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晚年為何把魯迅稱為「我們的人」？

這是一個誤會。

胡適一生採取自由主義進路，堅持獨立而自我的路線，但在具體問題上有時會妥協。

魯迅與胡適確有相似之處

首先，胡適也是一個堅定的反傳統者，雖晚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帶有一定的回護，但整體上看，胡適堅持普遍主義，反對敝帚自珍，包括放棄漢語，魯迅與胡適的態度是相同的。

其次，胡適與魯迅同樣是常識主義者，反對道德綁架與傳統綁架，更願意回歸理性去看問題。

其三，胡適與魯迅都對國民性有所批判，但國民性批判盛於日本，以後舶來到中國，故留日生的傾向性更強一些，留美生多停留在口頭上，並不完全將舊文化視為一個敵人。

如果從意識形態光譜上看，魯迅應屬極左，胡適亦屬激進左派。從歷史上看，極左與極右反而容易媾和，而極左與激進左派之間常常水火不容。因為極左會認為自己更徹底，付出了巨大代價，而激進左派卻坐享其成，是叛徒。

從人類的心理上看，往往能接受敵人，卻不能接受叛徒。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裡講的極左、激進左派指意識形態，與政治還不完全是一回事。

胡適誤以為魯迅也是自由主義者

胡適說魯迅是自己的人，因為魯迅在批評中，常有捍衛權利、自由的色彩，能發人之不敢言。胡適自己也是激烈的批評者，但他認為鬥爭應講策略，如果大家都指責，結果反而不好，所以他認同魯迅的批評，對魯迅批評的內容多持贊同態度，只是在具體方法上略有差異。

比如故宮文物南遷，魯迅、胡適都表示反對，再比如抗戰初期，魯迅、胡適都認為既應御外侮，也要改良政治，在喚醒國民上，二人都反對愚民政策、綁架人民的方式，從大的角度看，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魯迅雖然強調自由，但魯迅所說的自由更多是魏晉風骨式的個體自由，而非政治學中所說的權利。這裡涉及一個很大的誤譯，西方語言中的right和free都很難用中文所說的自由來概括，兩個詞都帶有很強烈的政治因素，需要有成立的前提。

私人自由是與生俱來、被動的，公共自由作為一種權利，才是需要爭取的、主動的。所以嚴復主張翻譯成「自繇」，體現出他超然的認識。

不將私人意義上的自由與公共意義上的自由區分開來，則很容易滑向黨同伐異、以個人好惡決定一切、將自己的常識視為公共常識之類問題，從而走上宋朝士大夫越爭論，真理越混淆，私怨越重的問題。

遺憾的是，魯迅這樣的偉大人物在很多地方上，同樣沒能突破這個門限。

事實上，胡適也同樣對此缺乏清晰的了解，僅僅因為他在美國留學多年，參與了各種社會活動，漸漸意識到不同組織形態產生的巨大差異，但對於其中運轉的基本邏輯，他依然是不清楚的，只是有一個感性認識，這也決定了他很難將相關問題寫清楚，達到足夠的邏輯高度。

魯迅與胡適都是非常偉大的人，他們缺乏足夠的政治學學養並不妨礙他們的偉大，畢竟他們不是這方面的專業學者，他們更大的價值是通過自己的思考與奮鬥，呈現出傳統人格向現代化轉化的過程，他們提供了兩個光輝燦爛的人格標準。作為後輩，當我們說走向現代化、做一個真正的現代人時，其實心中不自覺的模板就是魯迅，或者胡適。

謝謝邀請回答！魯訊與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抨擊傳統文化，呼喊思想革命，改造古漢語，建設白話文，疏離貴族文學，腸道平民文學，在這方面他們是致的！

他們同屬 「新青年」陣營，兩個人都希望刊物的風格偏重學術、思想和文藝！

在學術研究中，魯訊與胡適相知相重的一面，表現的更為突出！

除了學術關電互相激賞，魯訊和胡適還分享彼此珍藏的典籍資料！胡適手頭擁有許多孤本秘籍別說借，平時即使好友業難得一見，獨堆魯訊他網開一面，借給魯訊數種古籍，為據訊的小說研究提供方便。魯訊也沒虧待過胡適，胡適研究（西遊記），需要收集作者吳承恩的資料，魯訊博覽群書，對相關資料了如指掌，他借給胡適（西遊補）一書！

以上這些事迹在胡適和魯訊的通信以及胡適日記中有明確的記載！

我先要說說胡適是怎麼一個人。溥儀被趕出故宮後，胡適立即去見他。出來有人問他，你叫他什麼？胡適回答：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你看看，胡適這種奴才，魯迅能與他成「我們的人」嗎？魯迅是人，胡適是狗。

魯迅先生可不是什麼胡適的人！胡適迂腐好好先生！對當時的社會矛盾看不真切！沒有豪情鬥志！魯迅先生可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脊樑！智慧、善良、勇敢、勤奮！我們可以沒有胡適，但我們就是需要魯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