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法國作家加繆？他的一生傳奇嗎？

1940年3月，外省青年加繆抵達了巴黎，在《巴黎晚報》找到了一份工作，做排版編輯，每天工作5小時，剩餘時間待在小旅館裡寫小說。這個時期的手記中有很多關於巴黎的生活記錄，提到最多的就是一個鄉下人初到大城市的孤獨感。

而此時的法國置身於對德國宣而不戰的奇觀戰爭中，巴黎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已經被疏散到南方。這種奇怪的氛圍更是加劇了巴黎孤島的氛圍，而身在其中的加繆唯一的溫暖和陪伴就是他持之以恆的寫作事業，他像一個絕望者一樣寫作，像生命只剩下一天那樣寫作。他經常發燒，頭部劇痛，身邊無人陪伴，只能依靠強大的意志力寫作：劇本《卡里古拉》已經完成完成，還需要一點修改；小說《局外人》寫了四分之三；關於荒誕的論著《西西弗的神話》完成了一半。

1942年5月，加繆的《局外人》出版，初印了4400冊，半年後，又加印了4400冊，同樣半年後，又加印同等數量。這本小說在法國文學史上的成功不言而喻，它提供了一個法國文學中的經典人物默爾索，他疏離，漠然，對人生毫無熱情，毫無動機地槍殺了一位阿拉伯人，被判處死刑的理由卻是因為出席母親的葬禮沒有掉眼淚。這本小說的「局外人」形象是加繆自我意識的一部分寫照，更契合了戰爭時期那種無政府狀態的時代精神。

當然，這本小說也是加繆進入巴黎知識分子圈的護照，薩特為《局外人》撰寫了一篇長達20頁的評論。薩特的評論微妙之處在於，他既誤讀了加繆，又把這種誤讀上升為一種哲學評價。這部小說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影響，加繆開始了跟伽利瑪出版社的長期合作，當年11月，《西西弗的神話》出版，印了2750冊，而加繆也接過了伽利瑪出版社的橄欖枝，成為了出版社審讀委員會中的一員，生活逐步有了保障。

杜魯門·卡波蒂，當時還沒有寫出《冷血》的卡波蒂，在巴黎流浪，他結識了加繆，在他的印象中，加繆身材瘦長，一頭捲曲的棕發，眼睛溢彩流光，充滿生氣，永遠一副正在聆聽的焦慮神情：他是個易於接近的人。他知道加繆是伽利瑪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於是一天下午，他自報家門說是一位美國作者，曾出版過一部短篇小說集——問加繆是否願意看看這本書，並考慮一下是否能通過伽利瑪出翻譯本？後來，加繆將我寄給他的書退還回來，隨附的一張便條上說他英語不夠好，不便予以評論，不過他覺得我很擅長人物刻畫和情節安排。「可是，我覺得這些故事太過倉促，沒能展現出來。不過如果你有其他文稿，請給我看看。」之後，每次卡波蒂在皇家龐特咖啡廳，還有一次在伽利瑪出版社花園遇見加繆，他都會鼓勵地點頭微笑。

加繆對待那些無名的青年都有這樣彬彬有禮的印象，他不刻薄，樂意助人，不想薩特他們盛氣凌人，當年米沃什流亡在巴黎，也是在加繆的幫助才出版了《被禁錮的頭腦》。大概他是來自外省，對那些外來人都有感同身受。

談到自己的寫作，加繆說， 別人寫作，是基於遲發性的誘惑。他們人生中的每一個失落，都可以是一部藝術作品，一個用他們生命中的謊言編織起來的謊言。至於我，從我筆下流露出來的將會是我的幸福快樂。即使這其中不乏殘酷的成分。我需要寫作就像我需要游泳，這是一種生理上的需求。

他還說，我能夠創作，靠的是持續不斷地努力。我的本性是在靜止中前進。我最深沉、最確定的傾向，是沉默和日常生活。我必須花上許多年的執著，才能免於分心，免於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誘惑。但我知道這樣的努力可以讓我屹立不搖，而如果我有任何片刻的懷疑，我就會墜入萬丈深淵。就是這樣，所以我可以不受病痛和遁世念頭的干擾，奮力昂首地呼吸和克服。這是我絕望的方式，也是我療傷的方式。

我是很喜歡加繆的，大學時期就讀過他不少作品，那時對存在主義這些人還是比較痴迷的。

後來才得知，加繆時常會擔心自己會自殺。這是因為他患有結核病——病的隱喻！我讀大學那時雖不擔心自殺，但患有青春模仿症。由此想到一段軼聞，八十年代有本書主題為「反抗絕望」，一些老先生們很疑惑，「年紀輕輕就反抗絕望」，「哪裡來的絕望呀」。我倒是理解作者的主旨，那種得自哲學氣息，或者說攪亂哲學、文學與理論邊界的表達方式，不正是年輕時才生長的野心嗎？死亡在事實上與老之將至有關，但在理論上與青春少年，與人的主體確立之覺悟有關。至少對加繆這樣的人而言即是如此。死的「荒誕」（車禍），生的「孤獨」（貧民），中間是一段奮鬥、反抗、友誼、愛與正義的路途，夫復何求。

加繆從「孤獨」到「團結」始於抵抗時期，有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的背景。但這之間並沒有直線式的「進步」意思，而是交織混雜的狀態，「既然他的使命是團結儘可能多的人，那麼這種使命就不能將就謊言和奴役，而謊言和奴役在其占統治地位的任何地方都使孤獨迅速地擴散」。在《致一位德國朋友的信》中，對於「多少年來你們試圖引進歷史的那些東西」深惡痛絕。

從一個貧民到躋身法國上流知識圈，卻又在其中感到「渾身不自在」，這正是加繆與眾不同之處。「普羅米修斯選擇了西西弗斯的命運，點燃了伊卡爾的翅膀」，加繆在這一人類永恆的圖景里發現了團結、忠誠與自我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