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滿清誤國，但是版圖不是清朝的功勞嗎？

04-30

看了中國的版圖發展史。發現清朝的疆域前所未有的大（元朝不算），明朝後期也是完全的閉關鎖國。不能用清朝閉關鎖國來說滿清全是錯啊。現在的中國能有這麼大世界承認的疆域。不是清朝的功勞嘛。說崖山之後無中國，但是明朝那一口地方真的延續到今天是好事嗎？

問題描述就先置之不理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和一個中國話都說不利索，中學歷史知識點都沒整明白的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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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時候，這個問題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

東北地區的反清運動，本身就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奉天的張榕、恆寶昆、田亞斌等人，吉林的楊策、佟佳慶山、薩克達慶康、赫舍里松毓、黑龍江的趙凱、文采臣等人，領導的是一場漢、滿、蒙、回、鄂溫克、達斡爾等各族志士共同參與的反帝共和運動。雖然沒有成功，但是牽制了清朝在東北的力量，也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打消了撤至東北與革命軍對抗的念頭。

內蒙古在1904年就已經建立了同盟會的支部，辛亥革命爆發後，雲亨、經權、滿泰、王定圻、李德懋、郭鴻霖、王虎臣、弓富魁等人立刻行動起來，響應南方的起義。駐紮于歸化城的八旗巡防隊步兵營起義。五原廳同知樊恩慶設下陰謀殺害革命黨人，蒙古土默特旗出身的革命黨人云亨請來了山西革命軍反攻包頭，又攻打歸化。由於閻錫山投靠了袁世凱，率部返回山西，才沒能成功。豐鎮農民張占魁與蒙古族人武萬義、回族人馬存才等人一同發動起義，響應革命。

青海西寧發生了喬壽山、任得慧、孫大旗等人領導的起義。

新疆伊犁也爆發了起義，伊犁將軍志銳貪婪殘暴，蒙古、錫伯、哈薩克等族軍人都受其盤剝。在戰鬥過程中，有激進分子試圖火燒滿城，但革命軍及時制止了這一行為。因為伊犁滿軍在1871年保衛伊犁、抗擊沙俄的戰鬥中付出了巨大犧牲，不能因為政治主張的分歧就對這樣一支軍隊趕盡殺絕。由前任伊犁將軍，蒙古正藍旗人廣福出面，向滿軍解釋革命是要各族共和，不是要殺光滿人。最終成功說服滿軍放下武器，由各族代表共同組建以廣福為首的中華民國新伊大都督府和以楊贊緒為首的五族共進會，宣布擁護中華民國。

所以，辛亥革命的性質，是受清政府統治的各族之人、各省之人，都無法再忍受清政府的貪婪、無能、殘暴與賣國行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清政府的壓迫，之後又共同組建了新的共和政府。

回憶一下九年義務教育期間就應該學過的知識點，為什麼中華民族是一家？是因為我們長年共同生活，情感相連，因為我們一同保衛和建設了國家，而不是因為我們的祖宗都給大清皇上當過奴才。

這種問題吧，我也不想多說別的了，先直接搬運日本學者神戶大學王柯教授的幾段話吧。雖然講的是清朝在南八城的統治，但對理解清對整個藩部的策略也不無裨益。

但是清王朝對維吾爾社會實行的各種統治政策，還有一個特徵，這就是嚴格禁止維吾爾人與漢人的交流，防止維吾爾人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

　　清王朝在北路實行駐防兵制，而在南路則實行換防兵制。所謂駐防兵就是允許軍人家屬隨軍，且不變更駐紮地的部隊；而換防兵則是不允許家屬隨軍，並且要在一定時間之後變換駐紮地的部隊。在南路，清王朝禁止軍隊士兵與當地維吾爾人結婚甚至進行交往。作為駐在大臣和軍隊的駐屯地，清王朝在各地建造了十八個「漢城」，以區別於維吾爾人居住的「回城」。雖然這種作法的確起到了防止軍隊侵害民眾的作用，但是從南路的清軍主要由漢族組成的綠營兵構成（由滿族等組成的八旗兵僅為1249人），而且全部都是換防兵來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南路徹底禁止維吾爾人與漢人的交流來往一事，是經過清王朝周密計划了的。
　　清王朝禁止中國內地的漢族人進入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包括對內地商人前往貿易也實行審批制度。對批准前往的商人，也嚴格限制他們只許在「漢城」與「回城」之間設立的「買賣城」進行交易。為了補充駐紮軍隊的經費，清王朝也在新疆實行了屯田。屯田的種類分為兵屯（由士兵進行的屯墾）、回屯（由各地移居伊犁的伊斯蘭人進行屯墾）、戶屯（由從中國內地來的移民進行屯墾）、旗屯（由八旗軍進行屯墾）和遣屯（由來自中國內地的犯人進行屯墾）等。但是這種屯田主要集中在北路，因為北路移居有大量的漢族和回族農民，而直到1831年為止，在南路僅有數處「兵屯」而已。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維吾爾社會的第二年，乾隆皇帝即決定：「當以滿洲將軍大員駐守」，露出了他想把新疆變成滿族的軍事自治領的想法。伊犁將軍和烏魯木齊都統被定為「旗缺」（即只能任命滿族出任的官職），總數上升至二十三個的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駐在大臣，全部由滿族人和蒙古人擔任。這種充分反映了民族差別意識的統治體制，無論怎麼看都不能說是清王朝的統治者出於保衛國家邊疆的目的，而完全是出於他們防備漢族的一種私心而設。
　　在全國總數為八十萬人的清軍中，八旗的兵力不過二十萬。清王朝面對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這一現實，採取了重點防衛、即只在軍事要地安置八旗兵的政策。然而即使在這種八旗兵力告罄的時期，清王朝依然決定新疆駐屯軍的半數（20990人）為八旗兵，除非是為了將新疆變成滿族的軍事自治領的明顯意圖以外，實在難以想像還會有其他什麼目的。清王朝在全國的重要地區共計設置了十四名駐防將軍，與其他的將軍相比，伊犁將軍所管轄的地區最廣大，所指揮的軍隊最多，所領的養廉（年俸）也高達一千兩。
　　對於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清王朝來說，將非漢民族的勢力拉到自己的陣營中來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清王朝在防止維吾爾族與漢族的交流，培養維吾爾族對滿族的親近感和一體感的問題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乾隆二十六年，清王朝政府統一製作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官印上所刻的是當時的維吾爾文（回子字）、滿文和蒙文，卻沒有漢字。清王朝對駐新疆的八旗兵學習漢文一事，採取消極的態度，反而獎勵伯克的子弟們學習滿語。另外，清朝政府雖然在漢人地區強迫漢人留滿族式髮辮，但是在維吾爾地區卻只允許高級伯克蓄留，即把它當作是對維吾爾人的一種恩惠進行實施。出於從金融上控制南路維吾爾社會的意圖，清王朝在新疆還製作了與中國內地的貨幣異質同價的特殊貨幣――普盧，以限制新疆人與中國內地的人們進行經濟交流。在伯克入朝時，也要求他們盡量避開漢族的居住地區，繞道北部的蒙古地區，在位於蒙古人居住地區的承德進行。
　　清王朝對維吾爾社會的統治政策，表現了清王朝的民族思想和國家思想。清王朝統治中國的特徵是，不是謀求全國的同一化，讓邊疆地區逐漸靠攏內地並逐漸內地化，而是以位於中國內地北面和西面的蒙古、西藏以及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為藩部（當相對於藩部外圍的藩國時，藩部又被稱為內藩），基本上沒有觸動當地民族原有的傳統社會構造，在蒙古地區利用蒙古王公實行札薩克制，在西藏實行以達賴喇嘛為首領的「政教合一制」，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實行伯克制等，從制度上規定了這些地區為不同於中國內地的特殊地區。
　　清王朝將內地和藩部分為兩個各自為政的地區，在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間實行嚴格的隔離政策，這是清代的藩部與中國歷史上的藩部根本不同的地方，它實質上是一個由清王朝主導的滿族與中國西部北部各民族的政治聯盟。清王朝的對藩部政策，實質上是讓藩部的各民族只與統治民族的滿族發生關係，使各民族產生一種與滿族之間的民族的親近感，變藩部制度下的各民族為滿族的盟友，以牽制內地的漢族。清王朝的統治構造，從地域上看好像只不過是一種將領土一分為二的領土構造，而實質上卻是一種中華王朝的國家性質和滿族統治的民族性質同時具備的雙重政治構造。
　　朝廷中管理藩部這個民族政治同盟的機構，是1636年（順德元年）以「蒙古衙門」的名義成立，以後改名的「理藩院」。「理藩院」在朝廷內的地位與政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相同。正如康熙皇帝所說的「理藩院專管外藩事務，責任重大」那樣，在清王朝的統治體制當中，理藩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接待周邊民族所派使節的漢代的「大鴻臚」和唐代的「鴻臚寺」、負責處理與西藏關係的元代的「宣政院」等中央官廳，作為直接管理複數的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央官廳，清王朝的理藩院還是第一個。除了一名額外侍郎（定額外副大臣）由蒙古人擔任以外，理藩院的負責人（尚書、侍郎）的官職全部被定為「旗缺」，只任命滿族人出任。經過順治、康熙和乾隆時代的改造，到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專管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事務的徠遠司的設立為止，理藩院共擁有六個部門――典屬司、王會司、理刑司、旗籍司、柔遠司和徠遠司。並先後制定、完善了《欽定蒙古律例》（乾隆六年）、《欽定理藩院則例》（1814年，嘉慶十九年）和《欽定回疆則例》（1814年）等有關統治藩部的特別法律。
　　從牽制漢族的角度出發，清王朝維持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禁止維吾爾人與漢族之間的交流往來，使維吾爾人成為直接服隸屬於清王朝滿族皇帝的臣民。但是這種統治政策，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清王朝信任維吾爾人。清王朝也從各個方面，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以防止維吾爾人的反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駐在大臣嚴密監視伯克和實行徹底的政教分離這兩項措施。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下定決心發動戰爭以征服天山南部維吾爾社會的乾隆皇帝就如何統治征服之後的維吾爾社會指出：「朕意不必用回人為總管，仍循其舊制，各城分設頭目，統於駐箚伊犁之將軍」。也就是說，早在戰爭發動之前，清朝政府就已經決定了不在維吾爾社會內部設置統一的行政體制，使互不統屬互不關聯的各個地區及其伯克都直屬於清王朝的政策。這種做法，首先是讓維吾爾社會失去統一性，因而不可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反抗力量。其次是儘管不直接干預地方行政，但通過伊犁將軍和各地駐在大臣的管理監督，可以大大地限制了伯克的權力。

　　清王朝為了防止伯克剝削民眾，同時為了抑制伯克形成地方勢力，採取了以下的措施。1、廢止傳統的伯克世襲制度，確立了伯克的補缺人選事宜由駐在大臣掌握（選拔推薦權），然後由清王朝政府任命的制度。2、導入了迴避制度。即不許高級別的三品、四品伯克在其出身地區任官；五品、六品、七品伯克不得在其出生地任官。3、分散阿奇木伯克的權力，使阿奇木伯克與依什罕伯克二者互不統屬，將一部分職權規定為依什罕伯克的專管範圍。4、設立伯克參朝制度。5、留不信任的伯克、和卓居住北京。
　　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以後，「因其教不改其俗」，即承認宗教學者（阿訇）作為維吾爾人的精神領袖掌握文化教育事業的現狀，允許穆斯林們照常進行日常的宗教活動，並修繕了以前和卓們的「麻扎」（聖者之墓）。但是清朝認為，維吾爾社會不安定的根源首先在於和卓家族的存在，為了鞏固清王朝在維吾爾社會的統治，就要大力限制和卓的權力、努力消除和卓的權威。清王朝明令禁止了蘇非教團的集體禮拜，對於白山黨和卓，除了逃往浩罕汗國的以外，都被送到北京，與維吾爾社會隔絕起來。對黑山黨和卓也是同樣，因為黑山黨和卓在清王朝征服回疆的過程中曾採取了協助的態度，清王朝在任命他們為伯克、給予其特權的同時，又使他們全都離開其傳統的勢力範圍，送到別處任職。
　　清王朝為了削弱伊斯蘭教的經濟實力，規定維吾爾民眾上繳清真寺、麻扎和麥地里斯（伊斯蘭學院）的宗教稅不在法定稅金之內，將在瓦合甫地（穆斯林信徒向清真寺和伊斯蘭學院進獻的土地）上耕作的「燕齊」編入普通戶籍，使之成為清王朝政府的納稅人。清真寺的新任阿訇也須由伯克推薦並作擔保，由駐在大臣進行任命。
　　清王朝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徹底貫徹了政教分離的原則。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規定：伯克是由清王朝政府任命，並向清王朝政府負責的地方官；嚴厲禁止和卓、阿訇干預行政，剝奪了他們監督批評責難伯克的權力。乾隆還再三明令禁止任用阿訇為伯克，以及由伯克兼任阿訇，禁止清王朝駐在大臣與阿訇進行個人交際，也曾出現過阿奇木伯克因默認夫人「讀黑經」即參加蘇非教團活動被揭發、削職之事。清王朝承認伊斯蘭法裁判官「哈孜」調停民事糾紛、處理遺產分配、登記婚姻手續等裁判權，但嚴格禁止伊斯蘭法干預刑法和司法。咸豐時代的葉爾羌參贊大臣就曾因「查經擬罪」而被解職問罪。
　　清王朝還限制維吾爾人與鄰近諸國之間的往來。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白山黨曾經把浩罕汗國作為從事反清活動的根據地。浩罕汗國是那克什班迪教團勢力很強的地區，而且當時的維吾爾人實際上也感覺不到與浩罕人在民族上的差別，自古以來，兩個地區之間就有著頻繁的經濟交流和民間往來。在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時逃往浩罕的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對於維吾爾社會依然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因此清王朝必須時時戒備著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勢力的復辟。乾隆時代以後，維吾爾人同浩罕之間的自由往來被禁止，到了嘉慶時代，阿奇木伯克與浩罕等國之間的通信也列入了被禁止之列。
　　儘管清王朝自稱是正統的中華王朝，但是他們出於維持滿族對中國的統治這一目的，在從政治和經濟上優待維吾爾上層，允許維吾爾人自治的同時，又將他們與漢族徹底隔離開來。然而另一方面，清王朝又時刻戒備著維吾爾人出現脫離中國的傾向，特別是對各種伊斯蘭教的活動加以諸多限制，不承認維吾爾社會是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共同體（「烏瑪」）。在清王朝的統治之下，維吾爾社會實際上成為一個介於中華社會與「烏曼」（伊斯蘭教共同體）之間的存在。
清王朝傳統的新疆統治政策，畢竟是由一個非漢民族對中國實行統治的過程中被制定出來的統治政策。它維持維吾爾社會傳統的社會體制，使維吾爾人的文化傳統和宗教傳統得到繼承，實行非剝削的經濟制度，保護維吾爾人的民族利益不受漢族人的侵害等一系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防止維吾爾人與漢族進行交流、防止維吾爾人被中華文化圈吸收的目的而制定的。由於這一統治政策具有狹隘的民族性，它妨礙了維吾爾人的中國國家意識和中國人意識的形成，不僅給以後清王朝的新疆統治留下了破綻，也是現代中國民族問題的直接成因。儘管清王朝在清代末期開始致力於建設維吾爾人的「中國人意識」，但是當中國國家衰落之時，對於周邊民族來說中華文化已不再是唯一的具有絕對吸引力的文化，這時再希望他們建立「中國人」的意識，不能不說已經為時晚矣。
　　清王朝之所以在維吾爾社會實行一種特別的政策，是為了維持雙重構造的統治中國的體制。然而事實上，清王朝的統治政策給維吾爾人也沒有帶來更多的利益。清王朝的行政政策，只使一部分有勢力的維吾爾上層得到了好處，而「以夷制夷」的統治手法，沒能防止並抑制維吾爾人伯克及駐在大臣們的腐敗；清王朝的伊斯蘭政策，具有許多壓制伊斯蘭教的成分，也未能順應維吾爾人的宗教感情。這兩點，也正是維吾爾人多次起來反抗清王朝統治的基本原因。
　　為了防止維吾爾人勢力的擴大，清王朝在維吾爾社會裡沒有建立統一的行政體系，這種做法妨礙了統一的維吾爾民族意識的形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維吾爾人開始出現共同民族意識的時期，也正是一部分維吾爾人開始鼓吹所謂的「東＊＊＊坦獨立」之時。不僅是維吾爾問題，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影響到當代中國的社會穩定，甚至可能影響中國前途命運的蒙古民族問題、西藏民族問題，同樣都發生在當年被清朝列為藩部、與中國內地相隔離、實行了特殊政策的地區。這一切現象，都使人不得不再次深思清王朝民族思想和國家思想的是非得失。

對於封建王朝的版圖得失，我之前稍微談過一些。這種問題在知乎這種不看臉蛋不看腿，不看胸脯不看腰，專門盯著別人屁股望眼欲穿的xp特異者集合體上，大部分時候不是一個史學問題，而是一個神學問題，取決於各路神棍能怎樣發揮其漫無邊際的想像力，靠著拋棄一切現實存在的地理山川民族文化州縣沿革軍事戰略敵我虛實，去轉而用鋼少氣多式的氣血精神力量為依託進行空中樓閣式的論證。

實際上，根據很多斗獸愛好者的邏輯，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交趾系中國千年郡縣，江南六朝皆具有之，而元明清六百年間竟只有明朝曾成功進行過二十餘年很不成功的實際控制，可見弘曆朱棣忽必烈一干人加起來拍馬也趕不上南陳陳後主陳叔寶；按照類似忽略千百年間一切客觀條件變化、只把天下事都看做帝王將相比拼各自屬性的戰略遊戲式的刻舟求劍視角，我們不難得出更加有趣的觀點：1863年，久經考驗的阿拉善蒙古兵第一次南下鎮壓就在寧夏平羅被回軍打的一敗塗地敗逃回草原，從此畏敵如虎百般推辭再不敢南下；1869年，「虎大帥」白某人率領的陝回軍將定遠營鐵壁合圍，蒙兵龜縮不出連貢桑珠爾默特的祖墳和西園府邸都被揚了；1870年，肅州甘回元帥王大漢帶著四千來人誓師北伐，挺進額濟納橫穿蒙古大戈壁，橫掃漠北如入無人之境，清軍潰散無敢當者，十月便攻破外蒙中心烏里雅蘇台，清方最高長官定邊左副將軍與參贊大臣如喪家之犬般東躲西藏甚至丟失了印信——如此說來，豈不是蒙恬李牧蘇定方，衛青藍玉費揚古都是些欺世盜名的庸碌小人，王大漢才是被封建惡臭史學家埋沒的出塞第一名將？

互聯網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跟隨著鍵政風潮的搖擺而一起搖擺的；大部分人並不關心也並不了解具體的事實和機理究竟為何，只是將其作為自己鍵政夢想的情感映射，也因此種種評價往往會一變再變（當然，不排除其中有民智已開，打破精英話語權壟斷的可能）。譬如說對朱元璋的讚美，我們不難找到民族主義勃興下對其「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肯定，以及通過其「起點最低」「愛民如子」「被江南公知文人抹黑」來間接或直接表達對「屠龍者」的謳歌；同樣，對於大清內亞征服戰爭的熱情讚頌，我們更是不難看到對這種「開萬里之黃沙，布國威於四方」軍事擴張版圖至上的渴求嚮往，以及其中的鼓吹清國壓服回部，揚眉吐氣再造乾坤的反穆思想。拿古事寄託現代感情當然很正常，但我一直覺得還是稍微了解一下個中真相，不要把各種雞血文大旗文段子文當成事情的全部比較好。

最後再提一句，雖然大部分人看譚其驤地圖最關注的是全圖的邊疆部分，但實際上譚的分區地圖價值高於全局地圖，而內地分圖的質量又顯著高於邊區地圖。如果不了解具體情況的話，全圖的意義其實不是太大，產生的錯誤認識可能要比得到的正確認知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