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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的貢獻有哪些?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陳寅恪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中國的歷史考據學。

魏晉南北朝

陳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響最大。他分析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上儒家大族與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勢力的升降為當時政治演變的基礎。陳寅恪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開拓者,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提出許多精闢見解。在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僅在許多方面都有開拓創建,而且有許多方法、結論至今仍發人深思,給人啟迪。他從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點進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關於民族與文化的歷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反覆強調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關鍵。在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關係上,他提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論點。這對研究中華民族融合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於:一是史料的擴充,如詩文與史實的互證、考古與音韻資料的應用、域外記載的採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進,即史法的進步。該書雖非陳寅恪的原著,但仍較為真實地體現了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

隋唐兩朝共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中世紀的極盛時代,居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但是史家對這一時期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研究得非常不夠,特別是對其文物制度淵源流變的研究,缺少符合歷史事實的論著。陳寅恪有鑒於此,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應用大量資料,系統地論述了從漢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淵源和演變,對海內外學術界有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陳寅恪從「古文運動」,「新樂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學。他把「古文運動」與民族意識,文化交互關係結合起來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學新見解。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古文運動的中心是恢復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韓愈等是走在古文運動中最前的人。他認為「新樂府」是我國文學逐步趨向下層的一個重要標誌,其價值與影響比陳子昂李白更為高遠,這種見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個對「行卷」進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發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的集團興衰和分化,解釋唐代近三百年間統治階級的升降,論證充分,後來學者多所稱道。此外,他在書中,精細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如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制,發其源而究其變,提出關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為後學提示了一個宏觀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關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明清

陳寅恪所著80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為明清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價值的成果。他詳細考證了柳如是,精闢地拴釋了錢、柳詩文。他頌揚柳如是,贊同錢廉益的觀點,使人耳日一新。他為錢、柳詩文進行箋證,反映明清之際的政治、社會狀況,是以詩文論證一代史事的典範。 該書不僅是陳寅恪檢驗自己畢生學術水平的一次綜合實踐,同時也是陳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結晶。

陳寅恪的著作,多屬考證性文字,但他的考據方法,已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考據。他以考據為手段,在考證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還注意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陳寅恪在繼承乾嘉學者實事求是、精密嚴謹的考據之學時,也吸收了宋代學者追求義理的作風,注重探求歷史的規律。在西方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下,他十分重視對語言工具的學習,並掌握了十幾門外語。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語言工具,對中外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學的影響下,他在歷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學觀點,從民族與文化兩個角度來進行研究,拓展了史學研究的範圍。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陳寅恪對考據方法加以創新,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新考據方法。其考據方法的特點即「詩史互證」與比較的方法。

「詩史互證」是陳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種考據方法。雖然首先提出這種方法的並不是陳寅恪,但他把這種方法大量付諸實踐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詩的史料價值。因唐詩的作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唐詩中許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現實生活,可以補正正史之不足及訛誤。除唐詩外,小說也可以用於證史。他還提出了利用小說證史應注意的一些原則。《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詩史互證」的力作,此書通過箋釋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系統論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的運用,既是對史料範圍的擴展,也是對考據方法的創新。

比較的方法體現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語言工具,進行中外文資料的比較研究,發現了許多前人未發現的問題,並闡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這種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獲得了許多成果;他還利用對音方法考證出史書中的一些地名,以及書籍在輾轉翻譯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錯誤。與王國維一樣,陳寅恪也注重地上實物與地下實物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利用敦煌出土資料釋證文獻記載,並有許多發現。

陳寅恪的新考據學方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文獻研究方法,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他有些考據過於繁複冗長,這又是他的不足。 陳寅恪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學派」。研究的範圍,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並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

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曆年間內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4篇論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了解通釋,對後來的蒙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他在《蒙古源流》一書中首先運用了西方漢學家的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法,突破了這一領域中傳統的證補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國蒙古史的研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敦煌學

陳寅恪的學術研究,雖然沒有傾力於敦煌學,但是卻在敦煌學資料的搶救、整理、敦煌學的確立及發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使敦煌學終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陳寅格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

1930年,陳寅恪在其所撰《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學」的概念,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在該序中,就北京圖書館所藏八千餘卷敦煌寫本提出九個方面的研究價值,即摩尼教經、唐代史事、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字、佛經舊譯別本、學術之考證,為敦煌學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懺海火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莊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多篇論文;還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元白詩簽證稿》等論著中,利用敦煌資料補史、證史、大多數敦煌學論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元白詩箋證稿》三書也使用一些敦煌資料。 著文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先河。

藏學

陳寅恪對藏學、突劂學研究,他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讚美」與「求真」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積極促進當時國內對於藏文書籍文獻的保護和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存有陳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錄》,除此之外,還曾在流亡雲南蒙自時期撰寫《蒙古源流注》,該書稿系依據其蒙、滿文諸本,並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卜經」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另又花費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經的梵、藏、漢譯本之異同得失而撰寫《校記》。可惜資料及文稿均毀佚於戰火。

陳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學者有多人,如李方桂於解放前赴美,一直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發表有《馬重英考》等多篇論文。而受陳寅恪的影響,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張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學生,如吳其昌、姚薇元、劉盼遂、劉銘恕兄弟、林亮等人進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學研究。

突厥學

在突厥學方面,陳寅恪摒棄了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肯定了「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解釋唐與突厥間力量的迅速消長變化以及霸權地位的急劇轉化,表現出卓越的史識。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

宗教學

陳寅恪對宗教學的研究,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統的方法論訓練,又有深厚的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夠在宗教學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學術研究在國際學界也為專家學者仰止。陳門家學有濃厚的佛學氣氛,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就學於佛學大師楊仁山的祗洹精舍,潛心修佛。長兄陳衡恪自幼經受佛學薰習,且擅佛畫。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記敘:陳寅恪少時曾泛覽祖父所藏「浩如煙海」的古籍佛典。佛學研究是他的宗教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他利用豐富的語言學知識,開闢了南北兩傳比較研究的領域,注意研究中國佛教的源與流的關係,梳理佛教名相的產生和演變,指出了以往中國佛教翻譯的「誤譯」或「誤解」的問題。 佛教傳入中國後,往往因語文能力限制,不能與原本或其語言譯本對勘,陳寅恪最重外語研習。他研究佛教,能著重考證,並在考證中探討問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學界對早期禪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後對《大乘起信論》和《六祖壇經》的「傳法偈」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與當時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並不一樣,自成一家之言。他還對當時國內佛學界和中國哲學界發起的魏晉玄學的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所作的有關支愍度的「心無義」學說的考證,至今也是最詳盡的一篇,可與湯用彤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有關章節相互印證。他對武則天與佛教的關係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學者的注意。此外,他對佛經翻譯和佛教文學也多有發微。

語言學

陳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更有盛傳其通曉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滿、藏、希伯來、拉丁、希臘、回鶻、吐火羅、西夏、朝鮮、印地、暹羅等20餘種語言。考察其遊學經歷,陳寅恪應當掌握日語、德語、英語。參考陳封懷回憶,陳寅恪應當掌握包括英語、德語、法語。考察其遊學所學課程,陳寅恪應當涉獵梵語,希臘語,巴利語。考察其所記錄筆記,陳寅恪應當涉獵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貨羅文(土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應當是古波斯文)、希伯來文。

眾所周知,學習一門語言,有聽說讀寫不同方面,而陳寅恪運用在學術研究中的,多聚焦於「讀」這一個層面,通過閱讀各種文字的文獻來立論舉證,而於其餘的聽、說、寫方面,則沒有明確證據。雖然陳寅恪所學習過的許多文字都是不必學會聽、說、寫的「死語言」,但就傳說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言,除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外,對別的語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證。而陳寅恪對歷史語言學和「死文字」的運用,並非專註於通曉語言本身,更非是將學習外族文字作為奇巧淫技式的學問展示,他更多的還是借用語言為輔助工具,其學問的核心關照,還是海內文明、中土史地。 陳寅恪自1926年留學回國後,就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是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之一。之後,成為清華大學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在清華校園裡,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滿意的答覆。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準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哲學專家馮友蘭,當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文學院長,可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先生總是恭敬地陪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走出來,靜靜地坐在教室里聽他講課。他講授的課程主要有《佛經翻譯文學》《梵文文法》《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唐詩證史》等。

陳寅恪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他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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