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的價值在於什麼？

感謝粉絲邀請，這個問題是蛋生雞還是雞生蛋這類的哲學問題，筆者對此類問題一般是逃避的（因為太難了，哈哈）。

先說一個段子，前不久網上流行一個帖子「無用「的人文學科到底有啥用？裡面有一個例子是一個家裡最有用的是廁所，最沒用的是牆上的字畫，但是客人來了斷然不會去看廁所，當然是看字畫了，這就是人文學科。想來這個回答用在回答歷史學的價值也是合適。

個人認為研究歷史還是做其他學問（這個學問本無貴賤，陽春白雪各有所愛而已）都應該遵從胡適先生的教誨----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還有陳寅恪要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個非常重要，很多時候不好把握的。

而且研究歷史還要從不同角度研究問題。

這個可以參見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雖然是研究唐代政治制度，但是他從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入手，考察了唐代政治制度起源發展和變化，這直接奠定了其學術地位。《柳如是別傳》雖然頗有爭議但是在裡面反映了陳先生用詩文論證了明清之際的政治歷史，更見陳先生治史功底。

再推薦一本書《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為了說清楚，重新溫習了一下），王明珂先生從族群文化的角度，首先把當時的漢人如何描敘華夏族的，這就劃分了華夏與異族的邊界。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也跟華夏不斷擴張和邊緣人群華夏化，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總之，學問還是要有所敬畏，有所創新，方才是學問。

推薦書目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註：圖片均來自百度，侵權請刪

本文約4000字，看完需5分鐘。

歷史學的核心價值在於求真和史實重建，歷史的核心價值在於經世與致用，而學習歷史則是明理與問道之途，形成對歷史的合理解釋。正如太史公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歷史學的價值分為本身價值與派生價值。傳統史學是精英史學，歷史的血肉由英雄的言行有機構成。而臧否歷史人物是傳統史學重要的功能之一。隨便打開一冊史書，字裡行間，角角落落，善惡忠奸、好人壞人的分界，觀者基本一目了然，油然生出「浩然之氣」，這種具有強烈教化宣諭意義上的「資治」與「殷鑒」，曾是中國史學的獨特魅力之一。

正因為此，在官私史學修撰體系尤其是正史編修中，往往「敘列人臣事迹，令可傳於後世」，列傳成為一種正式的史書體裁。雖有勉力直筆求真的少數史家，然而掌握這些歷史人物「身後名」的知識階層，在評價一個政治人物時，因為時局、黨爭、學系、門派、清濁、人事遷轉等各方面原因，不免在實際運作中會摻雜很多不客觀的因素。

隨著治學理念的精細化和客觀化，史學評價往往與歷史細節之間存在一定距離。華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別、義利之辨，是儒學三個重要的命題。與張揚著文化傳承、代表學脈的知識階層相比，那些接近君王，揣摩聖意，投其所好，不堅守原則底線，「以君王好為好、惡為惡」的大臣們，善於鑽營逐利，無疑是活生生「佞臣小人」的典範。對於習史者，很容易樹立一個看似正義而先入為主的觀念：忠奸之辨、忠奸對立，這是一個治史的基本判斷和要求。

我們立足於傳統史學的訴求模式，人物評價某種程度上符合「英雄主義」特徵，呈現出強烈的二元化色彩，一個人物或大忠賢達，或大奸惡佞，政治人物呈現出臉譜化印象，那些「平庸者」幾乎難入正史典籍。大雅君子崇義，風聞言事，不少敢於直言犯忌、衝撞龍顏者往往以賢臣、清流自居，事迹流傳於當世，以此彰明後來者，久而形塑，謂之為士林風氣。經過時間整合過濾，蔚然為學林之慣行。

某種意義上，中國古代社會「學官一體」、「官教一體」，擁有功名也就意味著從政、清議的資格，識文斷字，通過科舉考試的制度化確認，具有了與高於普通民眾的身份與等級特權。在朝者為官，位列公卿；在野者為紳，作為官員序列之補充。官紳群體往往包含於士人階層之內，相繼在儒士-官僚-地主這個生態循環圈中運動繁衍，構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集團，衍生出傳統時代獨有的「士農工商」社會結構。作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的補充和配合，官僚體制對皇權是某種制衡。但由於官僚階層的分化、派系和理學忠君的道德規制，強橫的皇權往往處於凌駕地位。

歷史細節在探求和執著於道義的光芒中不免被遮蔽與淹沒。權勢作為一種客觀存在，表現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三種形態，士人群體的「立德、立功、立言」即是這種文化權勢的內在體現。在士大夫群體眼中，無論是秦檜、魏忠賢，還是嚴嵩、和珅之流，聲名狼藉，大概都是投機小人。而且在無數壞人的行列中，他們無疑皆「大奸大惡」、「諸般無恥」。但有一點似乎難以迴避和否認，秦、魏、和、嚴之輩也都是忠於皇帝的，且一定程度上他們的忠誠度或不會少於士大夫階層。那些種種被後世譏諷的行為，更多只是作為臣下的一種角色或處事方式而已。在專制皇權的框架規範中，他們的媚上、阿諛行為倒顯得不出格且合乎人性本身，也不那麼另類。現在我們後世所熟知那些權臣的「奸黨」、「惡佞」形象，蠅營狗苟，縱然其自身存在「罪無可逭」的一面，也有不少來自於歷代文人士大夫的主動構建與不斷疊加。千百年來，這種立足於家國、忠奸、天理的道德判斷弦歌不絕，屢行其道。沒有門生故吏、桃李滿天、學問傳承的政治人物在歷史面前，是一個不幸和失落的群體，其實他們也是弱勢的。

道統意識懸於學林而難有實際操控性。主上賢明而權臣藉機蒙蔽聖聰，是傳統政治解釋的常見模式。對皇帝的評價往往曲筆隱晦，春秋筆法。作為權臣，相比之下，魏忠賢其人可能更慘一些，他代表宦官集團，借用著名電視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中的台詞，他不僅「無家可歸」，而且頭頂只有一片烏雲。但那些大臣除了頭頂那片天，正氣凜然，還有一個道統、文脈、天理可以繼續堅持。面對皇帝，魏無法「不忠不賢」。秦檜本算是士大夫集團中的個體，亦是進士及第，有個人私慾在，但主和策略的核心決策過程在於高宗。這些所謂的「奸佞」不過是忠順的奴僕而已，皇權順逆是其歸宿。言官及後世士大夫群起攻之，將某一具體問題（以莫須有定罪的岳飛之死、明朝滅亡、宦官奸臣誤國）怪罪於一人，虛實之間，約等於推卸罪愆，無疑是逃避系統性責任。

我們往往存在一種先行的錯覺：權臣使得上下壅塞，吏治不暢，混淆視聽，只會誤事，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傳統時代，皇權是社會結構中的內在向心和驅動力。立足於人性本身，權力是一味催化劑，皇權的影子投射在任何一個有晉陞意願的人面前，便自發成為行為選擇的全部動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在一個專制盛行、權力決定分配、無其他有效制衡的權勢運作系統中，缺乏技術上合理科學的管控與監督。居上的皇權絕不情願「君權授之於道統」，這是一個天然選擇。即使偶爾有不同的聲音與表達，甚至有少數言官以諫言「邀直名」的虛偽行為，固然有沽名釣譽之嫌，但在氣節上也可以說是難能可貴。而權臣其行決非全然「忠賢」，但順從皇帝，在皇權的影子下運作，打擊異黨，「小人」們也並不那麼齷齪和難以原諒。權臣的沒落與整治，往往意味著新君勢力的重構與再確認。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不少令士大夫切齒的權臣往往是實幹家，且辦事效率可能更高。皇權的延續影響有多種可能，生前叱吒官場的當世能臣而死後淪為「士林之公敵」，屢見不鮮。風氣也是規則的一種。張居正位居首輔，可謂嘔心瀝血、權傾朝野，不可不說公忠體國，然而其當世及後來的評價也並不完美。張氏大刀闊斧，重用循吏，輕視清流，一度中興朝政。然權力體制之故夾雜士大夫清議，阻礙了原本的風氣與生態，出於人情世故，不斷掣肘。事後雖批張而不去新政，卻也積重難返，半途而廢，效果不彰。

不可迴避一個事實，傳統儒學之道尚清談，坐而論道，並非一門實用性學問, 「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但僅僅是熱衷於通曉六經大義、寫寫文章、批評時政、激揚文字的言官群體，看似居廟堂之高，憂國憂民，高昂而不可一世，充滿合法性地宣教那些看似符合傳統儒學入世、明道的理念，實則幾乎缺乏技術操作可行性的章句，對於解決大部分具體政務問題往往是沒有太大作用的，黃仁宇先生對此曾有過深刻解析。宋明的黨爭，清流濁流之間，往往看似非此即彼，實際上無法涇渭分明。

政治理念的嬗替、朝代的因革變動和皇權的移易，皆需一個社會集團的內部確認。歷史業已證明了，在政治鬥爭過程中，選擇站隊或依附於一種政治勢力，便意味著疏離另一種政治勢力，各色勢力變動不居，此消彼漲，原本強大者可能一朝失勢，韜光養晦者或輝煌再起，「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彼此之間暗流涌動，這種複雜性難以言喻。東林黨團體、主戰派內部，也是有很大分化的。舞文弄墨、醉心花草、阿諛奉承者亦不在少數。知識階層往往具備極強的道德規制，各種底線要求是士大夫、道學家理論的外在形式——況且他們可能也無法達到。只能高山仰止，明德修身以求平天下，尚是路漫漫其修遠兮爾。然而君子不黨與朋黨橫行之間，沒有一個絕對的界限，疾呼道義口號的他們一定賢良、不可替代嗎？甚至崇禎歿於煤山前高喊：言官誤國，實乃亡國之臣也。不過，這種聲音若螢蟲之光，微弱可憐。

總體來說，事務性、繁複性、技術性工作是行政體制運作的主流。除了在朝代新開，百廢待興，為休養生息、減少折騰，盡量遵從黃老以無為而治，避免大破大立，乃是成本最低、破壞性最小的一種發展方式。在正常社會運轉、政治交接下，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硬道理。但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目及當下，理念（意識形態）先行，是中國政治運作的某種特色。我們要思考：歷史上所謂清流、言官、君子到底能起到什麼作用？可能就是史書上多一點記載、文人中口碑好、名揚後世，聲名「遍沐墳籍」罷了。真實的歷史進程就是如此沉重且非正反對錯。

道德是一種懸之於上的理念和信仰訴求。道德約束不能治國理政，同樣也不能保證人人為君子、內聖外王。觀念系統是一個延續性極高的文化存在，只要有代表道統的士大夫階層在，傳承人心習氣，贏得永遠是他們。制度運作中個人的行為往往不宜用道德來判斷。樹立正反典範也是傳統史學的特長，至於以魏忠賢、秦檜、和珅、嚴嵩為代表的所謂「奸臣」，他們終將被刻在恥辱柱上——雖然很多事情並不應該由他們來承擔責任。在大歷史面前，權臣也那麼微不足道。當然，不能否定少數對於道統、氣節、信仰以及忠君愛國理念真正堅持與努力的文士。但要切記，千萬不要把漸行漸遠、逐步模糊的文人君子化，君子理想化，形成一種固定臉譜。不斷鉤沉的歷史事實會將這種幻想即刻嘲諷、解構得體無完膚、支離破碎。歷來各色形式的翻案文章，也基本准乎於此，隨著立場及時代之遷易而轉化視覺，從而得出別樣（至少與以前）的結論。

追溯史學的起源，幾乎和人類社會一樣古老，並且在不斷演進中也逐步生出求真和還原過去的本質訴求。關注人物命運、解釋歷史現象、經世致用是歷史學研究的三個重要職能。歷史學者的最大任務，不在於天星亂墜、滿目琳琅、妙筆生花，而是重建史實，客觀中立的對於過去做出敘事和評介。茅海建教授在其名作《天朝的崩潰》中對琦善、奕山等人的翔實研究和中肯評介，可謂言之有物，暗合於此。鉤沉以往簡單化、道德化、說教化政治人物批判背後的故事浮沉，撥開重重迷霧，重視細節，摒棄錯覺，才是真正的歷史書寫與歷史記憶，或才為歷史的本來面目。

並不輕鬆的一個現實是，個人可以逐步超越自我，卻無法遊離於既定的社會關係與制度設計。歷史評價系統往往會苛責一個人，也會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層累疊加著所處時代的各個要素，甚至承載著全部的毀譽。一個人的命運，不僅要靠個人奮鬥，還是考慮到複雜的歷史進程。興衰浮沉不是一個令人輕鬆的學問，求仁而不得仁乃是慣性常態。人性與歷史同樣複雜不居，在推演中生出無限悲戚。

社會風氣是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而史學承擔著基礎性工作。史學評價是一種道德判斷，細節展演往往是邏輯推論。走出迷局，放長眼線，在所謂忠奸、道義的判斷上，秉持何種立場，至少應該「慎之又慎」。如何規避那些慘重的教訓，歷史在訴說中夾雜著傷痕與沉痛。該怎麼踐行與貫通，開風氣之先，這也是一個時代課題。願意資鑒與珍視歷史者，對此萬不可等閑視之。

註：本文請勿轉載，乃是個人理念，張貼於此，請君子覽。初稿發表於《中國國家歷史》公眾號，篇名是《歷史的細節與錯覺》。

歷史學的價值觀是以史明鑒，可以為師矣，能夠更好的明白過去的成敗得失。研究歷史有一種溯源歷史真相，溯源歷史人物的心境和處事原始風格。追尋更為真實的歷史史料，讓後人在探索歷史過程中少走彎路。

不一樣的心境，所引發的事態發展有很大差異。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和世界觀來定義古人的智慧與心境。智慧和心境有著密切的聯繫，如果不能進行二者的準確定位，很可能導致史料研究的失真範圍。

溯源起點的研究，是一項極其麻煩的事，需要極度的換位思考和時空換位。這個不是常人能夠勝任的。

未來一段時間內，我會進行大家比較關注的史料和時事方面的溯源和梳理，用心理學的方式演繹出前因後果的變化，謝謝大家的關注！

這個問題太泛泛了，有點讓人覺得不著邊際的感覺，歷史文明就在那裡明擺著呢，用你去研究嗎？一切法都源於自性，一切法不出自心，心外無法，法華經雲「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唯佛與佛能究竟諸法實相「，孔子說「一切學問也都是做人的學問「，所以要先搞明白你的願望的更本在哪裡？如果和解脫無關，沒有根本思想，沒有主題，就不會對社會有更多的貢獻價值，因為你還沒有先把自己搞明白，《金剛經》雲「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那你是用哪個心去研究歷史呢？

所以，就不要在迷茫了，沒有頭緒的願望都是空談，與己無意，與人無意，還是先從研究自己做起吧。

歷史的價值在於借鑒，歷史好比航線，永遠指引人們選擇正確的道路，不要迷途失去方向。歷史的信念就是要高瞻遠矚，不能局限於某種格局，不勢力，不偏向，實事求是，記載真實的事情，讓後人有可靠，可信的依據，在奮鬥的路上，少走彎路 ，繼續快速發發揚光大！（研究歷史者很辛苦，基本沒有太多的人關注，工資不高，社會應該投入更大的資助。）

歷史學的價值，繼往開來，延古續今，開拓創新。學習歷史學必須要記住一點，責任和敬畏——對過去現在未來的敬畏，對民族、國家的責任。

人們總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但研究歷史的一定切記，研究歷史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