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滅亡是閹黨還是東林黨的責任大？
明朝的滅亡，主因是封建王朝的痼疾——社會財富單向流動，從這個大方向來看，所謂的閹黨、東林黨，甚至朱明皇族一大堆既得利益集團都是壓死大明王朝的罪魁禍首。
東林黨的興起，根源上還是起自於文官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萬曆中晚年，一批士人糾合在一起以道德最高標準為標榜，推動掌握全國社會輿論，從維護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為出發點開展政治活動。因其大本營在無錫東林書院，故被稱為「東林黨」。東林黨勢頭強勁，馬上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環顧帝國上下，唯有皇帝支持的宦官太監尚有實力能與東林黨抗衡。於是一大批在與東林黨的政治鬥爭中落於下風的士人紛紛投靠在太監旗下，組成了「閹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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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之所以覆滅了，要是非要問一問責任，我覺得閹黨罪過大，東林黨罪過也大，但他們的罪過合起來，都不如皇帝一個人的罪過大。
閹黨也好，東林黨也好，他們的權利不是天授的，而是只能來源於一個人，就是大明王朝的皇帝。你閹黨或者東林黨，作惡人間還是造福社會，都是需要權利的，而這個權利，必須是皇帝授予的。崇禎帝寵信閹黨，是為了對抗東林黨一家獨大，可是他又沒有能力搞平衡，結果弄得閹黨和東林黨陷入一場惡鬥，朝廷上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
很多人說，崇禎帝最後臨終的時候說了一句"勿傷我百姓"，就認為崇禎帝是一個得道明君，大明之所以亡，是因為國基已經爛透，不是崇禎帝的責任。換言之，他們認為，崇禎帝不是"亡國之君"，只是"沒有遇見好時代"而已。崇禎帝真的如他們說的這樣好嗎？大明帝國之覆滅，真的沒崇禎帝什麼事嗎？恰恰相反，崇禎帝對大明王朝的覆滅，起碼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袁崇煥是大明的棟樑之才，鎮守遼東，已經初步見了成效，即使他之前有誇大的言辭，但畢竟還是有大功勞於社稷。這樣一個傑出的人才，崇禎帝說殺就殺了。說明崇禎帝之糊塗，之剛愎自用。其實，袁崇煥是不是叛變，很容易就可以查證，但是剛愎自用的崇禎帝，根本只相信自己的判斷，白白送了一個傑出將領的命。
崇禎帝這個人的弱點還體現在優柔寡斷，只會打小算盤上。李自成攻破京城之前，離京城還有幾百里。有人就向崇禎提議，讓吳三桂火速馳援救駕。崇禎帝開始也覺得有理，但後來一盤算，吳三桂的大軍有5萬多人，如果讓他們過來，每天每人要花費一兩軍費，10天就是50萬兩。崇禎帝捨不得花這個錢，就一直猶豫不決。結果，李自成的大順軍10天後破了城，而如果當初請吳三桂入援，7～8天即可抵達。李自成當時打過來是10萬人，騎兵很少，吳三桂有5萬人，戰鬥力遠遠超過大順軍，何況還有堅固的城牆可以固守。如果吳三桂堅守京城，未必不能擊退大舜軍。優柔寡斷的崇禎帝，就這樣熄滅了大明王朝存續的最後希望。
明亡於黨爭是個很有趣的討論。至於那個責任大，我可能偏向閹黨一點。不過僅僅是偏向而已。
接下來我談下閹黨問題。
何為「閹黨」
顧名思義，閹黨即「閹人的黨羽」，以儒家價值觀來衡量，這是在罵人，如同罵「婊子養的」，這麼難聽的名詞，自然不是自稱。
「閹黨」一詞並非明朝人的發明，東漢就有了，《東觀漢記》載：
「荀曇……乃相與共除閹黨，後昱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①」。
這是閹黨一詞第一次出現，主要指中官。
在皇權時代，佞幸、奸臣、閹黨，都是背負著負面形象的群體。奸臣指大奸大惡之臣；佞幸指投君上所好，使君上沉迷遊樂之人，這部分群體最雜，很難被自居正人君子的士大夫認可②。
在明代，「閹黨」最初並非官方稱呼，官方稱為「逆黨」。多數明末清初史料用的是「逆黨」來稱呼後人印象中的「閹黨」，如成書於順治年間的編年體史書《國榷》，全書只出現過1次「閹黨」，而「逆黨」則有30次。
明代的「逆黨」成分很複雜，並無很強的地域性，只是一個被崇禎帝確立的邊界。崇禎時期，皇帝給「逆案」定下七等，不少內閣及六部成員、督撫都在其中。有意思的是，前幾等中，除了魏忠賢爪牙崔呈秀，其出身多來自科舉正途之外的雜流。
▲硃批萬斯同的《明史稿》。
即如清人修纂的《明史·閹黨傳》中，其所收錄者，活躍在明末的官僚有36人，除了許顯純等3人外，餘下33人多出身進士，無怪乎清人將閹宦之禍的鍋給了士大夫：
「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用垂鑒誡」。
「逆黨」與「閹黨」
後世理解的「閹黨」一般指魏忠賢及其黨羽，然而「魏逆」變成「魏閹」、「逆黨」轉化成「閹黨」，並非一蹴而就。
崇禎帝登基後，親自懲辦了魏忠賢、客氏、崔呈秀等人，又屢次欽定逆黨名單。崇禎二年三月，皇帝將逆黨名單詔示天下。逆案「七等」，士大夫基本排在後四等。
這些名單是怎樣定下來的？《閹黨傳》記錄了這一過程：
方忠賢敗時，庄烈帝納廷臣言，將定從逆案。
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錫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
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
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且曰：「內侍同惡者亦當入。」
爌等以不知內侍對。
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人怨耳。」
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
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
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同事，於是案名羅列無脫遺者。③
這段史料說明，起初，廷臣不願意擴大「逆案」的打擊面，然而崇禎帝意欲擴大，他對廷臣步步緊逼，在擬定的逆黨名單中已有的四五十人里，再加十幾人，又將「內侍同惡」者加入，最後列入所有寫了頌魏忠賢奏章的官員。
可以說，崇禎帝一手構建了「逆黨」，在這個名單里，那些「贊導、擁戴、頌美、諂附」魏忠賢的，有幾百人。
「逆黨」之名轉為「閹黨」，很大程度上出自江南士大夫的「污名化」，崇禎時期，關於魏忠賢的小說詩歌廣為流傳。長安道人的《警世陰陽夢》稱魏忠賢青樓嫖賭患瘍發瘡，自閹入宮後誣陷忠良，極盡醜化之能事。《檮杌閑評》又大肆揭露魏忠賢的丑。「閹黨」的負面形象深入人心，④以致清修《明史》設立 「閹黨」名目，不可謂不是此種負面之餘波。
崇禎帝給逆案定的七等中，士大夫基本排在後四等，越往後排，則越有可能是「被逆黨」、「被閹黨」。
兵部尚書閻鳴泰是袁崇煥的老鐵，兩邊都吃的開，後因歌頌「廠公」，被劃為「逆黨」；而同樣歌頌廠公的袁崇煥，被劃為東林。其實，無論是從地域上，還是師承、履歷上來說，袁崇煥和東林都沒啥關係。
禮部官員張瑞圖因好書法，「為忠賢書碑，」就被崇禎帝以「逆黨」罪之，「坐贖徒為民」。內閣首輔溫體仁兩邊都不站隊，最終被清流劃入「逆黨」，明史又將其列入奸臣傳。
有的還被迫轉向逆黨，即如魏忠賢的爪牙崔呈秀，本是青年才俊，被東林黨高攀龍彈劾後，為求羽翼投靠魏公公，後成了閹黨的核心，一時風頭無二。後來活躍於弘光政權中的阮大鋮，早年也是在選錄吏科都給事中時，被高攀龍給黑了，遂果斷投身魏公公求擺平。
「東林君子」做事有時的確不那麼「君子」。
「閹黨」做了什麼
人們常拿「閹黨」當政來形容天啟、崇禎兩朝政治，甚至用來解釋南明政治。實際上，「閹黨時代」、「閹黨政治」只有三年，其他更多是各種人事、利益、團體的一般性黨爭。
細讀《明熹宗實錄》，會發現前三年和後三年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時間段。天啟皇帝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只在一些極微小的地方才能看出一個人不可改變的性格痕迹。但造成轉變的關鍵資料——《明熹宗實錄》中天啟四年全年的原文已丟失，我們見到的資料，內容選擇上帶有極強烈的東林色彩，使得我們很難判斷天啟四年為何會有如此驟變。
但可以確定的是，天啟四年，楊漣上疏罵魏忠賢有二十四大罪一事，促使政爭白熱化：一方在快打倒另一方的時候，被繞床痛哭的另一方打倒。經魏忠賢與錦衣衛的密切配合，東林黨人幾乎被逐出朝廷，倒台的被徹底定性為奸黨、東林黨，並被編入「東林點將錄」。失敗一方自稱此事為「縉紳之禍」，崇禎朝許多復起官員認為，被貶乃因為抗「閹」。
▲著名演員金士傑飾演的魏忠賢。
天啟六年，袁崇煥指揮的寧遠之戰獲勝，努爾哈赤被炮擊傷死去。魏忠賢主政的聲望日顯。
當時「甘鎮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⑤」。浙江巡撫潘汝禎首次提出建生祠⑥，之後海內爭相望風獻諂，督撫大吏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相頌德立祠⑦，甚至提出魏忠賢和孔子並肩，天下風靡，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
當時所有奏疏，咸稱「廠臣」，大學士票旨，亦必曰「朕與廠臣」，無敢名忠賢者。天啟七年魏忠賢的權威達到巔峰，國家也陷入狂熱，被東林黨人目為「閹黨」的士大夫，此時可謂順風順水。崔呈秀幾年時間就從河南道御史到了工部尚書、兵部尚書。
崇禎登基後，魏忠賢落敗，「閹黨」的好日子才到了頭。
明亡於黨爭？
定「逆案」之舉，提高了崇禎的權威（今天可以看到大量誇讚崇禎為聖明君主的奏章⑧），在此之後，天啟末期的極端狂熱已結束，但黨爭並沒有結束，雙方依然給對方安插罪名，到南明諸朝，「逆案中阮大鋮等卒肆毒江左，至於滅亡」，甚至延續到了清朝的陳名夏之死。
後人常謂明亡於黨爭，若細究起來，有可能是誇大其詞。黨爭起於皇帝懶政，烈於皇權弱勢，弱於勤勉君王。萬曆不親政但並非不問政，依然垂拱而治，其時代黨爭並沒有所說那麼激烈。光宗、熹宗弱勢，黨爭徹底激化，甚至有三年的「閹黨政治」，這一時期，明王朝最狂熱、最折騰、最脆弱，錢糧征不上來，軍餉發不出去，岌岌可危。到了崇禎朝，通過處理逆黨而獲得權力與權威的崇禎帝，將黨爭控制在極低的烈度範圍內。失控的輿論、軍事的失敗，以及亂七八糟的國家戰略，皇帝的急於求成，或許更是將王朝推向滅亡境地的主因。
注釋①《東觀漢記》卷21
②方誌遠:《「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明史·閹黨傳》
④吳珺琴《從歷史人物到小說形象—魏忠賢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其實很多歷史人物形象都形成於江南士子的筆下。董其昌因為是群體中，行為差，但名聲好；嚴嵩活著的時候就在江東有戲曲傳唱其惡名。貴州一個總兵花錢給江南一士子，讓他寫自己征播功勞的戲曲。不一而足。
⑤《明史·宦官傳》
⑥潘並不只是一個諂媚的官僚，在薩爾滸前後，作為巡按御史的他，卓有見識。參見《籌遼碩畫》
⑦《明史·宦官傳》
⑧《崇禎長編》收錄有諸多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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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龐大的王朝覆滅，遠不是這個王朝之內的某一撮人的所能造成的。尤其是中古時期的封建大一統王朝，特別是明朝，其覆滅的根本原因在於文明的內核出問題了。
所謂文明的內核就是王朝統治的根基是什麼，在明朝，文明的內核是君權神授，是道德規矩大於法條常理。
明朝就是在這文明的內核上出了大問題。比如說君權神授，皇帝要維持自己神的形象，最直接的辦法就是保持神秘，保持神秘最直接的辦法就是不上朝。比如嘉靖皇帝。
但是不上朝，國事也要處理，權力還要掌握在皇帝手裡，那麼閹黨自然應運而生。說到底，閹黨不過是明朝皇帝的一把刀，專干臟活累活。
然而東林黨看不過去了，雖然東林黨也都不是啥好人，干起舞弊來比誰都凶，但是人家是以拯救天下蒼生的名義去干。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東林的邏輯是:國事艱難，小人當政，如果我們東林也按部就班考試那施展抱負就太晚了，索性我們就自己掌控吏部，安排名次吧。
就這樣的東林黨，還每每自詡道德聖人，站在道德制高點痛罵閹黨。然而一旦要輪到交稅了，卻又紛紛以「古之堯舜」「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奈何百姓艱苦」，來把本應他們承擔的稅負責任推卸掉。
要知道，明末時期，整個社會的風氣已然如此。整個社會的運轉靠的是虛無縹緲的天命，還有冥頑不變的所謂理學道德。任何經世致用的學問，可以為僵化的文明填補新鮮血液的文化，都未曾成為主流。
直到滿清入主中原，以殘暴但高效運轉的文明代替了明朝雖然表面溫情脈脈實則百無一用的文明，
所以說，明朝覆滅，責任在整個社會，在於生活在明朝朝廷下的每一個道德先生，而不單單是東林或者閹黨。
為了說明白這個問題，就要把「閹黨」和「東林黨」說清楚。
這個事說起來麻煩些，需要一點時間，請看官耐心評鑒。
先說說「閹黨」，這個相對比較簡單，閹黨就是宦官集團，說明白就是宮裡的太監。
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當中，明朝的太監是權力最大的，大到可以參政輔政而不是「干政」——是合法的。
這個太監參政的先河，是永樂皇帝朱棣開啟的。
朱棣他爹朱元璋登基之後，廢掉了「宰相」制度，實行了皇權獨斷。而各部大臣只是按旨辦差。皇權得到了極大的鞏固。
朱棣通過「勤王，清君側」，坐上了皇位之後，他對朝廷大臣是有防備心的，在他眼裡這幫大臣都是不可靠的，在他周圍，值得信任的就是伺候他的太監。
朱棣辦了一件事，就是讓太監讀書，有了文化的太監，就可以幫他辦很多事，慢慢的太監的權力就大了，組成了一個皇帝的「宮廷秘書處」，也就是「閹黨」。
由於特殊的原因，閹黨的人數不會太多，但是對皇帝的影響很大，每天能圍著皇帝伺候的人，很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
東廠和後來的西廠都是太監管事，都屬於閹黨。
於是，明朝自朱棣之後，太監的權力可以大到替皇帝批准奏章「掌印太監」。
但是，客觀的講，這些在宮廷里的太監，實際上最終行使還是皇帝的權力，也就是說宦官和皇帝之間，無論如何都是主子和奴才之間的關係，宦官無論再混蛋，其背後還是皇帝混蛋。
明朝著名的宦官不僅僅是魏忠賢，王振，劉瑾都是他的前輩，權力不比魏忠賢小，並且宦官王振還差一點惹出亡國之禍（土木堡之變）。
但是，魏忠賢不太一樣，這個宦官不但參政，而且有自己的見解。
魏忠賢的見解就是「天下是皇上的，當然我也有份」，九千歲就是這麼來的。他伺候的主子，不愛管事，並且對他極端信任，給魏忠賢的授權就是「全權代理」。
這種背景下，閹黨的性質就很清楚，閹黨最大的問題就是綁架皇帝，架空皇帝，而目的無非就是滿足權力慾望，作威作福而已，但是對於皇帝來講最放心的就是不會威脅「皇權」——那一刀就決定了一切。
再說說東林黨。
明末的東林黨是很厲害的一個相對緊密的政治組織。和以前的朋黨不同的是，東林黨不僅僅是朝廷官員以同鄉，同年，同師等等由頭結成的「抱團取暖」式的「朝廷江湖組織」，他是一個有相對統一的「政治立場」的朋黨，是「政黨」的雛形。
東林黨的領袖叫顧憲成，此人在朝廷做過官，是吏部文選司的郎中，也就是負責考核考察官員的幹部，這個人有一個著名的對子「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領袖。
顧憲成被罷官後開了一個書院教書，這個書院叫「東林書院」。這個書院不僅教書，還議證。民間的不得志的學子紛紛慕名而來。朝廷里進不了「齊黨」，「浙黨」，「楚黨」的官員們也紛紛加入。於是在皇帝，朝廷，之外，又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東林黨。
東林黨專議朝廷弊政。但是這種議政也帶來了一個很不好的風氣「清談和為反對而反對」。
總結東林黨的主張：
第一反對閹黨干政（其實是參政，代政）。
第二反對加征工商稅。
第三要求朝廷廣開言路，給大臣們更大的決策權。
當然還有抨擊其他派系的朋黨的主張。
在明朝末年，張居正的改革紅利期已經結束，內憂是土地兼并加財富兼并，外患是後金政權不斷的入侵，在這個時候，宦官組成的閹黨十分不願意看到皇室的衰敗，於是閹黨的主張是加大稅收力度，尤其是加大對財富集中的工商業的稅收，以「富國」。
而東林黨澤相反，堅決反對徵收工商稅，說白了就是東林黨是在極力維護自己集團的既得利益——東林黨人當中以南方士紳為主，從事工商業的人很多，徵收工商稅，必然會損害他們的利益。
從這一點來說，東林黨就不夠厚道。
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經過了幾十年，很殘酷，閹黨最終被崇禎幹掉——魏忠賢也完蛋了。儘管東林黨也死過人，比如楊璉，比如左光斗。但東林黨在崇禎皇帝上台之後大獲全勝。
其實，閹黨的覆滅，並不是因為東林黨的鬥爭，而是崇禎這個皇帝想「真正的親政」，閹黨礙事，順手就除掉了——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閹黨就是一個經過授權的總代理，一旦收回授權，分分鐘就完蛋。
可是東林黨卻在皇帝的這個舉動中讀出來不一樣的東西，閹黨完蛋以後，東林黨並沒有踏下心來和皇上一起解決當前的危機，而是乘勝追擊開始了新的一輪「黨同伐異」，在內憂外患之際，再一次開啟了「黨爭模式」。並且越來越不像話。
最為可氣的是，佔了上風的東林黨，堅決的停止了工商稅的徵收，這個舉動十分惡劣，它使得朝廷的稅收直指最基層的農民，大大的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與國家是十分有害的。
果不其然，強征暴斂，苛捐雜稅最終激起了民憤，全國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最終壓倒了朝廷。
在崇禎孤零零的站在空無一人的皇宮大殿里，抱著逼死的決心的他說了一句「滿朝大臣皆可殺！」，他依仗的東林黨到哪了去了？
東林黨實在可恨，攪局一把好手，毫無責任，毫無建樹。
最可恨的是，鳥獸散的東林黨們，在清朝建國之後，居然還在角落裡嘟囔「反清復明」。
他們的後代成了大清王朝統治的「文人集團的中堅力量」。
嘴上的硬功夫，實際是軟骨頭。
我覺得是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果說東林黨清談誤國，那麼魏忠賢的閹黨集團就是亂政害國，都逃脫不了干係。原因如下:
一，明末黨爭的由來:
明朝中期開始，文官集團開始壯大，逐漸開始議論干涉朝政。明神宗時期的國本之爭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皇帝在和文官在立誰為太子的問題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最終以皇帝失敗而告終。之後萬曆皇帝賭氣不上朝，並在張居正死後，開始血洗政壇。為了與文官集團抗爭，不得不倚仗宦官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宦官勢力開始登上政治舞台，把持朝政。而國本之爭中的某些後人就是東林黨的骨幹。
東林黨
二，關於東林黨的一些看法:
所謂東林黨，最初起始於東林書院講學的那些比較有名的文人士大夫，比如顧憲成，左光斗等等，隨著流傳越來越廣，逐漸吸引了很多持同樣意見的文人和官員的加入，勢力逐漸強大起來，可以看出東林黨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他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和嚴格的組織章程，本質還是一個依靠親戚，朋友為紐帶結合而成的朋黨組織，這註定了他不會為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帶來多大貢獻。
平心而論，東林黨形成之初，主要活動是借講學針砭朝政，呼籲朝廷放寬言論自由，主張政治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加上東林黨文人大都比較重氣節，不畏強權壓迫。所以，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是政壇上的一股清流。
但是，正如同我在第一點所說的，它是朋黨，隨著更多南方的商賈地主利益代表的加入，東林黨逐漸變質了，成了這些大商人和大地主的代言人，主張明朝放棄對這些商賈地主爭稅，廢除，鹽稅，茶稅，礦稅等等商稅，直接結果就是導致明朝稅收來源更加單一，國庫收入變少，朝廷缺錢，什麼事都幹不了，最終羊毛出在羊身上，這錢派在了老百姓身上，日子更加難過，最終導致明末內亂，起義不斷，所以說明朝滅亡，東林黨絕對脫不了干係。
三，對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的一些看法:
自古以來，封建王朝對於皇權旁落，主要表現在對三股勢力的防範和打擊。一是宦官干政，歷朝歷代都有，比如東漢末年的十常侍，明末的魏忠賢等等。內宮干政，比如西漢呂后，唐朝武則天，清末慈禧等等，外戚干政，比如西漢竇榮，以及王莽等等。
魏忠賢
這些把持朝政的勢力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任人唯親，大開殺戒。他們的利益往往凌駕於封建王朝整體國家利益之上，比如，魏忠賢屠殺東林黨人是為了排除異己，鞏固自己的權利和地位，他反對廢除商稅，不過是怕自己的腰包收入減少，不是為明朝國庫收入著想，苛捐雜稅照收不誤，使得明朝朝綱混亂，民間怨恨四起，所以說明朝滅亡，魏忠賢和閹黨"功不可滅"。
四，綜上所述，無論是東林黨集團還是宦官集團，他們的手段目標也許有差異，但是他們行為的結果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雙方不停地內訌，為明朝的滅亡起了加速作用！
歡迎討論！
明朝之亡，三個地方的力量貢獻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分別是東林黨，山西通滿清的八大商人，陝西人造反席捲天下流毒各省（所到之處，工農商業完全破壞）。但其中，起絕對作用的是東林黨。
所謂的閹黨，只不過是東林黨打擊異己的口號，其成員包括以魏忠賢勢力為首各方勢力，和魏忠賢合作的齊黨，楚黨，浙黨。所謂的閹黨執政，還是很有執政能力的，也是苦心在維持千瘡百孔的政府在運轉，甚至也試圖和東林和解，不能說閹黨沒打擊過其他黨派的人，但和東林黨的內鬥能力相比，閹黨簡直是治國能手。
閹黨在平衡稅收上看的很清楚，要收商人的稅，要收礦稅，否則壓力都在農民身上，收不到幾個錢，農民交不起稅，在天災之下，必然造反，可以說，閹黨還是懂治國的。
另外，所謂的閹黨，在防備滿清方面，還是很有任用了一批東林黨的實幹派和溫和派，比如孫承宗，孫元化，熊廷弼。東林黨在關外安排的人選，王化貞對打仗十竅通了九竅，袁崇煥壓根兒就是給明朝放血，不停的給滿清送糧，送物資。
但讀書人掌握了發聲權，甚至掌握了歷史，文官集團極其流氓，他們可以導演梃擊案，移宮案，紅丸案。。。東林黨是明朝文官集團中不要臉的巔峰。
他們為了自己不繳稅，各種手段，比如我們都學過的五人墓碑記，就是張溥寫的（這傢伙還敢做在野黨操縱更換內閣首輔，膽大包天到何種程度），阻止皇帝收礦稅，說皇帝與民爭利，但他們何時把民放在心裡，說白了還是不要收他們的稅。
可以說，東林黨是著名的眼高手低的嘴炮黨，還是宇宙這真理黨，只要不是我這邊的，都是壞人，都是邪惡的，做任何事都是禍國殃民，必須打倒。
謝謝邀請:
本人觀點:還是東林黨責任大。
東林黨是個文官集團:它的政治觀點是廢除工商稅，僅對閹黨干政。如果在和平時期，沒有天災戰亂，百姓安居樂業，國家財政良好的情況下，東林黨的政策不能不說是一條治國良策。可當時明末的現實情況:「大明的國運己經處在衰落的下行期，天下土地兼并嚴重，社會財富己經掌握在極少數人中。由於天災人禍不斷，失去土地為賊，為寇的流民四起。當時的狀況是:「整個社會已如乾柴，一點即燃。而東林黨廢除工商稅，就等於殺雞取卵。把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徭役，攤派全部轉嫁到民力枯竭的百姓身上時，這就等於在乾柴上加了一把烈火。東林黨的政策，直接動搖了明朝的統治基礎，把明朝推向滅亡的深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可也說是亘古不變的真理。已經掙扎在死亡邊緣的百姓，在造反也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的雙向選擇下，都會去選擇造反，因為造反還有一線生存的希望，不造返就是等死。所以賊是越剿越多，死了高闖王，又來個李闖王。就這樣，外患內亂一點點耗幹了大明王朝的那點殘存精血之氣，直到滅亡。
在來說說閹黨:閹黨實行的是對富人階層下手，徵收重稅，實行血腥暴力手段，打擊政敵東林黨。閹黨對富人徵收重稅的做法，減輕了百姓負擔，使百姓能活下來。只要百姓能下來，誰也不會冒著殺頭的危險去造反的。這也是天啟朝沒有發生民民變的原因。閹黨這麼做的目的，也不是出於憂國憂民的崇高理想，他們明白一點:他們所能得到的一切榮華富貴，都是皇上給的，如果皇上滅亡，他們的下場也不會好哪裡去。閹黨這種自保的想法，從主觀上保全了自己，從客觀上緩解了緊張的社會矛盾。也使明朝的國祚得以延長。
從本質上來說:閹黨和東林黨的爭奪權利，就是皇權和相權之爭。閹黨得勢就證明皇權得到加強，直接削弱了相權。在天啟朝，為政經驗豐富，萬曆時的閣老東林黨人葉向高已經早已經看透了這其中利害關係，規勸天啟朝主政的楊金漣，左光斗(二人名字可能有誤)不要和閹黨集團非要爭個立見高下的你死你活，只可惜二人不聽，最後二人被閹黨酷刑致死。
由於剛剛繼位，政治閱歷和經驗缺乏的崇禎，採用東林黨政策:廢除工商稅，剷除閹黨干政，縮減錦衣衛，裁撒東廠，西廠，使失去制約的東林黨一黨獨大，把皇權的代表崇禎帝自己推到前台，和東林黨為首的相權進行正面交鋒對抗，使皇權代表崇禎失去政治緩衝帶，造成了崇禎朝那種君臣間的相互猜疑，相互仇視的詭異關係。直至明亡。
錯在皇上唄，不能成事你就別摻和，東林黨一旦做大，朝政平衡就打破。
這幫子所謂讀書人可用，但不能做大，一旦成為階級那就壞了事。那幫子學八股的，我覺得合適做奴才，不合適作為朝政主管。儒家治理天下，講究忠君，輪忠君他們還未必如閹黨，明朝閹黨是皇上平衡朝堂的力量，類似於議會的作用。論治國，那個有名的朝臣是死學八股出來的?論打仗，那就更不用提了。
不能忠君愛國，不能力挽狂瀾，只能書生誤國。
為什麼不怪他們?因為出現了郭子儀，也就是苟延殘喘，朝代發展到極致，需要改革了，可誰有勇氣自斷臂膀呢?這即是歷史的悲哀，也其實也是必然。
到底是誰的責任大，各有各的觀點。但是，魏忠賢，東林黨人總是不屑。魏忠賢迫害異己不假，但其早期也曾放下架子試圖與文官合作，被無情拒絕。在邊防大事上，依然使用東林黨人孫承宗等人，使得防禦滿清的關寧防線依然穩如泰山，魏忠賢當政期間邊防基本穩固。而且他能夠採取務實的政策，堅定地延續了萬曆的礦監政策，極力向中上層和江南富甲士紳徵稅，使國家財政保持了穩定，同時也保證的國家的穩定。魏忠賢專權干政時雖然也迫害清流大臣，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不亂政，並基本也始終忠於明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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