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認為明朝亡於魏忠賢，還是亡於東林黨？
是東林黨亡了明朝，作為江南大地主大商人集團的代言人，爭權奪利，綁架輿論以造聲勢，依附政權爭取最大利益，卻不願意為這個國家做點實事，蠱惑人心做炮灰，真正到了生死存亡之際就去投靠新主子，有個《五人墓碑記》的文章，其實就是大商人企業主不願意交稅鼓動平民鬧事，讓這些人潤色後盡然成了反抗暴政的英雄壯舉，所有的稅賦在他們看來就應該讓其他階層負擔，他們只顧袖手清談，爭權奪利就好，否則就是皇帝昏庸，朝多奸臣，而朝政徹底失控的時候正是他們所努力的「眾正盈朝」的時候，滿清鐵騎到來之時大多毫不猶豫的選擇改換門庭，換個主子繼續這一套，北方的商人則是早早就投靠滿清，為滿清的做大嘔心瀝血，為一次次的入關搶掠提供情報便利，生生把條蛇喂成了毒蟒，其實也就為了利益，晉商晉黨和東林黨人一南一北那是把既得利益階層的嘴臉暴露的再清楚不過了，那就是所謂的家國情懷，禮義廉恥在他們的利益面前，都是個蛋。
對於明朝的滅亡主要還是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與代表江南士大夫、貴族商人和大地主利益的東林黨之間的黨爭造成的，其黨爭的結果就是魏忠賢的閹黨集團被崇禎剷除，書生氣的東林勢力卷土從來，借崇禎帝清除魏忠賢的機會，將許多政見不同者一併打壓，最後只剩下東林黨一黨獨大，沒有任何實力來監督，制衡他們，他們在朝廷得勢後，取消或降低了面向他們自己徵收的稅收大頭的工商稅，鹽稅和礦稅，國庫立馬就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了，錢、錢、錢，沒了錢，一不能救濟災民，二不能及時足額發放軍餉，沒有錢誰替你去鎮壓農民起義，誰替你去抗擊滿清的入侵，明朝滅亡就在所難免。
明朝的滅亡如果要追本索源的話，就要上溯到嘉慶、萬曆時期；想當年朱元璋和朱棣都是親手打下的江山，他們都有雄才大略，朱元璋廢了宰相一職後，他們處理內政也是遊刃有餘。到了後幾代帝王，從小深居宮中，蜜罐子內長大的主兒，不思勵精圖治，精力逐代萎靡，到了嘉慶萬曆時代，皇帝多年不理朝政，致使宦官勢力把持朝政，國力逐漸衰敗，東林黨人只會內鬥、斂財，毫無治國之策，雙方你來我往互相牽制，到了天啟年，天啟帝也無心理政，魏忠賢趁機大勢剿滅東林黨，這種權力的平衡就此打破，魏忠賢向江南工商業者和大地主征繳重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國庫也有盈餘，北方戰事捷報頻傳，魏黨雖然亂政卻穩定了國家。
崇禎即位滅魏黨，助東林黨，再一次製造了政黨的權力平衡，東林黨人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又碰到了一個無能的皇帝，他們贏了黨爭大明也亡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無休止的黨同伐異，前幾任留下來的超級亂攤子積重難返，官富國窮又加上內憂外患，明朝也該滅亡了。
1、漢以強亡，明以訌滅
有明一朝，其滅亡令人嘆息。
漢以強亡，明以訌滅。
東林黨和魏忠賢閹黨的黨爭是明朝敗北的主因。
建奴入關，僅20萬人，其中滿軍八萬，無實力滅明朝。
但歷史開了一個玩笑，明廷內訌太過激烈，導致力量全部內耗。
對明朝滅亡的力學分析
2魏忠賢的戰功
魏忠賢一黨統御戰局下，明庭強勢壓制建奴，一掃萬曆末年遼東戰局陰霾，有光復建州衛領域之勢。
魏忠賢一黨能有效認識到帝京與遼東戰局的關聯性，大力支持孫承宗，確保關寧軍軍餉足額發，皮島收入來源穩定。
雖然毛文龍有走私之嫌，有擾民之患，但只要保障軍餉，牢握軍權，建奴無任何入侵關內機會。
魏忠賢一黨大力支持遼東軍備，關外破敗城池翻修，現代化的熱兵器大量配發，紅衣大炮架上城頭，扼守山海關——寧遠——錦州一線，關外防禦體系可謂固若金湯。
3、魏忠賢后時代
崇禎皇帝自盡前，言"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又言「文臣人人可殺」。
崇禎在位17年，在帝國最危難時機，重用東林黨人，滅掉閹黨，取消錦衣衛，導致東林黨一黨獨大。雖然東林黨意圖建立的儒家世界重視人文，重視教化，重視民生，有很強的合理性。但是這種做法實質是弱干強枝，弱武強文。在明帝國面對暴虐的游牧民族時，由於過於文明化而無力抵禦野蠻。
李自成破城時，崇禎密旨收魏忠賢遺骸厚葬碧雲寺，這顯然表明崇禎帝在帝國最後時刻的幡然醒悟，誰是帝國的棟樑，誰又是帝國的白蟻。
明朝的滅亡確實是體制問題了，中國古代那種封建大一統王朝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在這個時候無論是魏忠賢還是東林黨都無法拯救，只能延緩其滅亡，當然由於明朝滅亡在崇禎朝，可以說直接責任人就是東林黨。然而大權獨攬的皇帝難道就沒責任么？按理說皇帝才是第一責任人啊。
經過2000年的發展，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明朝發展到了一個巔峰。明朝的皇帝大多是大權獨攬的區別，只是親力親為的攬，還是放手交給下級自己掌握最終裁判權的攬。崇禎本人性格比較急躁，用人還好懷疑，又比較好殺人，一旦出不了成績就殺人。這就導致臣下很難冒險提出正確的主意，決策也就出問題。所以無論怎麼看，第一責任人都更應該是崇禎才對。不去怪罪大權獨攬乾綱獨斷的皇帝，而怪罪他手下的臣子，這並不公平。
再說體制問題，在明朝之後的清朝，雖然繼續進行對中央集權的強化，在明朝的制度上加以改革。但是這統治模式沒有根本性變化，雖然在最初也爆發出了一定的活力，但最終還是腐化墮落，在面對西方列強時不堪一擊，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才終於意識到這條路走不通了，開始尋求更好的政治途徑，所以說這種封建王朝早晚會滅亡，明朝滅亡更是體制問題。
魏忠賢和東林黨都是胡作非為。魏忠賢背後也是一群大臣在支持，所以本質上講這兩者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只不過東林黨更激進，更原教旨主義一些罷了。讓他們攤上崇禎這個皇帝也是算是得其所願。考慮到東林黨和崇禎在明朝末年互相震蕩，昏招頻出，就是在他們的統治時期明朝滅亡了，要真的比較魏忠賢和東林黨，誰的責任大？那肯定就是東林黨，他們必須要負直接責任。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才全面，明朝亡於黨爭，而黨爭的主要當事人就是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和東林黨，理由如下:
一，黨爭本質:
魏忠賢
明朝黨爭的本質就是為了利益，具體可分為三個代表，首先是皇帝，萬曆皇帝後期，包括天啟帝和崇禎帝，這段時間，明朝逐漸開始出現了內憂外患的局面，內有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外有努爾哈赤的後金虎視眈眈。明朝應接不暇，手忙腳亂，忙著安撫民心和軍事部署，但是最大的問題是明朝國庫沒錢，一不能救災濟民，二沒錢給軍隊發軍餉，沒錢製作裝備，所以，明朝急需稅收充盈國庫，這是皇帝的需求。
東林黨
閹黨集團並不都是太監，更準確一點來說是依附於擁有重要權利的大太監魏忠賢的政治勢力，除了太監，主要包括與東林黨爭權奪利中失敗的浙黨，楚黨和齊黨。他們的利益追求也很簡單，就是保證自己所代表的集團利益不受損，所以苛捐雜稅是免不了的。
東林黨在萬曆時期，還算清明，針砭朝政，到後期逐漸成為江南士大夫，江南貴族商人和大地主的代表，主張對這些人免稅，這是東林黨的政治訴求。
二，黨爭的表現形式:
萬曆時期的國本之爭，是明朝黨爭的第一個大衝突，在擁立誰為太子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這場鬥爭最終以東林黨的勝利而告終。皇帝和閹黨集團敗陣。
國本之爭
依靠東林黨的支持登上皇位的天啟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登基後，沒有縱容東林黨的所作所為，反而是大力扶持魏忠賢來制衡東林黨，期間假借魏忠賢之手殺了很多東林黨的人。不得不說，天啟帝還是有些手段的，懂權謀之術。
崇禎帝上台後，東林黨想盡一切辦法，借崇禎帝之手除掉了魏忠賢，從此高枕無憂。
三，黨爭結果:
除掉魏忠賢后，東林黨再無對手，崇禎帝面對國庫空虛的情況，要求，江南士族上交商稅，被東林黨百般阻撓，稅收不上來，崇禎帝只好將這比負擔加到百姓頭上，這進一步激化了內部矛盾。李自成和張獻忠相繼起義，而明軍缺餉，士氣低落而且裝備後勤跟不上，面對後金的進攻接連打敗仗。明朝元氣大傷，病入膏肓，而東林黨，最後有很多都降了滿清。
小結:某種層度上來說。明朝的滅亡，是亡於內部鬥爭，清朝入主中國，帶有很大的運氣，所以，如今的領導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只要我們不搞窩裡斗，誰都不怕。
蘇聯解體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也一直引以為鑒，我想如今的俄羅斯肯定面對過去的歷史有點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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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而終明一朝，無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歲幣，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因此明朝的滅亡也是讓人最惋惜的，而明朝的滅亡也是眾說一詞，而最多的就是說明朝滅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內政問題，其東林黨和魏忠賢的黨爭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今天看看這兩派到底誰是禍首。
此文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可以會有很多不知道的歷史，還請勿噴。圖片來源於網路，文章系作者原創，轉載請註明出處。
明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總的來說就是時運不濟，碰上了最糟糕的時代。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銀子了。因為當時那些東南的富商不肯交稅，所以明朝朝廷就沒銀子了。 朝廷沒銀子，所以遇到災荒救濟不到位。 救濟不到位，所以百姓造反。 百姓造反，朝廷銀子要養兵救濟更不到位。 救濟更不到位更多的人造反，所以朝廷要花更多的銀子養兵。
這就導致了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黨爭，則又是一個原因。本來明朝的體制就是太監和文官打得不相上下，互有來往，這樣對皇帝和國家來說是最完美的狀態。但是，魏忠賢被崇禎處死後，東林黨的勢力無人可擋，連皇帝都拿他們沒辦法了，以至於崇禎死前說了這樣一句話：「文官皆可殺！」
而且，明朝末年，處於小冰河時期，天災在明末從沒有斷過。讓我們看一看明朝最後十幾年的受災情況：
崇禎元年、二年，陝西特大旱災；崇禎二年至七年，旱情連綿不斷；崇禎八年，西安、延安、榆林和臨洮四府出現特大旱災；次年，波及平涼、鞏昌二府；崇禎十年至十二年，每年約有半數的府遭受特大旱災；崇禎十三年，陝西再次發生全省性的特大旱災，次年旱情持續。
當然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滿清和農民軍的配合太過「默契」。往往就是滿清部隊剛搶劫完，農民軍就出來搞事請了，兩者配合默契額，一來一往，就把明朝給拖垮了。
自來，首先在談閹黨和東林黨黨爭之前，我們先看看閹黨的由來。較東林黨是政治派別而言，閹黨更像是一個政治聯盟。是什麼讓各個政治派系走到了權閹麾下，我可以負責任的回答，是東林黨。
作為內戰內行的東林黨，在黨爭中戰勝了其他的政治派別，且手段也未必能見光，在魏進忠粉墨登場之前，以顧氏衣缽傳承的東林黨幾乎打壓了所有其他政治派別，打破了明中期以來的內閣派系平衡的慣例，幾乎壟斷了內閣六部。即便嘉靖嚴黨炙手可熱時內閣仍有徐、高、張平衡。加之東林黨多為言官出身，言路均被東林把持（可以看看明朝的言官的各種副作用），被東林黨擊敗的各派政治力量即便結成聯盟，在廟堂和內閣士大夫與東林黨鬥爭路線已經走不通。而作為權閹輩出的明代，和明中期以來與內閣為政治雙核的司禮監的地位，走中官之路擊敗東林黨成了這些政治勢力的重要選擇，而一代巨閹魏進忠應運而生，同時他也有將勢力觸角伸向朝堂內閣的需求。反對東林黨的政治聯盟—閹黨便出現了。
後邊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言官背景東林黨除了氣節可嘉，在治國治軍方面確實是作議立談無所不能，臨機行事百無一用。崇禎年重新啟用東林造成的結果，和南明時東林和閹黨黨爭的延續。南明時說來有趣，閹黨馬士英殉國，東林錢謙益附滿。
回到這個問題上，明亡於閹黨還是東林還真難以歸納。明末外有三亡：天災 流寇 女真。內還有三亡：黨爭 言官 太監。大廈將傾，沒有一塊磚是無辜的。
最後還有一個彩蛋：閹黨的構成和科黑的成分比較類似，96至2008年間，NBA科艾麥卡四大SG一時風頭無兩，四位均擁躉無數。而隨著時間的流逝，AI、VC和T Mac相比之下都較早的走了下坡路。科比卻仍炙手可熱，加上科狗和狗密們的高調，其他三人的球迷確實受了不少窩囊氣。而06、07年隨著LBJ統治地位的確立，NBA進入了SF時代，這三人的球迷果斷加入的詹姆斯的球迷行列，在詹密的同時他們更重要的身份是科黑。
明朝的滅亡，的確與黨爭有關，但是黨爭只是一個因素，並不是根本原因。所以，明朝既亡於東林黨，也亡於魏忠賢，因為黨爭最激烈之時就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之時；但明朝既不亡於東林黨，也不亡於魏忠賢，因為他們都不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而明朝真正滅亡的原因，在於其制度的不完善性和惰性。
首先，明朝的制度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被朱元璋本人所設計好，其制度設計基於兩點：加強皇權，和對官員的不信任。為了加強皇權，他廢除了宰相，設立文淵閣 大學士幫助其處理政務，後來發展為內閣；因為不信任官員，他給官員的工資待遇極低，且對官員動手毫不手軟，這都被明朝後代君主所繼承。所以，這也帶來三個問題：其一，皇帝權力過大，且沒有其他權力對皇權進行限制，所以皇帝權力一旦被利用，那麼造成的後果難以估量；其二，導致大臣與皇帝的對立。最顯著的便是明朝的廷杖制度，在朝堂上隨意處置大臣，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的不穩定與不信任。第三，由於官員待遇低，導致官員的貪腐嚴重，屢禁不止，導致官民矛盾激化。
綜合以上兩點，可得出結論，明朝大臣黨爭與其他朝代不同之處在於，明朝的大臣想獲得皇帝的權力為自己牟利，而非儘可能大地利用體制內的權力。這就是黨爭的根源，也解釋了為什麼明朝的黨爭持續時間如此之長（嘉靖初年到崇禎17年）。
再者，明朝的制度，或者說中國古代的制度，都缺乏變革性，明清尤為嚴重。此事的根源在於科舉制度。科舉之前，門閥壟斷官場。但門閥說到底，幾百年來就是那麼幾十個大家族，與整個國家人口相比，自然是少數。而科舉發達之後，雖然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然而卻使得既得利益集團的人數極速增加，所以改革起來，將會觸動更多人的利益，更甚者會導致社會動亂，因此，改革難度大大增加。
制度設計的不合理，加之制度的惰性，本來對於一個政權而言就是很棘手的問題，更有嚴重的貪腐，侵蝕著政府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使得明朝後期的處境雪上加霜。再加上明朝中後期，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新的事物，即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同時海外貿易中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導致了通貨膨脹，這些新事物，都是舊的行政系統無法應對的，由此造成了一系觀念衝突，以及經濟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激化，最終導致明朝無法全力應對外在威脅的挑戰（滿族後金-清政權），最終在內外交困中滅亡。
所以說，明朝的滅亡，有其根深的制度原因，而無論魏忠賢還是東林黨，都只不過是制度原因的具象化表現而已。
【歡迎諸位交流討論】
大家對於明朝的滅亡似乎都有不同的見解，但卻又似乎都不對。標題的「東林黨」似乎也能夠揭開關鍵的一部分原因，我們也可以順著這個讀書人的「聯盟」來深入的剖析解讀一下。
很多喜歡歷史的人都知道，唐宋之時，中舉並不意味著可以做官，這距離真正的從政，不過是取得了資格而已，只有中了進士，才能夠登堂入室，「學得文武藝、售與帝王家」。
明代則不同。明代只要中舉就是終身制，就意味著可以是「官老爺」了，這個資格就已經可以接受調派，擔任一定的官方職務了。而且最關鍵的在於，明代不限制工商業及其子弟參與科舉的資格，這一點才真的是意義重大！這意味著科舉制已成為明朝的政治基礎制度，決定了權力分配更廣泛的格局——更接近實質的「民主」。
科舉制度在明代的全面推行，使各階層的利益代言人都可以通過科舉制度進入政府，而商人階層的資產階級代表更是在此制度中獲益尤多，這也是為何明朝的農業稅低，而商業稅更是廖廖的關鍵原因。
利益格局才能夠決定稅收結構，明代的內閣與皇帝分庭抗禮的時候並非沒有，如果深入琢磨，不難發現這其實就是一個階級在把持權力，讓皇帝都不能輕易撼動或改變。這也意味著，當皇帝想要加收商業稅的時候，無異於虎口拔牙，整個廟堂之上都會是反對的聲音。
明代文官集團維護商業階級利益的記載非常多（《上罷商稅揭》甚至直言皇帝若加稅便是不仁不孝），如果結合現代思維來分析這種「輕帝王而重民主」的大趨勢，不難判斷出如果稅收比例一旦嚴重失調，那麼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整個體系的崩潰。
很多人都曾說明是資產階級萌芽的轉型期，但這個「萌芽」的真正形成，卻總是被忽略。明的滅亡，正是因為社會發展進步的速度太快，而制度與管理卻無法與時俱進，才最終走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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