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行為荒誕、態度消極,為何能得到時人與後世的稱讚?


對於竹林七賢的理解,不同時代、不同立場的人可能理解是不同的。我想我們不必苛責每個人的不同理解,但是,我們首先要知道他們為什麼荒誕與消極呢?

我覺得有一個學者對於魏晉南北朝這個時代,看的透徹。引用著名美學家宗白華的一段話: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宗白華《美學散步》

這種精神上的自由與解放是不是和另一位作家兼學者觀點相似呢?「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魯迅先生在這篇文章里說過一句有趣的話「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大概這就是竹林七賢的真實寫照。 我們先看看他們有多荒誕?下面,以阮籍為例子,來看看竹林七賢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

《滕王閣序》 有一句「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這句用了一個典故,晉書上說阮籍興起了,就獨自開車,沒有目標的隨便開,開到了沒有路的地方,他就慟哭一會兒,然後駕車返回。

他愛喝酒,聽說步兵校尉這個官手底下有一個人會釀酒,釀酒三百斛,於是,求此官。所以,後人稱他阮步兵。 喝過酒,他會不會酒後亂性呢?阮籍經常到附近一酒肆去喝酒,這家女主人有點像卓文君,長的美貌,當爐賣酒。阮籍喝酒喝醉了,就躺在這個女人旁邊,一開始男主人有疑心,後來,日子久了就發現他並沒有其他意思。

要說他反對禮法比較明顯的一點是在母親喪禮期間,參加司馬昭的宴會,喝酒吃肉跟沒事一般。(古人服喪期間有很多規定,不能喝酒吃肉)他不孝嗎?他孝!母親去世的時候,阮籍正好與人下棋。對面的人覺得這局應該停止了(人之常情),阮籍堅決要下完!下完了,喝了兩升酒,嚎叫一聲,吐血數升。母親下葬的時候,他吃了一隻蒸豬腿,喝了兩斗酒,然後與靈柩訣別,說完話了,又慟哭一聲,吐血幾升。他這麼做,絕對是不符合禮法的,但是,你不能否認他內心是「孝」的。裴楷前往憑弔,阮籍披頭散髮,箕踞而坐(參考荊軻刺秦王時候曾經這樣坐過,這個姿勢非常不好),醉眼直視,裴楷弔唁完畢便離去。有人問裴楷:「大凡弔喪的人,主人哭了客人才哭著成禮。現在阮籍既然不哭,你為什麼要哭呢?」裴楷的回答堪稱經典:「阮籍是方外之士,所以不尊崇禮儀規範,我是世俗的人,所以,用世俗的那一套規範自己行為」。

他們內心是尊崇禮法的。魏晉之際,司馬家為了奪權,打著名教的旗號羅織罪名,儒家重視忠孝,司馬家自己已經不忠了,只能強調孝。有一個史料佐證,司隸何曾曾經說過一段話:「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司馬昭自己就是用禮法排斥異己的,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寫的。嵇康明面上拒絕合作,所以,被處死。阮籍明面上不反對,私底下心裡很痛苦,依靠喝酒和這些行為藝術去排解苦悶。

阮籍在司馬懿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是司馬家的幕僚了,可是他忠於的是曹魏皇帝,真可以說是「身在晉營心在曹。」 阮籍他們這些人是有政治理想的,山濤和王戎選擇了入仕,嵇康選擇反抗,阮籍不能反抗,心又不甘,只能一個人苦悶的窮途之哭了。他們反對禮法,是因為內心覺得禮法是合理的,並不是統治者純粹打壓敵人的工具,如此荒誕與消極,他們排解心中痛苦的行為被人推崇,他們談論的玄學發展了中國的思想,嵇康彈奏的嵇氏四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在他死後風靡大街小巷。所以,當時大部分人並不能理解他們的精神世界。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中國人有兩種歷史情結:隱士情結和同情弱者情結,這些情結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歷史記憶。

隱士情結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齊。發揚光大的就是魏晉風骨。

隱士在三國之後就是賢者和大才的代名詞。但是最終魏晉時期的隱士們早就把所謂的經緯天下的志向和才能扔到了九霄雲外,他們喝酒吃肉,醉卧比富,離經叛道,卻卓爾不群。所謂魏晉風骨,是當時中國人對亂世厭倦的一種集體避世心態。大亂之後的太康之治,給了他們任意妄為的空間。

後來歷史的發展,時人認為八王之亂後的五胡亂華,這些禍亂都不是來源於魏晉風骨,而是當時門閥世家太過入世爭鬥所致。短暫的盛世和太平,煙消雲散之後,當然讓人懷念。

時人稱讚的竹林七賢,不過借人思物,為懷念那些太平盛世而已。

至於後人稱讚他們,則要從伯夷叔齊這種對亂世爭霸的全身而退的神往說起。中國歷史上的亂世爭霸後,動不動就全部身家性命賠光的賭徒們,讓他們能夠獲得全身而退歸隱山林的機會,簡直是莫大的奢望。勝利者無不斬草除根。

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所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這些出世入世的生存哲學,一部分來源於儒家道家,一部分就雜糅著魏晉風骨的遺風。

中國人的出世很多時候卻是為了積極入世做準備,中國人的潛意識裡,還是希望有一天能找個地方歇一歇,再起身奮進。但是歷史和現實往往都不會再有,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桃花源了。


在魏晉南北朝的時期,是由統一而分裂的過程。司馬氏暫時統一西晉,維持了三十九年的小康局面。北方少數民族興起,問鼎中原,十六國連年戰亂,哀鴻遍野,於是又進入一個分裂的時代。直到五世紀初,才由北魏拓跋燾統一,後為東魏、西魏、北周、北齊所更替,稱為北朝;西晉被逐東遷,偏安江左,稱東晉,五世紀初為 宋、齊、梁、陳所更替,世稱南朝,於是長期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是時局的動蕩,帶來經濟的衰退,但意識形態領域卻發生了異乎尋常的變化。

兩漢以來的儒家思想支配著統治階級的施政行為,民間深受其影響。魏晉由於政局的紊亂,使得佛教出世解脫思想和道家清靜無為的宗旨 一拍即合。人們思想也發生了劇烈的改變,「竹林七賢」就是這思想劇變的代表。

他們崇尚自我的解放,追求清靜無為的生活,在封建教深根蒂固人們眼中表現得行為荒誕,生活態度消極,但卻又得到人們的追捧。這就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對於「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心理,中國人向來對所謂的「民間高手」是抱著崇敬與欽佩的,但對於「成名成家「的人也十分羨慕。現今為什麼有這麼多「網紅」、「達人」、「專家」等受眾人追捧,人人都想出名卻又自鳴清高?這就是幾千年知識分子的矛盾思想影響大眾的結果。

也許每個人對自己的期許與結果都不滿足,你我何嘗不也是如此呢?這就使我們對那種特立獨行卻又才華橫溢的人有著認同感般的親近。

其實,這就是我們內心對自己的獨白……!


竹林七賢是漢魏之際的七個士大夫: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他們都是一時名人,跌宕太行之脊,一起的特色就是嗜酒,團聚後往往任意舒暢。阮籍本不屑於當官,可是聽說有一個「步卒校尉」的官職空缺,該官職統轄的「廚中有貯酒數百斛」,便想方法謀得了這個職位,所以有人把他叫阮步卒,因酒而得名。沛國(今安徽宿縣)人劉伶酒癮最大,能夠把酒當水喝。可是他老婆管得嚴,常常把家裡的酒放起來。有一次劉伶口渴得兇猛,便向老婆討要。死纏硬磨,老婆不給,他發了脾氣。老婆在神廟前祭祀,向祖先泣訴:「君飲過分,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那意思是說,喝酒不利於健康,求鬼神協助丈夫把酒戒掉。劉伶就跟老婆商議:「這個方法不錯,『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你供酒肉於神前,我親身向鬼神許願。」老婆信以為真,依照禮俗將大塊肉大碗酒擺在神案上,讓劉伶立誓。誰知道劉伶跪下來說的卻是別的一套:「『天然生成劉伶,以酒為名』,我的酒量一次能夠喝十斗,平常喝五斗底子沒有問題,『婦人之言,慎不行聽!』」說完便引酒進肉,暢飲起來,等他老婆發現時,他現已酩酊大醉矣。從此劉伶老婆再也不管他喝酒了。劉伶有兩個酒習,一個是巡飲,就是一邊行走一邊喝酒。他常常隨身帶著一個酒壺,乘著鹿車,一邊在山林間梭巡,一邊喝酒。劉伶的一首《酒德頌》說的就是這種情形。還有一個是裸飲,就是脫衣裸形在屋中放懷喝酒。有人嘲笑他,他說:「我這是把天地當房子,房子當衣褲。」

「七賢」團聚之時,能夠打開胸懷,徹底不用拘泥於塵俗禮數,不用彼此設防,喝酒談笑,饒有風趣,笑傲權貴。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在竹林酣飲,王戎緩不濟急,阮籍說:「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戎是「七賢」中比較庸俗的一位,在官職上儘管沒有什麼建樹,家產倒置了不少,卻十分摳門。這次他又是來蹭酒的,所以阮籍挖苦他,說他來了就讓人敗興。王戎也不惱,橫豎有酒喝就中,笑著答覆:「你們有這麼好的興緻怎麼能會讓我給掃了呢?」王戎比阮籍小24歲,兩人也歸於忘年交。王戎20歲行弱冠禮的時分請阮籍掌管冠禮,有個叫劉公榮的高官在座。王戎闡明來意後就想在阮籍家裡蹭酒,阮籍心境正不錯:「我這兒剛好有兩斗美酒,咱們倆好好喝,這位劉公榮大人就免了。」二人交觴酬酢,真箇把劉公榮大人晾在一邊。不過言語談戲還像是三人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語沒有什麼不自在。有人覺得古怪,問阮籍為啥怠慢劉公榮大人,阮籍答覆:「比這位權貴強的,我不行不與喝酒;不如這位權貴的,我不行不與喝酒;唯有像這樣的權貴,不能讓他和咱們一齊喝酒。」本來這位劉公榮大人標榜自己廣交全國朋友,與人喝酒不分貴賤:「比我強的,我不能不和他一塊喝酒;不如我的,我也不能不和他一塊喝酒;和我相同強的,我相同不能不和他一塊喝酒。」阮籍的情緒正是對他的挖苦。

竹林七賢退隱山林,放縱形骸,嗜酒的程度有時分顯得荒謬,可是他們的靈魂深處根深柢固地存在著充任社會脊柱的信仰,依然心繫全國,只是在其時的社會環境下,採取了一種特別的生計方法,咱們今日應當給予正確的了解。正如《晉書》本傳評說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全國多故,名士罕見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為常」。阮籍的母親病逝,晉文王卻讓他伺宴,阮籍也沒有推託,坐進酒肉如常。有個叫做何曾的「司隸」看不慣,向晉文王告狀,建議晉文王把阮籍放逐邊遠地方:「明公方以孝治全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喝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阮籍何曾不知魏晉信奉禮教,但他深知那只是做給他人看的虛偽面孔。曹操殺孔融、司馬昭殺嵇康,所用不孝的罪名都是莫須有之辭。阮籍勇於在公開場合應戰禮教,儘管不能說是對司馬氏的反對,至少也能夠看作是一種挖苦。七賢常以竹林團聚,代表的就是一種時令。竹子「北風不變終身節」,頗有正人之風。所以魏晉文士對「比德於正人」之竹有特別的喜好,素有「正人之與友也固宜」之說。據史料記載,司馬昭稱帝後欲為其子求婚於阮籍之女,阮籍不便於固辭,借著酒醉,躺了60多天,使得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只好打消了這個想法。

求天然:「越名教而任天然」

「竹林七賢」的天然尋求又能夠從兩個方面來看:

其一,容止順天然。所謂容止順天然,即與我所謂之「美容之風」相關聯。眾所周知,魏晉之季扇起了一股對男性美之極點賞識與追捧的習尚,其事多見於《世說新語·容止》門。此一類別共三十九則,真是觸目皆琳琅珠玉,朗然照人。其間如「蒹葭倚玉」、「傅粉何郎」、「擲果潘安」、「看殺衛玠」等典故早已婦孺皆知,給人一個明顯的形象就是,魏晉男性美是偏於陰柔軟雕飾的,乃至因為服藥之風的影響,那些美男還略顯病態,可說是陰柔美和病態美的結合。但是,《容止》門中所展示的男性美,遠比乍一看所得之形象更豐厚。除了陰柔美和雕飾美,事實上更有陽剛美與天然美。如「床頭捉刀」的曹操、「腰帶十圍」的庾子嵩、「嶔崎歷落可笑人」的周伯仁,皆屬此類。而其間,最具面貌的典型就是竹林七賢。《容止》第五則云: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韻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快清舉。」或云:「肅肅如松劣勢,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傲岸,健康,亮堂,嵇康的美就是一種陽剛之美。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描述嵇康的語詞滿是天然化的、詩意的,其傳達出的是一種「天然去雕飾」的天然審美觀。再看劉注引《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鳳之姿,天質天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十分之器。」這兒「土木形骸,不加飾厲」和「龍鳳之姿,天質天然」,凸顯的也是一種不加潤飾、順其天然的天然美。同是一種男性美,嵇康之美便與」性自喜,動態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容止》第二則注引《魏略》)的何晏等人判然有別。 無獨有偶。「竹林七賢」還有一位聞名的醜男,就是劉伶。《容止》篇十三則云:「劉伶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土木形骸」乃視形體表面為土木之意。又《晉書·阮籍傳》稱阮籍:「當其滿意,忽忘形骸。」「忽忘形骸」正可與嵇康、劉伶的「土木形骸」相提並論。能夠說,擺落形體帶來的塵俗拘囿,不事潤飾,蕭然獨得,順其天然,構成了「竹林七賢」全體的品格面貌。

其二,思維尚天然。所謂思維尚天然,則與形而上學清談之風相關聯。正始時期,玄風大熾,何晏、王弼揭起」貴不管」的大旗,立論稱:「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避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晉書·王衍傳》)又掀起「名教天然」之辯,首要的觀念能夠歸納為「名教本於天然」。何、王一邊是註疏經典(《論語》、《道德經》、《周易》)的經學家,一邊又是領導清談的清談家,所謂「清談的祖師」。他們的形而上學理路大致是「以道解儒」,這當然與諧和儒道的實際政治需求有關。

其時,竹林名士們沐浴時風,同為魏晉形而上學清談之風的重鎮。特別是嵇、阮二人的思維,與「貴無派」的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大不相同,其最明顯的理論建議就是嵇康在《釋私論》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天然」,故竹林形而上學被學界稱為「天然派」。如果說,正始名士承繼了「老學」,致力於諧和儒道即「名教與天然」之嚴重聯繫的話,那麼,竹林名士則發揚了「庄學」,「越名任心」,回歸天然,他們都是莊子的隔代門徒。並且,他們真的做到了知行合一,思維上這樣建議,實踐上便這樣遵循,這就走向了反禮教的一面。也就是說,在儒家標舉的「群己」聯繫之中,他們愈加垂青「己」——尋求自我的完成和精力的張揚。容止順天然與思維尚天然,一外一內,表裡互濟,一起營建了「竹林七賢」的品格基座。


竹林七賢代表當時的士人階級,是文學界的泰山北斗,其文學造詣不可估量,作為領導時尚的階層,他們的所作所為則被當時的氏族官僚等人群爭相模仿,也就不為甚過了。其次,當時的晉朝政治黑暗,國家腐朽,國家政權為氏族所把握,竹林七賢逍遙於外,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其品格可敬,所以為世人稱讚。


這跟好多人做夢都想去西藏凈化心靈一樣,追求自己心目中的那種嚮往,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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