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若是以文官掌軍，能不能阻止節度使不受控制的發展？
題主這個問題我怎麼感覺因果和前提都是錯的呢？
就因果性來說，天熱了，空調銷量增加了；所以我們如果強行限制空調的銷售，就可以讓天氣涼快下來。是這個意思么？
文官掌節度，或者簡單的說以文馭武，是中央政府有權威的標誌，而不是中央政府有權威的原因。題主說的這個方法，唐德宗也不是沒用過，有一點成效，然後還是成就在天子近臣上。
德宗兩度削藩失敗之後，開始「姑息」藩鎮。但是德宗在姑息的同時，依然沒有忘記削藩。具體表現為：雖然德宗不再「生除藩鎮」，但是開始大量的往藩鎮派遣宦官做監軍。
監軍的出現，改變了藩鎮的權力結構。因為監軍宦官代表朝廷的權威，隱然就和節度使形成了雙頭的體系。平常節度使健在的時候，監軍一般很難與之爭鋒，但是一旦節度使身亡，節帥位懸空的時候，一個有能力的監軍太監完全可以縱橫捭闔，拉攏一批人，殺掉一批人，然後貫徹朝廷的旨意，以文臣作為新的節帥。而文臣本身和武將團體隔閡很深，很難彈壓住這些武夫，所以上位之後也需要藉助於監軍太監的力量穩定形勢。
在這個交接過程中，監軍太監往往需要有一定能力，還需要殺伐果斷。所以我們在史書中經常能看到德宗朝的宦官監軍非常「跋扈」，擅殺地方大將等等。其實這些未嘗不是為了唐朝朝廷的利益。宦官把這個鍋背上了而已。
德宗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實質上把節帥的權力一分為三：節帥，監軍太監和地方軍將。要說這個方法倒也可以，只是對監軍太監的個人素質要求很高，比如憲宗朝的大宦官俱文珍，在德宗朝就成功的把汴宋節度使從武將變成了文官。
汴宋節度使管理的是現在的河南開封一帶，一直是中原重鎮，軍將桀驁不馴。俱文珍在這樣的地方監軍，壓力可想而知。
當時的的汴宋節度使劉玄佐把位子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劉士寧，劉士寧上台之後覺得不踏實，要清楚軍中大佬李萬榮，而俱文珍抓住這個矛盾，聯合李萬榮擒了劉士寧，讓李萬榮做了節度。
幾個月後，李萬榮受傷死去，李萬榮也傳位給自己的兒子李乃。李乃上台之後也是要殺軍中大佬，這次殺成功了；不過又被俱文珍抓住機會，聯合都虞侯鄧惟恭把李乃趕下了台，然後上表請東都留守董晉來做宣武節度使。
董晉曾經參加過科舉，供職翰林，是正經的文官。俱文珍這麼幾次神操作，妥妥的就把一個幾乎要父子相傳的武將節度使的職位，折騰變成了受中央派來的文臣直轄的地區。
不過德宗的這個方法要想成功，對監軍太監的素質要求太高了。不過沒有絕對實力，靠天下共主的大義名分，能做到這樣也已經很不錯了。畢竟應對的也本來就是對除了河朔之外，本來對中央就比較有向心力的藩鎮。
可以說德宗雖然大面上在「姑息」，但是德宗的這些舉措，還是多少的給自己的孫子，第三天子唐憲宗的元和中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節度使的實力，其實自德宗以來，一直在走下坡路，並沒有「不受控制」的發展。其實節度使的權力也在不斷的下移，從節度使自己到軍將，從軍將到牙兵。而牙兵就已經是晚唐特色的「兵粹」了——牙兵的特點是注重經濟利益，不看重長期政治利益。到懿宗、僖宗時代，節度使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內耗上，反而對中央更加的恭順，更加的依賴中央賜予的旌節。如果沒有外來的震蕩，這個詭異的均衡，可能還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與此同時，神策軍也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腐化下去。當年憲宗和武宗時代那威懾天下的秦甲也已經漸漸老去。因為神策軍俸祿豐厚，很多市井無賴都想在裡面佔據名額，很多人都「虛隸軍籍,不堪戰陣」。所以在晚唐形成了一個比爛的詭異均衡——藩鎮和神策軍因為不同的原因戰鬥力同步下滑，倒也彼此相安無事。
真正打破均衡的是黃巢起義。黃巢對唐朝的毀滅性意義有三：
- 把唐朝的東南攪亂成一團，東南也成為了戰區，減少了唐朝的收入；
- 暴露了朝廷和藩鎮的虛弱，唐廷自己的嫡系軍隊不聽調遣，也是自黃巢起義開始；
- 黃巢打入了長安，削弱了唐廷的統治基礎，尤其是——成建制的消滅了神策軍。
黃巢之亂，也導致了唐廷以文馭武的最終崩潰。在黃巢之亂之前，唐朝朝廷還能繼續在東南維持一些文官節度，甚至於根本不設節度使，就用文官做觀察使處理地方政務。後來黃巢亂起，唐廷統治力下降，各地軍將紛紛驅逐這些文官，擁立武將。而這個時候的唐廷已經無力去思考「制衡藩鎮」的問題了。即便任命宰相為節度使，半途都能讓人給截殺包圓了。
而到了昭宗朝，唐廷連神策軍都有失控的傾向。就連天子親軍的都將出去做了節度使，就能反過來壓迫唐廷，這個時候除非宗室裡面從一個天縱英才的親王統軍再次收服天下，否則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看題目添加的標籤，題主似乎是想問若以文官掌軍，安史之亂是否可以避免。既然是想探討安史之亂前的唐朝，那麼亂後天下各節鎮的事情自然可以放一放，轉而從節度使由武官出任之事說起。
首先要明確，南北朝及其以前是不分文官武官的。當時的文物分別，只存在基層的文吏武吏、武卒文書之間。一旦你出任正式的官職，即便只是官階梯隊里最末尾的官職，你也能同時具備上馬統軍下馬治民的資格。南朝各式各樣的帶地方職務的軍府官員(如南蠻長史兼襄陽令張某人)，是此明證。
宇文周雖然建立起了文武分開的敘階散官制度，但是他們在給官員授予散官官位時，通常是給一個人同時安上文武兩種散官階，等於還是文武不分。隋朝改良了這一點，確立了文武散官分別授予軍將和朝官的制度，但在實際的軍政事務方面，仍默認縣級以上官僚同時擁有統兵治民的資格(譬如蕭瑀就從郎將轉為中書侍郎)。這種默許折射進位度現實，導致了理論上僅僅應該授予建立軍功人士的勛位向朝官群體擴散。
唐政府在唐中宗死前，仍保留著濃厚的南北朝習氣，同時努力地想創造一種和漢制媲美的制度。在地方層面，唐政府通過給刺史加上「使持節都督本州諸軍事」的「軍號」，明確了刺史的統兵權，使之與漢代太守一樣軍政同抓；在中央層面，每次大範圍用兵時任命的「xx道行軍總管」，都是隨事而任，事了則罷，且和漢代中央高級官僚一樣保持出將入相的權利。如此一來，州級和以上的官員們，仍擁有者秦漢以來文武兩通的資格。到此時為止，後世常常論及的文官、武官之分別仍未明確。對於時人而言，當官就是文武皆管，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礙。
關於刺史的事情，還可看此答案：
唐代的使持節X州諸軍事究竟是個什麼官？ - 毛於久的回答 - 知乎
唐代的使持節X州諸軍事究竟是個什麼官？?www.zhihu.com但這種地方散兵於州，中央偶爾才集中軍力的做法，在打別人時還算運行良好，被別人打時難免會陷入中央未派兵前地方各州被人各個擊破的窘境。所以從武周開始，節度使、團練使、防禦使、招(守)捉使開始出現在大唐官職系統內，唐睿宗景雲年間也開始嘗試將地方劃為三十幾個都督府統兵禦敵。
在這個時候，隨著軍事形勢的變化、軍隊屯駐的長期化、軍事知識的專業化，文官和武官之間才開始有了一些區別。從戰陣中升任的武卒，開始取代從刺史和中央朝官中選任的官僚，成為管理地方軍事事務的主官。待到玄宗開元，自郭虔瓘起，地方統兵主官入京後皆只能升任親軍大將軍，「出將入相」之路被堵死；地方刺史和中央官無從軍經歷者，亦無法出任行軍總管或者各色節度使；府兵崩解，各州刺史手中的軍隊規模大幅下降，地方軍權被節度使手下擁有募兵的「軍使」侵奪。文武分途這才初具雛形。
不過雖然文武分途的現實已經出現，但由於無論文官武官，升職貶職都可以去當刺史，當時的人們還是覺得當官就是可以文武都管。所以安史之亂後唐政府自我批判，總結出的李隆基各種錯誤之中，就有一條認為，李隆基堵死地方統兵官出將入相的路，搞得各色節度使任期動輒十年，中央地方的官員交流近乎停滯，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之一。時人從這條批判出發，想到的防止安史之亂這種慘事再度發生的辦法，是加強中央地方交流，讓節度使們幹個幾年就能來京城當高官，高官們幹個幾年也可以下放地方去當節度使。
所以從唐人，特別是安史之亂前後的唐人的角度來說，他們心中並沒有所謂文官、武官的界限。後世熟知的，截然不同的「文官」、「武官」，正是當時的唐人，為了解決他們迫在眉睫的問題，而施用的「權宜之計」。他們自己以為這種權宜之計在問題被解決後就會自動撤銷，一切會回到他們認為的「慣常情況」——當官就是文武都管——之中。
對於這種從概念上就不存在文官、武官區分的人，你跟他說安史之亂是由於武將掌軍導致節度使不受控制發展而引發的，他會覺得你說的不是人話。他會說：「什麼文官武官，當官就是文武都管啊，而且安史造反明明是因為中央地方交流不夠，要是安祿山當三年節度使就去洛陽干三年東都留守，他哪裡有機會勾結河北官僚造反。」
這種理論落後於實踐的情況，也是歷史發展中經常出現的事情，看書的人不得不理解。
而且從安史之亂後唐朝廷的改革舉措而言，他們也是努力地在幹上述中央地方官加強流動性的事情，並非玩起了什麼文官掌軍的套路。王賡武先生統計唐後期節度使身份時，使用了「中央指派」和「父子相傳(似乎是這個，具體忘了)」作為對立指標，而不是用什麼文武之別，就是體會到了當時的唐人所思所行之根本。
譬如河陽節度使烏重胤、劉沔、石雄，這都是武卒出身，歷任軍職，在今人眼裡都是正經八百的武官，按照今人的刻板映像那都是掌了軍就要造反的人物——更何況其中的烏重胤，乾脆是叛鎮昭義出身。但唐政府仍用他們歷任各種節度使，各種待遇與後世刻板認為的文官李德裕、李吉甫之流別無二致，王賡武先生由此強調了他將烏重胤分類為「中央指派」節度使的正確性，以及唐政府「中央指派」類節度使不分文武出身的情況。從中足可見唐人的反思，以及他們面對的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法，都是上述中央地方加強交流的事情，而非什麼文官掌軍。
宦官是中官。宦官出監軍入中尉，和文官出節度入宰相沒什麼區別，都是在地方干軍政，回來在南牙北牙治天下，故同屬中央地方人才交流之類。
綜上所述，在唐人的認知里，不存在文官、武官的區別，當官就是文武都管；防止安史之亂的辦法，是加強中央地方人才交流，而不是虛構一種特殊的官員安插到地方；本題回答，由此而立。
最後，建議不學職官的人，不要看到老長一串官員結銜就覺得其中虛授的內容是沒有意義的。唐中後期給節度使加檢校官、八公、宰相職甚至弄出使相來，它並不是沒有意義的。這些加官，強化了節度使之類的使職「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明確了這群地方官在中央政府內的待遇等級——包括京城的戶口和政府賜的宅院。讓這些地方統兵官，與後世認為的文官宰相，在朝廷的官僚制度內不存在字面上的區別。
這是什麼，這是假裝官員們還能出將入相啊！以上設計，還有將中央官作為節度使幕僚發放薪資標準的本官、努力將地方軍權還給刺史總計三件事，是唐後期為了回到唐前期那種官員們文武皆通，地方上軍權分散，中央里都是好人的努力成果。同時，這三件事也加深了節度使等使職體系內官僚對中央的認可，有力維護了唐政府的權威及統治秩序。它們和收間接稅的財政三司使一起，構成了唐晚期皇帝龍椅的四條腿，使得大唐還能再苟一百年。
以上諸事，恐怕是這群沒有文武分途概念的唐朝人，在自己的邏輯體系里能想到的最佳解題方法了。
莫以古人蠢，莫以今事套古人啊。
【奉狗管官】
讀過的書：
《唐財政三司使研究》
《五代中國北方權力結構》王賡武
《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衰亡》
等等。
其實……唐朝有三成節度使是進士出身的。
藩鎮不受控制在於其已經形成的職業士兵集團，所謂節度使不過是藩鎮的利益代言人，如果節度使敢損害藩鎮利益，軍頭們直接抽刀子砍了，換個節度使就行了，事實上唐朝藩鎮作亂也多是自下而上的，不受控制發展的不是節度使，而是藩鎮數以萬計的職業士兵和其背後數以十萬計的受利群體。
PS：中晚唐藩鎮士兵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賊強，讓我想起了某個時期的國企員工
其實是個不錯的問題，不錯在反應了大家對於藩鎮制度的一些誤解，個人學識有限，無法給出完整可靠的回答。只能說文官（或者說是否為中央派遣官僚）與藩鎮是否受控制（其實什麼是受控制也是需要定義的）沒有必然的關係。
僅以中央地方爭奪茶利舉例。「其年（大中六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唐會要》卷八四雜稅）此時的淮南節度使是李珏（吏部尚書，順便這位是文宗朝的宰相，而且大中六年五月就死了。。。），天平軍節度使是李景讓（尚書左丞），浙西觀察使是敬晦（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括弧內是他們出外前的官職，應該算一般定義下的文官了。但他們在擔任地方節帥時，依然採取了一種有利地方的爭利舉措。
但是同樣就茶稅問題，也可以找到一個支持樓主本意的例子。穆宗時武平軍節度使王智興驅逐前任節帥崔群（憲宗朝宰相）自立，「因請致稅於泗口以瞻軍用，往來過為寇掠」。此後武平鎮「軍驕難制」，唐廷先後任用高瑀（前陳許節度，久歷地方）、崔珙（嚴格來說他沒實際當過嶺南節度，所以實際上的前官是太府卿，後會昌初任宰相）、薛元賞（前京兆尹）三人擔任武平節度使，最終在唐文宗開成二年，薛元賞與朝廷相配合，以「每年特以度支、戶部錢二萬貫賜供本軍及充驛料」的代價，取消了泗口稅場。這個可以稱得上唐廷以中央派遣官員逐漸消除地方節鎮獨立性的典型案例（雖然有大佬看到武平鎮應該可以聯想到後來的事情）。
僅從上面的例子看，唐廷與地方藩鎮之間的互動是複雜的，與時間、背景、節帥和唐廷的具體個人都有一定關係，可能難以一概論之。不能當然的，推導出文官（或者說中央派遣官員）擔任節度使，就一定比武將出身（或者說地方推舉出的）更受控制。
不能，安史之亂髮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以唐時期的生產力和經濟模式，無法完成地方把稅交到中央，再由中央給邊防龐大的常備軍提供後勤，軍餉等物資。而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渤海，蒙古高原，西藏等從前極度落後，對中原基本沒有威脅的地方也誕生了強大的國家或者游牧部落，中原王朝的邊防壓力極大，必須在邊境屯以重兵，府兵制崩潰，於是中央開始慢慢放權，由地方軍頭開始掌握本地區的收稅權力，由他們直接在自己的轄區內收稅，自己直接籌備後勤，而因為常年的戰爭，軍區內的人事權力也不可避免的落入了軍事長官的手裡。這樣節度使掌控一方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所有權力，地方軍區成了一個個的獨立王國。中央政府只能在一個個的軍區內找平衡。
在這樣的基礎上，誰去當節度使也沒什麼意義，不管是文官還是武官，都會被轄區內的既得利益者脅迫的和中央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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