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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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性質上分析，洋務運動至少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有意識的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但從結果和實施方法看，這無疑是一次失敗的嘗試。

作為近代遠東兩個落後國家的改革，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常常會被拿來比較，很多人對前者失敗而後者成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不可否認，日本的成功和清朝的失敗都有很多外界的因素影響，但我認為本質上還是內部的不同。雖然各藩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號，但事實上，江戶幕府倒台後權力並沒有真正回到天皇手裡，而是被各強藩和改革派，議會派所控制，天皇真正獲得權力還得等到裕仁與軍部合作，打壓議會派及內閣之時。而別看洋務運動中恭親王和曾左李高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旗幟，搞的沸沸揚揚，實質上洋務運動仍然在清廷，也就是慈禧的掌控之下。而慈禧的任務不是振興中華，而是維持清朝的統治，這也是封建王朝的痼疾。當王朝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一致時，就是太平盛世，但當二者矛盾時，沒有一個君主會為了國家犧牲掉自己的社稷。

表面上直到1840年清朝才漸顯頹勢，其實在乾隆統治的後期大量的問題就已經出現。嘉慶一朝也不過是勉力維持，等到道光年間，國事已經頹廢不堪了。為何道光在明知道國家需要變革之時沒有立想要改革的恭親王奕?為帝，反而立了想要維持祖宗舊制的奕詝呢？還不是因為他清楚大清已經病入膏肓，維持祖宗舊制，即使割地賠款也能延續幾十年的國祚，而一旦改革，成功之日便是大清亡國之時。因此慈禧也把洋務運動的度把控的非常「完美」，甚至用政治的那套來搞平衡。曾國藩聲勢日隆時，就來個天津教案讓他被天下唾罵。曾下去了又在左宗棠李鴻章二人間搞平衡，等左宗棠死了，李鴻章勢大無人能制，乾脆就把買艦的銀子給停了，寧願甲午戰敗割地賠款也不願李鴻章有一絲的可能黃袍加身。

所以說大清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類似德日的不完全的君主立憲都不能接受，怎麼可能放棄手上一丁點的權利呢？

再談洋務運動的成果。槍炮上一直到張之洞漢陽兵工廠時期方才能稍與西方抗衡，但其時洋務運動已然失敗。水師或者說海軍上，比日本更早開始自造艦，但中法戰爭南洋水師一戰盡墨，馬尾船系受到重創，剛剛走上正軌的造船業被迫中斷，再難開始，及至日本二戰時能造出大和這種戰艦時，我們已然由領先到了落後幾十年。從海外購艦也因資金來源並非穩定，船隊配置不合理，在那個海上力量幾年就落伍的時代，十年未曾購進新艦，最後黃海海戰一戰失利，北洋水師被堵在威海衛進退不得，洋務運動幾十年，花了數不清的銀子組建的艦隊，從此煙消雲散。

再說有的人提到的財政收入。西方入侵，戰敗，籤條約賠款，加稅還款，農民起義，設厘捐加稅鎮壓起義，再賠款，再加稅，再起義，再加稅鎮壓。。。無非是個死循環罷了。這稅收的增加有多少是因為洋務運動的成果，而又有多少是加稅，白銀貶值導致的呢？民國年間，光是四川一省軍閥就能養幾十萬部隊，稅收到民國七十幾年，這難道就能說這些軍閥有本事嗎？國力強從來不是縱向對比的，得橫向對比，要不老蔣的殘兵敗將打大唐雄軍，也不是易如反掌嗎？

在中國家天下的觀念深入人心，不是幾年，幾十年，一兩代人能改變的。而洋務運動就是那最早對傳統進行挑戰的那位先驅（即使他本意非此），雖然他死了，甚至是很不體面的死了，但他依然有他的價值，沒有他的鋪路，何來後面更深層次的變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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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次改革開放，成績斐然，但命運不濟，不過即使被小日本打回原形，國力也強過1840年以前的任何時候。超越英國的財政收入（不算英屬印度）、總排水量七萬噸的近代海軍（南北福廣）、九十萬正規軍（含綠營）、成建制的新式陸軍（全國），1900年後除了因為貿易逆差導致國內貨幣貶值，還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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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改革或者革命有個問題就是，名聲大的往往成果一般，成果大的無人知曉，洋務運動算好的，清末的三大變革，辛亥都知道，百日維新估計大部分也聽過，可還有幾個人知道清末十年新政的？中國的近代化在那個十年發展的最快。就好像詹天佑大家都知道，再了解多的可能還知道是京張鐵路的總工程師，可還有誰知道它是袁項城督建的？歷史在刻意的忘記一些人。

洋務運動中間有太多的碰巧，總之中國錯過了最大的一次改變，快60年後才開始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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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化的一次嘗試和努力。

雖然從結果上看沒有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但是對於中國現代化的改變同樣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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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果論，其實真心沒什麼作用，他想達到的目的，他應該起到的作用都沒什麼大用，總體來說不及格，遺留下來的東西都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如果以一個公司的角度來講，雖然洋務運動這個新項目利用公司的資金賺了點錢，但是受公司原本債務 公司內部腐敗頻發 競爭對手的擠兌，大清這個公司還是資不抵債，宣布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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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傳統文明（你也可以理解為頑固守舊實力）在現代新型文明面前的的最後一次抵抗，並最終證明了自己應該進入墳墓的命運

時代的局限性和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使他們無法接受突然闖入的一切文化，只能從相對熟悉的火器和工業入手（這兩樣是中國以前就有的，只是遠不如西方先進）。對於那些最本質的東西，他們不是意識不到，他們是當年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人，不可能觀察意識不到，是他們的價值觀無法接受這一切，只能想辦法做無意義的對抗。所以只能等到孫中山為首的一批在新思想下成長出來的人出現，中國才能開始真正的的改造。

說起來還是中國倒霉，碰見了日本這朵奇葩，在一開始就失去了慢慢變革然後入局的機會，到最後連革命都挽救不了某些問題了。

日本交出的答卷，是19世紀弱勢文明中最完美的，雖然埋下了後來二戰時失控的種子，但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看都非常驚艷。只不過，這也是機緣巧合的一部分，如果沒有當初德川幕府最早一批奠基人實力不足而妥協留下的九州島諸藩，就沒有在閉關鎖國政策下依然保留對外交流的那最早的一批維新派，就沒有推翻幕府的主力，日本就得和我們一樣得先浪費一代人和幾十年才能走上正軌。

但歷史在此刻眷顧了日本人。我時常也在想，如果沒有這麼多巧合（日本傳統中央政府有一大塊地方管不到，而這些人還恰好保持了對外交流，還成為了推翻幕府的主力），讓中國和日本真正在同一起跑線上競賽，會是一番怎樣的場景

但歷史不容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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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無法重演，雖然失敗了，但我認為它方向是沒有錯的，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的。

如果晚清那時能像當時日本那樣，汲取教訓，及時糾錯，進行二次洋務運動。並且能較平穩的過渡到初級君主立憲，則中國很大可能是另一番的崛起。

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恭親王奕訢和漢族官僚的集體智慧。自太平天國開始到洋務運動結束，支撐清朝在危局中前行都要歸功於漢族官僚的努力和奕訢的明辨時勢。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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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勸各位不懂得當時時局和當權者的利益不要亂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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