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走後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在陝西歷史博物館明暗交替的玻璃櫥窗前，余光中的腳步慢了下來，他走在現場解說員和大隊伍的後邊，身邊一直有兩位工作人員半攙扶著。在這擺滿千年器物的陳列室里，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與過去時代相互適應的人。白髮，瘦削的臉，有古風的眼神。賈平凹說，余先生讓他想起了白居易。很多時候，他都不說話。他看到一些唐代器皿，旁邊的文字介紹說，這是吸收外來因素的飛廉紋。「飛廉，就是Flying的意思了。」余光中低聲說。他繼續緩慢地向前走，但開始感到了吃力。他停了下來，從身上掏出一些藥丸，服下。他坐在了旁邊的凳子上，示意自己無法繼續完成下邊的參觀。

在陝西的幾天里，余光中一直在參加各種活動，始終處在錄像機、照相機、錄音筆的包夾之中。他完成了兩個主題演講、一次研討會、多次接待和宴請，也已經參觀好幾個地點。在離開西安前的這個早上，在通風不是太好的博物館地下樓層，他感到了胸悶。隨行的醫生給他測了一下脈搏，「心率有些慢」，醫生說。

余光中來到休息室，四周有些尷尬的安靜。上到地面，他可能感到好多了，開始問休息室里那幅壁畫的來處。這座博物館裡有唐三彩，但余光中沒有看到。我倒是想起他曾經寫過一首《唐馬》。剛一提起，余光中就開始說這首詩的背景。「這是在香港的一個展覽看到唐三彩後寫的。從古時候的英雄想到現在外邊的賽馬會。已經不是唐朝的戰馬了，是賭馬的馬匹。」

詩里是這樣寫的：「公開的幽禁里，任人親狎又玩賞/渾不聞隔音的博物館門外/芳草襯蹄，循環的跑道上/你軒昂的龍裔一圈圈在追逐/胡騎與羌兵？不，銀杯與銀盾/只為看台上，你昔日騎士的子子孫孫/患得患失，壁上觀一排排坐定/不諳騎術，只誦馬經。」

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大家身處喧囂之中。如今的中國彷彿那時的香港。1992年，余光中第一次回到大陸。這是中國經濟再次啟動的時候，從那時起，這個國里的人，一直狂奔到現在。現在，跑累了，開始稍作休息，談文化，但文化在哪呢？一回頭，發現文化已經遠遠地落在了身後。

2013年，余光中夫婦在台北故宮

二

前兩天，余光中聽到當地的朋友唱秦腔，非常感動，就問，秦腔是不是可以連接上《詩經》里的《秦風》？「我們小時候沒有《達·芬奇密碼》、《哈利·波特》、《魔戒》可以看，我們那時候看的都是《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因為舊小說的文字介於文言文與白話之間，對學習中文非常管用。現在的學生不讀那些東西了，所以中文底子比較差一些。金庸的小說就是從舊小說來的。舊小說的中國文化在哪裡呢？儒釋道三教合流，江湖的人不管信仰怎樣，他們對儒釋道都是不敢輕蔑的。我想用『江湖』來解釋，中國文化的基層就在裡面。」

余光中的寫作一直處於傳統與現代的平衡之中。他的專業是外文，但中文底子極好。他經常會提起李白和杜甫，又會提起濟慈和弗羅斯特。

在《逍遙遊》後記里，他寫道：「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裡，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我嘗試在這一類作品裡，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捶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併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

黃維梁評價余光中：「余光中的詩，講詞采，而且章法井然。很多現代詩句有句無篇，顛覆了傳統詩歌鎔裁組織的法則。余光中的詩維護詩藝的典章制度、起承轉合。其詩的結構有多種形式，予人以變化有致之美感，至於鬆散雜亂等某些現代詩人常犯的毛病，在余光中詩集中是絕跡的。他是富有古典主義章法之美的現代詩人。」

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余光中曾經三次留學或任教於美國。在美國的這些時光，他看到了電視，看到了超市，學會了開車，而且，他喜歡上了披頭士和鮑勃·迪倫，這是世界文化的基層。他寫過一首詩《江湖上》。「一片大陸，算不算你的國？/一個島，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輩子，算不算永遠？/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風裡。」最後的疊句出自於鮑勃·迪倫那首廣為人知的《Blowin』in the Wind》。「『一片大陸』可指新大陸，也可指舊大陸：新大陸不可久留，舊大陸久不能歸。」

60年代，台灣是美國越戰的後勤基地，西方音樂在島嶼上風行。一個叫楊弦的年輕人，聽著披頭士長大。上大學之後，沒受過正規音樂教育的楊弦，在讀余光中詩歌時，心生感觸，將其詩句譜成旋律。

1974年，楊弦與胡德夫等歌手第一次演唱了余光中的《鄉愁四韻》。1975年6月6日，楊弦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參加演出的還有胡德夫、李雙澤等人。他們演唱了由楊弦譜曲的余光中作品。8首歌的歌詞都來自於詩集《白玉苦瓜》。楊弦沒想到，這場演唱會影響極大，他出版的專輯橫掃台灣，打破了當時台灣流行音樂由西方和日本主導的局面。李泰祥、侯德健、羅大佑等人深受其影響。這一批音樂人開啟了一個時代。楊弦也因此被稱為「台灣民歌之父」。

楊弦是有眼光的。余光中自己都認為，至《白玉苦瓜》，他的詩藝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白玉苦瓜》是余光中在台北故宮裡看到「白玉苦瓜」而寫。「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猶帶著后土依依的祝福/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熟著，一個自足的宇宙/飽滿而不虞腐爛，一隻仙果/不產在仙山，產在人間/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為你換胎的那手，那巧腕/千眄萬睞巧將你引渡/笑對靈魂在白玉里流轉/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這裡面有一個詞「后土」是值得注意的。余光中曾說，「無論我的詩是寫于海島或是半島或是新大陸，其中必有一主題是托根在那片后土，必有一基調是與源源的長江同一節奏，這洶湧澎湃，從廈門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從未斷絕。從我筆尖潺潺瀉出的藍墨水，遠以汨羅江為其上游。在民族詩歌的接力賽中，我手裡這一棒是遠從李白和蘇軾的那頭傳過來的，上面似乎還留有他們的掌溫，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

1977年，余光中寫過一篇《狼來了》，指斥台灣的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彼時「文革」剛結束。余光中1974年在香港教書，對「文革」餘悸並不陌生。當時他班上的老家在廣東的學生，常向他講述「文革」。

在香港，余光中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香港「左報」、「左刊」的圍攻。某報刊登過一首長詩，裡面有一句：「工人一錘，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

遭到這種「文革」式語言的攻擊，他感到憤怒。「這是當年我在香港寫《狼》文的心情，但不能因此就說，那篇文章應該那樣寫。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

「我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包括國民黨，有時出席某些官方會議，也不過『行禮如儀』。《狼》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發的神經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余光中之後的文集中，都未收入此文，嫌它「不美」。

余光中早年參加過多次論戰，大都據理力爭，後來，對方往往「化敵為友」，但也一直有「敵人」。「論戰，對有些作家似乎十分重要，在20世紀30年代，有不少作家的精力都耗在其中。對我，論戰卻是『身外之物』，陷於其中，將損及創作，意識形態之爭尤其如此。答覆批評最好的方式，不是嘵嘵反駁，而是寫出更好的作品。中年以後，我深悟論戰之虛妄誤人，對逆來的誣評不再接招。陳鼓應編了一整本書，指控我的詩色情而頹廢，我一直無言以對。李敖屢次誣我文章不通，我也只拈花微笑，因為當年請我這不通之人寫《贊助李敖賣牛肉麵序》的，正是李敖自己。」

余光中之後不再跟人有什麼爭論。所以，在西安的關於「尋根築夢」的文學研討會上。有陝西的作家言辭比較激烈的時候，余光中已經是看得風輕雲淡。

余光中在朗誦自己的詩歌

三

余光中的西安之行，有一個人數眾多的隊伍。余光中的妻子范我存與他形影不離。她是他的「表妹」，是他的詩和文章里常出現的「咪咪」。范我存看上去精神不錯，穿著得體，氣質優雅。還有餘光中的女兒余幼珊，也就職於台灣中山大學，與父親是同事。余光中有4個女兒，他寫過一篇有意思的散文叫《我的四個假想敵》，表達的是父親對女兒們的疼愛。

金聖華是余光中當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這次，她也來到西安，一起出席活動。金聖華說：「我在讀中學的時候，余光中的作品在台灣《中央日報》經常見報，那時候我把他的詩作剪下來，放在明星的旁邊。」

隊伍當中，還有餘光中的朋友、香港《明報》月刊的總編潘耀明。潘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這次陝西舉辦的「兩岸四地」活動，多通過他聯繫。他代表「兩岸四地」中的香港。

還有一位年輕的詩人袁紹珊，來自澳門。她在論壇上演講的時候，用了一個詞：想像的共同體。美國學者安德森在20世紀末提出「想像的共同體」這個民族學概念。他認為，「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像形式，而18世紀小說、報紙、印刷資本主義等的誕生，則為「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手段。

余光中在大陸為眾人所知，最早是因為詩人流沙河的推介。流沙河當年是《星星》詩刊的編輯。那是全民讀詩的時代。《詩刊》的月發行量是40萬份，《星星》的月發行量是20萬份。

某一天，流沙河收到香港劉濟昆的來信。劉濟昆說，台灣詩好，有一個余光中尤其好。流沙河從劉濟昆寄來的詩集中讀到了余光中，深感震動。1982年，《星星》連續12個月，分別介紹了「台灣詩人十二家「。3月號介紹余光中的文字並附詩刊出後，流沙河給余光中寫信表示敬意。

余光中回了信。流沙河記得，信中的鋼筆字很方正，嚴肅堅定，一絲不苟。其中一段，流沙河最為認同。「我們的社會背景不同，讀者也互異，可是彼此對詩的熱忱與對詩藝的追求，應該一致。無論中國怎麼變，中文怎麼變，李杜的價值萬古長存，而後之詩人見賢思齊、創造中國新詩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余光中還在信上說：「在海外，夜間聽到蟋蟀叫，就會以為那是在四川鄉下聽到的那隻。」信上的故國之思，觸動了流沙河。流沙河寫了《就是那一隻蟋蟀》作答。

《就是那一隻蟋蟀》是許多人高中時的記憶，這首詩被收入高中語文教科書。大家也從這首詩加深了對台灣「Y先生」的印象。

余光中在西北大學進行了演講，題目叫：另一種「鄉愁」。當天天氣極熱，大廳里空調不夠給力，但仍擠得滿滿當當。袁紹珊說，她在北大中文繫上學的時候，就去排隊聽過余光中的演講。「那個時候我也是提前了兩個小時擠進去，聽余老師的講座。余老師對我有很大的啟發，特別是對港澳詩人來說，余老師的詩的想像空間更大。」

在幾天前，這幾位不同代際的作家和學者，出現在陝西咸陽機場。出機場後，金聖華感到非常吃驚，閃光燈對著余光中照個不停。「我想著，在現在這個時代，只有那位來自星星的都教授才會有這樣的待遇。」余光中緩慢地往前走，上了中巴車，妻子和女兒坐在他的對面。幾天中，車子就這樣穿梭在西安城及周邊。經過仿古的鬧市，窗外閃過的招牌有麥當勞、肯德基、賽百味、漢堡王，像是到了美國，這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余光中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巨幅廣告出現在公交車候車亭上。候車的人們手裡拿著的報紙頭條是高雄燃氣管道爆炸的報道。台灣作家陳幸蕙說：「鄉愁詩對現在的詩人來講，已經沒辦法寫了。不論是那樣的通訊時代，甚至是那樣的政治時代，都已經成為了歷史。鄉愁也變成了一個絕響。」

在去陝西歷史博物館的頭一天，余光中去了兵馬俑。在兵馬俑前，余光中一臉「嚴肅」，手掌蜷曲著，做出了握住武器的姿勢。記者和遊客的閃光燈一通亮。

兩年前，余光中第一次來西安。那一次，他寫下了《秦俑》。「鎧甲未解，雙手猶緊緊地握住/我看不見的弓箭或長矛/如果鉦鼓突然間敲起/你會立刻轉身嗎，立刻/向兩千年前的沙場奔去/去加入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

在西安的一個論壇上，他完整地念了這首詩，興起之處，他甚至唱起了其中引自《詩經》的句子：「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

余光中覺得這次來很有靈感。他會想起在長安街上發生過的一件事情，苦吟詩人賈島想寫一首詩，到底是「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不小心衝撞了路過的京兆尹韓愈，韓愈問明了情況，就參與了他的詩歌揣摩。

「我不能想像，今日西安市長開車的路上，會有一個詩人把他攔住，就一首詩歌慢慢推敲。古代慢有慢的道理，我們現在什麼都很快。我常常對媒體說，科技是忙出來的，文化是閑出來的，閑不是無所用心，懶惰度日，閑是沒有壓力的心情下，靈感能得到啟發。」余光中在台灣，為手機寫過兩則廣告一樣的句子：科技催未來快來，文化勸歷史慢走。

余光中喜歡開車，而且喜歡開快車，他在開車的時候，也會想起李白。「80年代，我從香港回到台灣，那時台灣剛建起高速公路，我就寫了首詩《與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他跟古人稱兄道弟，把李白請到台灣去，他們在台北喝著酒，李白飄飄然欲醉，然後開車回高雄。李白快車開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界。「我叫他慢一點，我說，這幾年高速公路上的車禍比安史之亂的傷亡率還要高。」余光中覺著應該坐王維的車，王維的車很慢。可是王維一早就開會去了，開的是輞川污染座談會。

聽余光中說到王維一大早去開座談會，令人發笑，余光中散文《開你的大頭會》中有一段：「世界上最無趣的事情莫過於開會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頭的急事、要事、趣事，濟濟一堂，只為聽三五個人逞其舌鋒，爭辯一件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體浪費時間的最佳方式。僅僅消磨光陰倒也罷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掃興，糟蹋了美好的心情。」

余光中的詩里有很多古人，他寫李白、寫昭君、寫李廣，這都是北方人。余光中的父親是福建泉州人，母親是江蘇常州人。他是地道的南方人。直到1992年，應邀去北京講學，才第一次去了北方。他有一首詩寫黃河，六十多行，很長，也是在沒有見到黃河之前寫的。2001年，山東大學請他去講學，他帶著妻子和二女兒去。有一天，他看到黃河了，親手摸了黃河的水。「這件事情對我非常重要。這幾年，我陸續把幾個女兒帶到中國各省去，讓她們體會一下老爸當年離開茫茫九州時的心情。」

在他看來，鄉愁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鄉愁應該是立體的，不僅僅是家鄉美食的滿足、方言的親切，還有歷史文化的意義在裡面。「作為一個南方人，會有北方的鄉愁，北方人也會有南方的鄉愁。」

余光中對鄉愁有過自己的思考。「我寫了很多鄉愁的詩，也引起大家的共鳴。不過我也曾經理智地想過鄉愁這件事情。如果中華民族每個人都在鄉愁，鄉愁過分也不行，因為大家戀自己的本鄉本土，就不會出去看世界，就不會出現班超、張騫、玄奘這樣的人，所以，我們還要有冒險犯難的精神。」

除了「鄉愁」或「懷鄉」，余光中還寫另一類的詩。「現在，有一個危機是全球性的，其中的價值觀可能比愛國主義還要更高，就是我們地球的生態受到破壞。所以，我們愛我們的鄉土，愛我們的國家，也應該愛我們的地球。近十年來，我寫了一些文章和詩，都是想提醒大家的環保意識。」

從1992年到現在，余光中回大陸有五六十次了，長江、黃河、洞庭湖、太湖，也都有變化，這些名川大湖的清流，「恐怕要到唐詩宋詞里去找了」。

余光中寫過一首《控訴一支煙囪》的環保詩。「用那樣蠻不講理的姿態/翹向南部明媚的青空/一口又一口，肆無忌憚/對著原是純潔的風景/像一個流氓對著女童/噴吐你滿肚子不堪的髒話。」這首詩作於80年代的高雄，發表後引起當地很大的反響，更推動了高雄市改善空氣質量。

四

在西安的行程中，賈平凹出現了好幾次。兩人之前從未相遇。「余先生談的東西，我覺得非常好。要談到那些東西，咱已經習慣說很大的話，都是大而不實的。看到余先生，我想起古人有一句話：讀奇書，游名川，見大人。」

余光中要走的那天，賈平凹早早地在樓下等候，他送了自己的《廢都》和一幅字給余光中。

這次到西安的活動，參與其中的有官方，也有民間。在余光中看來，千年前的漢唐盛世，一方面是朝廷促成的，一方面是民間促成的。「玄奘就是民間代表，他一個人就去了印度。另外，朝廷也派過班超這些人出使西域。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不但是上有朝廷，下還有一些偉大的個人意志，才能夠促成。」

如今的中國，到處在談文化和文化產業。余光中覺著，「我們現在講到文學的發展，你想，在『文革』之前，我們還有很多好作家，比如說錢鍾書、沈從文，都是在壯年，他們還有很多才華可以煥發。我想，沈從文的經驗也沒有寫完，可是他為了避免政治的干擾，乾脆去研究古代服飾。他研究得不錯，但這些別人也可以研究。他對湘西的世界特別熟悉，就像莫言寫山東，賈平凹寫西安，特別上手，你讓他擱下熟悉的東西，來做別的事情，非常浪費。胡適說，少革命，多改革。胡適以前是被批評的。現在看來是對的。後來革命變成了改革，解放變成了開放。」

剛到西安的時候，余光中就背了一首李白的《憶秦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前年，他到西安爬了小雁塔。問當地的朋友，我能不能去看一看樂游原？「因為很多唐詩都寫到樂游原。」可是，當地的朋友一點也不興奮，說，不看也罷。

這一次，余光中仍然沒有去樂游原，但他登上了大雁塔。整個登樓的過程，他興緻極高，甚至可以說虔誠，在進到大慈恩寺的大雄寶殿時，他跪下去拜了三拜。在大雁塔的7層，他朝各個方向都認真地看了一遍。1966年，余光中寫了《登樓賦》。那時，他在紐約登上帝國大廈：「你走在異國的街上，每一張臉都吸引著你，但你一張臉也沒有記住。在人口最稠的曼哈頓，你立在十字街口，說，紐約啊紐約我來了，但紐約的表情毫無變化，沒有任何人真正看見你來了。……紐約有成千的高架橋、水橋和陸橋，但沒有一座能溝通相隔數英寸的兩個寂寞。……終於到了三十四街。昂起頭，目光辛苦地企圖攀上帝國大廈，又跌了下來。」

從大雁塔下來後，余光中經過玄奘的塑像。

「玄奘是中國最偉大的留學生，杜甫是中國偉大的難民。」余光中說。

「李白呢？」我問。

「李白是最偉大的失蹤人口。」他回過頭來回答我。

「失蹤是天才的宿命？」

「失蹤是天才惟一的下場。」余光中糾正我的說法。那是他的詩《尋李白》中的一句。

「我要尋李白，尋到後來，我斷定李白並不住在人間，他是住在月亮上面，所以我要坐一架UFO去找李白。」

余光中寫過：「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

我問：「這一次在大雁塔上，你叫她做什麼呢？」

他想了想，說，「西安望遠，叫她做長安。」

《尋李白》的最後一段是：「樽中月影，或許那才是你故鄉/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而無論出門向西笑，向西哭/長安都早已陷落。」

長安已經不是那個長安，但余光中說，有過歷史，就會不一樣。

「關峙漢代，而風聲無窮是大唐的雄風/自古驛道盡頭吹來，長鬃在風裡飄動/旌旗在風裡招，多少英雄/潑剌剌四蹄過處潑剌剌。」這是在陝西歷史博物館休息室里提到的那首《唐馬》中的詩句，意象動人。余光中筆下的「英雄」經常是和「江湖」聯繫起來的。他曾經跟外國人說，要想真正了解中國，要做到兩件事。一是要吃臭豆腐。二是要搞清楚什麼叫「江湖」。

在離開西安前的那頓飯上，余光中當著眾人，唱起了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紀錄片結尾處，余光中也是唱起了這首詞。片中的畫面是南京的秦淮河，兩艘船迎面而過，一艘駛入現代都市，一艘駛入歷史深處。

1928年，重陽，余光中出生於南京。他是「茱萸的孩子」。「茱萸的孩子」已經86歲，他仍在作逍遙遊，仍在寫作。當初為何走了寫作這條路呢？他說，「我寫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噴嚏，卻憑空噴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