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悲哀是變法者的悲哀？

小市民才認為死了就悲哀，他們的世界只有自己的命最重要。實現畢生報復，打造法制強秦，萬古留名，萬古法聖。夫復何求？？怎麼死的重要嗎，狹隘！

商鞅變法，秦國找到了法家加上專制主義使國家富強的辦法，以團結奮進共同一致共赴秦難，秦國大治而強。法治的約束性、強制性在自由散漫的秦人面前，無異於身心繩索之捆綁，在變法之初引起秦人強烈不滿是肯定的。秦國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道路，正是戰國時代「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這種理想性世界夢想的破滅，國家生存危機空前，是國家意識在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時期。秦國之弱、貧，天時、地利、人和無任何優勢。秦孝公憂患意識強烈，面對秦國各方面條件都不如競爭對手的現實，改變現狀強大自我的想法，使秦孝公迫切地將商鞅的變法主張加以實施。一個國家，它的發展取決於三個條件，即自然條件、政治狀況和社會團結程度。其中任何一個出了問題，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實現振興和富強，而人和(社會)是決定性的，天地不改人可改之，這就需要實現社會的團結。在當時的秦國，自然環境惡劣，利用率底，秦國要實現物阜豐產，必須整合社會力量，提高生產力水平。所以，以治理於人而實現社會力量的整合，就成為崛起戰略的政治決策的最主要的選擇。中國現在國家基本實現了富強，其實也經過了這樣類似的過程，以革命(法治的超級形式)方式消滅了)與廣大勞動人民高度對立的軍閥和地主、外國殖民者等反動階級和集團，整合了社會，對隨後中國的發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可以想像，變法是多麼的艱難。商鞅變法沒有用到戰爭這樣的超級法治手段，是因為當時的秦國要比中國新民主主義勝利前的基本條件要好的多。至於商鞅被殺，實際上對國家而言，變法是要有代價的，對變法者商鞅本人，確定是一場悲劇:變法為的國家，而國家最後將變法主導者殺死，實際上在變法成功的情況下被殺的。所以，變法常常不如革命，要改變一個國家的狀況，每個人都要付出自己的一分。憑什麼商鞅要成為變法的犧牲品呢？他可是變法的中堅力量啊，而變法本身使秦國強大了。變法反對者的怒火應該以自我剋制來對應國家復興的付出和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