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普通話，其他方言還需不需要推廣?為什麼？怎麼做？
08-30
問題不在於你想不想，問題在於你做不做得到。
當初在英國的愛爾蘭，根本不準公開講愛爾蘭語，而在威爾士，說威爾士語是要被當眾扇耳光的。此外還要在身上掛塊牌子：「我說了愛爾蘭語/威爾士語」。
當初在法國的布列塔尼，法國當局宣傳「不準在地上吐痰，也不準講布列塔尼語」宣傳了200多年。
當初在德國，希特勒把索布語的老師和牧師全部抓到了集中營，他們大部分沒有活著走出來。
當初在俄羅斯帝國，從1804年到1917年一百多年的時間，學校里嚴禁烏克蘭語。
後來呢？
愛爾蘭人浴血奮戰，從大不列顛獨立了，開啟了日不落帝國日落的序章。
威爾士語和布列塔尼語至今還頑強地生存著。
納粹毀滅了整個德國，讓它淪為了一片廢墟。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保障了索布語的一切合法權利，並將其作為Lausitz地區的官方語言。
各族人民的大監獄俄羅斯帝國崩塌了。新成立的蘇維埃聯盟開啟了烏克蘭語二三十年代的一段黃金時代。
他們都沒有成功。語言都還活著。
我們討論的不僅是這個政策，而是推行這類政策的，只可能是什麼樣的人。他們除了這個政策，還一定會推行什麼政策。而這個政策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如果說推行通用語是降低交流成本的絕對必要之舉，那麼扼殺方言使用權則是無助於提升社會福利的一種蠻橫干涉。只有民族主義的幻想下才會把干涉語言問題作為體現自己對國家控制力，增強自己的民族主義小集團凝聚力的手段。
民族主義者毀掉整個國家的凝聚力，來換取自己小集團的凝聚力。
而他們是通過滿足控制欲來增進自己的凝聚力的。這種控制欲，就和酒桌上的強行勸酒，就和粗暴的父母對孩子、夫妻之間的家庭暴力，就跟春節期間對你指手畫腳多管閑事的七大姑八大姨，沒有區別。都是機緣巧合成為地位上的強者的人，對不幸處於弱勢者的控制和打壓。都是多管閑事，順便想從你那兒颳走點什麼。
而這種無意義的打壓引發無意義的仇恨。無意義的仇恨日積月累就會爆發，讓繁榮的國家化為一片廢墟。他們親手毀掉了他們自稱熱愛的國家，毀掉了一個國家的團結，讓一個國家陷入百年的仇恨與動亂中。不義不暱，厚將崩。
倘若不是，明明通用語已經廣泛推行下去了，為什麼還要做打壓這種無意義的事情，髒了國家機器的手？倘若不是經濟利益，那國家政策除了某種觀念上的原因，還能有什麼動機？觀念上的原因，要打壓方言，除了民族主義者，還能有什麼人關心這個問題？去大街上隨意拉一個人來問，他們聽說過這個議題的概率有多大？
歷史上拿民族主義煽動民意，試圖增進自身凝聚力的人，大多走向了毀滅：去管更多人的閑事，去在更多的人身上施加控制欲。手伸得越來越長——國內的仇恨與殺戮，國外的擴張……他們是不可能見好就收，剎得住車的：一是賭徒心理，二是就算他們不蠢只是壞，被他煽動了的那些人也不會允許他們收手的，他們會逼著他繼續出去搶，否則就除掉他自己取而代之（下克上）。這樣最後終於為自己招惹了越來越多的敵人，當敵人的力量強於自己的那一刻，他們就完了。玩火必自焚。
換句話說，你選擇這個政策與否，關係到在你的判斷中，民族主義者上台合適與否，也就是說，你是選擇納粹還是選擇人民的共和國，你是選擇這個國家的生存還是毀滅。
一定要小心那些說著為你好，結果為你招惹來越來越多無意義的敵人，讓你不可能戰勝他們，從而毀掉你的人啊！（現在你也就能明白如何毀掉一個好的政策了）
以上。昨天在知乎上看到某民族主義者說一上台就要把語言學研究者全部殺掉，有感而發。
關於民族主義者我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對自稱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卻翼贊民族主義的人說兩句：
列寧說：俄羅斯帝國是各族人民的大監獄。想想沙俄對各民族幹了什麼？
我想摘選一段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1913）回答：
「可是從上層掀起的黷武的民族主義浪潮，「當權人物」由於邊疆地區「愛好自由」而對它進行報復的種種高壓手段，在下層激起了民族主義的反擊浪潮，這種民族主義有時變成粗暴的沙文主義。猶太人中錫安主義的加強，波蘭的沙文主義的增長，韃靼人中的大伊斯蘭主義[1]，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烏克蘭人中民族主義的加強，沒有教養的人反猶太主義的共同傾向，——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民族主義的浪潮日益洶湧地逼來，大有席捲工人群眾之勢。解放運動愈趨低落，民族主義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這困難的關頭，社會民主黨負有崇高的使命：給民族主義一個反擊，使群眾同普遍的「時疫」隔離。因為社會民主黨，而且只有社會民主黨，才能負起這個使命，用久經考驗的國際主義武器，用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鬥爭去對抗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浪潮來勢愈洶湧，社會民主黨爭取俄國各民族無產者友愛團結的呼聲就應當愈響亮。各邊疆地區直接接觸到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在這一點上需要有特別的堅定性。」[1] 註：大伊斯蘭主義是一種宗教政治思想。它宣傳一切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聯合成一個整體。十九世紀末，這種思想在東方各國的剝削階級中間廣泛傳播。土耳其曾利用這種思想企圖達到使全世界回教徒服從於土耳其蘇丹這個「全體穆斯林的哈里發」的目的。列寧說，大伊斯蘭主義是企圖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可汗、地主、毛拉等的地位的一個派別（《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275頁）。此外，我想附上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1950）的全文，請「共產主義者」們認真閱讀：
（以下全文為引用。答案正文部分至此結束。粗體是原文標出的。斜體下劃線是我標出的。）
論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報刊上就語言學問題，特別是就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發表我的意見。我不是語言學家，當然不能完全滿足這些同志。至於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也和其他社會科學中的馬克思主義一樣，同我是有直接關係的。因此我同意回答這些同志所提出的幾個問題。 問：說語言是基礎的上層建築，是否正確？ 答：不，不正確。基礎是社會在其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註：原文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論觀點相適應的組織和機構。——編者注）。
任何基礎都有同它相適應的自己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設施；資本主義的基礎有自己的上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自己的上層建築。如果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那麼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著發生變化和被消滅。如果產生新的基礎，那就會隨著產生同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 就這方面來說，語言和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國社會和俄語做例子來說吧。最近三十年來，在俄國消滅了舊的資本主義的基礎，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基礎。與此相適應，消滅了資本主義基礎的上層建築，創立了同社會主義基礎相適應的新的上層建築。這就是說，舊的政治、法律等設施已經被新的社會主義設施代替了。但是儘管如此，俄語在基本上還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樣。 在這個時期中，俄語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呢？俄語的辭彙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這就是說，由於產生了新的社會主義生產，由於出現了一種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新的社會觀點、新的道德以及由於技術和科學的發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詞語；許多詞語獲得了新的含義而改變了意思；若干陳舊的詞從辭彙中消失了。至於構成語言基礎的俄語的基本辭彙和語法構造，那麼它們在資本主義基礎消滅後，不僅沒有被消滅和被新的基本辭彙和新的語法構造所代替，相反地，卻完全保留了下來，沒有任何重大的變化，而且正是作為現代俄語的基礎保留了下來。 其次，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 不這樣是不可能的。基礎創立上層建築，就是要上層建築為它服務，要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和鞏固，要上層建築為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積極鬥爭。只要上層建築拒絕起這種服務作用，只要上層建築從積極保衛自己基礎的立場轉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立場，轉到對各個階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不再成為上層建築了。 就這方面來說，語言和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某一個社會內部這種或那種基礎，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的，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和各種基礎歷史的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整個社會、社會各階級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創造出來不是為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各階級的需要。正因為如此，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全體成員是共同的。因此，作為人們交際工具的語言的服務作用，不是為一個階級服務，損害另一些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為整個社會、為社會各階級服務。這也就說明，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既為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既為舊基礎服務，也為新基礎服務；既為剝削者服務，也為被剝削者服務。 誰都知道這樣的事實：俄語為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資本主義和俄國的資產階級文化服務得很好，現在為俄國社會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同樣服務得很好。 關於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喬治亞語、亞美尼亞語、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立陶宛語、摩爾達維亞語、韃靼語、亞塞拜然語、巴什基爾語、土庫曼語以及蘇聯其他民族的語言，都應該說也是這樣的，它們為這些民族的舊的資產階級制度服務得很好，為這些民族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同樣服務得很好。 不這樣是不可能的。語言的存在和語言的創造就是要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為整個社會服務，就是要語言成為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的東西，成為社會的統一的東西，為社會全體成員服務，不管他們的階級地位如何。語言一離開這個全民立場，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會集團而損害其他社會集團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就會不再是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就會變成某一社會集團的習慣語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就這方面來說，語言和上層建築有原則上的不同，但和生產工具，比如說，和機器卻沒有區別，生產工具和語言一樣，對各階級也是一視同仁的，既可以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也同樣可以為社會主義制度服務。
再其次，上層建築是某個經濟基礎存在和活動的那一個時代的產物。因此上層建築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是隨著這個基礎的消滅而消滅，隨著這個基礎的消滅而消滅的。 而語言則相反，它是若干時代的產物，在這些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所以語言比任何基礎、任何上層建築都生存得長久得多。這正說明，不僅是一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而且好幾個基礎及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也不致會在歷史上消滅一種語言，消滅一種語言的結構，產生具有新的辭彙和新的語法構造的新的語言。 從普希金逝世以來，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在這個時期內，俄國曾消滅了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併產生了第三個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說，已經消滅了兩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併產生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及其新的上層建築。但是，如果以俄語為例，那麼它在這個長時期內，並沒有遭到什麼破壞，並且現代俄語按照它的結構來說，是同普希金的語言很少有差別的。 在這個時期內，俄語中發生了哪些變化呢？在這個時期內，俄語大大地增加了辭彙；有很大一批陳舊的詞從辭彙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詞的含義改變了；語言的語法構造改進了。至於普希金語言的結構及其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主要的都保存下來了，成了現代俄語的基礎。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後，把現在的語言結構及其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都象對待上層建築一樣消滅掉，並以新的來代替，的確又有什麼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魚」、「人」、「走路」、「做」、「生產」、「做買賣」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稱，又有什麼必要呢？使語言中的詞的變化和句中詞的組合，不按照現存語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種語法來進行，又有什麼必要呢？這樣的語言變革對於革命有什麼益處呢？沒有特別必要的時候，歷史是決不會採取什麼重大行動的。試問，如果證明現有的語言及其結構基本上完全適用於滿足新制度的需要，那麼這樣的語言變革有什麼必要呢？消滅舊的上層建築並且用新的上層建築來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幾年中完成，以便使社會生產力有發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幾年中消滅現有的語言，並創立新的語言來代替它，那不是會在社會生活中造成無政府狀態並使社會受到崩潰的威脅嗎？除了象唐·吉訶德51之類的人以外，誰會提出這樣的任務呢？ 最後，上層建築和語言還有一個根本區別。上層建築同生產、同人的生產活動沒有直接聯繫。上層建築是通過經濟的中介、通過基礎的中介同生產僅僅有間接的聯繫。因此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礎變化以後，通過生產變化在基礎變化中的折光來反映的。這就是說，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是狹窄的和有限的。 而語言則相反，它是同人的生產活動直接聯繫的，不僅同生產活動，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領域（從生產到基礎、從基礎到上層建築）中的任何其他活動都有直接聯繫，因此語言反映生產的變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並不等待基礎的改變，所以語言的活動範圍包括人的活動的各個領域，它比上層建築的活動範圍要廣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僅如此，它的活動範圍幾乎是無限的。 這就首先說明，語言，實際上是它的辭彙，是處在幾乎不斷變化的狀態中。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要求語言用進行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詞語來充實它的辭彙。語言就直接反映這種需要，用新的詞充實自己的辭彙，並改進自己的語法構造。 總括說來：（一）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認為語言是基礎的上層建築；
（二）把語言同上層建築混為一談，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 問：有人說，語言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階級的語言；對社會共同的統一的語言、非階級的語言、全民的語言是不存在的。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答：不，不正確。 不難了解，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根本談不到階級的語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沒有階級的，因此那時當然不可能有階級的語言，那時語言對人們的整個集體是共同的、統一的。有人反駁說，所謂階級，應當是指任何人類集體，包括原始公社集體在內。這種說法算不得什麼反駁，而是玩弄詞句，是不值得一駁的。 至於語言的發展，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民族( народность)語言，從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語言到民族 (нация)語言（註：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和「нация」一般都譯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народность」一詞用來專指產生於部落之後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人們共同體，把「нация」一詞用來專指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和這個時期以後的人們共同體。本文中「народность」譯成「民族」，並附註原文；「нация」譯成「民族」，一般不附註原文，只是在同句中有「народность」時，才附註原文，以示區別。——編者注），在發展的各個階段上，作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工具的語言，對社會是統一的、共同的，它同樣地為社會一切成員服務，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 這裡我指的並不是奴隸時代和中世紀時代的帝國，例如，居魯士和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國，這些帝國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這些帝國不僅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對整個帝國統一的、為帝國一切成員都懂得的語言。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體。因此，我指的不是這些帝國和類似的帝國，而是組成這些帝國的部落和民族( народность)，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的。歷史表明：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語言不是階級的，而是全民的，是每個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方言（註：原文是「диалект」，指地域方言，在本文中還用於指某一社會集團的習慣語，現統一譯為「方言」。——編者注）、土語，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卻占著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從屬於自己。 往後，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割據的消滅和民族市場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發展成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語言也就發展成為民族(нация)的語言。歷史表明：民族語言不是階級的，而是全民的，對每個民族的成員是共同的、對整個民族是統一的。 上面已經說過：語言作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為社會一切階級服務，在這一方面表現出語言對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即各社會集團、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利用語言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把自己的特殊辭彙即特殊用詞和特殊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這一方面，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得特別明顯。他們創造了「階級的」方言、習慣語、沙龍「語言」 （註：沙龍語言，即客廳語言，是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上流社會中流行的一種所謂「雅語」。沙龍是法語「salon」一詞的音譯，意即客廳。）。在書刊中常常把這些方言和習慣語錯誤地說成是語言，如「貴族語言」、「資產階級語言」，與此相對立的則有「無產階級語言」、「農民語言」。很奇怪的是，我們有些同志竟根據這一點得出結論，說什麼民族語言是虛構的，只有階級語言才是實際存在的。我想再沒有比這種結論更錯誤的了。能不能把這些方言和習慣語看作語言呢？絕對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為這些方言和習慣語沒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而要從民族語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為這些方言和習慣語只是在某一階級上層分子的狹窄範圍中通用，完全不適用於作為整個社會中人們交際的工具。在這些方言和習慣語中到底有些什麼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一些拋去了民族語言中「粗魯」用語和短語的特別風雅客氣的用語和短語以及若干外來語。然而基本的詞，即絕大多數的詞和語法構造還是從全民的民族語言中拿來的。因此這些方言和習慣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沒有任何語言的獨立性，而且是註定不能發展的。如果以為這些方言和習慣語能夠發展成為獨立的語言，能夠排擠民族語言並代替民族語言，這就是看不到歷史的前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有人援引馬克思，引證他的《聖麥克斯》一文，那裡有一處說到資產者有「自己的語言」，這個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5頁。——編者注），這種語言浸透了重商主義和生意經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這個引文來證明，好象馬克思是主張語言有「階級性」的，好象馬克思否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存在。如果這些同志能客觀論事的話，他們就應當從同一篇文章中引證另一句話，馬克思在談到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道路的問題時說：「方言經過經濟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為一個統一的民族語言。」（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0頁。——編者注） 可見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為高級形式，而作為低級形式的方言則從屬於高級形式。 那麼，馬克思所說資產者的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馬克思是否認為這種語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結構的民族語言是同樣的語言呢？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這樣的語言呢？當然不能。馬克思只是想說：資產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辭彙玷污了統一的民族語言，這就是說，資產者有他們生意人的習慣語。 可見，這些同志曲解了馬克思的立場。他們曲解了它，是因為他們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去引證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問題實質的書獃子的習氣去引證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證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的話：「……英國工人階級逐漸變成一種和英國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觀念，另一套習俗和道德原則，另一種宗教和政治」。（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0頁。——編者注）有些同志根據這一句話就得出結論說，恩格斯否認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說，他主張語言有「階級性」。其實恩格斯在這裡不是說語言而是說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語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語言的。可是，這些同志看來是不很同意語言同方言是有區別的…… 顯然，這段話是引用得不恰當的，因為恩格斯在這裡不是說「階級語言」，而主要是說階級的思想、觀念、習俗、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資產者和無產者的思想、觀念、習俗、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是絕對對立的，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同民族語言或語言的「階級性」有什麼相干呢？難道社會中的階級矛盾的存在，就能作為主張語言有「階級性」的論據嗎？或者作為反對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據嗎？馬克思主義認為，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標誌之一，同時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內部存在著階級矛盾。這些同志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論點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話，說拉法格在《語言和革命》這本小冊子中承認語言的「階級性」，似乎他否認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這是不對的。拉法格的確談論過「貴族語言」和社會各個階層的「習慣語」。但是這些同志忘記了拉法格關心的不是語言和習慣語的區別問題，他把這些方言有時叫作「人造語」，有時叫作「習慣語」。在這本小冊子中，他肯定地說：「貴族所擅長的人造語……是資產者、手藝人、城市和鄉村都講的那個全民語言中分出來的。」 可見，拉法格是承認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貴族語言」及其他方言和習慣語是從屬性的，是依附於全民語言的。 因此，引證拉法格的話沒有達到目的。有人說，有一個時期英國封建主「在幾百年中」說法語（註：1066年，英國被法蘭西化了的諾曼人所征服，諾曼底公爵威廉便成為英國國王。此後法語曾被當作英國國語，在很長時期內通行於英國上層封建主之間和宮廷、議會、法院、教會等統治機構中。這種狀況直到十四世紀才改變過來。），而那時英國人民卻說英語，這一情況似乎可以作為主張語言有「階級性」和反對全民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據。但是，這不是什麼論據，而象是一種笑話。第一，那時說法語的，並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國王宮廷和貴族府邸中為數不多的一部分英國封建主上層分子。第二，他們並不是說什麼「階級語言」而是說普通的全民的法語。第三，大家知道，這種好講法語的風尚後來消失得無影無蹤，而讓位給全民的英語。這些同志是否認為英國封建主同英國人民「在幾百年中」相互交談時是經過翻譯的呢？是否認為英國封建主完全不說英語、全民的英語在那時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認為那時法語在英國比只在英國貴族上層的狹小圈子裡通行的沙龍語言更廣泛一些呢？怎麼可以根據這種笑話式的「論據」來否認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國貴族有一個時候在宮廷和沙龍里也有好講法語的風尚，他們以講俄語時夾雜些法語、以會講總是帶著法國口音的俄語而自鳴得意。這是不是說那時在俄國就沒有全民的俄語，那時全民的語言就是虛構的，而「階級語言」才是實在的呢？ 這些同志在這裡至少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在於，他們把語言和上層建築混為一談。他們以為既然上層建築有階級性，那麼語言也應當不是全民的而是階級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語言和上層建築是兩種不同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容許把它們混為一談。 第二個錯誤在於，這些同志把資產階級利益和無產階級利益的對立、他們之間的殘酷的階級鬥爭，當成社會的完全分裂，當成兩個敵對階級間斬斷了一切聯繫。他們認為既然社會分裂了，再沒有統一的社會，而有的只是階級，那麼就不需要有社會統一的語言，不需要民族的語言了。既然社會分裂了，並且沒有全民的、民族的語言，那麼留下的是什麼呢？留下的是階級和「階級語言」。顯然，每個「階級語言」都會有自己的「階級的」語法——「無產階級的」語法、「資產階級的」語法。其實這樣的語法在天地間是不存在的。可是這件事並沒有使這些同志感到為難，因為他們相信這樣的語法總會出現的。 有個時候，我國有過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斷言十月革命後在我國保留下來的鐵路是資產階級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利用這樣的鐵路是不體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築新的「無產階級的」鐵路。他們因此獲得了一個外號，叫作「穴居野人」…… 顯然，這種對社會、階級、語言的鄙陋的無政府主義觀點，是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但是這種觀點的確在我們某些弄糊塗了的同志的頭腦中存在著，而且繼續存在著。 以為有了殘酷的階級鬥爭，社會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個社會中相互間再也沒有任何經濟聯繫的各個階級，這當然是不正確的。相反地，只要有資本主義存在，資產者和無產者相互之間便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他們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兩個部分。資產者如果沒有受他們支配的僱傭工人就不能生活和發財，無產者如果不受雇於資本家，也不能繼續生存。中斷他們之間的一切經濟聯繫，就是中斷一切生產，而中斷一切生產就會使社會滅亡，階級本身滅亡。顯然，沒有一個階級情願使自己滅亡。因此，階級鬥爭不管怎樣尖銳，是不會引起社會分裂的。只有對馬克思主義問題無知，對語言的本質一竅不通，才會使我們某些同志說出社會分裂、「階級的」語言、「階級的」語法之類的荒唐話。 其次，有人引證列寧的話，說列寧承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著兩種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號是民族主義的口號。這一切都是對的，在這一點上，列寧絕對正確。但是這同語言的「階級性」有什麼相干呢？這些同志引證列寧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有兩種文化的話，顯然是想使讀者相信：在社會上既然存在著兩種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那麼語言也應當有兩種，因為語言是同文化相聯繫的，——由此可見，列寧否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見，列寧主張「階級的」語言。這些同志在這裡的錯誤，是他們把語言和文化等同起來，混為一談。其實，文化和語言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文化可以有資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而語言卻是交際的工具，永遠是全民的，它既可以為資產階級文化服務，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文化服務。俄語、烏克蘭語、烏茲別克語現在為這些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服務得並不壞，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為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文化服務得並不壞一樣，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可見，這些同志斷言有兩種不同的文化存在，就會形成兩種不同的語言，就會導致否定統一語言的必要性，——這是大錯特錯了。 列寧說到兩種文化的時候，所持的出發點正是：兩種文化的存在，並不會導致否定統一的語言和形成兩種語言，而肯定語言應當是統一的。崩得分子（註：崩得分子即崩得的成員。崩得（依地語「Bund」一詞的音譯，意即聯盟）是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的簡稱，成立於1897年，參加者主要是俄國西部各省的猶太手工業者。1898年3月，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崩得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認崩得是猶太無產階級的唯一代表。在大會否決了這個要求以後，崩得退出了黨。在1906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上，崩得重新加入了黨。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實際上是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質的組織。它在黨內一直支持孟什維克，反對布爾什維克。它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爾什維克的民族自決權這個綱領性的要求相對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崩得分子採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立場。1917年二月革命後，崩得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1918—1920年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崩得的領導同反革命勢力勾結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則開始轉變，主張同蘇維埃政權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員加入俄共（布）。）曾指責列寧，說他否認了民族語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釋為「無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寧嚴厲地反駁了這種說法。列寧說：他反對的是資產階級文化，而不是民族語言，他認為民族語言的必要性是無可爭論的。奇怪的是，我們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後塵。至於說列寧似乎否定了統一的語言的必要性，那麼就應當聽一聽列寧說的下面的話：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的統一和語言的無阻礙的發展，是保證貿易周轉能夠適應現代資本主義而真正自由廣泛發展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廣泛地按各個階級組合的最重要條件之一。」（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08頁。——編者注） 可見，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寧的觀點。 最後，有人援引斯大林，他們引用斯大林的話說：「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的政黨在這個時期始終是這種民族的主要領導力量。」（註：見《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0頁。——編者注）這都是正確的。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的政黨的確領導著資產階級文化，正如無產階級及其國際主義的政黨領導著無產階級文化一樣。可是這同語言的「階級性」有什麼相干呢？難道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語言既可以為資產階級文化服務，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文化服務嗎？難道這些同志不知道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有名的公式：現在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語言是民族的？這些同志是否同意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呢？ 我們這些同志在這方面的錯誤在於，他們看不到文化和語言之間的差別，並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內容說是隨著社會發展的每個新時期改變的，語言則在幾個時期中基本上是不變的，同樣地既服務於舊文化，也服務於新文化。 總括說來： （一）語言作為交際的工具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的一切成員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習慣語的存在並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語言的存在，因為方言和習慣語是全民語言的支派，並且從屬於全民語言； （三）語言有「階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 問：語言的特徵是什麼？ 答：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隨著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語言隨著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社會以外是沒有語言的。因此要了解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就必須把語言同社會的歷史，同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密切聯繫起來研究。 語言是手段、工具，人們利用它來彼此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語言是同思維直接聯繫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和句中詞的組合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的思想交流成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經常極端必要的，因為沒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調整人們在同自然力的鬥爭中，在生產必需的物質資料的鬥爭中的共同行動，就不可能在社會生產活動中獲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可見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一切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就會停止生產，就會崩潰，就會無法作為社會而存在下去。就這個意義來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又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 大家知道，語言中所有的詞共同構成所謂語言的辭彙。語言的辭彙中的主要東西就是基本辭彙，其中就包括成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詞（註：指僅由一個詞根構成的單純詞。——編者注）。基本辭彙比語言的辭彙少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卻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著，並且為構成新詞提供基礎。辭彙反映語言的狀況：辭彙越豐富、越紛繁，語言也就越豐富、越發達。 但是辭彙本身還不是語言，辭彙好比是語言的建築材料。建築業中的建築材料並不就是房屋，雖然沒有建築材料就不可能建成房屋。同樣，語言的辭彙也並不就是語言，雖然沒有辭彙，任何語言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當語言的辭彙受著語言語法的支配的時候，就會獲得極大的意義。語法規定詞的變化規則、片語合成句的規則，這樣就賦予語言一種有條理、有含義的性質。語法（詞法、句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和句中詞的組合的規則的彙集。由此可見，正是由於有了語法，語言才有可能賦予人的思想以物質的語言的外殼。 語法的特點在於，它得出詞的變化的規則，而這不是指具體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體性的一般的詞；它得出造句的規則，而這不是指某些具體的句子，例如具體的主語、具體的謂語等等，而是指任何的句子，不管某個句子的具體形式如何。因此語法從詞和句的個別和具體的東西中抽象出來，研究作為詞的變化和句中詞的組合的基礎的一般的東西，並且以此構成語法規則、語法規律。語法是人類思維長期的、抽象化的工作的成果，是思維的巨大成就的標誌。 就這一方面來說，語法很象幾何學，幾何學從具體對象中抽象出來，把各種對象看成沒有具體性的物體，從而得出自己的定理，它所規定的不是某些具體對象之間的具體關係，而是沒有任何具體性的一般物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語言和上層建築不同，上層建築同生產的聯繫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經濟這個中介。語言則同人的生產活動直接聯繫著，正象它同人的工作的一切範圍（毫無例外）中的其他一切活動直接聯繫著一樣。因此語言的辭彙對於變化是最敏感的，它處在幾乎不斷變化的狀態中，此外語言還有一點和上層建築不同，它無須等待基礎的消滅，它在基礎消滅以前，且不管基礎的狀態怎樣，就使自己的辭彙發生變化。 但是語言的辭彙的變化不是象上層建築一樣的，不是以廢除舊的、建設新的那種方法來實現，而是以新詞去充實現有辭彙的方法來實現，這些新詞是由於社會制度改變，由於生產、文化、科學等等發展而產生的。同時，雖然通常從語言的辭彙中消失一些已經陳舊的詞，可是增添的新詞的數量卻要多得多。至於基本辭彙，基本上是完全保留下來的，並且被當作語言的辭彙基礎來使用。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基本辭彙能在許多歷史時期中被有效地利用，那就沒有任何必要去消滅它，況且把千百年積累起來的基本辭彙消滅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間內創造出新的基本辭彙，那就會使語言癱瘓，就會把人們相互交際的事情完全弄糟。 語言的語法構造比語言的基本辭彙變化得還要慢。語法構造是許多時代以來形成的，它在語言中根深蒂固，所以它的變化比基本辭彙還要慢。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當然也發生變化，它逐漸改進著，改善和改正自己的規則，用新的規則充實起來。但是語法構造的基礎在很長的時期中都保留著，因為歷史證明，這些基礎能夠在許多時代中有效地為社會服務。 由此可見，語言的語法構造及其基本辭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 歷史表明，語言有巨大的穩固性和對強迫同化的極大的抵抗力。有些歷史學家不去解釋這種現象，而只是表示驚奇。可是這裡並沒有值得驚奇的任何根據。語言的穩固性是由它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的穩固性造成的。土耳其的同化主義者，曾經在幾百年中竭力摧殘、破壞和消滅巴爾幹各族人民的語言。在這個時期中，巴爾幹各族人民語言的辭彙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詞語，發生過「聚合」和「分離」，可是巴爾幹各族人民的語言還是堅持下來和生存下來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些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在基本上都保留下來了。 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不能把語言及其結構看作是某一個時代的產物。語言結構，即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是許多時代的產物。 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制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下基礎了。那時語言是不複雜的，辭彙是很貧乏的，但是有它的語法構造，雖然這種構造是很原始的，但總算是語法構造。 生產的繼續發展，階級的出現，文字的出現，國家的產生，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的發展，商業更需要有條理的書信來往，印刷機的出現，出版物的發展，——所有這一切都給語言的發展帶來了重大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許多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分解了和離散了，混合了和融合了，而往後，就出現了民族語言和國家，發生了革命，舊的社會制度被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所有這一切，給語言及其發展帶來了更大的變化。 但是，如果以為語言的發展也象上層建築一樣，是用消滅現存的和建設新的那種方法來發展的，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語言的發展不是用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擴大和改進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來實現的。並且語言從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一下子破舊立新，而是經過語言的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逐漸的長期的積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死亡來實現的。 有人說，語言發展的階段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因為語言發展的階段論認為突然的爆發是必要的，是語言從舊質過渡到新質的條件。這當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在這個理論中，很難找到任何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如果階段論真的認為在語言發展歷史中有突然的爆發，那就更糟了。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在語言發展中有突然的爆發，有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突然創造。拉法格說在法國「1789年到1794年間發生突然的語言革命」（見拉法格的《語言和革命》這本小冊子），是不正確的。那時在法國沒有任何語言革命，更談不上什麼突然的語言革命。當然，在這個時期中法語的辭彙增加了許多新詞語，消失了一些陳舊的詞，有些詞的含義改變了，僅此而已。但是這樣的改變，絲毫也不決定語言的命運。語言中主要的東西是它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法語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不僅沒有消失，而且保存下來，沒有重大的改變，不僅保存下來了，而且直到現在，在現代的法語中還繼續生存著。更不用說，要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立新的民族語言（「突然的語言革命」！），五六年的時間是少得可笑，這需要幾百年的時間。 馬克思主義認為，語言從舊質過渡到新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而是經過新質的要素的逐漸積累，也就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死亡來實現的。 總之，應當告訴那些醉心於爆發的同志，從舊質過渡到新質經過爆發的規律，不僅不適用於語言發展的歷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時候都適用於諸如基礎或上層建築之類的其他社會現象。對於分成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是必需的。但是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就決不是必需的了。我們曾在八至十年的時間中實現了我國農業從資產階級的個體農民的制度到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制度的過渡，這是一個在鄉村中消滅舊的資產階級經濟制度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可是這個變革的實現，不是經過爆發，就是說，不是經過推翻現政權和建立新政權來實現的，而是經過從鄉村中舊的資產階級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漸過渡來實現的。這件事所以能夠成功，是由於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這種變革是根據現政權的倡導、在基本農民群眾的支持下實現的。 有人說，歷史上有過各種語言融合的許多事實，由此可以推想，在融合的時候，新語言的形成是經過爆發，經過從舊質到新質的突然過渡而發生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 語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幾年中就能得出結果的一次決定性的突擊行動，語言的融合是延續幾百年的漫長的過程。因此這裡談不上任何的爆發。 其次，如果以為兩種語言融合的結果，會得出一種新的第三種語言，它不象這兩種語言中的任何一種，並且同其中任何一種都有質的區別，這種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在融合的時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種語言成為勝利者，保留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並且按自己發展的內在規律繼續發展，另一種語言則逐漸失去自己的本質而逐漸死亡。 可見融合併不產生什麼新的第三種語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種語言，保留它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使它能按自己發展的內在規律繼續發展。 誠然，在這種情況下，勝利的語言會從失敗的語言中吸取一些詞來豐富自己的辭彙，但是這並不是削弱它，相反地，是加強它。 例如，俄語就是這樣，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同好幾個民族的語言融合，並且總是成為勝利者。 當然，俄語的辭彙由於從其他語言中取得了許多詞而充實起來了，但是這不僅沒有使俄語削弱，相反地，使它豐富和加強起來。 至於俄語的民族特質，並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害，因為它保留了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辭彙而繼續前進，繼續按自己發展的內在規律趨於完善。 無疑地，語言融合論並不能給予蘇聯語言學任何重要的東西。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語言發展的內在規律，如果這是對的，那就應當承認，語言融合論不僅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甚至沒有提出這個任務，——它簡直是沒有注意到這個任務，或者是不懂得這個任務。 問：《真理報》（註：《真理報》（《Правда》）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它最初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日報，是遵照列寧的指示，由斯大林、米·斯·奧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發起創辦的。創刊號於1912年4月22日（公曆5月5 日）在彼得堡出版。從1917年3月5日（公曆18日）起，《真理報》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中央機關報。）開展語言學問題的自由討論，是否做得對？ 答：做得對。 語言學問題將朝著什麼方向解決，這到討論結束時就會清楚的。但是現在已經可以說，這次討論有了很大的益處。 首先，這次討論發現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國的語言學機關中，有一種為科學和科學工作者所不應有的制度統治著。稍微批評一下蘇聯語言學狀況，甚至連批評語言學中的所謂「新學說」的那種十分膽怯的嘗試，都會遭到語言學界領導集團的壓迫和制止。語言學方面的一些優秀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員，由於對尼·雅·馬爾的遺著採取了批判態度，由於對尼·雅·馬爾的學說稍微表示不贊同，就被撤職和降級。有一些語言學工作者提升到負責職位，並不是由於他能幹，而是由於他無條件地尊奉尼·雅·馬爾的學說。 誰都承認，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批評的自由，任何科學都不可能發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這個公認的規則，竟被忽視和極粗暴地踐踏了。一些自認為完全正確的領導者組成了一個排他的小集團，保證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評，恣意橫行，為所欲為。 舉一個例子，所謂《巴庫教材》（尼·雅·馬爾在巴庫所講授的講義）本來已經由著者本人廢棄並禁止翻印，但是這幫領導者（梅夏寧諾夫同志稱他們為尼·雅·馬爾的「學生」）竟下令重印，並且把它作為參考書，毫無保留地推薦給學生。把本來已經廢棄了的《教材》當作完備無缺的參考書，這就是欺騙了學生。如果我不是相信梅夏寧諾夫同志和其他的語言學工作者的誠實，那我就要說，這樣的行為就等於暗害行為。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這是因為在語言學界形成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註：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指十九世紀頭二十五年在俄國施行的警察暴虐、軍閥專橫、用暴力鎮壓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陸軍大臣阿·安·阿拉克切也夫伯爵而得名。），養成不負責任的習氣，助長這種專橫行為。 討論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為它揭露了這種阿拉克切也夫制度，並且把它打得粉碎。 但是討論的益處還不限於此。討論不僅粉碎了語言學界的舊制度，而且還暴露了對於語言學中一些最重要問題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糊塗觀念，這種糊塗觀念竟在這門科學的領導集團中占著統治地位。在開始討論以前，尼·雅·馬爾的「學生們」默不作聲，隱瞞了語言學界的惡劣情況。討論開始以後，到了無法再沉默的時候，他們才迫不得已地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結果怎樣呢？原來在尼·雅·馬爾學說中有許多破綻、錯誤、不明確的問題和沒有經過探討的論點。試問，尼·雅·馬爾的「學生們」為什麼直到現在展開討論以後才說出這些東西來呢？為什麼他們以前沒有關心這些東西呢？為什麼他們當時沒有以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公開老實地說出這些東西呢？ 尼·雅·馬爾的「學生們」承認了尼·雅·馬爾的「某些」錯誤以後，看來還以為只有在「訂正了的」尼·雅·馬爾理論的基礎上，蘇聯語言學才能進一步發展。他們認為尼·雅·馬爾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不，讓我們擺脫尼·雅·馬爾的「馬克思主義」吧！尼·雅·馬爾的確曾經想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也曾經為此努力過，可是他沒有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同「無產階級文化派」（註：無產階級文化派指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活動家。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是1917年9月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眾性的獨立的工人文化教育團體，十月革命後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分會。協會的主要領導人是亞·亞·波格丹諾夫、瓦·費·普列特涅夫等，他們在十月革命後仍繼續堅持該協會的「獨立」，拒絕蘇維埃政府和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領導。無產階級文化派宣揚屏棄文化遺產，鼓吹走脫離實際的「實驗室的道路」來創造「純粹無產階級的」文化。他們以「無產階級文化」作幌子，販賣哲學上的馬赫主義，藝術上的頹廢主義和未來主義。列寧在《論無產階級文化》等著作中批判了他們的錯誤理論。1925年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歸屬工會，1932年解散。）和「拉普派」 （註：拉普派即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的俄文簡稱「РАПП」的音譯）的成員。拉普成立於1925年在團結無產階級作家和同資產階級流派進行鬥爭方面起過一定作用，但也犯了政治思想錯誤。它提出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的創作方法，機械地把哲學範疇搬用於藝術領域。它否定文化遺產，培植宗派主義，排斥非黨作家，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對待作家。根據1932年4月23 日聯共（布）中央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成立了統一的蘇聯作家協會，解散了拉普。）一樣，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了。 尼·雅·馬爾把語言是上層建築這樣一個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塞進語言學，他弄糊塗了自己，也弄糊塗了語言學。蘇聯語言學在這種不正確的公式的基礎上是不可能發展的。 尼·雅·馬爾把語言有「階級性」這另一個同樣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塞進語言學，他弄糊塗了自己，也弄糊塗了語言學。蘇聯語言學在這種同各民族歷史和各語言歷史全部進程相矛盾的不正確的公式的基礎上是不可能發展的。 尼·雅·馬爾給語言學界帶來一種為馬克思主義所沒有的不謙虛的、驕橫的、妄自尊大的腔調，這種腔調輕率地空口否定尼·雅·馬爾以前語言學中的一切成就。 尼·雅·馬爾大肆叫囂，污衊歷史比較法（註：歷史比較法是十九世紀初開始採用的一種研究語言史前史的方法。它通過親屬語言或方言的比較，揭示其語音對應規律，構擬原始語的系統，以說明親屬語言和方言的形成和演變。）是「唯心主義的」。其實應當說，歷史比較法雖然有嚴重缺點，但是畢竟比尼·雅·馬爾的真正唯心主義的四要素分析法（註：四要素分析法即尼·雅·馬爾的所謂四要素古生物學分析法。馬爾認為：人類最初的語言發音成分不外四個要素，每一要素由兩個輔音組成，按原來圖騰部落的觀念和名稱分別稱作сал，бер，йон，рош；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是由這四個要素髮展而來的。）要好，因為前者還推動語言研究工作，後者卻只是要人躺在炕上，圍繞著標榜一時的四要素去胡思亂想。 尼·雅·馬爾妄自尊大地貶斥研究語言類別（系族）的任何企圖，認為這是「原始語」 （註：原始語亦稱基礎語，母語或祖型語。按歷史比較語言學家的一般理解，凡有親屬關係的語言都是由同一原始語分化發展而成的。）理論的表現。其實，語言的親屬關係是無法否定的，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無疑是存在的；研究這些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會在研究語言發展規律方面給語言學帶來很大的益處。當然，「原始語」理論同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聽了尼·雅·馬爾的說法、特別是他的「學生們」的說法，會使人以為在尼·雅·馬爾以前不曾有過任何語言學，語言學是從尼·雅·馬爾的「新學說」出現以後才開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要謙虛得多，他們認為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是以前時期包括哲學在內的各種科學發展的產物。 因此，這次討論在另一方面也是有助於我們的事業的，因為它暴露了蘇聯語言學界的思想錯誤。 我想，我們的語言學愈快地擺脫尼·雅·馬爾的錯誤，就能愈快地擺脫它現在所遭受的危機。 取消語言學界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拋棄尼·雅·馬爾的錯誤，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語言學中去，——我看，這就是蘇聯語言學健全發展的道路。載於1950年6月20日《真理報》第171號首先，官話不等於普通話。這個我們都可以百度來，就不用強調了。
普通話也是漢語，方言也是漢語。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勞動人民們在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創造了無數智慧結晶，從而發展出了中華文化這一有機統一的整體。方言正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
普通話自然好，是全民族的共同語。然而，要禁止方言，無疑是對文化最大的酷刑。現在有如此多的中國人，他們生來就講著方言。這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鄉音。現在，這一載體沒有了，文化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失去了活力。中國數千年文化就這樣被題主割裂開來。那些方言使用者呢？難道他們說的都不是中國話了嗎？
在當代社會，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文化。政治經濟是硬體，文化則是軟體。有再好的硬體，沒有了軟體，電腦也不過就是破銅爛鐵。一個國家也是一樣，只有維持住文化這一汪活水，才能繁榮昌盛統一。
題主看起來心繫國家大事，卻不想想，中國沒有了方言，是否還算是完整。領土完整固然重要，但是根要留，人心要聚。人心不是靠禁止這禁止那聚來的，而應以禮服人——納百川，方能成江海。
嗯…需不需要全面禁止方言呢？
你瞧，這方言呀，就是壞…既然【南方語言霸權，不準北方人說『姥姥』】，還不如【讓『普通話』在香港全面取代『粵語』】，或者【全面禁止方言】吧，再不行的話，乾脆就【離開中國】得了
來來來，看看你們可愛的題主吧
我明確支持題主本人親自出面禁止，就按您題目描述的方式來親自執行或者指揮您的馬仔來執行，不必問「需不需要」。
以中國文化傳統力量來看，目前的普通話政策，足以自然而然地同化各地的方言……
根據漢民族的特性，提問者的這些舉措非但起不到效果，反而會「打草驚蛇」，促使民間團體的形成，反而會適得其反。
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台灣，當時國民政府下了多少功夫取締方言，而且台灣的漢語方言只有兩種，漳泉閩南話和客家話，現在反而言語異常自由，各種方言電視台層出不窮，而且國語節目也經常混雜閩南話……甚至還有陳凰鳳越南語的教學……不過話說回來，台灣通過這種方式排解人民的情緒，也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的一種方法。
根據大陸的「政令無限大」的原則，大家表面上可能會遵守，可是如果真的做了這種沒意義的事情，那實際上的隱憂會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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