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寫材料麻煩和貴的,古人要省字的,我問你們,究竟是中國的竹簡麻煩和貴,還是兩河流域的泥板,尼羅河的紙草,或者是歐洲的羊皮紙麻煩和貴。
漢字一個字一個意思,信息量已經比字母文字壓縮了很多。可是歐洲的羊皮紙時代,我們依舊可以從拼寫去研究當時的發音。細節都能研究出來。照著麻煩或者貴所以省略的邏輯,這些發音的細節其實完全可以省略,也不是沒有先例。例如線性文字A拼寫的希臘文,就省略了音節的後綴輔音。當然很可能是因為他們使用了外族的音節文字,導致很多輔音後綴沒法寫出來的緣故。後來截頭讀法發明,採用了從腓尼基文字改來的希臘文乃至拉丁文,才能拼出完整的音節。但既然過去省過,為啥後來也沒有出於節約書寫材料的緣故省略呢?
憑啥外國人用著比我們不便宜的材料,寫的文章比我們的古人有更多的口語呢?
今天一字一個音節,古漢語是否存在多音節,乃至屈析變換都是爭論中。也許古文字中已經包括了屈析變換,乃至各種前後綴,這也不是沒有人論證過。例如登,和增,增就是使登的合音。所以今天看來很簡練,古人讀起來未必簡練。
所以我覺得文言文應該更接近春秋戰國時讀書人的口語。
看到上邊如此不靠譜的答案們,我還是說一下吧。
文言文,王力的看法是先秦口語經過後代加工而成的書面語,文言文的老底子,其實是春秋甚至商周的口語而來的。為何這樣說,《尚書》的無佚,《論語》《詩經》這都是當時很口語化的東西,但放到我們今天來看,平常誰引用個詩經就成了有文化、會拽詞的表現。古代的口語在今天成了「引經據典」,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那是因為,語言是在不斷進化的,由單音詞向雙音詞轉變。相關內容,可以看下《詩經》、揚雄的《方言》、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宋代的變文和平話、元明古白小說,學習文化的同時還能感受一下歷史。
文言文沒什麼神秘的,現在很多人不懂它,所以給它披上一層神秘加成,高大上、出口成章、有文化,其實就本人觀點來看,平時越喜歡用成語喜歡出口成章的人,越不會文言文,很簡單,看了那麼多奏章諫議札子後,用成語是很丟人的一件事,表意要用自己的方式,套成語的都很低級。
很多人以為古人在日常說話時也滿口「之乎者也」,擔心穿越回去不會說「文言文」,沒法和古人交流。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話文。
所謂文言文,是古人寫文章時用的書面語言。春秋以前,文言文與口語白話文的區別並不大,文言文實際上就是將商周時期的口語簡化後變形而成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文言文基本定型,以後的兩千年基本沒有變過。但口語白話文卻一直在變,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響,比如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導致的語言變化。唐朝之後,白話文和文言文分離得更加明顯,人們平時說話和寫文章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古人為何寫文章的時候不用白話文呢?這樣豈不是更方便讀懂嗎?白話文儘管容易讀懂,但真的不容易寫,因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內容,如果用白話文,會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紙張沒有發明前,古人在青銅器上鑄字、竹簡上刻字、絲帛上寫字,這些書寫材料都十分昂貴,而且書寫過程也很費勁。所以,古人為了省錢省力,寫文章的時候必須惜字如金,文言文這種精簡化的用語就體現了它的優勢。打個比方,您正在讀的這部書總共十餘萬字,如果用竹簡寫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簡。如果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竹簡寫成,大部分人是買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省字控制成本。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唐宋普及了印刷術。書寫材料便宜了,過程也不那麼費勁了,為啥還用文言文呢?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傳承的慣性,文言文格式穩定,言簡意賅,有表達優勢。另外,古代的知識分子用文言文還能提高自己的格調——這樣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眾」區分開來,通過體現文化的高低差異來獲得優越感。兩千多年來,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讀書人的身份象徵,直到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後,文言文的優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後,隨著民眾閱讀的普及,白話文在書籍文章中的使用數量大大增多。宋代興起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話本」,實際上就是說書藝人表演時使用的底本。這種話本融合了口語和書面語,產生了一種淺近文言體,即白話小說。此後的暢銷類小說基本都用白話文了,這樣讀起來比較貼近真實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讀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類小說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讀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讀純文言體的《史記》就費勁多了。
宋朝之後的白話文和今天差別不大了,基本上都能看懂。史書上記載過一段宋代官府審問一個婦女的對話,這婦女砍傷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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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歷史的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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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現在我們都用的白話,還分口頭語和書面語的。
這個「古代」橫跨三皇五帝春秋戰國一直到鴉片戰爭都叫「古代」…… 你讓人怎麽答?
對於不需要詳細諒解漢語變遷,只是聼個樂呵的人簡單粗暴總結就是:
上古時期,所有人講話基本就是文言文的樣子,到後來口語慢慢變遷,到達明清時侯口語基本已經有了現在的雛形。但是漢字文言分離的特性以及中國文化崇古的取態,書面語固化了下來,發展極爲緩慢,但也只是緩慢而不是沒變,明清時候的文言文和春秋戰國的文言文還是很不同的,再到後來就是新文化運動,我手寫京口的故事了,不過這已經是近代史,不是古人。
粗畧示意一下:
首先,語言極其不穏定,一直在變化。現代漢語和秦漢之前的上古漢語、唐宋時期的中古漢語三者之間完全無法互通。
東漢之前上古漢語時期的文言文記載的就是當時的口語,孔子孟子他們説話確實是滿口「之乎者也」(當然這個「之乎者也」不讀「zhi hu zhe ye」就是了,很多人不相信文言文曾經是口語是因爲他們以爲「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就念「xue er shi xi zhi bu yi yue hu」,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上古漢語的發音比現代漢語複雜得多)。上古漢語及文言文本身也在變化,《尚書》與《史記》使用的語言就有很大差異。
口語繼續不停地變化,尤其是經過東漢末年戰亂的動盪,兩晉之後的中古漢語已經和先秦文獻中記載的文言文對不上了,但文人們固執地模仿古人的語言去寫文章,自此,言文分離,文言文變成純粹的書面語。後世的文言文也有變化,但相較口語來説緩慢得多。
唐朝之後,出現了白話文。這個沒什麽好説的,白話文和同時期的口語基本一致,一直發展至今。
所以古人沒讀過書的人説話是不是像文言文一樣?這得看是什麽時期的古人,有很長一段時間確實是的。
這是要分年代的,你說的「古人」是指先秦時期?兩漢時期?南北朝?隋唐?還是宋元明清?
這裡面有一個書面語和口語分離的過程,先秦時期,書面語幾乎就完全等於口語,如果要進行記載則會進行一定程度的修飾,但不會有大的變動。比如關於《詩》的來源,有一個說法是「王官采詩制」,就是派遣官員到各地進行詩歌的採集與修訂,採集的內容就包括當地的民歌。
兩漢一直到隋唐,書面語和口語都沒能完全分離,就是說不論是王公大夫還是吏夫走卒,說的話不會有太大差別,都是我們現在說的「文言文」,區別在於,讀書的人說話的時候會用典故。
至於完全分離,則要到唐宋時期了。這個時候,造紙術發展,社會文化繁盛,經濟繁榮,出現了新的文學形式,比如唐傳奇和話本,這個時候雖然仍然保留有文言文的特色,但沒怎麼學過文言文的現代人理解起來也沒有什麼壓力。
寫得不嚴謹,但大致情況如上,請各位批評指正。
應該不是,前面的答主們都說過了,文言文是書面語言。這裡有個大明朝的故事可以作為佐證:
馬親王在《顯微鏡下的大明王朝》裡面提到過朱元璋在剛建立王朝準備清查戶口時給戶部下過一道聖旨,裡面提到:「 說與戶部管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戶口不明白俚(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沒)戶部家出榜去,教那司官....」從這個可以看出這是與我們通常說話是沒多大區別的,並沒有太多文言文的雅馴味道。為對比,可以看下朱元璋同一時間段下的聖旨「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這個版本的就比上一版的更符合我們心中文言文的印象。
對比下上面提到的兩段聖旨,可以看出連皇帝說話都很大白話,一般沒讀過書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您莫非以為現在大到全國七大方言、小到十里不同音的地方方言,都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的一聲炮響,給咱送來的?四萬萬中國人噌的一下都從說文言文變成說方言啦?
不可能的,文言文沒那麼簡單,最起碼要學習識字,然後再說別的,識字首先要學習字形字義字音,這些都是算作「小學」,為什麼古代文盲那麼多,就是因為要識文斷字門檻相當高的,哪像新中國成立以後全民識字,現在的人無法想像幾十年前中國還是遍地睜眼瞎吧!
據我所知這要看時代
據我知道的是唐代才出現了嚴重的文白分離問題
也就是說再往前一些應該是說的就是寫的
再往前應該……
「寫的什麼東西?」
春秋筆法那東西應該不是人說的吧……
你沒聽過方言么?
不是、
我回答過這個問題,你自己看。
更新一下。有位仁兄說我們的回答都不靠譜,但是他的回答我實在看不出哪裡靠譜。
之前我回答過類似問題,這次不願意帖了,所以讓你自己去看,但是就被人說不靠譜了。
好吧,我給你一個靠譜的答案。
第一,所謂文言就是古代的書面語,是古人寫文章時專用的。說話的時候,並不這樣。為什麼呢,你得知道,古人書寫是用刀在簡牘上刻字,這個過程太痛苦了。所以,能少刻一個字就少刻一個字,文言就是這樣形成的。
後來,毛筆用了,造紙術有了,但是,人們寫文章的習慣也形成了。所以,文言就成為古代文人階層寫文章的專用表達方式。
至於王力先生的觀點——先秦口語經過後代加工而成的書面語——注意其中後代加工這幾個字。這種加工,也是為了更便於在某種實物載體上進行記錄。
所以,說話是說話,寫文章是寫文章。古人也不可能用文言的方式進行日常交流。
最後說一句,如果你的語文老師沒有告訴你這些,他就該下崗。
文言文自古就是一種高級的語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只有受過專門教育的人才能熟練掌握。古文並不等於古人的語言,而是古人的書面語言。
我們現代人說話,也分口語和書面語。
口語:「把這個弄好,抓緊。」
書面語:「儘快妥善處理此問題。」
南懷瑾在一次演講中引用了《中庸》的幾句話,然後他說:「這些話的意思是很明了的,但是大家沒有學過古文,我給大家解釋一下是什麼意思。」
即便在當代,普通老百姓用文言文的很少,而學問作得很深的學者(包括理工科)文言文功底還是很深的,國學功底也非常深厚,講課說話也是常常引經據典。
不是。讀過書的也不按書面語說的。孔子也不會整天之乎者也跟人說話。
你看論語,作為語錄,之乎者也看似多見。但是口語,需要之乎者也的概念嗎?
其實並不用就可以說清楚。可有人以為論語是孔門弟子口口相傳的原因錯把他當作就是口語。這恐怕極有可能屬於誤解。
我提供三個理由。
第一個是論語成書太晚了。孔門說是口口相傳孔子的語錄,但書面語因為斷句問題,也同樣講究一個口口相傳。而又礙於漢子這個載體的特殊原因,口語變為書面體必然會導致變化。所以認為其就是口語,就犯下了機械看問題的錯誤。
古文是沒標點的。所以也常以句讀的形式下傳真文。就如電視片段中,那些搖頭晃腦背書的小夫子們一樣,它們不但是在背書,還在發音的陰陽頓挫中記憶句讀的形式。這個方法也叫口口相傳,講白了就是對著念,哪裡換氣哪裡停頓需要親自去體會,以此形成經驗。那麼若孔子弟子們說的這個口口相傳是句讀,就說明論語已經是把孔子所授之學給書面語化過了。而一但書寫,就避不開口語轉為書面語後的有機變化。所以不能依靠口口相傳就以為論語不屬於書面語。
第二秦朝時期的口語形式轉化為書面語後,對口語的原風原貌會具有極大的影響。因為在會意字結構中,口語習慣與書面語本質上存有斷句的矛盾。因此便會造成口語與書面語的差異。所以也說明書面體與當時期口語一致的認識,並不是一個客觀的認識。而事實正好相反,恰恰需要及時轉變。
第三寫起來就詳細了,我也一併對上面的概念性的東西做個補充。
我們可以從方言習慣說起。
如今有些地方的方言習慣,說某些字時可代表某種情緒,情緒化後會把句子聊死。就比如大部分地區的方言的這個「的」字。方言常見的有將它讀作「的、得、滴、地」的。而後三個一讀出來,就把句子聊死了,而前一個就不會。
但這也會造成書面語言在藉助口語表達形式時產生分歧。
這還是有標點的白話文,都有差異。那沒標點的文言文該怎麼辦?
首先,文言文為什麼沒有標點?因為口語就沒標點。口語不會說:
你今早吃了嗎問號
哦頓號我吃了句號那您呢問號
呵呵逗號我也吃了句號
口語說成這那咱有一個算一個全得崩潰了。
所以書面語言一開始,也沒想到用標點。
但他想藉助口語的標點習慣行不行?不行還好,行就來問題了。
古代方言口語中有沒有得滴地一說不知道,但假如有,我們借它能把天聊死的特徵做個實驗。
比如,我給你信上寫了個:唯兒婚合喜宿昨日地恨今晨未眠得
你一看哦……明白了。昨天你孩子結婚,你叫小兩口睡一晚上地板結果沒洞成房你還很生氣。
你就想,我怎麼這麼摳呢?喔兒子娶媳婦我卻叫人家新婚之夜睡地板還怪人家沒動成房這算是哪門子操作這是?
於是你回信說:餿主難能有子貴成家事何以入地而眠
我一收到信,心想不能夠呀,我說的清清楚楚,昨日兒新婚,夫妻合一宿地(方言「的」),至今晨他倆卻未眠得(還是方言「的」的另一種語氣)。可你哪借來的豆腐給自個兒按頭上後理解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跟你的友誼就此涼涼……
可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口語習慣中得滴地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但用在書面語中,便需要有音同義不同的新型意義。可書面語沒這功能,因為中國每一個會意字背後都有一套會意邏輯,你若硬在某幾個字插上音同義不同這個概念,就整體毀了漢子邏輯,也會使讀者將來會整天疑神疑鬼的,想著你這個字到底是有意思還是沒意思,那漢子整個體系就不崩塌了?於是怎麼辦呢?
去找沒意義,還能在口語中把天聊死的字。
於是有了之乎者也矣焉哉。你說這七個字個有什麼意思?都沒意思。而且會意的角度也告訴了你,它們已經沒了意思。
插例子。
看焉字:本意為黃鳳,源自江淮,那裡人跡罕之不常流走自然沒人常見。所以你說有一種鳥,叫焉。別人會好奇什麼是焉?你說的再詳細大多也搞不清楚還以為是黃雀或黃鸝。久而久之這就成了大眾疑惑的目標。於是大家熟知了這個搞不清楚的東西叫焉,就把所有搞不清楚的東西都比做焉了。那麼便產生了這個虛詞。
此物,是何焉?
即這句話的本意是:這東西,是什麼鳥?
用來隱喻指什麼東西的意思。而且在口語中,也起到了斷句的作用。比如
這什麼鬼?
這什麼鳥玩意兒?
鳥玩意兒也可代指是對焉的疑惑,仍可被焉字代表。所以焉就成了一個虛詞,經常用來斷句。
另一個「也」字:
一種非常古老的洗漱用具。一般代指這個人的生活習慣。比如「斯生於美卻乃華夏氏也。」
你可以理解為這個人生在美國但他用華夏人的洗漱方式。代指什麼?代指他的生活融入了華夏文化。
也這個字本指一種古老的洗漱用具,但隨著時代演變,這種用具已經不存在了。於是也變成了一個沒有意義的虛詞。所以我們又再次變廢為寶,將它變成了專用於斷句的虛詞。但口語卻不會這麼說,口語習慣會隨著生活方式去轉變,但書面語沒得選擇,好不容易撿個漏,也就遺留下來了。(還真可能有人專門在研究撿漏的,不然早被逼上梁山創造了標點也不一定)
總體而言,為了避免破壞中文的整體會意環境,古人幾乎想盡了辦法去給書面語斷句。還比如押韻的,合轍的,排比的,夫惟定從和邏輯連貫性的,這些都是常見的。更有不常見的令人頭大的癥狀表現方式,那就只能請比國寶還稀少的漢子專家或者大家隨意發揮吧……
所以綜上,文言文書面語與口語表達不同,因為書面語要遵循客觀原理,來規範自己的表達方式。
但書面語與口語一致性的地方也比不一致的地方多,這也是書面於與口語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
——————
以下是知友楊鵬遠的回復:
孔子的確是天天之乎者也地說話的。「之」這個字在語言演變中逐漸變成現代的「的」字,「者」至今仍然使用,「也」相當於現代的「呀」
@楊鵬遠
在這裡想和您一起討論下。
您將「之」演變為「呀」(知友回復的是「的」而不是「呀」,分歧是由我大意所造成的),有些脫離系統性看問題的認識。因為現代對「呀」的常用法絕對屬於虛詞形式。假如「之」在之前作為虛詞是它的主要因素,那其真實情況也還存在一個次要因素。等下再講這個次要因素,但首先要說明的是,沒有這個次要因素的話,之的應用形式就可以胡亂用了,這在會意字這個嚴密的系統裡面是不可能存在的。
「之」的用法我堅持自己的理解框架,你把「之」的演化看作為「呀」,(知友回復的是「的」而不是「呀」,臉紅)而我把它看作為「的」。我先把我的認識用文字套一下吧。
首先:
「的」在如今看似是沒有意義的字,但結構上講,又並不是。比如手機是我的,「的」起到了鏈接「我」並在概念上阻斷「我」的雙關作用。
詳細分析發現「的」的以下兩點特徵:
第一,在結構上講他起到了連詞作用。
比如「我的手機」這句話,「我」這個概念與「手機」這個概念仍被「的」阻斷,但手機與我又被連接在一起了。
第二,在詞性上講他避免了將多個小概念組合成為一個大概念的「斷意」功能。比如:
你我他=我們
而「你的我的他的」就不能相加。
還比如「我的手機」就不能相加。
比如「我手機快沒電了」這句。這句「我手機」卻可以將我與手機這兩個小概念組成一個新的大概念。這個大概念甚至可以用作於與手機品牌。但具體應用上,反而因為「手機」的詞性辨識度太高了,反而不回與「我」字相加。但是五百年後就說不準了,那是手機已經成不為人知的古董了吧。到那時,「我手機」便會順理成章的形成一個大概念了。
現在自我糾錯,我試著畫一下有機框架套矛盾關係(本人唯物辯證法苦手,糾錯質量難有保證……)
當書面體沒有了標點時,口語、書面體、斷句、虛詞這四者之間的關係存在有機統一。我在原文已經展示過了這種有機統一的關係性。那麼當標點被書面體引用之後,由於標點代替了虛詞的關係,沒有虛詞也不會阻礙書面語與口語形成有機關係了,虛詞因此而失去了文化基礎。可是,即便如此,為什麼又形成了新的以「的」為形式的虛詞體系?
所以新形勢下的有機統一,就要對虛詞的概念重新梳理。反之借用虛詞的新型關係去看待老詞,看看是否有什麼新的發現。
虛詞不但用作虛詞,還起到了連詞的作用。
虛詞有一種書面體的專屬斷句形式,像是打岔一樣。你問我多少歲?我說今天假日休息。或是聲調著重,長聲等,都能起到斷句作用。但同樣,會意形式中,兩個小概念常常會組合成一個大概念,比如「你我他」,合一起就成為了「大家」這個概念,這是自動的會意邏輯,不需要我們思維去參與。但要單獨排出三個小概念而不相加,仍需虛詞阻斷,比如你的我的他的。
這是虛詞在有標點的新形勢下仍被保留下來的主要原因。除此外我們還有個次要原因,就是連接性。次要概念相當於頓號,比如你、我、他。意在阻斷三者小概念的情況下又突出了這三者的連接性。那麼反套老的虛詞,比如「之」字,自古以來有沒有這個作用?是否能形成非斷句形式的應用模式?
「之」的早期會意形式是一隻腳,腳畫出一條路線。這條小概念路線與小概念角自動邏輯相加,形成新的會意大概念,意在正在行動起來的腳,或目前的計劃、預測,或正在進行中的行為。
比如詩經「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人們都對我示好,給我講大道理。有了這個之,就是在說此人正在經歷這件事,在對我講道理同時,我覺得他們怎麼樣怎麼樣了,就把後文的時態襯託了起來。
而我們改一下,改成「眾人好我,示我周行。」我去掉了之,加了個眾,保持詩經常用的四絕句原始風貌,然後你再看,這種形式的意思是發生在曾經?現在?還是只是作者的某個嚮往?
「之」字應用比較寬,再多舉幾個例子吧。
夭之沃沃。
指如今它幼枝就長得非常豐碩。
夭枝沃沃。
這是指幼枝是如今的?還是曾經的?還是一向的?還是某一情況下的?它才會非常豐碩?
再一個,道德經的:
不貴難得之貨。不要使難得的貨(以今時而論的)貴了。
不貴難得貨。不要使難得的貨(曾經的?如今的?)貴了。
是以聖人之治。所以君權(面對此時形式的)治理辦法。
是以聖人治。所以君權(面對過去的?面對未來的?面對現在形式的?)的治理辦法。
還是詩經:
打斷大概念成型,保持小概念的例子。
宛丘之上。帶凹坡的山,形同死火山口。它之上,意指這種山的天上。
實際後文指的是火山口處,那裡四季常溫,他看上了在那裡跳舞的一個姑娘。但這裡就用法錯誤了,實際該用宛之丘上,丘才是那個火山口,並將宛於丘兩個小概念分離看待後,明確了地名。也就不會造成後面解釋上的誤解。
這首詩還用到了晚丘之下與宛丘之道兩個地名。搞得大家都不敢相信這女子這麼能跳,竟然在周朝地域里找了一個少說也有三百來米高火山上蹦下跳的,太神仙了。結果仔細考慮後,覺得還是這個寫詩經的人沒文化才搞的寫成了這樣的。所以說,詩人也不一定就代表浪漫……
換成宛丘上。宛丘畢竟是山,宛加丘形成的一個大概念,上可以指山最高的地方,宛丘下就成了山最低的地方,那麼這女子就是真的很能跳了……^_^
再比如代表現在所具有的東西。
椒柳之實。椒柳在結出果實的時候。
椒柳實。椒柳的果實。
再舉論語的:(論語的歷代解釋比較瘋,沒有個理由邏輯我幾乎都不敢用。)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了之後就可以習(意指應用、慣用)上了,難道不高興嗎?
學而時習,不亦悅乎。學了之後(早還是晚?分不清,那就不分早晚)早晚都能習上,難道不高興嗎?你看,沒有對之的全面理解,好好的名句被我們給解釋成了形而上學雞湯文。難怪儒家在形而上學中會遍地開花了。要知道春秋時期,可是我國樸素唯物主義集大成於世的啟蒙時期,哪個學者蠢到不懂樸素唯物主義?去搞形而上學去的絕不是典型的春秋學者,孔子他能例外嗎?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了。「的」可以代表「之」的會意形態。也繼承了「之」的次要作用,即你之我之他之的斷連詞詞性。
比「呀」(知友回復的是「的」而不是「呀」)更能代表「之」的觀點。我也提供了足夠的有機認識。於是「之」可以與「的」形成確切的形式轉化,並能形成有機統一結論。同樣,在文化價值觀上講,「的」在應用量中的文化基礎比呀高啊,之在過去的文化價值就具有普遍性,我沒有忽略事物的有機變化,而你用「呀」(知友回復的是「的」而不是「呀」。我特么的……)來代替代替之,是否只是單純在認識上將「呀」與「之」作用形成了機械統一?忽略了文化基礎要素呢?如果你也沒有,那麼我們之間就沒有必要講絕對。(知友回復的是「的」而不是「呀」我去……)「之」可以變成「的」一部分,也可以變成「呀」一部分。有機統一支持多角度觀點出發,也支持多方面的角度結論,這並不意味著不能共存。
所以我的前文還是會保留「的」的例子,它仍能與虛詞在發展形式中保持一定的連貫性作用。舉例恰當。
自然說到這了,把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放上來吧。
自從有了標點,虛詞退出歷史舞台,但「的」這個虛詞卻與書面體中,小概念會自動相加為大概念這種形式形成了新的矛盾關係。因此他被大量應用,形成了某種類似於頓號的連接與概念阻斷的「虛連詞」形態。(唉我去……)
再結合歷史唯物主義。舊有形式在脫離矛盾關係後仍會轉變成為另一種形式存在一段時間。那麼舊有的「之乎者也」這些虛詞仍然存在嗎?
答案是仍然存在。
舊有的形式仍存在於書面體的藝術創作之中,單純作為藝術美感來作為了自己的繼承價值。
到這裡能說的都說完啦。不過另一個問題是,孔子說話帶之乎者也腔是怎麼回事?以口語角度來看,根本沒需要習慣性去用這些虛詞啊?那他被孔子時代的人經常應用的文化基礎在哪裡?你得給我個準確理由讓我改啊?我又不是儒棍,對論語沒有偏愛的。
你推薦點東西給我吧。
復改後,我還是給自己也來條留言吧:
你特么一天少干點吃飽了撐的事情!
P.S.(答主已死,有事燒紙)
中國傳統文化大概分為上層文化和底層文化。上層文化是指宮廷及上層文人所擁有的文化,底層文化是指不依靠統治階級的廣大人民群眾以及代表這個階層的文人所擁有的文化。
文言文就是秦漢時期之前人們說話的樣子,那時的華夏語言辭彙匱乏、沒有統一規範,人們說話只有口音的區別,無論書面語還是口頭語言都沒有文言白話之分。
秦漢以後,隨著漢字逐漸規範、民族融合等影響語言的因素,人們說話的方式——語音、辭彙是一直在變化的。尤其是隨著幾次大一統王朝崩潰帶來的中原漢人南遷、北方胡人入中原的民族大融合,是影響語言的重要因素。
但是代表上層文化的文人們在書面用語中始終保留著先秦時期人們的說話方式,也就是「之乎者也」和相對於他們而言的「古代人」的語言辭彙。於是就形成了口頭用語偏白話,書面用語尤其是詩詞歌賦仍然復古的現象。
※《說文解字》《卷一》《艸部》00380「茈」※古漢語通論(十四)句首句中語氣詞;詞頭,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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