臣勸他,沒事少說話,小心得罪人,范仲淹說,他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3,范仲淹是西北邊陲的屏障!他是邊塞詞的第一人和倡導者!范仲淹後來改行做了武官,負責在西北和西夏人做軍事鬥爭。在軍事上,范仲淹不是個刺頭,而是個老謀深算的戰略家。他不會犯「左傾冒險主義」,更不會犯「右傾機會主義」,而是步步為營穩紮穩打,採取積極防禦政策,培養出許多像狄青那樣有勇有謀的將領,並訓練出一支作戰強悍的部隊,為宋朝西北邊境的安全立下汗馬功勞。在西北戍邊期間,范仲淹寫下了一系列的《漁家傲》詞,氣勢悲壯蒼涼,意境雄健剛烈,開豪放派宋詞的先河。
4,范仲淹是熱衷慈善的偉大的教育家!作為宋代最知名的公知,最大膽的言官,范仲淹始終廉潔自律,「直道豈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清光」是他為官的座右銘。他在蘇州首先創辦「義莊」這種民間慈善機構,以接濟族人。范仲淹在著名的應天書院做過老師,培養了一大批知名的官員和學者。在蘇州做官的時候,他買下一塊叫做「南園」的地,本想建造私宅的。風水先生告訴他買了塊風水寶地,今後范家必將出公卿貴人,范仲淹聽了大喜,既然是塊風水寶地,那就拿來做學校好了,讓它源源不斷地培養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豈不比我家多出幾個公卿貴人更好嗎?於是他就在這裡修建起了蘇州郡學,這就是現在著名的蘇州中學的前身。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窮學生朱說(yuè)從山東鄒平來到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書院求學。他能忍常人不能忍的困苦,冬天讀書疲睏就用冷水洗臉,沒有東西吃就喝稀粥度日。幾年苦讀,他博通儒家經典的要義,有慷慨兼濟天下的抱負。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6歲的朱說科舉中榜,從寒儒成為進士,當上了九品官。有了俸祿,朱說就把母親接來奉養。
他在飲酒品魚、觀賞風景的時候,看到風浪中起伏的小船,由此聯想到漁民打魚的艱辛和危險,寫下了一首《江上漁者》: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
搞錯了吧,這首詩我們小學就讀過,他的作者是鼎鼎有名的范仲淹,哪會是這個小豬豬?呵呵,沒錯。天禧元年(1017年),朱說因為治獄廉平、剛正不阿升了官,歸宗複姓改回本名范仲淹。也有一說是天聖六年(1028),他服母喪後才改名的。
范仲淹是個很軸的人,啥事都講死理,所以我認為後一種說法更可信。母親為了養活剛兩歲的自己而改嫁,在母親活著時候就歸宗,豈不是在指責母親?
宋代大家大多喜歡感時傷懷、喝酒泡妞,但腰都是直的,骨頭是硬的。但在直言敢為,沒有人敢和范仲淹爭第一,每遇國家大事必慷慨直言,雖然為此老吃苦頭。在相對開明到有點柔弱的仁宗朝,范仲淹的諍言大大提振了朝綱。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西溪做個轉運鹽官,推動上司張綸奏明朝廷重修捍海堰,當地人民將所修之堤命名為「范公堤」,遺址迄今猶存。堤沒全部完工,水利專家還沒當過癮,他又華麗轉身成教育家了。
天聖四年(1026年)八月,范仲淹因母親病逝辭官守喪,南京留守、大詩人晏殊邀請他執掌應天書院。范仲淹主持教務期間,勤勉督學、以身示教、創導時事政論,倡導士大夫矯正世風、嚴以律己、崇尚品德的節操,書院學風亦為之煥然一新。
有了名氣就開始管閑事了。天聖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萬言的《上執政書》,奏請改革吏治,裁汰冗員,安撫將帥。 宰相王曾對此萬言書極為讚賞,時在樞府的晏殊向仁宗當面陳述范仲淹既往政績。 十二月,仁宗徵召范仲淹入京,任為秘閣校理,負責皇家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范仲淹業餘時間當起了獵頭。他一認識富弼就驚嘆是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給王曾、晏殊看,晏殊把女兒嫁給了富弼。後來仁宗恢複製科考試,范仲淹又建議富弼參加,以縮短仕途進程。
天聖七年(1029年),19歲的宋仁宗準備率百官給垂簾聽政的劉太后祝壽,范仲淹不幹了,他認為這一做法混淆了國禮和家禮,上書諫止未果。他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仁宗,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驚失色,批評他過於輕率,不僅有礙自己的仕途,還會連累舉薦之人。范仲淹據理力爭,並回寫一封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詳述自己做法的緣由,第一次向天下展示自己獨特的世界觀:
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 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耳。倘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別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
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言危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
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改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洶然何逃! 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
他認為天下有兩個黨派,一派說正直的話做正直的事,一派說恭順的話做恭順的事,天下理亂就在於二者交戰勝負結果。前者容易惹禍上身,如果獲罪於時後者自然不戰而勝,但是天下混亂後者也無處躲避。
天聖八年(1030年),范仲淹請求離京為官,到地方做通判。宋人認為范仲淹被貶謫一次是「光」一次,這個第一次貶謫叫「極光」。對於范仲淹而言,這次貶謫其實是一次很好的下基層鍛煉。
到了地方范仲淹也不消停,多次上疏議政。他建議停止朝廷大興土木,主張削減郡縣、精簡官吏 ,建議朝廷不可罷免職田。這些上疏雖未被朝廷採納,但其一片忠心打動了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駕崩,仁宗親政,召范仲淹入京,拜為右司諫。
當時群臣多在議論太后垂簾時為政之失,仁宗也著手清理太后提拔的官員。范仲淹卻認為太后雖秉政多年,但亦有養護仁宗之功,建議朝廷掩飾太后過失,避免政治動蕩,仁宗採納了他的建議。 仁宗想再立楊太妃為皇太后參與軍國大事,范仲淹認為有皇帝不能親政之嫌反對,也被仁宗接納了。
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范仲淹奏請朝廷派人視察災情,仁宗不予理會。范仲淹便質問仁宗:「如果宮中停食半日,陛下該當如何?」 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撫災民。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並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哎,這不是讓錦衣玉食的權貴難堪嘛。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誤傷仁宗 ,宰相呂夷簡因與皇后有隙力主廢后。群臣議論紛紛,都認為廢后不合適,但因呂夷簡事先令有司不接受台諫章疏。 范仲淹就帶著十餘人跪伏垂拱殿外,請求召見,仁宗不見,派呂夷簡出來解釋。
范仲淹等與之當庭辯論,呂夷簡理屈詞窮,無以為對。 第二天范仲淹打算再次與宰相諫爭,一道詔書直接把他外放為睦州知州。
第二次貶謫叫「愈光」,更加光亮,可此時的范仲淹的心中並不敞亮,他憂心忡忡寫下了《御街行·秋日懷舊》: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卷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敧,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
和他一起諫爭的官員,或貶或罰,無一倖免。在河陽任簽判的富弼上書宋仁宗,他認為這是一舉二失,不能恢復皇后之位,也要恢復范仲淹的官職。這富弼看來和范仲淹一樣大膽,鐵了心站在一個陣營,後來他們也是堅定的政治同盟。,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調任蘇州知州,辟所居南園之地,興建郡學。 蘇州發生水災,范仲淹命令民眾疏通五條河渠,興修水利,導引太湖水流入大海。他的「修圍、浚河、置閘」治水方略,一直到元明都在用。
范仲淹喜歡推薦人才,蘇麟在外縣做巡檢,不在城裡沒有得到提拔。他就獻了斷句「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給范仲淹,范仲淹看後心領神會,馬上給他寫了推薦信,不久就得到升遷。
但范仲淹還是關心中樞,他寫了一首《春日游湖》:湖邊多少游湖者,半在斷橋煙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著眼到青山。你們只看到眼前湖景,有幾個人像我一樣看到遠處的青山?
次年,因為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調回京師,很快就代理開封府長官。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開封府「肅然稱治」,時稱「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但是范仲淹是不會滿足於一城之治,他著眼的是整個天下。
景祐三年(1036年),他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呂夷簡用人提出尖銳批評。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范仲淹迂腐,誣衊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便連上四章 ,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改知饒州。
范呂之爭,牽連甚廣。秘書丞余靖上書請求修改詔命 ;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范仲淹是師友關係,願一起降官貶黜 ;館閣校勘歐陽修和蔡襄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皆牽連遭貶。
朝臣畏懼宰相勢力,沒有人敢再說話。范仲淹被貶出京,竟無人敢送別,只有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行。 第三次貶謫叫「尤光」,尤其光明,范仲淹在一次次貶謫中磨礪自己,越來越有光亮。
景祐四年(1037年),呂夷簡被免除宰相之職,士大夫們接連不斷地替范仲淹辯白,雙方互相辯駁,朋黨爭論四起,仁宗下詔禁止互結朋黨。
范仲淹的妻子病死在饒州,自己也得了重病。在附近做縣令的梅堯臣作,寫了一首《啄木》詩和一首《靈烏賦》給他,勸范仲淹學報喜之鳥,不要像烏鴉那樣報凶訊而「招唾罵於里閭」。
面對梅堯臣的好意,他回了《答梅聖俞靈烏賦》:危言遷謫向江湖,放意雲山道豈孤。忠信平生心自許,吉凶何恤賦靈烏。范仲淹還回作了一篇同名的《靈烏賦》,認為「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於身,不告之者則稔禍於人。」強調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看來早在宋代人們就認為烏鴉報凶了,范仲淹可以說是第一個出名的烏鴉嘴,目前看也是迄今為止最出名的烏鴉嘴。
宋代文人小資,范仲淹也不能免俗。在饒州歷經苦頓,心理比較脆弱,喜歡上了一個小歌妓,當時叫「小鬟」。他調回京師不好意思攜行,就給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詩《懷慶朔堂》: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托東風乾當來。
魏介心領神會,就把小鬟買來轉送范仲淹。更讓人想不到的是,范仲淹回京竟然是因為戰爭。
寶元元年(1038年),党項族人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三川口大敗宋軍,集兵延州準備攻城,朝野震驚。宋仁宗認為范仲淹眾望所歸,次年把他升任龍圖閣直學士,和韓琦同時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擔任安撫使夏竦的副手抗擊西夏。
眾望所歸就能打仗?真不知道宋仁宗怎麼想的,但這個亂點鴛鴦卻真逼出了一個軍事家。
面對陌生的邊陲,未知的前程,范仲淹寫下《蘇幕遮·懷舊》: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有點感傷,但范仲淹可不是牢騷斷腸的人,擦乾淚直面人生。
針對西北地區地廣人稀、山谷交錯、地勢險要的特點,范仲淹提出「積極防禦」的守邊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築城寨,加強防禦工事,訓練邊塞軍隊,以達到以守為攻的目的。 對沿邊少數民族,誠心團結,慷慨優惠,嚴立賞罰公約,使其安心歸宋。
同時, 范仲淹精選將帥、大力提拔軍隊將領,使西北軍中湧現出狄青、種世衡等名將, 又訓練出一批強悍敢戰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這支軍隊仍是宋朝的一支勁旅。
當狄青還是個下級軍官時,范仲淹就對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狄青從此折節讀書,精通兵法,後以武官任樞密使,成為一代名將。
大儒張載少年時喜歡談兵,二十一歲時謁見范仲淹,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作為將領實在屈才,對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勸他讀《中庸》。後來張載遍觀釋老,無所得反而求六經,成為宋明理學關學的創始人。
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定川寨宋軍大敗,元昊揮師南下,進逼潘原,關中震動。十月,范仲淹率領六千軍隊,從邠州、涇州出發來進行援救,西夏軍隊撤出邊塞。仁宗非常欣賞范仲淹軍事才能,加封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當時羌人很敬佩范仲淹,稱呼他為「龍圖老子」,范仲淹為此還上表恢復龍圖閣直學士,才不至於讓羌人疑惑。
范仲淹利用築城修寨進行積極防禦的思想,使西北軍事防務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邊境局勢大為改觀。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最終締署合約,西北邊疆得以重現和平。
經歷戰火洗禮的范仲淹,寫下了《漁家傲· 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慶曆三年(1043年),元昊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仁宗召范仲淹回京,銳意改革。
范仲淹針對內憂(官僚隊伍龐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的現狀,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綱領,主張澄清吏治、改革科舉、整修武備、減免徭役、發展農業生產等,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舉等各個方面和領域。
新政實施的短短几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幹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全國也普遍辦起了學校。
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面對朝中的反對勢力,范仲淹也有點有心無力,在和歐陽修一起喝酒時,做了一首《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慶曆四年(1044年),六月,邊事再起,范仲淹外出巡守。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反對聲愈加激烈,范仲淹請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出任鄧州,以避邊塞嚴寒,仁宗升為給事中、知鄧州。 隨著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離京,歷時僅一年有餘的新政也逐漸被廢止,改革以失敗告終。
慶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達任所鄧州,重修覽秀亭、構築春風閣、營造百花洲,並設立花洲書院,閑暇之餘到書院講學,鄧州文運大振。
但此時的范仲淹心情是低沉的,百花洲的美景帶給他更多的是愁緒,《定風波·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制》: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蘆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悲無歡緒。
後來朝廷要徵調范仲淹到荊州,鄧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歡鄧州,就奏請留任。此時貶謫岳州的滕子京修復了岳陽樓,贈給范仲淹《洞庭晚秋圖》求他做記,范仲淹大筆一揮,留下一篇千古流芳的《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這個千古名篇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的風骨,也是千年來知識分子的風骨。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又調到杭州。子弟以為范仲淹有隱退之意,商議購置田產以供其安享晚年,被他嚴詞拒絕。但到十月,范仲淹卻主動出資,購買良田千畝。但這可不是他自己要享用的,他讓弟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文不取,成立範氏義莊,對范氏遠祖的後代子孫義贈口糧,並資助婚喪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升為戶部侍郎,調往青州,因冬寒病重,他要求到潁州,皇祐四年(1052年)得到批准。他才走到徐州就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四歲。 仁宗親書「褒賢之碑」,贈兵部尚書,謚號文正,追封楚國公。
范仲淹死了,朝廷再也沒有烏鴉嘴了嗎?不會,在他身後,歐陽修、蘇東坡等大家迭出,個個都有他的風骨。但在一千年後的今天,我們好像很缺范仲淹這樣軸的人。
輪到作者感時傷懷了。喝杯小酒,管他去也。
對於范文正公的評價,歷史早有定論,筆者就不再贅述,僅從岳陽樓記談起,說說慶曆新政,希望一窺范公之精貌。
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以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的范仲淹,正在他一手創辦的花洲書院春風堂內捧著《洞庭秋晚圖》沉吟揣摩。這圖是隨他同年好友滕宗諒的書信於去歲六月一同寄來的,那時范仲淹還在邠州四路經略安撫任上。
書信的內容很簡單,乃是求范仲淹為重修的岳陽樓作一篇記文,只不過去年范仲淹身在邊鎮戎務繁忙,卻是無暇顧及。如今知鄧州事,力重教化、倡農桑,政通人和之餘,再觀《洞庭秋晚圖》,范仲淹感慨頗多,胸中已有所醞釀,很快就執筆疾書,一吐胸臆。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岳州即今岳陽,古又稱巴陵,處洞庭湖之濱,依長江、納三湘四水,江湖交匯,風景秀麗,人文薈萃。
滕宗諒(字子京)有言:竊以為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
岳州就很好的滿足了這兩點,不僅有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的山水形勝,還有遷客騷人,多會於此,留下詩賦於其上的歷史名樓「岳陽樓」。
岳陽樓聞名於世不單單是它那厚重的歷史沉澱,更離不開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陽樓記》。此文一出,岳陽樓已不僅僅是處名勝景觀,更蘊藉了中國士大夫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曠達胸襟,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連遭彈劾,最終被貶謫至岳州。明裡是因滕子京曾在涇州任上盜用公使錢被彈劾,可親歷此事的范仲淹知道這是誣告,並上書替滕子京辯誣,言若有不實願意同罪,可結果還是沒能阻攔滕子京的貶謫。深究其源,卻是滕子京隸屬改革派陣營,自然被朝中守舊官僚不容。
但慶曆四年春只是開始,隨後「奏邸之獄」更是將新政官員一網打盡,范仲淹等一眾大臣黯然離開朝堂,貶謫地方。才有了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感慨,當真「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而這一系列貶謫要從「慶曆新政」說起。
廟堂之高1)受命於敗軍之際
景佑五年(1038年),割據西北的党項族首領李元昊正式脫離大宋藩屬,自立為帝,建國號"大夏"。一時大宋顏面盡失,朝野嘩然,眾大臣紛紛上書要求討伐党項,興師問罪。
党項的割據由來已久,太宗朝時党項貴族獻地歸附大宋,西北五州俱納入大宋版圖。只有李繼遷出奔自立,繼續對抗宋廷。真宗朝時李繼遷完全收復了夏、銀、綏、宥、靜五州,雖稱臣大宋,卻已形成事實割據。等李元昊繼位,經三代經營,党項勢力已「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倚賀蘭山以為固」。如此國力,李元昊自然有了與大宋一較高下,稱帝西北的心思。
面對李元昊要求宋廷「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承認西夏建國事實的公然挑釁,大宋上下義憤填膺可想而知。此時的大宋自「檀淵之盟」後,內外安定,經濟文化空前繁榮,軍力龐大,僅禁軍就將滿八十萬,似乎討伐西夏根本不在話下。
康定元年正月(1040年),李元昊破金明寨,兵圍延州,並於三川口之戰,殲滅大宋援軍,主將劉平、石元孫被俘。三川口大敗使大宋朝野震驚,仁宗宵衣旰食,憂慮不已,急需有人扭轉陝西頹敗局勢。
是年三月,應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舉薦,仁宗皇帝啟用因越職言事,被宰相呂夷簡趕出朝堂的范仲淹,復官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四月,改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陝西都轉運使,七月,又遷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
范仲淹能因戰事被啟用一點都不讓人意外,因為大宋朝廷此時已到了無將可用的尷尬局面。自開國以來,為防止武將亂政,太祖時就開始實施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到仁宗朝時,隨著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識將已為常態,軍隊的戰鬥力自然急劇下降,兵敗如山倒也就不足為奇。
天聖三年(1025年)四月,還只是大理寺丞的范仲淹就曾上書皇太后和仁宗,表達對武備廢弛的憂慮,希望朝廷能鞏固邊防,重武備,防患於未然。天聖五年,在家丁憂的范仲淹又上《上執政書》,建議大宋的宰相們「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也」,在備戎狄方面,范仲淹強調要「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
雖然職位卑微,可范仲淹卻從未一刻放棄關注國家的憂患,並積極思索對策,富國強兵。
此刻西北兵敗,對軍事頗有見地的范仲淹,自然成了救時良將,受命於敗軍之際。
范仲淹到任延州,開始整軍備戰,奪回塞門諸寨,修復已破盪的金明寨、萬安城等,通過固寨修堡,選用狄青、種世衡為將營田實邊,逐漸取得對抗西夏的初步勝利。
慶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在抗擊西夏的前沿慶州,范仲淹立即著手軍民在重要隘口修築寨堡禦敵,給西夏軍進攻造成了極大阻礙。不僅如此,鑒於宋軍勢弱,范仲淹安置流民、安撫羌民為漢所用,積極團結周邊部族力量共抗西夏。
經過范仲淹苦心經營,環慶路邊軍實力大漲,西夏軍根本討不到好處,對環慶路的進犯越來越少。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李元昊進犯鎮戎軍,定川寨一戰,宋軍主將葛懷敏敗亡,形勢危急之時范仲淹率軍馳援,命鎮戎軍斷西夏軍退路,逼嚇李元昊撤軍,隨後派軍深入夏境追擊,大敗李元昊,挫敵軍威,穩定了局勢。
定川寨之敗後,倚重范仲淹的仁宗皇帝採納其建議,構建了陝西四路攻防體系,宋軍對戰西夏的被動局面開始扭轉,李元昊難以維繫國內困頓局面,遣使乞和。
慶曆三年,西北局勢漸朗,邊事稍寧,仁宗對范仲淹嘉許甚重,召其回朝,授樞密副使。范仲淹的才幹得到朝野認可,不久御史台接連上奏言范仲淹有宰輔之才,當年八月,仁宗皇帝罷免了王舉正,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拉開了「慶曆新政」的序幕。
2)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詔命條對時政,范仲淹上十事疏。提出了十項為政主張: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大宋的冗官弊政廣受後世抨擊,從太祖開國到仁宗盛世,北宋的官僚階層暮氣沉沉,腐朽不堪。因為沒有像樣的考成,官員通過三年流於形式的磨勘,無論優劣都會升遷,結果就是人浮於事、政事不修、百姓困苦,官僚集團急劇膨脹,耗用國帑無算。
從西夏戰事開始,仁宗皇帝已經發現了國家愈發積貧積弱的狀況,有心重振大宋,對於范仲淹切中時弊的中肯建議,自然大力支持。
范仲淹改革的重心就在於刷新吏治,裁汰冗官。
是年年末,范仲淹選派幹練的按察使,考察各路官吏優劣。按察使們將發現的貪官、庸官報送京師,范仲淹看著花名冊,對於記錄不稱職的官員,毫不留情的全部勾掉罷免。這讓時任樞密副使的富弼心生憂慮,不免擔心道:「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耶!」范仲淹勾去的一筆,背後可是一家人的痛哭。可范仲淹看著貪官名錄卻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貪官背後是一路的百姓,不能為了貪官一家,至全路百姓於不顧!
范仲淹辣手整頓官僚,雖讓百姓一時稱慶,可「官不聊生」,反對范仲淹的聲音自然是一浪高過一浪。
范仲淹天下為公,不懷私利,可不能「自私」的已為其他人也可以不自私。制定考成法、裁汰不稱職者、削減官僚豐厚的薪俸等等舉措,嚴重損害了朝中大部分人的利益,激化了政治矛盾,引起反對勢力抱團反攻。
慶曆三年,四月時,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一大批賢臣在朝,人品卑劣的夏竦被王拱辰等彈劾貶退。國子監直講石介興高采烈的作了《慶曆聖德詩》,稱:「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這樣明目張胆稱夏竦為大奸,自然讓夏竦懷恨在心,伺機報復,為之後攻擊范仲淹、富弼等人為朋黨埋下了禍患。
而歐陽修在新政實施期間上書仁宗,稱朝中的御史台官才能不足,兩制官中還有姦邪之人存在,他們推薦的台諫官自然好不到哪去。這哪是提建議,言事這般不留餘地,分明是給改革派樹敵嘛!
身為御史中丞的王拱辰本屬中立,這下子立刻跳到改革派對立面,成了反對勢力的急先鋒。
3)奏邸之獄
慶曆四年(1044)正月開始,王拱辰開始彈劾與范仲淹等親善的滕子京等人,這才有了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而同時懷恨在心的夏竦私下串聯反對官僚,攻擊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是朋黨,並勾結宮中內侍藍元震上疏仁宗,誹謗范仲淹等,說他們結為朋黨,相互舉薦提攜,不出兩三年,這各路官吏就都成范仲淹等人的門徒,到時候誤朝迷國,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皇帝都會被蒙蔽。
這話太誅心了,仁宗即使再英明也不免顧慮,隨後召來范仲淹詢問:小人和君子都有朋黨嗎?
范仲淹一心為國,只想表達公心,卻忽略了皇帝此刻的私天下之心,對答道:只要能為朝廷、百姓做好事,結黨有何不可。之後歐陽修洋洋洒洒一篇《朋黨論》,直言:君子有朋,君子有黨。
現在還處於王朝集權時期,這般超前的政黨政治大論,能不犯皇帝忌諱嗎?
六月,夏竦命家中女奴仿照石介字跡,偽造了一封《廢立詔草》,要富弼行尹、霍之事廢立皇帝。這事太過卑鄙,在大宋朝行廢立事本就不可能,明眼人一看就知真假。可令范仲淹、富弼等恐懼的是,皇帝居然未置可否,並沒對此事做出任何反應。面對京師流言四起,即使是周公都有恐懼的時候,何況范仲淹等人?朝中改革派重臣紛紛請求出朝巡邊,躲避嫌疑。
到了八月,朝中已無改革派高官坐鎮,正好不久就是秋季的賽神會,一眾被范仲淹等舉薦的新派官員們發起秋寒宴會,席間王益柔作《傲歌》,其中有一句:「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趨為奴。」
這詩被王拱辰得知,立刻命御史彈劾舉行集會的蘇舜欽和作詩的王益柔,說他們誹謗周公、孔子,還對陛下有大不敬之語。
文字獄這東西很臟,但卻非常有效,你這般寫了敢說沒有此類心思,詩以言志,說不清的。
很快仁宗命人將與會者全數緝拿,最後這些新派官員全部受到處分,趕出京師,至此范仲淹等所薦新進名士皆貶逐殆盡。
王拱辰無不得意道:「吾一舉網,盡矣!」
十一月,仁宗下詔嚴厲斥責,至治之世,不為朋黨,某些人明為舉薦,實則陰私納賄。這封詔書針對性太過明顯,朝野都知是在指責范仲淹等人。
事已至此,范仲淹還有何臉面留在朝中,立刻上書罷參知政事,乞知邠州。
慶曆五年(1045)正月,罷仲淹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按撫使,出知邠州;罷富弼樞密副使,以京東西路按撫使知鄆州;杜衍罷相,出知兗州。二月,韓琦罷樞密副使,出知揚州。八月,歐陽修為范富、杜、韓四人辨解,被貶知滁州。
慶曆新政就此終結,徹底宣告失敗。
慶曆六年寫下《岳陽樓記》的范仲淹,看著百花洲內的茂林修竹隨風搖曳、似泣如訴,明白自己恐怕再也不會快樂了。大宋的弊政還在,而且仍將繼續,愈加積重,直至病入膏肓,無力挽回。不管高居廟堂,還是遠處江湖,范仲淹希望大宋朝廷內外的官僚們,都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可這樣的人有嗎?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耳熟能詳的名言,讓范仲淹成了心憂天下的楷模。「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語又讓范仲淹成了古代忠君愛民的典範。愛國愛民,是范仲淹身上最寶貴的品質,也是他成為千古名臣的關鍵原因。
范仲淹身上還有幾個最值得人學習的閃光點:
1、讀書的典範:范仲淹一生讀書不輟,少年時期,他曾在山東鄒平市長白山的醴泉寺讀書,期間,他每天的飲食僅僅一碗稀飯,他每天把稀飯冷卻,分成四塊,早晚各兩塊,再配以鹽拌韭菜末,這就是范仲淹「劃粥斷齏」的苦讀典故。
還有一件事也特別感人,他後來到應天書院求學,家裡很窮,衣食不繼,但他刻苦攻讀,據說他在應天書院讀書五年,從未解衣就枕,每晚和衣而睡,始終處於讀書狀態和預備讀書的狀態。有一次,皇帝宋真宗到應天府視察,書院師生傾巢而出,爭睹聖顏,范仲淹卻不為所動,繼續讀書,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去瞻仰一下皇帝的風采,范仲淹淡淡地說,將來晉見也不晚。
2、儒將的典範:1040年,西夏騷擾邊境,宋仁宗派范仲淹出任延州(今延安)知州,鎮守邊關。范仲淹當上邊帥後,主張:「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採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孤立敵人的辦法,以守為攻,爭取最後的勝利。在范仲淹和韓琦主持下,邊城日固、士氣日盛、軍備日精,陝西四路立體縱深攻防體系初步構築完成,戰局開始有了變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覷宋軍,故民謠說:「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便是佐證。
3、言官的典範:范仲淹《靈烏賦》中有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就是他為官的信條,也是他性格反映,要做就做得光明磊落,要說就說得酣暢淋漓,敢說敢為,決不做縮頭烏龜。當時,宋仁宗20歲了,垂簾聽政的劉太后仍手握權力不放,不讓宋仁宗親政,為此,范仲淹上書《乞太后還政奏》,請劉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讓權力如日中天的劉太后大怒,馬上將他貶官。
范仲淹不但這次,而且多次因為言語太直,觸犯權貴,遭到貶官,但他只要在位一日,就始終直言不諱,觸犯太后、觸犯宰相、觸犯皇帝的話,在范仲淹那,是家常便飯,故經常遭到貶官,但他依然性格不改,他反過來甚至經常開導皇帝宋仁宗說:「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
范仲淹(989至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北宋名臣,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
范仲淹幼年喪父,發憤圖強,苦讀而進士及第,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回改嫁之母歸養,後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與韓琦共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採取「屯田久守」的方針,鞏固了西北的邊防。慶曆三年(1043),出任參知政事,發起「慶曆新政」,受挫後貶出京都,歷任邠州、鄧州、杭州、青州知州。皇佑四年(1052),改任潁州知州,范仲淹扶病上任,遂於途中逝世,享年六十四歲,追贈兵部尚書,楚國公,謚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
范仲淹一生,政績桌著,文學成就突出,治理邊塞井然有序。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後世影響深遠。有《范文正公文集》傳世。
范仲淹治獄廉平,剛直不阿,升為文林郎,任集慶軍節度推官。在任泰州西溪鹽監時期主張沿海築堤,重修捍海堰,保護農耕和沿海漁民的利益。
之後又到晏殊主政的南京任應天府教席,慷慨陳詞,矯正世風,嚴以律己,身體力行,學院學風為之一振。范仲淹聲譽日隆。
入就執政以後,秉直言,力陳利弊表現了一個正直的士大夫的高貴品質。范仲淹曾留下「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格言,為其品行之見證。
在西北戍邊期間,更改軍隊舊制,分部訓練,輪流衘敵,同修築城池,增強各個軍事基地。練兵屯糧,減少邊塞開支。親自檢查督促加強防守。並安撫當地各民族的民心,許多主張對加強邊塞的安定和團結起到了積極性的作用。
文學上,范仲淹主張宗經復古,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主要的散文有《上政事書》,《靈烏賦》,著名的《岳陽樓記》,借寫記之機,規勸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並留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
范仲淹的詩詞,雄渾豪放,蒼涼悲壯。如「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等,有唐朝高岑遺風。
第一次知道範仲淹這個名字,是在我高中時候的母校——河南省鄧州市第一高級中學。
學校的旁邊就是一個景色秀美的景區——花洲書院。
花洲書院正門像。
花洲書院內的春風閣(筆者拍攝於2017年7月)
百花洲畔(筆者拍攝於2017年7月)
後逐漸得知,花洲書院鑒於宋慶曆年間,慶曆五年(1045年),主持新政受挫的參知政事范仲淹,離開了京城,輾轉來到鄧州做一個小小的知州。
范仲淹並沒有因仕途不順而失落。上任之後提倡農桑,廢除苛捐雜稅,有感於當時鄧州教化之落後,范仲淹挑選了一處風景秀麗之地設書院講學——這就是花洲書院。
慶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花洲書院揮毫寫下了《岳陽樓記》這一傳世佳作。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也成為無數士人的座右銘。
之後對范仲淹其人其事逐漸有更多的了解。
范仲淹幼年喪父,少年時家境貧寒,但勤勉好學, 二十七歲時進士及第,後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因秉公直言而屢遭貶斥。康定元年(1040年),與韓琦共同擔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採取「屯田久守」方針,鞏固西北邊防。慶曆三年(1043年),出任參知政事,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措施。不久後,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貶出京,歷任邠州、鄧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任潁州知州,范仲淹扶疾上任,於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贈兵部尚書、楚國公,謚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
范仲淹政績卓著,每遇國家大事,總是慷慨直言。其忠誠正直的品格得到北宋士人的人格認同。他的文學成就也非常突出。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後世影響深遠。宋金時期的大文學家元好問高度讚揚范仲淹的品格:「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概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有《范文正公文集》傳世。
縱觀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幾經沉浮,一路風雨如晦而初心不改。幾次貶官皆因直言納諫,其耿介忠貞,言辭犀利,一度遭到他的親友同僚的責備。晏殊就曾說他「好奇邀名」;與他同朝為官的,曾被他上奏彈劾的呂夷簡也曾詆毀他是:「務名無實」。但是,他高風亮節、廉儉清正、忠貞愛國的高尚品質卻在他逝後得到了極其崇高的評價。
范仲淹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文學上皆是全才,一生憂國憂民。他的高潔品行和高尚的家國情懷至今仍被人所稱頌。他行事為人中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更是被許多仁人志士所尊崇和仿效。
在《宋史·范仲淹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中國自古尊孔尚儒,而開宋儒氣象,其功在范仲淹。他的行事作為一種人格典範,對後人影響深遠。完全當得起他所推崇的高尚精神境界,是他在《嚴先生祠堂記》里所提出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他在《岳陽樓記》里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他為官的一種崇高精神,是一種光風霽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贄對他的人格精神評價最高,甚至以為「宋亡,范公不亡也」。
朱熹評論他「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劉漫塘說「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
元朝人說他「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
清代袁枚稱其「黃閣風裁第一清」。
明代禮部尚書孫承恩有一句話,十分精闢的總結了范仲淹一代名臣清白廉潔、先憂後樂的一生:「德行純備,貞金粹玉。風節峻厲,霜松雪竹。先憂後樂,思濟斯民。一代賢相,前後絕倫。」
北宋時期的大文豪范仲淹,正能量蔭蔽家族800年,大家公認他為同時代的第一人物,朱熹更是給了他天地間第一人物的高度讚譽,范仲淹的一生淡泊榮辱,心繫百姓,他不僅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還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寫有著名的岳陽樓記天下皆知,他的大無畏境界與放下榮辱的豪情壯志,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范仲淹的成就完全是自我奮鬥、自強不息的結果,他超越了個人榮辱,重視天下如同重視自己身體,愛護人民如同愛護自己一樣的人,才可以擔當大任,擔當天下之重任。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知道身心不二,真命無期,藉助此身,替天行道,能做到由愛小我,到愛天下,不被自身小我所局限,寵辱都拋於腦後,所以可以擔當大任。
他的大無畏精神是其成就的根本,我們凡夫為什麼會害怕,因為有這個身體,因為沒有領會到真正能夠超越害怕的東西並不是這個身體,這個身體是個死物,不死的是我們裡面的那個靈魂,那個心,相對我們的身體來說,它是不會死的,明白這個道理,就會不怕死亡了,死都不怕了,還有什麼害怕的呢。因為錯誤的執著了這個身體是生命的根本,所以自己地位卑微就會害怕,如果沒有身體還會怕什麼呢。其實,比身體遭受災難更可怕的,是內心的貪慾。就宇宙真實義而言,萬物本自一體,萬法就是一個念變現,所以還爭什麼,執著什麼,差不多就可以了,古語說,無欲則剛。淡泊名利,清心寡欲的人,自然活的就更加從容與堅強。這就是大無畏精神,范仲淹的精神內核,因為放下了功名榮辱,反倒在最大意義上成就了功名,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大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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