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後天下之樂而樂」，與歐陽修的「太守之樂」有何異同，誰的境界高？

北宋大文學家范仲淹與歐陽修是至交好友，兩人又是推行新政的政治盟友。慶曆年間，范仲淹帶頭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也參與革新，成為革新派幹將。後來改革在保守派的阻撓下失敗了，范仲淹被貶鄧州。歐陽修上書為范仲淹鳴不平，結果被保守派誣陷他有亂倫行為，導致他被貶滁州。

范仲淹與歐陽修被貶後，各自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名篇《岳陽樓記》與《醉翁亭記》。更為巧合的是，他倆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提到了「樂」，看來兩人真是心有靈犀的一對好友。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說：「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那麼兩種樂，誰的境界更高一些呢？

居士我認為，范仲淹之樂與歐陽修之樂是同一種樂，只是范仲淹著眼於宏觀，而歐陽修著眼於微觀。

我們先看范仲淹：

在《岳陽樓記》的的最後一段，范仲淹敘述了「古仁人之心」，其實也就是范仲淹自己的心思，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處在朝堂之上時為百姓憂慮，被貶黜而離開朝廷時為皇帝憂慮。

范仲淹時時都在憂慮，那麼什麼時候才能快樂呢？范仲淹寫下了那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就是說，只有當天下人都快樂時，范仲淹才會快樂，這體現了范仲淹心懷天下的志向。范仲淹真正快樂的時候，必然是海晏河清，四海昇平，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之時。

我們再看看歐陽修：

在《醉翁亭記》中，歐陽修描寫了滁州人跟隨著歐陽修遊覽琅琊山時的情景：「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一派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遊人們十分快樂。而在醉翁亭中，歐陽修與賓客們宴飲喧嘩，觥籌交錯，同樣十分快樂。

不過，遊人們跟著太守遊覽琅琊山很快樂，卻不知道歐陽修為什麼快樂。歐陽修的樂是「樂其樂」，也就是因為遊人的快樂而快樂。為什麼遊人快樂，歐陽修就快樂呢？因為這說明滁州在歐陽修的治理下欣欣向榮，百姓生活富足，才有閒情逸緻去野遊。居士我想到了《論語》中曾點所說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

可見，不論是范仲淹還是歐陽修，他們快樂的基礎都是百姓的幸福安康。只不過范仲淹著眼天下，希望看到天下人人快樂，他才能真正快樂。而歐陽修只著眼於一州，只要自己治下的百姓快樂，他就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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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下之樂而樂」一語，出自范仲淹的傳世名篇《岳陽樓記》，「太守之樂」則出自歐陽修的著名遊記《醉翁亭記》。

范仲淹之所以能寫出《岳陽樓記》，是因為他牽頭主導的「慶曆新政」改革失敗，他先貶唐州，後貶鄧州。慶曆六年，好友滕子京寫信來，又附「洞庭晚秋圖」，請他為重修的岳陽樓寫一篇記。當時，范仲淹正心情抑鬱、無法排遣之時，看到洞庭晚秋圖中的洞庭湖和岳陽樓後，他看到了一片可以抒發內心的天地，於是《岳陽樓記》噴薄而出。

因為改革受阻，記中便有「陰風怒號，濁浪排空」，便有「薄暮冥冥，虎嘯猿啼」；因為小人得志、忠良見棄，記中則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但是，范仲淹的胸懷寬廣之處在於，他不拘泥於對怨的牢騷，雖有怨，而他衝出了怨的束縛，從更高的高度來看待改革的失敗，從更高的理想來表達願景，因此，便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心胸和抱負。所以，此樂是天下之樂，眾生之樂，理想之樂。

其實，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也是一篇貶謫文章，當時，有人狀告歐陽修與外甥女通姦，事雖未證明是否確有其事，但宋仁宗為表明態度，將他貶官滁州，《醉翁亭記》就是歐陽修貶為滁州太守期間所作。

歐陽修《醉翁亭記》通篇寫自己與賓客在醉翁亭開懷暢飲的歡快之情，全文只400多字，卻有21個「也」字，一路「也」下來，把滁州山間之景寫得多姿多彩，其遊歷宴飲之樂寫得淋漓盡致，雖然全文都是「樂」，但讀著讀著，便能感覺到歐陽修其實心中堆滿了抑鬱和不快，人間告他「亂倫」，這種恥辱任何人都受不了，何況在朝中名聲如此之高的歐陽修？所以，「太守之樂」其實是「太守之痛」「太守之悲」。說白了，歐陽修是希望通過這篇文章，在朝中和士大夫間，表達出自己對人家告他「亂倫」之事的豁達，以豁達的姿態來證明「亂倫」之事的子虛烏有。

就境界來說，范仲淹的「後天下之樂而樂」，比歐陽修的「太守之樂」自然高出許多。然而，就文章的優美來說，《醉翁亭記》亦絲毫不遜色於《岳陽樓記》，兩篇文章堪稱宋人散文中的雙子星座。

回答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看看兩人的寫作背景吧。

慶曆三年（1043），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在仁宗的授意下主持改革，是為「慶曆新政」，但新政沒施行多久就遇到了阻礙。慶曆四年（1044），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諒被人攻擊貪污公使錢（貪污公款），范仲淹極力為滕宗諒辯護仍未成功，滕宗諒最終被貶官，知岳州（今湖南嶽陽，又稱巴陵）。看似普通的滕宗諒貪污公使錢一案，背後蘊含著改革派和反對者之間的政治角力。

「慶曆新政」僅僅開展了一年多就歸於失敗，慶曆五年（1045），范仲淹被免去參知政事並外放。也就在同一年，滕子京在岳州重修了岳陽樓，並邀請范仲淹寫文紀念此事。第二年，范仲淹揮毫寫下了名篇《岳陽樓記》，其中的點睛之筆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表達了范仲淹不計個人進退，為天下興亡擔當的情懷。

歐陽修的「太守之樂」出自他的名篇《醉翁亭記》。其實，《醉翁亭記》無論創作背景還是寫作時間都和《岳陽樓記》差不多。在「慶曆新政」時期，歐陽修擔任右正言、知制誥，是新政的堅定支持者，與范仲淹同屬一個陣營。在范仲淹等人先後被貶，新政遭遇失敗的時候，歐陽修不顧個人得失，多次上書直諫，甚至寫出了《朋黨論》，堅決回擊反對派。慶曆五年（1045），歐陽修也因支持改革而被貶到滁州擔任知州，《醉翁亭記》正創作在歐陽修知滁州期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是篇中名句。

可見，范仲淹和歐陽修在政治上是同盟者，都有心繫天下的情懷和革除弊政的理想，但他們的努力都最終歸於失敗。同時，兩人都是才華橫溢的文人，在政治失意的時候，習慣於用詩詞文章來抒發自己的內心。只是，由於兩人的個性不同，寫出來的文章也文風不同。范仲淹的「後天下之樂而樂」是直抒胸臆，歐陽修的「太守之樂」則是故作輕鬆、自我放達，兩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是一致的。

范仲淹的後天之樂而樂是心繫天下而產生的心愿達成的怡怡之樂，歐陽的太守之樂是逃避現壯而進行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私慾感慨之遊樂之樂！

雖同是由樂而樂，但心懷天下而融入民眾是欣慰之樂，私慾的宣洩而壓仰了心志的逢場作戲之樂是乏味而無耐的。

竊以為范文正公的後天下之樂而樂境界更高，甚至沒有幾個人能達到如此境界，是心憂天下，憂國憂民後的大樂;而歐陽修的太守之樂是小儒官宦的私人之樂，在下以為就是文人士大夫們的無病呻吟，沒什麼境界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