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評價陳寅恪「史學大家、學貫中西」，是否過譽？

這個評語過不過譽，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事情。

毫無疑問，陳寅恪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史學大家。他身處中國新舊學術的轉型期，在推動中國史學向現代學術轉化上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這裡強調的是中國史學的現代轉化，故而有此評語。其他還有許多成就斐然的史家，比如呂思勉先生，他的風格更加接近於傳統舊學，這樣就略過不提）。在這方面堪與陳寅恪先生相比擬者，大概只有陳垣與顧頡剛。然而陳垣先生在這方面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宗教史領域，話題及影響力較之陳寅恪先生為小；顧頡剛先生提出的「層壘的古史觀」影響雖大，但他興趣變動較大，在這方面發表成果沒有那麼多。陳寅恪先生的成果則由民族史及胡語文獻，逐漸轉移至魏晉南北朝隋唐政治史，發表成果不僅數量較多，而且論題兼具深度及廣度。從新學術的角度來看，陳寅恪先生毫無疑問是民國時期的第一人者。

但是，所謂「學貫中西」，我認為就要分怎麼來看了。陳寅恪先生的確通曉多門外語，但是我們從他的著述裡面，以及弟子門人的各種回憶文章中，看不出他對於西方的學問有多麼深入的了解。儘管不斷有學者談蘭克史學對於陳寅恪先生的影響，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捕風捉影。難道說沒有蘭克的存在，陳寅恪先生就無法自己從中古史料中提出他的那些問題了嗎？不強調西學因素對於陳寅恪的影響，會有損於陳寅恪的學術評價和學術地位嗎？當然，如果以通曉各種古典語言與民族語言作為「貫西」的標準，那麼陳寅恪先生在這方面的確是當時出類拔萃的學者，儘管他的單一語種未必夠「精」。

陳寅恪先生自己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從他的夫子自道來看，他的本位立場還是非常明確的。從這一點來說，他是否真的足以「貫西」，我們無從評判，所以也不好說是否過譽。

我覺得並不過譽。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橫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教學、著述事業中，儘管尚未擺脫傳統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治學的嚴肅認真、實事求是態度，卻也使其學術成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陳寅恪先生認為，一個人在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雙重道德標準，而以兩種或多種標準為自己行為的不一互做辯解，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對此有極深刻的分析。他說：「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

陳寅恪先生作為中西文化養育大的一代學人，在為人處事、為學為文，特別是時勢變遷、道德混雜之時，能以極清醒的判斷，持一認定之道德標準而行事，絕不以享受歡樂，富華榮顯而稍有改變，這是何等的氣節。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元白詩箋證稿》貫徹陳寅恪先生的主張。雖然陳寅恪先生著有文化遺民的稱號，但是他提出的這個思想還是被很多人推崇，包括使用這種去全新的手法去論證詩稿。這也是陳寅恪先生為何被稱為國學大師的原因。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先生曾經說過：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國學大師吳宓先生也說過：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這難道不足以證明陳寅恪先生的成就嗎？

由於過去的中國不僅積貧積弱、民生凋敝、國力衰敗且文盲眾多，我們的心是失落的、沮喪的、自卑的，所以從當時的國民心態上來說，我們急於在某些方面希望得到，甚至哪怕能給自己一點鼓舞的東西，即便沒有，我們誇大、吹噓也成，只要能讓我們獲得一種心理上虛假的滿足感。

所以在中華民國短短的歷史上，我們佔比極少的知識分子（95％的文盲率）和全體國民，都開始造「神」，會畫個畫的，我們就群封他為國畫大師，留過洋的哪怕都沒畢業的，我們就封他為文豪、脊樑，那些很幸運拿到了洋文憑的就更了不得了，如胡適直接把上抬上了聖師級，總之我們受傷的自尊心和嚴重的自卑心，讓當時的中國做出了現在不敢想像的意淫之舉，於是民國「大師」燦若星辰說，就像一個久遠的神話，至今還在激勵著我們主動去意淫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去。

陳寅恪這個「學」貫中西的史學大家，要放到現在一定會被學界噴出屎來，因為現在中國的文化普及率實在太高了，每年幾百萬大學生走出學校，研究生、博士數十萬之巨，無論從知識量和見識程度，我不會相信他們不與陳寅恪差別有多大，文科與理科不同，易上手好討論，只要看幾本書都能咋呼出點東西。

現在的中國不需要過去那種自卑式的意淫了，如同我們不再全民關注奧運金牌一樣，因為我們實在太強了，以致於我們可以摳摳過去那塊傷疤了。還是讓我們告別那些名不符實的所謂民國「大師」們吧，他們雖然不是大師，但他們是先行者、是開拓者，是摸石頭過河的探路人，我們不應當盲目地吹捧他們，但也不能地遺忘他們。

先談一個誤解，很多人將一個人的學問——尤其是外國學問理解為一個人外語好。陳寅恪先生的學問很好，那麼大家的理解就是他的外語好。網上隨便搜到的那些不值錢文章都說，陳先生外語好到精通十幾國外語。但其實是不符合事實的。陳先生學過很多種語言，但很難說「精通」。

汪榮祖寫的《史家陳寅恪傳》一書記載，陳寅恪在給羅香林 的信中說：「至外國文字弟皆不能動筆作文。」陳寅恪在致傅斯年的信中也說：「弟英文不能動筆，否則亦不偷懶也。」

陳寅恪先生早年的《韓愈與唐代小說》一文原是中文寫作，後經J.R .W are博士譯成英文刊於《哈佛亞洲學報》，後由程千帆譯回中文。程千帆曾加一按語：「Ware博士於吾華文學，所知似不甚深，故英譯頗有疏失，行文亦間或費解。」很難相信陳寅恪先生沒去看譯本，看過卻沒發現這些「疏失」，說明陳先生的英文至少不如程千帆先生。

英語能力分「聽說讀寫」四個項目，陳先生讀寫不太好，聽說能力如何？《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中，程美寶教授在《陳寅恪與牛津大學》一文提到Ernest Richard Huhhes先生在桂林與陳寅恪相處了一個月，兩人就牛津大學的漢學發展有充分討論。Huhhes後來在給牛津大學校長的信中說：「他用英文陳述他的觀點和進行討論如同他用中文一樣好。」這不是孤例，杭立武先生對陳寅恪的英文授課能力也有相似保證。這也意味著，陳先生英文聽說能力好到能給牛津大學學生上課，課程應該是中國文史。

陳寅恪先生被公認為「三百年來僅此一人」、「教授中的教授」。這不會有假。普通人可購買一本名叫《劍橋中國隋唐史》的書，在這部全球隋唐史頂尖專家撰寫的書里，只要出現「陳寅恪」三個字，通常會被尊稱為「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他的名字被引用多達十多處，要麼被讚揚，要麼被反駁，要麼被引用，總之不可能被忽略。他的思想、觀念、治學方法今天仍然被全球史學家權衡、吸收，成為人類精神財富的一部分。

非但不過譽，只怕還說少了。我覺得用「教授中的教授」來形容陳寅恪先生可能更準確。他的知識儲備可能相當於幾十個頂級的中外學者。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

他在古語言學的任何一個單支的成就（梵文、巴利文、波斯文、西夏文、佉盧文、回鶻文），都足以讓他成為一代宗師。在歷史學上，陳先生長於中古史，他的《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提出了非常多的新見解。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成就，不一一展開，有心人可以自己搜索購買閱讀。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創建之時，有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陳寅恪是由梁啟超提名的，在提名信中，梁啟超認為陳寅恪的學問是超越自己的。而梁啟超本身已經是高山仰止的國學大師。

文人相輕，學術界也有很多派別和鄙視鏈，但陳寅恪先生卻無不服膺者，從梁啟超到胡適到傅斯年到吳宓到郭沫若。日本的歷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的遇到一個問題，遍問無解，後來寫信問了陳寅恪才解決。他本人自己說，如果不是陳寅恪告訴他，他致死無解。

陳寅恪先生更令人折服的是他的風骨。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他以自身的行為做了最好的詮釋，堪為學者的榜樣。

王國維和陳寅恪是我最欣賞的近現代學者，能成為陳寅恪先生的校友，我與有榮焉。

最後以陳寅恪先生的兩句詩結尾「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他還是個傑出的詩人。

所謂「大家」，竊以為應具「淵博「和」精深」兩種特徵。陳先生幼承家學，博覽群書，及長則遊學日本和歐洲、美國多年，廣泛接觸域外中國史料，學習了多種外國語言文字，包括已經絕傳的西域古代文字。季羨林先生曾經將陳先生在德國留學時的六十四本學習筆記列了一個清單，涉及文字包括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希伯來文、東土耳其文，至於學習所需要的掌握的英、法、德等諸國現代文字自不用說。有這樣多的語言工具，則在各類史料的見識和掌握上，其高度與廣度絕非一般一流史家所能望其項背，郭沫若在一封信中就這樣寫道：「……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的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陳究竟有多淵博就不用再多說什麼了。

至於精深，則是在某一專門領域有深入的了解，對於歷史問題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更有發前人所未發的卓見。陳先生以中古史研究享譽中外，比如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探討唐代政治史，他提出的「關中本位政策」說與關隴集團和山東士族之爭，進而提出「武周之代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充分體現了他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結構的精闢認識，可謂發前人所未發，而且在認識高度上也體現了西學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運用。觀點可以有不同，但今天治唐史者，很多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在研究中使用陳先生這方面觀點。有這般造詣的人，不稱為「大家」有該稱什麼呢？！

陳寅恪先生對於史學和生活的理解與理想，反映在各個方面。

舉三個例子：

1、五等愛情論。

第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

第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是也；

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

第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

第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2、史學預流說。

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此即陳氏關於「預流」說的表述。這段話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對世界學術潮流的認識，即「預流」說的標尺；二是敦煌學是世界學術之新潮流，為「預流」之學。第一層次為「預流」說的基本前提，第二層次是由此得出的一個具體判斷。可見，其關鍵在於前者，新材料與新問題是新潮流的核心要件。

3、王國維先生紀念碑文

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成懷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 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 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 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其實，這三種理念皆為理想，由於時代要素和個人選擇，普通人皆難以企及。

目前有些人動不動把民國學人「封神」，這是一種厚古薄今的思維。陳出身「顯貴」，加上其自身水平的確不俗，名望不免有些「層累遞造」。

陳寅恪的學術研究，雖然沒有傾力於敦煌學，但是卻在敦煌學資料的搶救、整理、敦煌學的確立及發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使敦煌學終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陳寅格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

在突厥學方面，陳寅恪摒棄了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肯定了「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解釋唐與突厥間力量的迅速消長變化以及霸權地位的急劇轉化，表現出卓越的史識。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

陳寅恪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他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