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年初始，我完成了環球旅行計劃的 1／3。1 月 12 日途經澳洲，驚覺春節將至，匆忙間用手機訂了一張離境機票。那時，我猶豫是回到北京還是去往武漢，心下幾番鬥爭，選擇飛往武漢。絕未料到，我落地武漢的當天，正是舉世矚目的歷史節點—1 月 20 日，鍾南山同期抵達武漢。

進入安檢前，接到一位武漢朋友的電話。她焦急詢問我丈夫的父母是否還在武漢，勸我不要去武漢，表示鄰居是一線醫生，武漢的疫情與官媒播報出入很大。我將信將疑，仍舊決定去武漢與我父親匯合。當我掛了電話，排在我身後的一位眼鏡男，反覆向我打聽關於武漢的情況，我如實相告。他一臉詫異。候機時，我給丈夫打了一個很長的電話。因為這一天，他也將帶著我的父親從北京坐高鐵到達武漢。我叮囑他一定戴好口罩，並讓公公婆婆來機場接我時也戴好口罩。同時，我惡補了大量肺炎相關新聞。

20 日凌晨，飛機降落武漢天河機場。出關時，經過紅外體溫探測儀，我的體溫顯示正常。同行有一位體溫顯示 39°，大家紛紛笑言體溫儀有問題。這本是驚險的序曲，非但沒導向急流，反而在談笑間揮發了。

出了海關，人潮洶湧，除了接我的婆婆，竟無一人戴口罩，連我自己，也忘了拿出包里早就備好的口罩。期間我不耐煩地驅趕了一位拉客的黑車司機，他跟我講話時，臉湊得太近了。

上了公公的車，徑直到達小區，直至進入房間，腳底幾乎沒沾上武漢的一星泥土。

強大的命運曾將我運送到世界上許多神奇和危險的國家，此時又把我降落在武漢。

就這樣，我成了留守武漢的 900 萬人之一。

我沒有料到，截至目前，已經整整 30 天，我沒有邁出房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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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達武漢數小時後，丈夫才與我父親抵達，期間，公公嫌堵車，沒有開車，而是坐地鐵去漢口火車站接回他們。正是這些舉動，埋下了數日後令我恐懼的種子。

我們的婚姻出問題已經兩三年了，期間我沒再來過武漢。在這場拉鋸戰中，我們之間親情猶在，在我放浪全球時，丈夫在北京替我照顧鰥居的父親。只有公公婆婆是知情的，而他們是有修養的人，並未為難我。雖是如此，氣氛總還是有些微妙。

午飯時，我和公公在飯桌上起了爭執。我認為官方公布的確診數據十分可疑，並曆數瞞報造假歷史。公公幹部出身，黨性很強，對我此番言論大為不滿。我們並未大吵大鬧，選擇各自忍耐，歸於平靜。

然而，歡聚的假象到底還是被打破了，一絲緊張和不安的氣氛在家中瀰漫。當日官方新聞播報確診病例增至 136 例，並有 3 例死亡。公公婆婆有些沉默，我想，他們也許有些懷疑不會「人傳人」「可防可控」的官方結論。

每天準時收看湖北新聞和《新聞聯播》，是他們幾十年來雷打不動的習慣。果然，飯後的新聞聯播里，德高望重的院士鍾南山正式確認新冠肺炎「人傳人」，並鄭重提出：沒有特殊情況，不要去武漢。

情況雖然起了變化，但是長輩們和丈夫並未感到恐慌。按照丈夫的話說，1000 萬人的城市，感染人數才幾百個，沒那麼可怕。公公仍舊每天出門數次，購買早餐、蔬菜、肉類及水果等。同時也在積極準備大年初一開車去黃岡給數月前故去的奶奶燒新香。談到如何返回北京，我提出要租車，遭到所有人反對。

記得那時武漢的早餐仍舊豐富，雖然有一部分店面關閉，但是可供購買的品種還是不少，價格並未大幅上漲。超市供貨充足，只是口罩開始慢慢買不到了。公婆囤了一些物資，多是為過年準備。出於對政府的常年信任，他們沒有加入哄搶物資的隊伍，並叮囑我們不要被網上的謠言帶偏。

22 日，因為香港學者管軼的文章，家中氣氛再次繃緊。文中管軼直言此次感染規模將是 SARS 的 10 倍起跳，所以害怕得逃離了武漢。不出所料，公公很不喜歡管軼的腔調，並批判管軼一介外來人口製造恐慌。我未發一言，只覺一股深深的恐懼席捲心間。

安靜了，也乾淨了。

NASA和ESA發布了今年1月、2月兩個時期中國主要人口聚集區的大氣二氧化氮含量對比：受疫情控制措施影響，大部分地區的二氧化氮幾乎一掃而空：

尤其是在武漢周邊地區，在春節過後也沒有像去年同期那樣快速反彈：

二氧化氮是汽車尾氣、工業生產中常見的排放物，被用於示蹤人類活動造成的大氣污染。經濟活動的增減、環境治理政策的寬嚴，都影響著一地二氧化氮的排放。

下圖右展示了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的二氧化氮含量跟「正常值」相比的異常，能夠明顯看出在有效的管控之下，當時京津一帶的二氧化氮含量出現明顯的下降。

這張則顯示了2005-2014年這十年間東亞、南亞的二氧化氮變化情況。能夠發現在華北平原大部、長三角、珠三角（中國主要的人口密集區），二氧化氮含量都有顯著的減少，而在一些內陸省份，則維持了增加。容易注意到，同期日韓均有減少，而朝越印巴等國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伊朗德黑蘭等地的增長令人矚目。

下圖顯示同期北美的情況：美國大部分人口密集區域也都有顯著下降。可以推想，全球各地的發達地區都致力於實施更嚴格的環保治理，並淘汰落後產能，而欠發達地區則更傾向於通過承接產業轉移來提振經濟。

NASA的Aura衛星、ESA的Sentinel-5衛星數據被用於產生上述監測結果。它們通過對紫外、紅外的一系列波段進行光譜觀測來測量大氣中各種化學成分的含量。圖六展示了Sentinel-5衛星所用到的各個波段的分布及對應的儀器性能參數（詳見sentinel.es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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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份研究認為，因空氣污染減輕避免死亡的人數，比因罹患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還多。

由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陳凱助理教授領銜的這篇文章指出，湖北封省、全國停工期間，武漢的二氧化氮含量下降了22.8微克/立方米，全國平均值下降12.9微克/立方米；PM2.5方面，全國大部分城市平均降低了18.9微克/立方米，武漢也降低了1.4微克/立方米。

空氣污染的改善降低了人們因高血壓、冠心病、中風等疾病死亡的機會，其中因二氧化氮含量降低避免死亡的有近9千人，因PM2.5含量降低避免死亡的有約3千人，合計約1.2萬餘人，顯著多於因罹患新冠肺炎去世的3千餘人。

根據耶魯大學公衛學院網站介紹，第一作者陳凱的研究方向為流行病學與環境衛生學（Kai Chen, PhD）。

該文章為預印本文章，尚未經同行評議正式發表，其結論仍可能進一步修改變化，故僅供參考。原文見：Air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Mortality Benefit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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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問得挺好的，冠狀病毒雖然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但的確也有一些積極意義。其中有些甚至會對個人、家庭教育、社會產業、國家有著歷史性的影響。

• 對個人

我有個從小玩到大的發小，是武漢大學生物博士。平時總自嘲「沒人要的生物狗」，所以我們幾個朋友習慣喊他「劉狗」。

作為公認勸退專業排第一的生物，劉狗一定是勸退大軍中搖旗吶喊最給力的那個。從讀研開始， 他就不止一次在我們五人的發小群里吐槽生物專業沒前途——不讀研讀博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待遇也不高，累得人都要死在了實驗室。

後來我們幾個研究生畢業選擇了工作（不湊巧，除了他，我們四個剛好是金融和IT專業）。他的日常牢騷從吐槽生物變成了哭窮：

「老闆們行行好，給個錢過早吧。」

「各位大爺們，我最近讀了一篇關於男性持久的paper，十元可分享……」

這時候我們總是默契的回復他：

「滾！」

但這次疫情爆發後，作為漩渦中心的武漢，以及生物專業的他卻變得沉默起來。每天見到他發的朋友圈除了關於疫情最新報道，就是武大幾個附屬醫院的求援公告。

「我的幾位老師和學長學姐都上了前線，而我只能在這裡天天刷新聞。」

他告訴我，每天都「心急如焚」。

「如果學院群里通知需要志願者，我肯定就上了。」

到了2月底，其他省份逐漸解封，湖北疫情開始逐步被控制的時候，他在群里給我們發了一段話：

「我思考了很久，這次疫情讓我看到了當前醫學在重大傳染病面前顯得多麼無力。我們需要使用很多非醫學手段才能控制住疫情，但同樣犧牲了很多醫學前輩和幾千個無辜的同胞。醫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作為生物博士的我應當明白，這不僅僅是一個前途選擇，而是身負重任。既然走上了這條路，我應當起的是表率作用，而不是負面勸退他人。」

末了，他又加了一句：「以後的日子，可能要仰仗大哥們的救濟了。」

我們一邊感動的熱淚盈眶，一邊齊刷刷的回復：

「滾！」

這次疫情給我們帶來最直觀的衝擊，就是全國醫護人員的前赴後繼「逆向而行」，感動我們所有人。也同樣給了無數生物、醫護專業在讀學生們信心，讓他們能在這個「勸退」專業堅持下去，也會給一批初高生豎立榜樣，鼓勵更多人的今後加入這個專業。

畢竟中國的醫學科研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對家庭教育

前幾天的事。

睡午覺的時候，被樓下小孩子的哭聲吵醒。然後就聽到家長憤怒的咆哮：

「給個電腦學啥不好，學會分屏？」

原來是他家孩子，一邊上網課，一邊偷偷看電影。等家長進來，立馬切分屏假裝學習。就這麼划水了倆天后，今天老師上課布置線上作業，發現其他人都低頭寫題去了，就他一人盯著自己痴痴傻笑。

遂舉報了家長，然後就是精彩的父母雙打環節。

這一次全國中小學安排學生在家上網課，其最大的積極意義就是真正把孩子的學習與父母緊密的結合在了一起。讓很多父母第一次了解到自己孩子平時上課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而不是像以往一樣，把孩子丟給學校之後就不管事了。

家庭教育中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就是孩子的學習不僅靠老師而且靠父母。

但在如今快節奏的環境里，父母大多要忙於上班工作，很少有閑暇的時間監督孩子學習。這一次「被迫性」的與孩子一起待在家，給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重新讓家長審視自己在孩子學習中的角色需求。

同樣，這也加長了家長陪同孩子的時間，更能幫助父母及時發現問題，幫孩子解決問題。一定程度上，父母老師監督角色的互換，也能極大緩解當下層出不窮老師和家長的矛盾。

當然，壞處就是家長要冒著患心肌梗概率陡增的風險。

• 對社會產業

產業發展中有一個真理，技術能為人們生活習慣帶來革命性質的變化。

反之亦然，當人們生活習慣發生改變，也一定會帶來某些行業的革命變化。

說兩件事，其中一個是年初，因為疫情全國人民不能去電影院看電影，徐崢宣布《囧媽》在全網免費獨播。在營銷方面，自然徐崢與合作的位元組跳動收穫了不少口碑。

但對傳統院線來講，無異於宣布了一場革命性的戰爭。

眾所周知，電影從拍攝完成到上線播放，最終都是經過院線排片。而所獲的票房，院線要抽走很大一部分。單個電影可能會撲街，但只要總票房收入可觀，院線總會賺的盆滿缽滿。所以如何能獲得更多的排片，成了電影拍攝方的最大難題。

甚至出現，給院線下跪求排片的。

而跳過院線，選擇直接在平台播出，無異於捨棄了院線這個「中間商」，由製片人和平台自己商量票房收成。

所以導致了「電影行業」集體抵制徐崢的這次行為，因為他們的蛋糕被動了。

至於網路電影能否會取代傳統院線，目前尚無定論。但這個事件帶來的最大正面意義是，給了電影製片方一個新的途徑可走。在未來，吃了第一隻螃蟹的資本肯定會加大和製片方合作，從而和傳統院線分庭抗禮，打破後者在電影的壟斷模式。甚至會出現「線上+線下」的雙模式放映，這給我們帶來的好處就是會降低電影的票價，而不會再出現所謂的天價電影票。

另外一件事，就是雲端協同工具在我們工作生活中的普及。

在疫情這段時間，居家隔離成為了工作日常狀態，加上學校選擇網路授課的方式安排學生學習，一夜之間雲辦公、雲教學成為很多人的必然選擇。

所以對於那些遠程協助的辦公軟體來講，不但要時刻根據用戶的需求來優化產品，還要顧及到中小企業可能面臨困難。就比如飛書宣布了「中小企的飛書商業版，直接免費三年」，這對他們無疑省去了一筆成本。

而根據目前工作的情況來看，這些軟體提供的雲存儲、協同工作、即時通訊等功能確實會為工作帶來極高的效率。

比如遠程視頻會議功能也保證了員工在家也能輕鬆溝通，團隊即使遠隔重洋，也能共處一室。現在很多的遠程辦公軟體一般只要手機或電腦端一鍵開啟就行，異地協同如臨現場。

（以下圖片均來自於回形針工作室對辦公軟體的測評視頻）

而雲儲存這一塊，對於團隊項目而言，可隨時查看、下載、修改、更新。無論前期項目商討，後期工作進度查詢。均可在雲盤文件中進行檢索，非常的方便。

加上日與歷即時溝通、在線文檔深度整合，團隊成員可以便捷規劃和共享日程，時刻與大家保持同步，組織會議、項目排期更高效。

這裡我大膽的預言，線上辦公軟體勢必會成為互聯網公司工作的主流，工作內容會逐漸從線下轉到線上。當下工作模式將會面臨全新的變革。

它也讓我們知道，很多會其實十幾分鐘就夠了，很多表面流程也應該簡化了，很多工作在家就可以完成，而不是死板的加班。

• 對國家

多難興邦，是有一定道理的。

曾經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我們挺過來贏得國家獨立；

汶川大地震，我們收穫一個成功的奧運一個經濟騰飛的十年；

一邊流血，一邊開花。

這便是我們的文明，也是我們的中國精神。

每一次大災，我們都收穫一次國民的感動。這每一次的感動之後，都是我們變得更加團結，而國家也走向更強更富。

今天的新聞，摩根士丹利把中國股票評級調高至增持，並且把我們列為資產避難國。而澳媒幾天前撰文：如果到頭來是中國給我們都上了一課，那可咋辦？

當下疫情全球流行，中外很多行為的對比足以見到我們制度的優勢以及人民的團結。而這一切正是疫情肆虐所體現的。

這次災難更像是中國的一次壓力測試，小到個人，大到巨型企業。如何在災難之中，攜手互助，共度難關。

等瘟疫徹底結束了，去祖國的大地上好好走一走。

你會發現，陽光似乎更加明媚，山河愈發的秀麗，明天變得如此令人期待。

這是災難給我們上的最好的一課：

熱愛眼前的生活和尊重所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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