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乾嘉考據之學的歷史意義？是否是有清文人為了避免文字獄而選擇的讓步之舉？

03-25

自漢至宋明，訓詁等基本都被認為是小學，而清代文人大多在此著手，是否有規避文字獄之原因？

近代史學的特點在於「用黃金定義解釋一切」，面對於清史，其「黃金定義」里大概就有「文字獄」和「君權強盛」這兩個詞。

其表徵，即是清代任何歷史事件，任何內容，都可以用這些黃金定義來解釋，無論是否二者真的有聯繫。故而紅樓夢的出現是因為文字獄，四庫全書的出現也是因為文字獄，洋務運動是因為文字獄，樸學的出現也是因為文字獄。

所以這種問題很難用理性客觀的角度來探討，畢竟「文字獄」客觀存在，將因緣無限擴大，便可以映射在任何一件事上。

不過如另外幾個同仁所說，當代人基本沒有小學精神，加之革命黨的宣傳，認為小學是文字獄壓迫才興起的，讓當代人更加輕視小學。我個人來講，很尊重小學，因為這是我最弱的方面之一，而且小學的確深奧且有意義。

個人感覺，清代小學的興盛可以說是一種發展的必然，在明代義理的發散下，學術需要的是嚴謹和總結，固然明代的一些學說可以被冠以哲學或者其他主義的桂冠，但是其中有多少空談，有多少偏激，都不好說。而茴字有多少寫法，固然在民國的主義家和當代人眼裡是一種奇葩，但是從文化的角度來說，其意義比一些空談要實際的多。

外行湊個熱鬧說幾句。

據馮天瑜《中華文化史》中的說法，傳統的文字獄造成清代樸學興盛之說，已遭到越來越多人的反對。文字獄固然對文化人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以致有「縱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的絕望。但此說畢竟是一種外緣性的解釋。明代也有文字獄，但明代沒有產生以主流形式出現的考據學。文字獄既可能導致考據學的興盛，也可以催生言心言性的王學。另外，文字獄的說法，與清末反滿宣傳有一定關係，切不可簡單地將它視作學術文化現象的最終根由。

另一種意見側重學術思想史，即認為樸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但此說可能誇大了二者之間的斷裂性，而忽視了延續。馮書認為，清季樸學發端於宋明理學之內在矛盾，即「朱、陸之爭」。由於純理論上的爭論難有結果，於是一些理學家開始從經典入手找依據。比如，羅欽順「取聖賢之書潛玩，久之漸覺其實」，便是對這類路徑之體悟。後學亦踵武羅氏，故理學兩派的爭鬥從義理轉入考證，考據學的出現順理成章。以上脈絡足見理學與樸學的連續。

若論樸學的歷史意義，簡言之，它是對中國歷史文化規模空前的總結。

有人甚至以為，樸學考證思維，與西方分析哲學反形而上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以上參閱馮書859-868頁（1997年版）。

宋明理學的興起興盛與儒學應對佛教的挑戰有關，甚至可以說正是佛教的挑戰，才導致了理學的形成。理學自周敦頤起，到朱熹集大成，再到王守仁為心學開拓出新境界，儒學已經把能消化吸收的佛學思想資源都用盡了。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外界的新的刺激或觸發或境遇，尤其是如同西方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那樣的契機，思想或義理的發展便會暫時性停頓，除非有天才橫空出世，否則很難進行觀念革新。也就是說，經過朱王等人幾百年的發揮，到明後期，理學已經將要接近其發展的上限了，遇到一個天花板。而明亡清興對當時的士人是一個絕大的刺激。程朱創立理學以排佛，然宋終不免辱於金而亡於元；陽明心學意圖走「覺民行道」的新救世道路，然東林諸人唯知黨爭，並無救世實策，以致崇禎收拾了閹黨，終不免被李闖逼死在煤山。理學心學，僅僅在闢佛的意義上，守住了國人的精神家園，卻對現實中的家國淪替束手無策。中國傳統思想應付世變之無力，在明清易代之際表現的無比清晰。但在滿人執國柄的情況下，故國之傳統思想文化卻成了國人僅剩的財富。於是顧炎武喊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天下，就是指的故國文化。在這種意義上，清朝三百年的樸學研究，實際上有力保存了故國文明，並在諸多地方還原了其面目，在我國文化發展史上的貢獻是無可磨滅的。現在的儒學，要麼帶著「國學」的帽子繼續死而不僵，要麼勇敢站起來，接受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全面挑戰，為自己開創一個全新的世界。

考據之學的興起，大概是這樣的：

明朝後期盛行心學，明朝後期朝政不行了。很多人就認為正是因為心學的盛行，所以明朝不行了。要反對心學，反對心學就要找根據，找根據就要看先儒的典籍。看先儒的典籍就要分辨其中的內容，分辨其中的內容就要考據了，考證古人到底是啥意思，哪些是儒學，哪些不是。於是考據學興起了。

文字獄的作用當然也有，但並不是主因。

客觀地說，清代在考據學、目錄學方面頗有成就，乾嘉學派之務實，對於研究、總結、保存傳統典籍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可是清代考據學、目錄學的興盛，也體現出了思想上的萬馬齊喑。

清代文字獄盛行，研究前朝或當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梁啟超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到了學派發展的全盛期時，其研究的話題基本已經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完全脫節，為考證而考證，餖飣繁瑣。當時的傑出之士，亦以之為憂。

嘉慶朝以後，清朝面臨內憂外患，對於思想學術等的高壓統治則不得不放緩，之後的學者於是放棄了只致經典不問世事的姿態，乾嘉學派逐漸淡出歷史舞台。

再比如清初的遺民作家，傷於國破家亡之恨，其文化成就實大，如《桃花扇》之寄寓黍離之悲、亡國之嘆，意蘊頗有可陳。如果沒有異族入主這樣大的變故，不會有這些成就，但是這絕不能說是清朝的功勞。不然的話，抗日文學的成就，莫非要歸功於日寇不成？

文化這東西很有意思，從和平時代進入亂世那一陣會碰撞出很大的成就，但是亂世持續過長就破壞很大。雖然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但是亂世亂到基本的教育、學校都受影響就無所謂這個了。

華夏自有文化傳承，其頑強生命力，不是滿清入主就能斬斷的。文化的發展，更多出於民眾而非官方。過多地把文化成就與執政者掛鉤，是不對的。當中影響因素頗多，不可簡單下結論。

無論他們出於什麽目的，能有如此的歷史文化責任感和靜下心來做並不受當世人歡迎的學問的精神仍然值得我們今天的專家學者學習的。

沒有那群可愛的「老學究」們，我們今天的考據、訓詁之類的「顯學」講更加落後，甚至不一定能夠建立系統的學科。

感謝他們，他們是最讓人的敬佩的人。

支持前面「黃金定義」答案。為避文字獄而鑽故紙堆是教科書級的答案，但我覺得經不起推敲，既然為了避免文字獄，那就不要搞文字活，故紙堆里到處是含義模糊可以任意解釋的字詞，比如「維民所止」成了雍正砍頭，雖然這事不發生在乾嘉學派，但「維民所止」四字確實是故紙堆里的。真要是怕文字獄，最安全的轉移方向是研究數理化，這沒法曲解扣帽子，但是乾嘉大儒少有研究數理化的（最多整理古籍中的相關內容），可見乾嘉學派和文字獄關係不大。

可以如題這麼說，但是不得不承認，段玉裁，王念孫，戴震，江永，江有誥，萬光泰，錢大昕等人在小學上確實彪炳千古。

不準研究內容，因為朱熹已經把話說盡了，那就去考證書籍的版本和發展歷程，研究孟子有幾個版本，哪些關於孟子的點評是偽造的，書中的詞句讀音是怎麼發展變化的，算是另闢蹊徑吧

當然是！準確的說是為了避免清朝文化專治！為什麼那麼多人都去研究考據了？給題主講個故事。在康熙年間，有個叫庄延瀧的富商，雙目失明，想學左丘明寫史揚名，花重金購得一堆的明史稿本，找了一群人來寫書，結果被人告發，株連數百人，砍了七十多，基本買書的，寫書的，反正沾邊的都給砍了，這個時候庄延瀧本人已經死了，還被開棺鞭屍。。。如果題主是當初的史學家，您想寫個像史記一樣的恢弘巨作？您是想死呢？還是想死呢？還是，想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