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個定義不良的詞
看字面意思，應該就是將「達爾文主義」應用於「人類社會」。
這個詞最早是1877年用出來的，是反對英國對愛爾蘭佔領時用的。
在1944年之前，英語世界似乎只有11篇相關研究提到了這個詞。
但1944年之後，由於霍夫斯塔德寫了一本相關的書，這個概念一下子就火了。
霍夫斯塔德給這個概念的界定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個體的社達，也就是工人受到資本家無限制的壓迫，反映一個社會內部的矛盾
一部分是集體的社達，也就是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優生學之類的東西
有趣的事情是他把斯賓塞給裱起來了，說斯賓塞是社達。可是斯賓塞提出適者生存比達爾文早啊。。而且人家到死也不是達爾文主義者啊。。
這個名字肯定是出了問題，要麼直接說斯賓塞主義，要麼就讓達爾文主義改名叫生物斯賓塞主義。
要說只是名字出了問題倒也沒什麼，可是斯賓塞鼓勵公民積極參政，同情被壓迫民族，反對殖民主義，雖然反對濟貧法但是支持真正的慈善活動。
達爾文也有把這一套應用到人類社會的想法，同樣反對種族主義，同情黑人和猶太人，認為人類共有祖先，本是一家。。
這一套怎麼就能被拿來當弱肉強食用呢？
適者生存當然沒錯啊，適者＝存活者啊，同義反覆肯定是對的。。
不然你反過來看適者滅亡或者不適者生存，怎麼都說不過去吧。
充其量是誰是適者，誰是不適者，這個問題麻煩一些。
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或者說自然選擇。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概念。
是「天」擇，不是人擇。
人選擇的「適者」不一定真的適合，但最後生存的一定是真的「適者」。
適者生存在用「達爾文主義」解釋「人類社會」的時候，是不包含價值判斷的。
沒有種族主義也沒有壓迫有理，更沒有優生學。
我個人覺得這也有嚴復的責任，嚴復翻譯天演論看起來是介紹達爾文主義夾了些私貨，告訴我們落後必定挨打。
可人家赫胥黎原文是達爾文主義一定不能用於人類社會。。嚴復不是夾私貨了，這是背道而馳重寫一本。。
寫到這裡，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啥我應該是說清楚了(一個著名左派發明出來用於潑髒水扣帽子的定義不清自相矛盾的辭彙(當然，人家有人家的底層關懷，但這個詞不應該被當成一個貶義詞來用。))。
有人說這是既得利益階層拿出來為自己辯護的詞。。很可惜，這個詞是反對既得利益批評既得利益的人拿出來的髒詞。。
達爾文沒錯，用演化論乃至適者生存的角度看待人類社會也沒錯。
那麼誰是我們批評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呢？哪位學者是用生物學演化解釋人類社會並支持種族主義支持弱肉強食呢？實際上真的存在這種學者嗎？我們是否只是在批評一個不存在的概念？或者將某些沒有必然聯繫的概念歸結於其中一個，並嚴加指責呢？
對此，我們需要提出一種新的劃分方式，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分為實然與應然兩個層面，實然是指社會歷史的發展實際是什麼樣的，應然是指人們如何認識並改變社會歷史。實然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確實可以說是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就是適者生存的，因為在這裡適應與否的標準就是是否生存，確實生存下來的才能稱為適應，在自然演化過程中消亡的自然就是未能適應的。它是一種事實描述，是價值無涉的，也不指向任何人類實踐。斯賓塞的適者生存也有類似的含義，不是某人或某個政府去選擇何為適者，而是整個社會演化的過程自動地剔除不適者，因為適應所以生存，和因為生存所以適應，是完全等價的。
而應然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按照霍夫斯塔德的劃分，在社會達爾文個人主義中，是強者對弱者的壓迫，是人為擇取何為適者何為不適者，在社會達爾文集體主義中，是強大民族或種族對弱小民族或種族的壓迫與滅絕，也是人為擇取何為適者何為不適者。但人類是否有能力選擇誰是不適者呢？在生物學中，達爾文主義至今依然擁有崇高的地位，一種名叫鸚鵡螺的海洋生物，從5億年前生存至今，而整個恐龍時代也只持續了1.6億年，那麼相比各種動輒重達數噸甚至數十噸重的頂級掠食者，鸚鵡螺是一種強大的動物嗎？它是一種比鯊魚藍鯨霸王龍更強大的物種，所以能度過全球恐龍滅絕的大災難嗎？
鸚鵡螺當然不是什麼強大的物種，目前成年鸚鵡螺的直徑約20cm，它生存至今，相比其他已經滅絕的物種，當然可以被稱為更適應環境變化，也就是所謂適者生存。
適者從來不意味著強者，在達爾文的演化學說中，所用的多是演化（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而非進化（evolution），他曾在《物種起源》第7章中說：「（天擇）的最後結果，包括了生物體的進步（advance）及退步（retrogression）兩種現象」。
在達爾文看來，生物演化是沒有既定方向。那麼在所謂適者生存的實然意義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看來，無論是小偷還是強盜，是乞丐還是妓女，正是因為當前的社會環境還有適合其生存的空間，方才能夠存在。在實然意義上，適者生存可以被替換為存在即合理，存在者皆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貧病交加的底層工人或者失業者是不適者，馬上就要生存不下去了，或者已經大量死亡了，這確實是一種適者生存，但同等地，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被鎮壓處決的買辦資本家和土豪劣紳，同樣是所處環境下的不適者，適者生存是指順應環境的生物能夠繼續生存，而不是強者就能生存。
適者生存是一個不帶有價值判斷的實然層面的判斷，而批評者或濫用者往往在應然層面應用它。就算霸王龍學會了自然選擇理論，當恐龍滅絕的災難來臨的時候，自然選擇理論並不能起到阻止物種滅絕的作用。社會主義國家的買辦資本家和土豪劣紳就算學會了所謂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無法避免被革命政府處決的命運。
而優生學和種族主義，一方面有建立在弱肉強食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對生物學的具體應用，前者如剛才所說，以適者生存無法導出弱肉強食的結果，適者生存不是狼吃羊的合法性，而是在更高的層面，自然規律對所有物種的統御。而後者，生物學的具體應用也不是有某種先在的道德屬性的。不同種族之間是否有某些生物特性上的差異？肯定是有的，已經發現的運動能力的差異在人種之間較為明顯，也有某些疾病的易感和免疫問題。要說完全不存在生物學差異，就是自欺欺人了，但這種差異是否能夠得出某個人種明顯優於另一人種呢？在生物科學如此發達的今天，在人類基因圖譜已經繪製結束的今天，在基因測序已經便宜到數百元的今天，我們尚且不能做出這種判斷，已經發現的反而是各人種的平均能力是接近的，而且各有特色，當時的政客卻能以生物學之名大行種族主義之道，這不是生物學的罪名，也不是達爾文的罪名，這也不是用生物學視角看待人類社會必然導致的結果。就像我們不能以紅色高棉藉助了馬克思主義興起紅色恐怖，而去指責馬克思和恩格斯。
種族主義並無科學依據，但優生學同樣曾受到道德譴責。優生學曾與純凈的雅利安人種聯繫起來，美國也曾進行過不人道的優生學實踐，這也被人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聯繫起來。或許那時的優生學混雜了政治目的和偽科學，但優生學實實在在是一門生物科學。
我們如何改良我們後代的特性，這在生物學上是可操作的。在早期的優生學實踐中，混雜著血腥暴力的方式，將不適合生育的人絕育甚至殺害，但直到今天我們還能在網路論壇上看到這樣的問題：「遺傳病該不該生孩子？（知乎）」絕大多數網友認為嚴重的遺傳病不應當生育。雖然生育權是一種私人權利，但如果生育會讓孩子陷入不幸且短暫的生命，我們在道德上也不應當支持這種權利。
優生學實際上一直都在，相比2014年出現的激進的基因編輯技術，世界上大部分的懷孕女性都會對嬰兒進行一些遺傳疾病和併發症的篩查，通常，一些檢查出來可能有基因缺陷的嬰兒，是有可能直接終止妊娠的，就拿唐氏綜合征做例子吧，這是最常見的基因缺陷之一，在歐洲，被檢查出來這種基因缺陷的產婦中有92％會選擇終止妊娠。這就是生物學遺傳學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涉及所謂的弱肉強食。
社會達爾文主義不是一個得到良好定義的概念，但如果真的要在斯賓塞等人的視角下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它決不是反道德的，相反，它正是解釋了當下的道德是如何生成的。
美國鍍金時代擁護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看似與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宣揚的自由競爭思想是一致的，斯密在《國富論》開篇就論證了分工創造財富，而分工的形成需要的是合作，需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係，競爭與合作在人類社會是並存的，在自然界，共生與合作也是存在的，有人說，人類是共生關係最密切的物種。
然而，避免政府干預，提倡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卻在工人罷工時讓政府出動警察軍隊，鎮壓工人運動。政府在這裡依然在充當守夜人的職責嗎？對資本的自由放任和對工人的鎮壓都是自由放任嗎？這就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壟斷資本主義背書的弔詭之處。
在方納的《給我自由》一書中，所描述的自由的博弈史，實際上正是斯密悖論的體現。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下，如何實現社會的道德與秩序。
既然反對政府干預，強調自由放任，那麼在工人罷工時為什麼又有警察軍隊出動鎮壓工人？這並不是什麼自由放任，讓政府充當市場的守夜人。
適者生存，而壟斷資本主義無休止的擴張最終成為了歷史發展的不適者，政府干預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必要手段，這並不是某個或者某些資本家能夠改變的，他們也不能規定誰是社會的適者，相反，他們也是整個大自然隱秘計劃的對象，是被自然選擇的對象，是生存或不能生存的對象，而非做出選擇的主宰者，或許他們是霸王龍，但不見得能和鸚鵡螺一樣長壽。
弱肉強食在社會歷史中不用來指導而用作解釋，依然是生效的，但歷史中究竟誰是弱者，大地主是弱者，還是農民起義是弱者，資本家是弱者，還是工黨工會是弱者？
在理查德·道金斯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書中，就以生物演化的機理解釋了人類社會何以如此，該書暢銷至今，可以說是用生物學解釋人類社會的成功之作。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的《合作的進化》從博弈論的角度解明了斯密悖論，更是貫通了生物學與人類社會的共有邏輯。利用生物學對人類社會做出解讀，尤其是經濟學解讀，目前來看是一種成功的嘗試，這不僅是對人們趨利避害本能的解釋，也是對道德演化的解釋。
在歷史的舞台上，弱者也有上台博弈的資格，也有匹夫一怒的資格。我們的道德，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制度，正是在各方利益博弈的過程中形成的當下的最優解。正如斯賓塞所說，當某種不道德被我們意識到的時候，它就成為了阻礙社會發展的事物，就會被時代洪流所摧毀，社會就會變得更文明。
作為生物本性的趨利避害，在人類社會中處處都有體現，太史公在食貨志中曾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無論是資本家還是無產者，每個人都在尋求自己的幸福，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使自己出醜」。人類永遠在追求快樂逃避痛苦，永遠在做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我們會選擇價值更高而非更低的選項，也就是在追逐利益。
人類是自私自利的，動物也是，這在生物演化過程中是一脈相承的，最簡單的生命結構也是保有儘可能複製自身而避免消亡趨勢的。但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生命出現了共生與合作，這在俄國哲學家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一書中就有論述，例如希羅多德在遊歷非洲時所記述的牙籤鳥與鱷魚的共生關係，牙籤鳥為鱷魚清理牙齒，鱷魚的食物殘渣也能填飽牙籤鳥的肚子。白蟻不能消化木頭，卻能以木頭為食，也是藉助了體內寄生菌類分泌的酶。
在人類社會中，這種關係更加密切與多樣，在《人類簡史》一書中，有一個有趣的概念，小麥馴化了人類。地球上每天都在發生著生物滅絕，尤其是一些兩棲類動物，在環境劇變的過程中加速滅絕，但是有一些物種卻很難滅絕，例如小麥，小麥與人類就結成了一種共生關係，每個物種都想保留自己的基因，小麥等農作物和主要的畜牧動物、寵物等成為了最難被自然選擇淘汰的生物。
人類從進入文明社會之後，就基本逃離了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選擇，尤其是近代以來，豐饒的物資和日漸發達的醫療水平，哪怕有嚴重的家族遺傳病史，也能保障基本的生存和繁衍，但這不意味著人類必須承擔突變帶來的遺傳災害。
產前遺傳病篩查是目前相對保守溫和的優生學形態，自2014年基因編輯技術出現以來，結合人類基因圖譜和大數據解讀，科學家們進行了許多嘗試，有一個大方向，利用基因編輯技術產生更優秀的人類後代，賀建奎所做的基因編輯免疫艾滋的嬰兒，就是這種激進優生學的體現。這確實是一種應用前景十分廣闊的生物技術，或許會在若干年後徹底改變整個人類社會，但就目前而言，技術仍然是不成熟的，將其應用於人，還為時過早。
已經產生的成果已經預示著這種技術是生物學對人的有益應用，也並不會因此引發種族主義。上海科學家仇子龍在2016年年初培育出轉基因自閉症猴子，通過生物技術尋找自閉症的起因以及治療方案。
用生物學的視角研究解釋社會歷史的發展，並不一定引發民主平等自由等人類正向價值的崩潰，相反正是要從演化的角度解釋這種正向價值何以產生及其合法性。這種正向價值是源於人們長期生存鬥爭博弈的最優解，這種正向價值才是適者，方得生存。
將生物學應用於人類自身在歷史上似乎帶來了很多糟糕的事件，但優生學本身並非一種惡劣的行為，相反優生學是社會良好有序發展的必需品。國內就設有國家衛生部主管的《中國優生與遺傳雜誌》期刊，在醫學院教學中也有《醫學遺傳與優生學》課程，我們充其量是要對優生學抱有一種技術與倫理上的謹慎態度。
我們一般認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只是霍夫斯塔德對自由競爭和壟斷資本的指責，是對將生物學用於人類自身的抗議，但這種指責與以生物學視角研究解釋人類社會歷史並不衝突，真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應當是一種實然的規律，而非應然的實踐，真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應當是一種價值中立的解釋模式，而非一種與當前正向價值衝突的生存哲學。
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像是我們常用的歷史局限性一詞，就像是歷史主義的視角，歷史中的人物總要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我們知曉這一點並不能為我們當下的實踐做出什麼有效的引導，也不可能突破我們當前的歷史局限性，歷史局限性是永恆在場的，就如同適者生存也是永恆在場的。
自然選擇學說或者適者生存只是對一個事實的說明，即已經存在的是應當存在的。當人類傾向於以此指導社會發展時，並不能說蜂王不能干預蜂群，猴王不能干預猴群，政府或是國家，正是一種社會歷史演化的產物，道德與法律，亦是社會歷史演化的產物。人作為歷史的研究對象，首先是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有其固有的生物屬性，在此基礎上社會屬性才能成立。
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
如何看待？當人面臨生存鬥爭的時候，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來救命的。當人擺脫生存鬥爭時，道德又佔據了頭腦的制高點。人們就又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給扔了。這對人對社會都是如此。
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論」直接上了中學歷史課本——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民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落後就要挨打，落後就會挨打，落後就該挨打，沒有比此更鮮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了。
但這個國家興旺發達，又怎樣呢？就如同美國，打著人權高於主權的旗號，四處炫耀武力，充當世界警察。誰不服他都得揍一頓。聲嘶力竭地鼓吹歷史終結於民主自由普世價值。這當然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家自以為是在替天行道，是兼濟天下。這並不比社達更好。
對於人而言，並不存在純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只能說在特定事件上，他的求勝手段並不那麼高尚而已。但他一旦成功了，自然就可以為自己洗白。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就是如此。
君子必要的時候裝小人，小人必要的時候裝君子。這往往難以區別。
道德觀有兩種，功利主義，絕對主義。功利主義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見利忘義，人面獸心，畏威不懷德。絕對主義則是道德內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也可以認為是霸道與王道的差別。
頭腦聰明的人能夠按照需要切換，面對生存關頭，生存就是道德。而擺脫生存危機則又悲天憫人。
始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是蠻夷禽獸，然而始終唱道德高調的往往又只是清流廢物。
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是叢林邏輯，所以底層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比例較大。而道德內建的成為被人嘲弄的孔乙己。而社會中上層社會則反過來，聖母眾多，堅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被認為不配當人。但統治者的話，心狠手黑，道貌岸然。是會拿捏分寸的。
三體里程心就是個絕對主義道德觀的聖母，她無視社會達爾文主義，結果就是「喪失獸性，喪失一切」。而章北海等人則是能拿捏分寸，手段狠毒，但心裡永遠想著社會的責任。
放到此次新冠疫情上，知乎聖母泛濫，秉持絕對主義道德觀的很多，一個人也不能放棄。而英國政府顯然就是功利主義的了，放棄價值小的。只能說這個事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而不能說某個人的性質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每個人對事件的理解不同，啟動生存鬥爭的觸發條件不同。
全民都生存鬥爭了，拒絕社達，就是迂腐，活該被淘汰。擺脫了生存鬥爭了，擁抱社達，就是不識時務，同樣被唾棄。
這給某人貼標籤就太簡單化了。人是很複雜的。
那麼金融共產主義怎麼看待呢？共產主義或者說，趣緣自由社會。應當是沒有社達的擺脫生存鬥爭的社會，雖然它只是在地平線上——吾未之逮也，然有志焉。人民性是人高於動物的精神本體，而金融共產主義就是引導充滿生存鬥爭氣息的叢林中的舊人民走向至高至善至純的擁有無邪人性的新人民。擺脫生存鬥爭是關鍵，這是永無止境的追求。應當這樣說，我們盡量不要讓社會暴露在需要生存鬥爭的環境下。
支持社會優勝劣汰，窮人活該貧窮，富有才是成功
我認為支持社達觀點的都是既得利益或者精神資本家。嚴格來說，這和再分配是違背的：窮人不值得享受補助，付不起錢看什麼病？沒有錢還活什麼活？並且這種觀點延伸後容易變成種族主義，鼓吹種族先天優越性。
這種思想如果會成為主流，對內會造成嚴重的社會撕裂，對外也會因為種族主義而頻發衝突
就是用來把自己主張的「人工育種」說成是「自然選擇」，從而好方便自己掩蓋各種東西的一種學說。
（當然就是資產階級那邊的學說了，資無二階，誰需要掩蓋矛盾掩蓋階級鬥爭的事，我想是一目了然的）
類似的還有，需要某些人去人為守護才能延續、卻被這些人稱之為自然規律的，一個著名的靈異現象：看不見的手。
就是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照搬到了人類社會中，具體主張有見死不救，有意擴大貧富差距，笑貧不笑娼等等
如何看待?屬於典型的中二病，自以為自己是「優」，實際上如果如果廣泛推行的話，過不了多長時間就從相對關係中退為「劣」了。就像「富不過三代，窮不過三代」一樣，窮人死絕戶了，就有曾經的富人去遞補為新的窮人了。所以，如果一個人不身處前0.01％而鼓吹社會達爾文的話，可以說是非蠢即壞了，蠢已經說過了，壞的話就體現為「自我之下優勝劣汰，自我之上人人平等」，為自己的虛偽和自私找理論支持和心理安慰罷了。
順便提一下，這次疫情中，英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已經喊出來群體免疫了，這種行為本質還是屬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至於那些「劣質」的底層是會按照預想乖乖去死還是暴動起義，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要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其理由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起源——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生存競爭的本質是考量生物對所在環境的適應性，所謂的「優勝劣汰」和「適者生存」都是針對當前的生存環境而言的，在當前的科技水平下，基因的變異是不可預測的，生存環境的變化是難以預測的，倘若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社會生存準則，未來難免會出現這種情況：隨著經濟發展，由於資源分配和教育差距，原本的富人會越來越富，原本的窮人會越來越窮，跨越階層的方式越來越少，導致最終在社會上存留的大部分人都是這個統計項目開始時的富人，人類的基因樣本減少，多樣性也就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此處不是指變異時面對的可能性減少，而是指統計的總體數目減少，從而可能出現的變異也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當生存環境發生變化時，適應當前環境的基因只能從現存的人類中挑選，而被社會達爾文主義削弱過的基因們不一定足夠多樣，能從中挑得出擔起人類生存重任的那一個。
其次，為了保證延續性，任何一個種族都是趨向於「活」而不是「死」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合理的社會制度，是傾向於使儘可能多的人「活」的。最初強者和弱者都存在，但社會達爾文主義不會去保護弱者，它傾向於使社會中的弱者「死」來讓出更多的資源以保證強者更好的生存，但強者和弱者的劃分標準又是什麼呢？只要一個種族存在，其中必然會有強者弱者之分，隨著弱者的不斷淘汰和強弱的重新劃分，極端一些，最終一個種族會只剩一個人，這樣的種族難道能稱之為「強者」嗎？
最後，競爭只是一種手段，它產生時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活」，而不是更快地「死」，它只能作為一種規律，而不能作為一種準則或信仰。打個比方，古代的某位帝王最初開疆拓土是為了讓百姓得到更多資源生活得更好，但當他逐漸沉迷於戰爭時，就違背了他最初的目的，反而落得勞民傷財了。
其實說到底，我根本不信社會達爾文主義會盛行，因為還有同理心的存在。適應與鬥爭是永恆存在的，這是無法違背的客觀事實，但它們不一定是人類這個種族的主題，畢竟大家都是理性與感性並存的奇妙生物。
達爾文提出物競天擇
有人模仿達爾文，提出物竟人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既不社會，也不達爾文，只是一種主義
全體免疫。
世界上本沒有社達，又或者人人都是社達。
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我歧視，我混蛋，但是我要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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