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說「西儒恆言……」中的西儒是什麼意思？西方的儒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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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語境里的「西儒」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語境里的「西方學者」的意思。

為什麼袁世凱會把西方學者稱呼為西儒呢，這是有原因的。

眾所周知，隨著清代文字獄的「發達」，導致清代考據學異常發達，雖然傳統說法都認為考據學是「尋章摘句」的笨功夫，但是考據學對於歷史和儒學的考據還導致了一個積極的後果，這個後果就是產生了許多「先秦之儒」。

什麼叫「先秦之儒」？

簡單來說，先秦時期的儒學，他們主張是「親親」高於「尊尊」，主張人就是要非遠近親疏，先秦之儒學其實是一個小共同體本位的學說，這和西方源自血緣和爵位的保守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先秦之後的儒學則主張講究「尊尊」高於「親親」，雍正貢獻了一個特別經典的段子：有一位大臣給雍正帝上奏摺，裡面有一句君恩深厚，我一定粉身碎骨來報答皇帝您的大恩。本來是一句拍馬屁的話，但是卻引起了雍正帝的反感，雍正批示「但盡臣節所當為，何論君恩之厚薄」。

雍正的意思也很簡單：你做臣子的為我盡忠是你的本分，你管我對你好不好；我對你好不好，你都要對我無條件盡忠。

說回正題，因為考據學的發達，導致當時很多文化精英對「先秦儒學」有一種嚮往，認為先秦之後，儒學被法家學說污染了，所以當中國開始和西方接觸以後，這些學習「先秦之儒」的精英對西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些人對西方的興趣並不在「船堅炮利」上，而是認為西方學說和「先秦儒學」暗合。

現在雖然不怎麼宣揚晚清這一思想流變，但是「引西救儒」的思潮在當時晚清是相當流行的，至少在精英圈子裡處於一種心照不宣的流傳狀態。

比如李鴻章淮軍系二把手張樹聲，他應該說是個官場油子，並不是什麼思想家，也沒有到過西方，但他任職的江蘇兩廣都是當時中國開放的前沿地帶，他的幕僚中也有薛福成這類人，他因此也耳濡目染了很多東西。但這人老於世故，一直沒有什麼前衛言論，他曾宣稱：「論中國聲明文物高出萬國之上，自強之道除練兵、造船、簡器數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

然而他心裡真這麼認為嗎？到了1884年，他已經病重了，最後向皇帝上了口授《遺折》，講了一番相反的話：「西人立國，自有本末，……育才於學校，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於是他要求「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

還有一個人，劉錫鴻，這個人是以極端保守派的面目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我們看他公開發言都是「我大清什麼都好，西方都是垃圾」這類的，但是在他私人日記里，他對西方的看法是典型「先秦之儒」的看法。

劉錫鴻是郭嵩燾的副手，在他日記里，英國簡直好到家了，窮人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只要申請，國家可以解決問題。

而且他發現，這是英國的制度性安排，真是仁義之極端也，倫敦有，其他地方也有。他覺得英國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上下同心，以禮治主，不傳國事，這個地方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齊肅穆，人民歡欣鼓舞，不徒以富強為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

1870年代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不是很壞，兩個國家彼此比較了解，到了西方他們都是東方人，可以說他們都算老鄉，起碼都是亞洲人。因此，他們經常串門，有一次日本公使來吃飯，和郭嵩燾聊天說，我們兩個國家沒有錢，國家徵稅，老百姓很反感，不願意交稅。你看英國，政府財政很充裕，老百姓很願意交稅，到底是為什麼呢？

劉錫鴻就說，那當然，英國人徵稅，那是老百姓選出議員在議會中決定的，我們大家都需要這個公共服務，大家當然是願意了。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無代表不納稅，劉錫鴻雖然沒有用這個詞，但是他把這個道理講得很清楚。他說，徵稅去幹什麼，誰都不知道，而且徵稅也沒有通過我們，當然沒有人願意交了。

而這種暗流肯定也影響到了袁世凱，袁世凱因此評價西方學者為「西儒」，我覺得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