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為什麼要把《大義覺迷錄》毀版禁傳？

很明顯，雍正編《大義覺迷錄》，發到全國各地，就是要為自己獲得皇位進行辯護，表明自己得位的正當性。可為什麼乾隆上台後，卻要毀版禁傳呢？他為何要這樣做？

（雍正劇照）

要搞清楚為什麼兩人的態度如此截然不同，首先來說說《大義覺迷錄》這本書的由來。

雍正6年，湖南有一個窮書生曾靜，數次參加科舉考試，只中了個秀才。眼看通過正常途徑無法獲取功名，便想著劍走偏鋒，反滿抗清，企圖一舉成名。

曾靜早年受呂留良的影響較深，呂留良也是一個激進的反清人士。他的很多著作里充滿了反清言論，深得曾靜的贊同。

但曾靜只是一個文弱書生，除了一支爛筆頭稍有殺傷力以外，一無是處。於是，他就盯上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陝甘總督岳鍾琪，異想天開的想拉他入伙。

曾靜修書一封，洋洋洒洒數千字。信中不但引經據典，闡述了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人，還曆數雍正帝諸如「謀父弒兄、屠弟誅忠、貪財淫色、好殺酗酒」等十大罪狀。然後著其弟子張熙攜書信前往岳鍾琪處，希望岳鍾琪能效仿其祖先岳飛，舉兵造反，將滿清趕回老家。

岳鍾琪何其聰明，見信後差點嚇掉牙巴，他明白曾靜給自己挖了一個深不見底的坑。於是，他迅速扣下了張熙，著人火速報告雍正帝。

（陝甘總督岳鍾琪）

曾靜下獄後，秀才的軟骨頭經不起折騰，立馬改口自己受人蠱惑，稱頌雍正帝是千古明君，主動提出以自己為反面教材，全國巡講，為雍正帝正名。

雍正帝針對信中所述的「十大罪狀」，逐一親自反駁，寫成「上諭」。連同曾靜的供狀，編輯成《大義覺迷錄》，大肆刊印，廣發民間。

雍正帝的意圖很明顯，想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佔領輿論制高點，挽回自己的聲譽，收復民心。

雍正帝內心實在很憋屈。自上位以來，自己一直勤政愛民，恪盡職守。面對康熙晚年留下的爛攤子，他大力整頓吏治，反腐倡廉，推進改土歸流，一舉扭轉了康熙後期吏治不清，國帑空虛的頹勢。雍正帝曾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這樣的帝王居然被曾靜之流說成「十惡不赦」，雍正帝內心的委屈可想而知。

所以，他沒有殺掉曾靜，他想把曾靜作為證人，加上自己的「上諭」，盡量做到有理有據有證人地說服天下人，相信自己是一個合法的、有愛心的好皇帝。

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倍受百姓喜愛的《大義覺迷錄》）

雍正忽略了老百姓們的獵奇心態。

老百姓才不會管你誰對誰錯，他們關心的是《大義覺迷錄》裡面記載的宮廷爭鬥、權術陰謀、爾虞我詐、後宮秘聞。因此，《大義覺迷錄》大受歡迎，長時間成為了茶坊酒肆、街口集市上眾人的談資。明白內幕的人添油加醋，不明真相的人以訛傳訛，以至於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雍正帝還忽略了自己的身份。

封建帝王就應該永遠是正確的，皇位的合法性是不容質疑的，皇家的事不應該用來討論和爭辯。而且在《大義覺迷錄》中做作的痕迹十分明顯，特別是曾靜的供詞，「做」的漏洞太多。更何況這本書居然是由皇上御筆親書而成，這難道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所以說，雍正的做法是落人口實，適得其反。

乾隆帝正是看到了《大義覺迷錄》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因此，一上台後，立即處死了曾靜和張熙。下旨全國範圍內征繳《大義覺迷錄》，全部予以燒毀。任何部門和個人禁止刊印，一經發現，一律砍頭。

不過這事顯然遲了。關於雍正繼位是否合法的問題，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依然還被老百姓津津樂道。不得不說，這是當年雍正的普及和乾隆的禁毀這雙重作用下，產生的奇妙效果。

（參考資料：《清史稿》）

先來了解下《大義覺迷錄》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此書究竟寫了什麼事兒。下面大概說一下：在大清雍正年間，有一個名為張倬的腦殘文人「突發奇想」準備干一票大的，他聽說當朝的雍正帝對一位叫做岳鍾琪的將軍有看法，於是他就打算去唆使說服岳鍾琪造反，來個反清復明，結果就給老岳寫了封信勸他用自己岳飛後代的身份一呼百應推翻愛新覺羅，信發出去了，但卻沒有達到他想要的結果，我們的岳大將軍穩准狠的把張倬和其老師曾靜逮捕押解到北京並向雍正舉報，按劇情應該這兩位一定是被凌遲處死了，但他倆萬萬沒想到的是雍正竟然對他們思想教育後赦免的他們，並且把當時他們之間的對話，皇帝給他們的教育的上諭等資料彙編成了一本書，這本就是文首的《大義覺迷錄》。而且更奇葩的是，此書出版後被雍正強令派發給全國地方政府領會學習，教育廣大子民，並且讓曾靜在全國各地巡迴演講自己「歸仁」的歷程。

但事後證明，雍正顯然是高估了子民們的水平，老百姓書中皇帝的自辯毫無興趣，反而發掘出爆料的雍正真假傳位的謠言，並在茶館中成為了茶餘飯後的笑談，乾隆皇帝上台後認為，和這幫子民說多了都是廢話，根本起不到雍正想達到教育後人的目的，於是乎，只要將《大義覺迷錄》蕩滌殆盡銷毀，就能讓父皇英靈以此安息。以免讓有些事兒出現「越描越黑」的下場，在乾隆一朝便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嚴打，這便是我們熟知的文字獄。

1735年10月8日，雍正帝暴斃於圓明園；10月17日（農曆九月初三），其四子寶親王愛新覺羅·弘曆在太和殿登基為帝，次年改元乾隆。

（雍正帝像）

1735年12月2日，登基不滿兩個月的弘曆下了一道諭旨，內容也是寥寥數語：「《大義覺迷錄》……停其講解其頒發原書，著該督撫匯送禮部，候朕再降諭旨。」也就是說等到《大義覺迷錄》都繳還到禮部後，就要全部銷毀，禁止民間持有。為何即位不久的弘曆，要毀禁父親一生最為重要的「理論宣傳文件」呢？

首先我們得知道雍正為何頒發《大義覺迷錄》。自雍正即位之處，社會輿論處處針對他，流言四起。關於他的即位，朝野滿心狐疑；他對老八等皇弟的措施，人們認為他是「凌逼諸弟」；他的新政措施攤丁入畝、耗羨歸公等，更是引得官民一片反對，謠言攻擊更加猛烈。為了反駁社會上流傳的種種流言，平息社會輿論，雍正利用曾靜案的機會向全國頒發了《大義覺迷錄》，並要求「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但是俗話說得好。「解釋便是掩飾」，民眾每日誦讀、聽聞書中的各種謠言與辯解，日益相信那些謠言是真的。尤其是雍正突然去世，更是引發了百姓的疑慮。因此，為了告慰父親在天之靈，避免民眾的誤會日益深重，弘曆決定全國範圍內禁毀《大義覺迷錄》。

雍正七年，陝西總督岳鍾琪忽然收到一封書信，打開之後差點沒把他魂兒給嚇掉。

信里的用意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您作為岳飛岳武穆的後人，又握有重兵，當像您先人一樣，驅逐外族，為漢人復仇。

為了能說服岳鍾琪，裡面當然還詳細強調了漢族正統論，質疑滿人統治，以及聲討雍正個人的奪位、弒兄、虐弟等罪名。

岳鍾琪看完渾身發抖，也不知道是真的有人要反清復明呢，還是雍正在故意試探自己。左思右想，只好趕緊先拿下送書信的人，然後寫了一封奏摺遞上朝廷。他甚至不敢把書信原件呈上，因為其中的話實在是太敏感、太大逆不道了。

而雍正看完卻輕描淡寫回信道：「犬吠獸啼之聲耳，有何可介意，送來閑覽之」。

看這語氣：就當是狗叫兩聲得了，送來「閑」覽之，我有空的時候隨便看看。

等原件真的送到雍正手裡，雍正也呆了，他說：我完全是流著淚看完的，真是做夢也沒想到天下人這麼說朕啊（驚訝墮淚覽之，夢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

他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經歷了父親康熙的文治武功，滿人統治竟仍然飽受質疑，而自己在民間的口碑也如此糟糕，他不得不開始重視這封書信背後的根源。

雍正馬上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趕緊修書籠絡岳鍾琪，畢竟他手握重兵，萬一真的和謀反者勾結，局面將更不可收拾。信中他稱，我和愛卿的君臣之情，那是修了幾世的緣分才得來的啊，甚至不惜賭咒發誓，「朕生平居心行事，唯一誠實二字。」

安撫好岳鍾琪，第二件事則是讓他假裝和之前那送謀反書信之人結盟，緩緩誘出幕後主謀和組織。

叛黨果然中計，很快真正寫信的曾靜被緝拿歸案。

滿清入關以來，這種謀反的文字和讀書人其實一直不少，大致處理方式都一樣，把人處死，文字銷毀。對於統治者來說，怎麼可以讓這些大逆不道的思想繼續傳播流毒於世呢。

但雍正此時卻任性自負地選擇了獨一無二的做法。他和曾靜當面對質，引經據典，用儒家理論和歷史現實來駁斥漢族正統論，然後極力辯解自己的清白，希望曾靜心服口服。雍正可謂苦口婆心，不知道是覺得實在委屈呢，還是對自己的辯論能力十分自信。

而在曾靜這一面，哪裡還有真正去辯論的勇氣，他有慫恿岳鍾琪反清的膽量，但生死存亡的選擇到自己面前時，認罪服輸得比誰都快。曾靜的悔過書里，坦承自己是「彌天重犯」，「見聞固陋」，實在是受了已故文人呂留良著作思想的迷惑，才會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同時認為雍正講解的一番道理「仁智交融，聖神並至，焉得不令聞者拍案驚倒，以為千古聖明之君所不到」。「恭逢這樣神聖天子在上，竟無說可以頌揚比擬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而已，更有什麼話說得」。

雍正特立獨行的處置還沒結束，他對曾靜的悔過很滿意，於是把審訊記錄、自己的道理、曾靜的四十七篇口供等編成四卷《大義覺迷錄》，在全國流傳。同時對呂留良後人處以極刑，但對曾靜卻網開一面，讓他全國各地各處去現身說法，說說自己之前是怎樣的被呂留良迷惑，又如何在聖上的教育下醍醐灌頂徹底開悟。

雍正大概以為，自己的這套辯解，服了曾靜，就也能服天下所有人。然而有意思的是，恰好是雍正的自信，在《大義覺迷錄》里保留了大量的反清原話和皇室內部事務的細節，他的本意是想讓人看到這些言論的荒謬，但一定程度上卻幫助了這些言論在反對者當中更廣泛的傳播。

回過頭說說岳鍾琪，三年之後，雍正以「誤國負恩」之罪將他監禁，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始終對此事心存芥蒂的緣故。之前所說的幾世修來的君臣情，又說自己唯「誠實」二字，此時看起來更像是個諷刺的笑話。

雍正告誡子孫，不要殺害曾靜，讓他永遠成為反面典型的宣講使者。但他的兒子並沒有照做。乾隆一即位，便立刻將曾靜凌遲，並下令禁止傳播《大義覺迷錄》。大清對於文字之禍的處理方式，重新回到原本該封就封、該殺就殺、絕不姑息的軌道上。

乾隆毀版禁傳的《大義覺迷錄》，恰恰是雍正要求刊印頒發全國的一本書。兒子「反」了老子，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大義覺迷錄》是雍正在處理曾靜、張熙謀反案中產生的。雍正六年，湖南儒生曾靜派他的徒弟張熙給川陝總督岳鍾琪送去一封信，信的目的就是策反岳鍾琪反清。

這封策反信的思想基礎是華夷之辨，認為「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否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為了給反清增加理由，信中又列舉了雍正的所謂十大罪狀：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否認雍正帝位的合法性。信中誘惑說，反清時機已經成熟，雍正繼位以來，天下寒暑易序，旱澇成災，山崩川竭，地暗天昏，天象有兆，民不聊生。此時只需振臂一呼，天下必定一呼百應，推翻清朝的統治。信中唆使岳鍾琪說，他是岳飛的二十一世孫，手握重兵，佔據要地，雍正對他早有猜疑，這個時候，他正是反清的最佳領導人，光復漢室就看岳鍾琪了。

岳鍾琪拿到信非常震驚，逮捕了張熙，又假裝盟誓反清，套出了張熙背後的曾靜。雍正接到岳鍾琪的奏摺，立刻派人赴湖南逮捕審訊曾靜，最後查出曾靜的反清思想源於浙江呂留良，呂留良就是是曾靜的「精神導師」，雍正在震驚之餘，採取了特別的處理方式：

對呂留良及其家族、弟子，按照「謀大逆」罪加以嚴懲，對已死的呂留良開館戮屍，梟首示眾；判呂留良之子呂毅中等人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分別判斬監侯、流放、杖責等刑罰。

雍正免罪釋放了曾靜、張熙，同時宣布將來繼位的子孫也不得誅殺他們。他認為岳鍾琪與張熙盟過誓，岳鍾琪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因曾靜遣徒投書，使朝廷得以順藤摸瓜，查出反清思想的根源，曾靜算有功。

第二年，雍正親自帶頭，發動並領導了一次全國性的關於政權問題的大辯論。辯論的中心題目，便是華夷之辯、君臣之義，總稱為「大義」，意圖在思想上樹立清朝統治和他本人帝位的合法性。經過大辯論之後，雍正將案件中涉及自己的十大罪狀等「反面材料」、案犯供詞等專案材料合成一小冊子，定名為《大義覺迷錄》。《大義覺迷錄》全書共四卷，內收雍正「上諭」十道，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二篇，後附曾靜反省的《歸仁說》一篇。《大義覺迷錄》經刊印後，雍正要求頒發全國，令天下的讀書人和小民共知，對於此舉推行不力的官員要從重治罪。曾靜、張熙無罪釋放後，雍正讓他們到各地現身說法，宣傳雍正的德化及自己的歸仁思想。

雍正採取的這些寬容舉措，甚至包括讓呂留良的著作存世，是為了顯示自己光明正大，問心無愧，不怕人們對他的種種貶毀，使謗言不禁而止。乾隆帝即位時，帝位已經鞏固，那些製造誹謗謠言的雍正帝的政敵們已徹底失敗。同時，《大義覺迷錄》在全國流行過程中，又引發出不少新「文字獄」。民間對宮廷內幕不甚了解，《大義覺迷錄》中的「反面材料」則為人們的好奇之心提供了猜測的依據。因此，禁毀此類文字材料，杜絕謗言的流傳，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於是，乾隆命令將曾靜和張熙押解到京師，凌遲處死。同時，下令收回《大義覺迷錄》，嚴禁臣民收藏；呂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毀。乾隆帝還將流放在寧古塔的呂留良等人的後代，遣送到更荒遠的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

雍正帝在時，漢人文人曾靜和張熙受到呂留良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將雍正帝視為「蠻夷」，不滿其統治，指出雍正宣揚雍正帝得位不法的言論。曾靜於雍正六年（1728年）遊說當時的川陝總督岳鍾琪反清，岳鍾琪假裝同意，騙出口供後逮捕二人，送返燕京。

（雍正帝）

在刑部侍郎杭奕祿等的審問下，曾靜表示認罪，寫了《歸仁錄》，表示悔過並頌揚雍正帝。雍正帝赦免曾、張二人，下令收集了兩年來關於此案的上諭、曾靜口供以及《歸仁錄》合編成《大義覺迷錄》，對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一一辯解，為了洗脫冤屈，雍正帝刊版發行此書，並要求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冊，所有地方官、學官必須據《大義覺迷錄》的內容及論點向百姓講解，還命曾靜到全國各地巡講，現身說法朝廷之英明，痛斥自己誤入邪教歧途。

舉個例子，雍正強調大一統，反駁華夷之分是這麼說的：

「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有苗、荊楚、狁。即今之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大義覺迷錄清雍正八年武英殿刊本）

然而，雍正帝為保護自己作為一國之君的尊嚴所作的《大義覺迷錄》卻被民眾當成了宮廷秘史加以演繹和傳播，雍正帝對「華夷之別」的新解釋、十大罪狀的自辯、皇宮中的秘聞醜事、皇子搶帝位間爾虞我詐的鬥爭、文武大臣黨爭的利益傾軋等第都詳細地記錄於在《大義覺迷錄》一書中，雍正帝禁錮兄長、迫害弟弟，搶奪帝位的事迹無疑損害了萬乘之尊的光輝形象。

（乾隆帝）

乾隆帝認為《大義覺迷錄》只能起到反面宣傳的效果，無法使臣民「覺迷」，因此必須徹底禁止，肅清其流毒。這是認識到了人性的弱點，也顯示出比其父更為強硬的手腕。

此外這與雍正和乾隆兩人的統治思想不同，在處理曾靜投書案時，他曾經命令審押曾靜的官員對待曾靜要寬慰。雍正在給田文靜的奏摺硃批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傾耳一聽可也」。雍正認為通過曾靜案也可以向天下證明其自身的清白，於是在給浙江總督李衛的硃諭中寫道：「天道昭彰，令自投首，靜夜思之，翻足感慶，藉此表明天下後世，不使白璧污然，莫非上蒼篤佑乎」。這樣非常規的處理方式同時也包括編纂《大義覺迷錄》。但是乾隆卻顯得更專制一些。

《大義覺迷錄》是清朝時雍正皇帝審問犯大逆罪的曾靜、張熙的記錄，包括雍正有關此案的上諭十道、審訊詞，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口供三篇，附上曾靜悔罪的《歸仁說》，編輯成的一本書。雍正曾下令不殺曾靜，讓他到湖南觀風整俗衙門到處宣揚自己是怎麼誤入歧途、有怎麼迷途知返的。

乾隆在雍正死後三個月，就下令禁繳了他父親雍正編刻的《大義覺迷錄》，並下令立刻把曾靜和張熙凌遲處死。因為乾隆覺得《大義覺迷錄》裡面暴露了太多的宮廷醜聞。

當時翰林院總裁在編纂雍正實錄時，一心想為雍正塑造個比較理想的形象，但他發現《大義覺迷錄》中的幾道上諭暴露了太多的宮廷醜聞，關於雍正在怎樣殺兄逼母的，都能透露蛛絲馬跡；雍正在與曾靜辯論時，甚至像普通百姓一樣指天起誓，或信口謾罵，確實有失皇帝的身份。雍正在位時，沒人敢提出來；而在雍正駕崩之後，他們便乘編修實錄的時機，提議查禁《覺迷錄》。

雍正和乾隆的風格的確不一樣：對待異端邪說，雍正喜歡用公開辯解的方式來對付，但乾隆更相信這都不如直接查禁來得痛快。對待呂留良的著作，雍正主張讓它繼續流傳，以免後世的人因為好奇而到處尋覓，並命令大臣寫書批駁呂留良的《四書講義》；而到乾隆當權時，他馬上決定禁毀呂留良的所有著作。雍正時期禁書很少，但乾隆禁毀了三千多種，共六七萬部書。

短短五六年的時間，《大義覺迷錄》從「若有不知，從重治罪」，變成了要查禁上繳，許多人根本反應不過來。

現在看來，乾隆比他爹雍正知道怎樣保護隱私、講政治，不讓宮廷篡權秘聞外漏，他及時銷毀《大義覺迷錄》，避免了更多人知曉此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乾隆比雍正更懂政治。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並不是MINZU國家，「MINZU國家」是歐洲自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之後，逐漸形成的一種對抗天主教的理論和實踐。19世紀末，MINZU國家的定義才逐漸傳到中國，當代中國的一些所謂的MINZU問題，都是由此而來。

但是，古代中國並不是完全不講這個問題。儒家有兩個很有意思的議論：一個是夷夏之防，強調華夏和蠻夷的不同；一個是天下一家，認為蠻夷可以進為華夏，而華夏也可以退為蠻夷。

這兩個觀點雖然側重不同，但本質都是認為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才是衡量華夏與蠻夷的標準，而不是看種族、膚色、語言等等。請注意：我這裡說的並不是我的個人判斷，而是古代的一個重要觀念。

有趣的是，在中國歷史上，越是強大的時候，就會強調天下一家；弱小的時候，就會強調夷夏之防。比如宋和晚明。

雍正為什麼要這麼搞？

雍正 身為帝王，能夠與一個書獃子、三家村陋儒激辯夷夏問題，固然有將曾靜作為反面典型，顯示自己寬宏大量的考慮，但總的來說，還是值得讚許的。這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

雍正的目的，就是用上面我說的儒家的「天下一家」的觀點來駁斥「夷夏之防」的觀點。他駁斥的理由，從根本上說就是文化。認為滿洲已經接受了儒家文化，也就具有了統治的合法性。我們從「文化大於種族」的角度來看，雍正比曾靜更有道理，因為今天的理論已經有了共識：MIN族是想像的共同體。

但是，問題在於，第一、滿洲是否真正接受了儒家文化？這個顯然很難說。儒家推崇的是一種大一統之下，區域地方自治的管理，與清代相去甚遠；第二，雍正不僅和曾靜辯論這些大事兒，還透露了很多宮廷秘聞。

結果，當雍正把《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本意是正本清源，DAN 導致的結果是，他的批判夷夏之防的講話並沒有多少人理會，因為大家都去傳播宮廷秘聞啦。

這些，雍正在世的時候，可能不會知道的這樣真切，但乾隆是看在眼裡的。於是，他上台之後，他採取的措施是：

才不管什麼夷夏之防還是天下一家，不服我就殺，文字獄，殺殺殺；

本來大家對雍正的登基等宮廷秘聞都是猜來猜去，現在你越是澄清，老百姓越是不信，所以，乾脆，誰也不許傳播，只要是宮廷秘聞，好的壞的都不許傳播！

於是書就被禁毀了，人也凌遲處死了。

雍正為了辯誣，寫下《大義覺迷錄》，並全國發行。書到了老百姓手裡，人們關注的就不再是「辯」，而是「誣」——原來皇上可能是篡位的，原來皇上這麼殘暴，原來皇上其實不得人心。古往今來，沒有誰不愛聽八卦的，更何況是皇家秘聞。

於是，《大義覺迷錄》的作用適得其反，非但沒讓老百姓看到皇上的光明正大，反而信起那些「造謠污衊」。這種情況直至今天，其實也沒有改變。

為了不讓先皇和皇家的醜事公開流行，乾隆一即位，就把書給禁了。既然沒有辦法讓老百姓不信謠言，那就只能把謠言的源頭掐斷，禁止人們去說謠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