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明朝「如果沒有魏忠賢，早就滅亡了」這句話？

北宋以後，中國古代的大臣基本上都是讀書人，很少有出身於「刀筆吏」的官員，讀書人做官，有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尤其是經過宋明理學熏陶的明朝士大夫，更加註重自身的名節，正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明朝在滅亡之前，其實有很多牌可以打，比如議和、遷都等等，但是這些機會都失去了，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朝中沒有哪位大臣敢於出來為崇禎皇帝承擔責任，也就是說崇禎皇帝想當宋高宗，但是沒有人願意當秦檜。最後，崇禎皇帝不得不感嘆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

（宋代殿試場景）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明朝的「不和親，不納貢，不稱臣，不割地」其實是被逼的。

我們先說一說議和的事情，崇禎其實是想和清朝議和的，但是議和這樣的事情，在明王朝內部是不能公開倡議的，只能私底下偷偷摸摸的進行，崇禎皇帝與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商議議和之事，不料陳新甲把相關的事宜泄露出去了，崇禎無奈，只好殺了陳新甲，因為像議和這樣的不光彩的事情，如果讓明朝的士大夫們知道了，誰也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連議和這樣的事情，都做不了，當然也就更沒有所謂的「和親」、「納貢」、「稱臣」、「割地」了。

接下來，我們來說一說遷都的事情，崇禎皇帝其實很想遷都，明朝的行政區劃是「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南京是留都，南京有宮殿建築群、有六部，崇禎皇帝若及時遷都到南京，明朝也許會像宋朝一樣在江南重建並中興，然而，遷都一事在明朝寸步難行，以致於崇禎皇帝憤怒至極，指責給事中光時亨道：「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

那麼，在這種危急關頭，究竟誰可以信任呢？崇禎皇帝想到了宦官，其實宦官是最聽話的，可以承擔這樣的責任，背負像秦檜那樣的罵名，可惜為時已晚，據馮夢龍撰《燕都日記》記載，李自成攻陷紫禁城之前，崇禎皇帝追念魏忠賢昔日的功績，將其改葬於香山碧雲寺。

這樣一來，才有了所謂的「如果魏忠賢沒有死，明朝就不會那麼快滅亡」的說法，其實崇禎皇帝命人將魏忠賢改葬一事，在《明史》中並無記載，此說存疑。

如果崇禎皇帝沒有徹底除掉魏忠賢，而是留著他，也許在明末清初那樣的緊急關頭，他可以為崇禎皇帝承擔一些罵名，為朝廷做一些實事。

明朝末期已經是病入膏肓了，大臣們都各自想著自己的小算盤而不考慮國家。魏忠賢死後，文臣獨大，沒有制衡，商業稅下調，農業稅增高，公務員開始裁員，剛好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崇禎皇帝沒啥主見，想救世，但是沒有才能。個人認為，魏忠賢的才能或許歷史無從考證，但是他的存在肯定會形成制衡狀態，不會讓文人一家獨大。如果魏忠賢不死，好好發展軍事，或許能堅持幾年，但是大勢已去。再加上遇到一個手段不高，不狠的皇帝，在那種亂局之中太難帶隊。如果換個像曹操，朱元璋這類的皇帝，在南方抄上幾個大戶人家回籠點軍費，再發展軍隊，或許能擋的住。

最近幾年為網上（僅限網上，學術界還不至於）開始給一些沒什麼爭議的歷史人物開始翻案的不少。比如冉閔、秦檜還有魏忠賢。甚至有的觀點提出「魏忠賢不死，大明不亡」的觀點。

明清易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古今中外的相關研究之眾可以和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羅馬帝國之衰亡）相比較。所以，不管魏忠賢是不是善類，把「亡天下」這麼一個複雜的大事件做如此「綱舉目張」式的簡單概括，本身就是近代以來史學末流的浮躁和淺薄。

坦言之，對魏忠賢美化洗白的過程非今日才有，但全面翻案確實近日之事。其觀點總結如下：

1.魏知人善任，啟用孫承宗、袁崇煥征伐後金，寧遠之役擊斃清太祖很大程度上托福於魏的後勤工作；

2.魏減免農業稅，向商人們課稅；減少了貧富差距的同時也為大明朝創收，如果繼續下去中國就能掌握住黃仁宇所揭示的大秘密「數目化管理」。

3.明毅宗和東林黨是「公知」，書生意氣空談誤國。

某些人想像的「公知」東林黨人的猥瑣嘴臉

但事實確實這樣……

1.首先孫承宗、袁崇煥並非魏忠賢啟用，尤其是孫承宗，主持遼事時魏尚未大全獨攬。也就是在這一期間內，大明一方一直不差錢。從萬曆四十六年雙方正式開打到天啟三年十五萬明軍出關討伐，有資料可以證明這三年多明廷於遼東一共花費了三千萬兩白銀。並且其他防線也唯有欠餉之事發生。而之前萬曆三大役在十年的一共才花了一千萬兩。

天啟四年，魏忠賢正式掌權，此後朝廷一直財政吃緊，而魏忠賢採用拆東牆補西牆的方法來籌措遼餉，也就是把西北的軍餉用到東北，這就導致了日後西北駐軍紛紛嘩變造反，流寇勢如燎原。日後李自成

而即便是如此遼東的軍餉也得精打細算的支付，萬曆末到天啟初年一擲千金的「盛況」再也沒有出現。

順便說幾句，在此時，能維持薩爾滸之敗後遼東大局的的熊廷弼也叫魏忠賢給非法整死了……

2.

關於魏忠賢的理財能力問題：不僅有明一朝，在中國歷史大部分時期朝廷歲入都基本以農業稅、鹽稅為主，商業稅、關稅基本微不足道。因為商業稅和關稅加起來，也不過五六十萬兩白銀。與每年近千萬兩軍政開銷相比可謂微不足道。而這些稅賦也大多收自普通百姓（晚明農民多於農閑時從事手工業），所謂減少貧富差距根本就是痴人說夢。

在魏忠賢掌權的時期天啟五至七年朝廷早已吃盡當光，內庫空虛，無錢發餉，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兵變。這一切只有在明毅宗誅殺魏忠賢，畢白陽出任大司徒整理財政後才見好轉。

大司徒

3.最後關於明毅宗和東林黨人品問題。這是所有理由中最無聊的一個。固然明毅宗一生多有可爭議之處；東林黨中固然並非都是聖賢，但魏忠賢一派又有幾個好人？崇禎一朝禍亂朝綱的高起潛、溫體仁；清兵入關後的馮詮、孫之獬；弘光朝的阮大鋮豈是東林中人？京師陷落之時盡節之範文忠、倪文正、李忠肅；梅花嶺上之史忠靖、忍辱抗清之錢牧齋；亡天下後的顧炎武、黃梨洲、王船山又豈是魏忠賢之義子干孫？

隨著時代的變遷，無論是東林還是魏忠賢，或是他們曾經為之灑血斷頭的大明江山都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但是後人對歷史的借鑒和思考卻會永遠的繼續下去。

東林書院舊址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

《五人墓碑記》中透露了很多消息，其中最重要的兩條就是——

一、閹黨已經激起民憤了(究竟是誰造成的不重要，但是閹黨是給民憤一個答案的最佳選擇)

二、能守住節操的縉紳不多了

「魏忠賢本是一條狗，現在他變成了狼。」

這是崇禎要殺魏忠賢的理由，不殺魏忠賢，明朝滅亡更快。

況且即使魏忠賢不是狼，崇禎也不需要，魏忠賢是朱由校養的狗，崇禎想用狗也該自己養。

先從大家都熟悉的權利結構說起吧，明朝權利階層大概分君權，宦權，臣權，這麼三權分立，而除了朱元璋這樣的勞模，想要君權獨掌天下是不現實的，所以才有「帝王之術」的說法。

但凡是明君，一定不會讓權利集中在除自己以外的人手中。

有人說，嘉靖時期，帝王罷朝，宦官無能，文臣實現了一家獨大。

但仔細看嘉靖帝，先用所謂的「議禮」投石問路，在朝中找到了願意逢迎上意的張璁一黨，可無論張璁怎樣得寵，嘉靖都護著一個「清流」夏言；後來張璁下台，夏言上位，嘉靖又反過來開始提拔嚴嵩；嚴嵩後來權勢滔天，可怎麼也收拾不了徐階「清流」一黨。

嘉靖才是真正的聰明人。

正確的分權方式應該是挑起文臣的內鬥，而不是現在網友所推崇的以宦治文。

有人說，明亡於黨爭，你這說法是自取滅亡。

其實黨爭也有激烈與否，這是君王應該控制的，嘉靖搞黨爭，也不耽誤他用胡宗憲戚繼光干正事兒，你得看在誰手裡。

宦權是要拿來做一些君王不方便做的事兒的，比如東廠。如果他們擺到明面上了，那就必須得打下去。

因為這意味著，臣權和宦權已經勾結了。

還不抓緊除掉，等什麼？

魏忠賢收商業稅？笑話，榷稅沒有魏忠賢朝廷也在收，遼餉加征自萬曆末年以來就有了，到現在也沒證據表明魏公公比別人更能收稅。

還有一條回答，昧著良心說魏忠賢啟用孫承宗守護帝國北疆安寧。瞎扯淡，魏忠賢和孫承宗什麼關係都不知道嗎？孫承宗被迫辭職才是魏公公做的。

還有人覺得魏公公能給皇帝撈錢——

「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餘年蓄積掃地無餘。兵興以來，帑藏懸磬。」

「吳金薄者，家巨富，天啟中殿工，至透借金薄飾殿，節欠至二百萬，累年不能給完。」

魏公公就是這麼給皇帝撈錢的？

魏忠賢是天啟四年才掌權的，在這之前一直是東林黨在朝廷上佔優勢，楚黨，魯黨，等被東林黨打壓和迫害，東林黨搞黨爭一絕，黨同伐異，往死里整異黨的人，致使他們聯合起來投入魏忠賢門下成為閹黨。孫承宗是東林黨人，執掌遼東建築關寧防線，每年都要餉近千年兩銀子，萬曆一輩子攢錢，死後私房錢才有700多萬兩銀子，全部用在了遼東了。明朝當時一年的正常稅收才400多萬兩銀子，只用了兩年到天啟四年已經將明朝財政拖垮了，東林黨人又只讓收農業稅，天啟也只能讓魏忠賢出來了。第一是打壓東林黨，第二是弄錢，所以魏忠賢各種摟錢的方法出來了，包括在京城騎馬都要交稅，有人說他都裝自己包里了，魏忠賢死後抄家有多少錢？說他貪污，好意思說出錢數嗎？他摟錢摟的連太監們都在背後罵他。更別說是其他人了，這就是人們都說的，閹黨禍國殃民，崇禎上台後廢除了魏忠賢的大部分摟錢的方式，大家是交口稱讚，可是朝廷稅收哪？鹽稅從120萬兩降低到90萬人，茶葉稅從20多萬兩降落到10幾兩。沒有了礦產稅。崇禎末年，明朝的總稅收只剩下每年200多萬兩銀子，總的來說明朝是亡在財政崩潰。

提到魏忠賢，人們就會想到，這是一個殘暴、冷庫、自私，無惡不作的奸佞，以下是我的觀點說的不好敬請諒解。

他之所以能夠得寵，權傾朝野，甚至有人叫他九千九百歲，是因為明熹宗朱由校。如果沒有朱由校，也就沒有歷史上的權臣魏忠賢。

1627年，朱由校病重時 「召見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

臨死時，讓魏忠賢宣召朱由檢（崇禎帝）入宮，「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為托，及委用忠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傳》）。

朱由校臨終囑託朱由檢是：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

朱由校的言外之意，千萬不要殺魏忠賢，遇到大事的時候，他能夠幫助大明朝。

但是崇禎帝朱由檢沒有聽哥哥的，當上皇帝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幹掉了魏忠賢。

那麼，明熹宗臨死前為啥告訴兄弟崇禎，千萬不要殺魏忠賢！

魏忠賢少時家境貧窮，混跡於街頭，不識字，但卻懂得射箭與騎馬，喜歡賭博，迷戀酒色，魏忠賢經常和一群惡少年賭博，有次，他賭博大輸後感到很苦惱，便恨而自宮，改姓名叫李進忠，因早與宮中太監熟識通融，謠傳因此未凈全身，仍有一粒睾丸。

後來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賜名為魏忠賢。魏忠賢自萬曆年間被選入宮，隸屬於太監孫暹，靠巴結他進入了甲字型檔。他又請求做皇長孫的母親王才人的典膳，巴結上了魏朝。魏朝多次向王安稱讚魏忠賢，王安也就善待他。長孫的乳母叫客氏，一向私下服侍魏朝，這就是所謂的對食關係，到魏忠賢進宮後，客氏又與他勾通，客氏於是冷遇魏朝而喜愛魏忠賢，兩人結成了很深的關係。

明熹宗時期，出任司禮秉筆太監，極受寵信，被稱為「九千九百歲」，排除異己，專斷國政，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

崇禎帝接的是哥哥朱由校的班，那麼朱由校為何臨死前對崇禎說，「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八字呢？

「恪謹忠貞」說明魏忠賢是忠於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國家大計為重。「可計大事」則是說，明朝遇到大事的時候，可以由魏忠賢來商量。

朱由校對魏忠賢評價這麼高，主要是魏忠賢雖然專權獨裁，但是以國事為重，不像東林黨人專事黨同伐異。

兩件事，足可以證明魏忠賢以國家大事為重。

1、破格利用袁崇煥

《明史》本傳載，御史侯恂請朝廷破格任用袁崇煥：「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

侯恂是誰？就是著名才子侯方域的父親，東林黨人。 雖然是自己的死對頭東林黨推薦的人，但魏忠賢把持的朝廷還是破格錄用了袁崇煥。天啟五年，東林黨人被天啟皇帝摒棄後，袁崇煥依然帶兵打仗，羸得天啟六年的寧錦大捷。

2、重用熊廷弼

天啟三年三月，努爾哈赤率後金大軍攻陷瀋陽後，又進攻遼陽。兩軍在城外布陣激戰五日，明軍戰敗，遼陽城告陷，遼東經略袁應泰自刎而死。遼瀋一失，「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煙火斷絕，京師大震。」誰繼袁應泰出任遼東經略成為朝廷頭等大事。各黨派也十分重視，因為誰獲得遼東經略的位置，就等於取得了軍國大計的發言權。東林黨人劉一燝、江秉謙等推薦熊廷弼，浙黨一派則力挺張鶴鳴。朝廷還是同意了東林黨人的推薦，重新啟用熊廷弼。

東林黨人對後金的方略是「請集兵十八萬，分布叆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御，大敵互為應援。更挑精悍者為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所以，熊廷弼第一次任遼東經略時，駐守遼東一年多，遼東邊境也倒基本太平。

當然，這有熊廷弼「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浚濠繕城，為守御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功績，也有努爾哈赤忙於擴充勢力，征討平定東北的其他部落的原故。

從這些事情能夠看出，魏忠賢雖然壞事做的不少，在大是大非面前，是能夠從大局著想，不為私利。

崇禎登上帝位後，第一收拾了魏忠賢。1627年12月，崇禎朱由檢懲治閹黨，治魏忠賢十大罪，命逮捕法辦，自縊而亡，其餘黨亦被肅清。

原來是魏忠賢集團和東林黨集團對峙，互相之間有牽制。魏忠賢死後，朝中就剩下了東林黨集團。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他們在時局動蕩之際，能夠以道自任，致力於社會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其人格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讚揚，欽佩的；但是在現實的經驗操作過程中，東林黨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意氣用事，挑起了晚明劇烈的黨爭，既給自身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也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比如說，在遼東抗擊滿洲的時候，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要大部隊屯兵於遼東，兵源是個問題，朱由校費盡心思，從四川、雲貴等地調入援遼兵力，湊數也只有十二、三萬人，而且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兵，戰鬥力不強。兵部招幕來的新兵，派往鎮江、寬甸、清河等要地，沒幾天，都逃之夭夭。要長期屯兵十多萬人於遼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據《明史紀事本末載》載，萬曆四十七年，天下加賦八百萬，遼餉三百二十四萬，另徵車三萬七干輛，牛七萬四千頭，加上打造器械、修繕城堡，構築工事等費用，遼東餉總計每年五百多萬。對大明朝日漸衰弱的國力,是不堪重負的。

崇禎自認為能夠駕馭「東林黨」這匹野馬，為己所用，所以他一上台，立即「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但是，他吃盡了苦頭。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借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重新上台的東林黨為了爭取民心，免了許多賦稅。可是，東林黨人的守遼，每年要耗去國庫九百萬兩白銀，幾年下來耗光了明朝的財政。

這些以倡談儒學為己任的東林黨人，也不過是一群擅長空談、治國乏術的文人儒將，呈上來的奏章大多大話、空話連篇的愚腐之見，紙上談兵之奇談怪論，國事無補的道德文章。而且朝中黨爭加劇，相互攻訐，彼此掣肘。

崇禎再志向遠大、勵精圖治，也難以應付這種局面。

他十七年中換了十七個刑部尚書和五十個內閣大學士，都於事無補。

至李自成兵圍北京的時候了，國庫虧空，崇禎向朝臣們借錢，個個都沒有了平時激昂高亢的愛國詞。是他們沒錢？不是。李自成一進京，從他們身上就收刮到七千萬。他們是寧可國破，也不肯出錢。 有的東林黨人乾脆投降了李自成，像保舉過袁崇煥的侯恂當上了大順的工部尚書。崇禎在失望之餘才想起了他哥哥朱由校臨終前對他所說的話：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他要在煤山上吊自殺前的第五天，命人秘密將魏忠賢的遺骸收葬於香山碧雲寺。

謝邀，東林黨從萬曆期間崛起，到天啟皇帝的時候已經達到巔峰，前期的東林黨人士都是一心為國，後期的時候已經變質了。而此時魏忠賢是天啟身邊的紅人，四處打壓東林黨人士，朝堂形成了兩政黨的暫時性平衡。魏忠賢在位期間在經濟上加大了工商稅的徵收，支持海貿的發展，緩和了貧富矛盾;遼東軍餉也沒出現拖欠的問題，可見魏忠賢知道大明當時出現的問題在哪裡:財政跟東林黨。軍事上提拔的毛文龍、孫承宗、袁可力、熊廷弼等將領，當時朝堂要是不出現變故，遼東的局勢會慢慢變好的。魏忠賢倒了以後，東林黨上位後。首先做的是:廢除工商稅、礦稅等其他商業稅、稅收逐年減少;國家財政全部壓在了農民身上，而富人就可以不用交稅這種極端現象，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就出現各個地方官逼民反的局面，所以明朝「亡於財政也不無道理」。而這時我們不得不說下明末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當時的商人已經開始通過士人來影響朝堂的決策，而東林黨則是他們的代言人，商人通過自己的代言人開始慢慢左右國家的政策，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雛形。而後期的東林黨大部分都是空談為主的（書生誤國在明朝最為明顯），滿清進關後，最沒骨氣的就是東林黨，一大片降清;魏忠賢倒後，東林黨所掌控的朝堂局勢越來越糜爛，後面的結局就如我們所知的................那樣。

謝邀。魏忠賢不死的作用就是可以扼制東林黨的崛起，有一種說法是明末文臣誤國害國，而閹黨最多誤皇帝害害大臣貪貪污，不致於禍國，魏死閹弱，東林強，此消彼長。北方和皇太極作戰的東林黨居多，做大之後不聽朝廷調遣，暗存私心保存實力，以致於崇禎錯殺袁，恨殺無數邊關東林將領，加速明亡。但依我看，魏忠賢必須死！崇禎剛入宮時，才17 歲，水不敢喝飯不敢吃女不敢泡（自帶），就是因為閹黨亂政干政，也就是魏忠賢和天啟奶媽把持朝政，由檢可謂如履薄冰。如不除魏，下場會和由校差不多，所以必除。另外，明末農民起義以魏為首的閹黨有主要責任，苛捐雜稅太多，官逼民反，說到底，魏忠賢的存在，對低御大清國有作用，但加劇了內部矛盾，說不定沒有魏忠賢就沒有李自成呢，那明也許能再多活幾十年。

我覺得，一個民族的靈魂包括其文化傳統，歷史是這個民族的一個重要部分。歷史虛無主義，實際上是徹底否定這個民族的根本性方法。明朝末年的馬士英並非閹黨分子，但他給閹黨翻案，重修三朝要典。備受當時的人們批評。在馬士英的唆使下，方國安的超過10萬人的部隊不戰而降，這支部隊是南明軍隊的主力，王之仁、王思任、張國維都殉國而死，據顧炎武的《聖安本紀》記錄當時有大批的閹黨分子不失晚節，也殉國而死。後來馬士英和方國安劫持魯監國朱以海，以此作為投降清朝的晉陞階梯。張國維趕來營救，方國安和馬士英率領大軍阻斷石橋，上書五個大字：方馬止此矣。但後來看管朱以海的官員生病了，朱以海由此逃脫，登舟入海。馬士英後來覺得沒有抓住朱以海，投降了清朝也沒啥意思，就在浙江的一家寺廟出了家，很快就被清軍搜查出來，馬士英被處死。

這是事實。

角度一：魏忠賢的站在國家和百姓的角度是代表的，家貧。從來沒有王殺一個一個百姓，看得起文化人，減少很多賦稅，為了抵抗外辱，自己掏腰包，天啟年間魏忠賢啟用的趙南星、孫承宗等將領都是能臣良將，所建立的關外防線在今後十數年間阻止清兵入關發揮了巨大作用。天啟朝與後來崇禎年間相比，遼東形勢更為利於明朝，為了抗清自己掏錢。

對中小手工業者特別好，減稅收，抵抗東林黨那些大地主勢力。

角度2：權勢熏天，九千歲獨攬超綱，認為自己才是國家領，剷除殘害東林黨，剷除異己而已。對上層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