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紙檔案毀了一生的女人
那幾天，恰好馬自力部長在縣裡出差，得知汪貽梅得了腦梗，也提著幾個水果罐頭來看她，用很是埋怨她的口吻說：「你激動啥，不就是恢復公職要上班了嗎，還喝了一斤酒？這下你不能了吧？」
作者：楊海濱
我是在青海班瑪縣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才完整聽到關於鄰居汪貽梅的故事的。
多年以前，她被不知哪一級組織部門弄丟了檔案，無法恢復公職，整整待業了30年。等她終於正式拿到恢復公職文件的那天，卻因過於興奮導致腦溢血，沒過多久就去世了。
我記得很清楚，後來人們說起這件事時，語氣大都是戲謔的、充滿嘲弄的。
1
那是60年代末，汪貽梅不過30多歲，長得非常漂亮。雖說那個年代大家穿的大都破舊，但印象中她的衣服卻總是整潔乾淨的，就像是從她的身體里長出來似的合身。
我常覺得這個鄰居阿姨和我媽那種從農村來的、多少有點邋遢的婦女很不一樣。很久之後才知道，這種「漂亮」源於她讀過書、還當過兵，腹有詩書氣自華。
汪貽梅每天起早貪黑地給她4個女兒做飯，有時見我媽沒給我做早飯，就招呼我去她家和她女兒們一起吃，吃完，就和她的三女兒——我的同班同學艾兒一起去上學。
汪貽梅的老公叫王喜才，是縣委辦公室的秘書，在縣裡享有「一支筆」的美名。有關他的名氣，我是從同學嘴裡聽說的，他們父母在家都說，王喜才是個大秀才，「吹牛X不用打草稿」。
有次王喜才感冒了，汪貽梅就把一把藤椅斜靠在大門上，讓他躺在那兒曬太陽，還不時屋裡屋外跑來跑去遞水遞葯，幫他捶背。我一看王喜才那樣兒，就想起自己剛看過的電影《高玉寶》中的老地主，便朝他喊：「你是個老地主在剝削勞動人民，你自己起來去喝葯！」
王喜才立馬跳起身來朝我的屁股上就是一腳，扭著變形的臉罵：「小臭屁孩懂什麼，敢胡罵老子是老地主！告訴你，老子正兒八經是中農！」
汪貽梅就在一旁就咯咯地笑，邊拿出一塊洋芋遞給我邊說：「可不能罵他是地主，就因為他被人污告是地主，阿姨才落到現在這個下場……唉，給你說你也不懂。」
汪貽梅那會兒沒有正經工作，一直做著零工。有段時間，她在縣政府基建工地上和泥搬磚做小工。一天，一個幹部家屬因一點小事找她茬，罵得很難聽，還想動手打她，幸好被人拉開了。
汪貽梅也沒和她爭執，第二天便辭了工作。沒想到隔了幾天，那個悍婦的女兒便在課間攔住艾兒，張口就罵她：「你媽要是再惹我媽，我媽會揍死她的，我也會揍死你！」
艾兒一聽就哭了。
我站在一旁說：「她打你你沒長手？」
艾兒說：「她有兩個哥哥，我只有兩姐，打不過她們。」
我想幫艾兒，可攔不住她和她家人都窩囊，心裡氣不過，回家便跟我媽說了這些事。汪貽梅的事，便是我爸我媽那時候給我講的。
2
1954年，班瑪人民政府正式在賽來塘建立，汪貽梅是被組織部長王心剛從省黨校選上的幹部，一到縣上就被分配到團委當幹事。
那時候，團委大部分工作都在牧區，汪貽梅很快就展現出來自己的工作能力。加上她本身年輕漂亮，引得縣上好些年輕人的注意，有事沒事就喜歡往汪貽梅身邊湊，包括縣委書記馬自力。雖然馬書記早在陝西老家就結了婚，但看到汪貽梅後，也想方設法追求她。
同在追求她的，還有王喜才。那時候，王喜才也剛從西寧分配到縣委辦公室當秘書，操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氣度不凡。
王喜才常常和汪貽梅聊電影聊文學，兩人很是投機。大院里放露天電影，王喜才會早早就搬著板凳坐在那兒，等汪貽梅來了，起身把板凳就讓給她。
馬自力的方式就不同了，他總是把汪貽梅叫到辦公室談工作，每次都很嚴肅，有幾次下藏（下鄉），還特意打電話通知團委，讓汪貽梅隨他一起，坐上當年縣裡唯一的一輛北京吉普，到偏遠的鄉上去。
一天，馬自力非要讓司機開著車帶著汪貽梅去離鄉政府十幾公里外的一處山坡上看石經牆，回來的路上，吉普車在過一條河道時，車輪被岸邊大石頭顛起來翻到了河裡。幸好河水很淺，馬自力壓在了汪貽梅身上平安無事，汪貽梅的右腿卻被別在兩個坐位中間骨折了。
當時，縣醫院的醫生技術很差，只做了簡單處理，三個月後，汪貽梅仍然覺得疼痛不能行走，便一個人請假去西寧省醫院做檢查，這才發現骨折的地方長岔了，需要折斷重新再接。汪貽梅只得忍著痛苦，重新又接了一次。
汪貽梅在西寧做手術期間，王喜才就專門請假去看望她，推著輪椅陪她在醫院裡散步、到街上回族飯店吃飯，回縣裡前還給她留下50塊錢。而馬自力卻一直不聞不問。
所以，汪貽梅情鐘王喜才，也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1957年國慶節，汪貽梅和王喜才結了婚。馬自力表面上雖不動聲色，實際上卻在伺機報復。
那年年底，縣裡的「反右」風颳了起來，馬自力到省委開會，偶遇和王喜才一同來青海的同學，聽說王喜才竟是地主成分出身。回到縣上，馬自力查了檔案，發現王喜才所有表格里填的都是「中農」。馬自力不甘心，又讓組織部的人回王喜才的老家河北邢台政審，果然證實了王喜才的地主成分。
原來，王喜才小時被父母過繼給了中農成分、沒有兒子的姨媽，數年後姨媽生了兒子，就把他重新送回了父母身邊。之所以後來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都是靠家底豐厚。只是參加工作後，為了不受成分影響，在填寫各種材料時就填了「中農」。
馬自力逮住了王喜才的把柄，在後來三番五次的政治運動中，硬是把王喜才打回了原籍，汪貽梅也跟著一起，被下放到了河北邢台某農村。
一時間，縣上的人對這件事議論紛紛。有人說馬書記這是私仇公報，下手過重；還有人認為對於王喜才這樣隱瞞出身、不主動向組織坦白的人，就應當這樣處理，甚至應該判刑。
王喜才把他的一部分財產送給了我家，還有一部分送給了藏族鄰居，然後夫妻倆就在某天一早，坐上一輛拉貨的卡車走了。他倆離開的前一天，我去了汪貽梅家，老遠就看見有幾個小孩子在大門口圍觀，稍微走近點，就聽到屋裡傳來夫妻倆的痛哭聲。
3
我爸說，被下放到河北後的王喜才和汪貽梅不斷寫信上訪，直到第三年，王喜才重新回到西寧，找到1954年招他到青海工作的老領導當面反映情況。老領導專門給縣組織部發了文件，這才以糾正「反右擴大化」錯誤之名，讓他恢復了公職。
我媽也在旁邊說，那年她正跟著大隊在街上鋪砂石，遠遠就見到一輛解放卡車停在路邊，王喜才夫妻倆從車跳下來，遠遠喊我媽。我媽說：「幾年不見，汪貽梅老得都有點認不出來了，在農村肯定吃的也不好，營養跟不上，頭髮都白了，那臉色啊……再看王喜才，背著一大包袱，簡直就是逃荒，可憐的很……」
我媽把他們夫妻倆領回了家，先給他們做了一大鍋的麵條，還有牛肉。汪貽梅一看就說：「我在河北農村連飯都吃不飽，你咋還有牛肉吃？」
我媽很無奈：「你忘記了班瑪是牧區了啊，有的是牛羊，你就多吃點。」
倆人狼吞虎咽，很快就把一鍋東西吃完了。
那段時間，他們夫妻倆就帶著孩子在我家打地鋪，汪貽梅常給我媽說她在邢台農村那三年的生活：學著農民們種莊稼、種蔬菜、種大豆和花生，秋天到地里挖紅薯收玉米，啥活都干，日子本來就苦，偏偏又有了大女兒，生活更加沉重了。
汪貽梅還偷偷給我媽說：「當年如果按馬書記說的話辦，等他離了婚再來娶我，雖他是二婚我填他的房，可我的工作生活狀況一定會好得多，光圖王喜才有文化了，頂了屁用，還不是被沒文化的馬書記趕回農村，受了這些年的罪……」
我媽只能開導她，說苦盡甘來，等恢復公職了，一切就都會好起來的。
王喜才很快就又回到了縣委辦公室當秘書，可輪到處理汪貽梅的工作關係時，奇怪的事發生了——組織部說沒有找到她的檔案。
時任組織部長跑來問她，1955年來班瑪時把檔案交給誰了？汪貽梅當時也很困惑，檔案這種東西怎麼能私自帶呢？都是組織上轉的。部長就說好吧，我們再找找。
沒想到，大半年過去了，檔案還是沒找到，汪貽梅被組織部晾在了一邊。她去找組織部領導要求恢復公職，新的組織部長答應說肯定要落實，可就是光答應，完全沒了後文。
汪貽梅琢磨了很久，覺得問題的癥結還是和馬自力有關，便繞過馬自力和縣組織部，把上訪信直接寫到了州政府和省政府，可仍如石沉大海沒有音訊——後來她才知道，這些上訪信交上去，根本沒人看，直接就被退回到班瑪縣組織部了。
有段時間，他們兩口子總是吵架，就是因為汪貽梅不停地寫信，花了不少郵票錢，連給老家爸媽的錢都不夠了。
找縣長、找文化局長、找宣傳部長，甚至連管牧業的局長都找了，只要是縣上的領導，汪貽梅就跑去，給人一遍一遍地說：「組織部怎麼可能會把我的檔案弄丟？肯定有人在謀害我，不讓我復職，你們得給我主持正義……」這話說得多了，就和祥林嫂一樣。後來，這些局長科長們只要見到她，就趕緊轉頭躲著，生怕被她拉著不放。
汪貽梅就這樣絮叨了3年，馬自力終於被調到州上農牧局當局長，離開了縣裡。汪貽梅覺得絆腳石被搬開了，又重新有了希望，便繼續隔三岔五來縣組織部。那時組織部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她了，到後來，辦公室的年輕人一見她來了，便給她端杯茶，讓她坐在那兒就不再理她了。開始她還講講，後來也就不吭聲了，拿著報紙看，快到中午做飯時，就回家為女兒們做飯去了，像是在組織部工作的人。
有一天，組織部部長實在有點煩了，就去找到新任的縣委書記商量，決定不管怎麼樣，都要給她解決掉。但重新查遍全縣所有的幹部檔案，就是獨獨不見她那份——沒檔案相當於所有問題都沒法著手解決——問題再次被擱置了下來。
4
那時候，王喜才也總是有意無意主動接近組織部長，倆人關係處得很不錯，過年過節還會走動走動。1963年春節後，組織部長特地對汪貽梅說：「我要到省上開個幹部會議，如果你有空，就和我一起到省委組織部查一下你的檔案，有了檔案才好說公職的事，沒檔案你就是個『黑人』。」
汪貽梅趕忙答應下來。那時，她已又生下一個兒子，不滿兩歲，還在吃奶，想著坐部長的專車來回也就幾天，就托我媽幫王喜才照看孩子。
沒想到幾天後，縣委臨時決定讓王喜才帶領一個小組，包括我父親在內，一起到知欽鄉搞社教。這是政治任務，王喜才只能把兒子託付給了我媽。
屋漏偏逢連夜雨，又過兩天，我媽突然收到河南老家的電報，說我外公病危。我媽周歲時就沒了娘，從小是外公把她養大的，父女的感情可想而知，於是她又把汪貽梅的兒子託付給了她的好友，心急火燎地回了老家。
我媽走了沒幾天，汪貽梅的兒子就開始拉肚子。阿姨趕緊把孩子送到當時條件簡陋的縣醫院，沒等到當晚，孩子就抵擋不住連續的脫水，沒了呼吸。
那天晚上，艾兒找到我說，她弟弟死了，之後還哭了好一會兒。我便陪著她一起到醫院，偷偷地看了看放在病床上的死孩子。
汪貽梅是過了好幾天才回來的，檔案還是沒找到。回來的路上遇到大雪堵了路，又耽擱了幾天，到家才知道兒子病死的噩耗。她瘋也似的上山尋找埋葬兒子的地方，可誰也不敢給她說。
她就整日在山坡上徘徊，幽怨凄愴的哭聲很是瘮人。連我都不敢接近。
過了一段時間，組織部長又給汪貽梅出主意，建議她去蘭州找找當年分配她來青海的老領導，看原單位能不能補份檔案。
汪貽梅覺得很有道理，便動身去了蘭州。可人家說當年的領導們早就分配去了白銀或敦煌，她又坐火車倒汽車去了敦煌，又去了白銀，轉了一大圈，費了一番大週摺，才知道老領導又調回蘭州的其他單位了，又踅回蘭州，這才找到老領導。
老領導解釋說，檔案在當初汪貽梅被分配去青海時就隨人走了：「如果沒檔案，對方不會接收你，問題應該出自青海省組織部門，你到青海組織部去查才是正經方向。」
汪貽梅又回到西寧，再次到省委組織部查找檔案，經辦人已數次接待過她，見她又來很是無奈：「你的檔案確實是隨你去果洛報到時一起轉去的，這是程序問題，不會有錯，如果出問題，一定是果洛不是我們。」
果洛州組織部的領導對她更是熟悉：「沒檔案當年班瑪縣怎麼給安排的你的工作？明顯是縣組織部的問題，找他們落實去。」
問題再一次回到了班瑪縣裡。
縣組織部的經辦員死咬說當年根本就沒見到她的檔案。汪貽梅徹底灰心了，筋疲力盡地找了這麼多年，從開始的怒火中燒到後來的灰心喪氣，再到無能為力而一蹶不振，她覺得她徹底被人害了，連叫冤的地方都沒有。
5
往後的日子裡，只要縣上換屆，新書記或是組織部長上任，汪貽梅都會去找他們鍥而不捨地反映自己的情況，要求政府恢複名譽和公職。雖每次都得到承諾會調查，可在她離開後又是石沉大海。
這年夏天，汪貽梅老是覺得胸痛，到縣醫院查檢，醫生懷疑她乳腺方面有問題，建議她到西寧詳細檢查，還說這和長期生悶氣有很大關係。到了西寧，汪貽梅真查出乳腺癌來，在省醫院做了切除手術。
等身體好轉，人又正好在西寧，汪貽梅趁著這個機會，就又到了省委檔案局。檔案局的領導和辦事員都換了好幾茬了，但都聽老同志說過班瑪縣有個汪貽梅，年年都要來找她丟失的檔案，就像一個故事似的傳著。
當她再次來到局裡，對接待她的年輕姑娘說「我是班瑪的汪貽梅」時，坐在旁邊的好幾個年輕人都不約而同圍了上來，要她重複一遍丟失檔案的來龍去脈，她就喋喋不休地從頭到尾再說一遍。
這些年輕人們聽完故事，就跟過去的那些年輕人一樣，點著頭說：「哦，原來如此！」然後就一邊嘴上說著「一定會把你的情況給領導反映的」，一邊勸她回去等消息。
汪貽梅也知道，自己又是白跑一趟，多少年過去了，早已沒人再為這件事負責了。
1980年夏天，汪貽梅在街上偶遇了原班瑪縣委組織部長王心剛，此時，他已是青海省政協副主席了，眼下正和州政協一個檢查小組在縣裡檢查工作。汪貽梅就站在路邊一棵很高的白楊樹下，將自己這些年來的生活狀況講給了王心剛聽，說到難處時，難免涕淚橫流。
老領導回到西寧後，就給果洛州委做了具體指示，州委又給縣委做了指示，要求徹底解決汪貽梅的歷史遺留問題。縣政府也的確再一次徹查1954年分配來的所有幹部檔案，還是老問題：全縣所有幹部職工的都有，唯獨缺她那份，就像從開始就根本不存在似的。
汪貽梅終於絕望了，即使有貴人相助，也無力回天，從此不再提這事。
6
時間又往後推了4年多。
一天中午，汪貽梅剛吃過午飯，縣農行的行長就拿著一個牛皮紙袋，來到她家：「行里在拆掉老金庫前，整理存放多年的會計檔案，意外發現你的人事檔案就夾在其中。應該是1955年底或1956年初，縣上連續多天遭遇罕見暴雨，那時組織部住的還是土坯房，可能是為人事檔案安全，臨時把全縣的人事檔案寄放在隔壁銀行金庫一年多，估計往回搬時，粗心將你的檔案忘在這裡了，多少年了也沒人發現，想著對你可能有用，趕緊給你送來……」
從1954年建政到1979年，縣農行的前身是人民銀行，1980年才改成現在的名字，所以老金庫里就一直保存著建行以來的各類會計檔案。
汪貽梅翻開一看，的確是自己尋找了多年的檔案，忽然抬起頭高喊了一聲：「老天爺呀，你可睜開眼了呀！」然後像癱瘓一樣一屁股坐在地上，放聲痛哭起來。
當時王喜才正在裡屋看書，聽到她猛咋咋地喊聲，嚇了一跳，出來一看，竟是檔案找到了，再看她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悲傷樣子，跟著也是老淚縱流，好一會兒才蹲下身來，挽著她，把她拉到椅上坐下。
到了下午，汪貽梅一反常態，嘴裡哼著山東小調就出了家門，在縣裡僅有三四百米長的大街上來回走了好幾趟，後來又走到農機場前面小路，拐了個彎來到河邊。
這條河是大渡河和金沙江的上遊河，河流湍急，水聲響徹河谷。汪貽梅就坐在岸邊，讓猛烈的河谷風吹著，直到天黑，王喜才再三叫她回家她都不回，只說「你先回去吧，我在這再坐會再回」。
四個女兒下班回家後四處找不見她，正擔心她會出什麼事。恰好遇到從河邊回家的王喜才，這才知道母親的檔案找到了，她高興地四處亂竄，此時正一個人坐在河邊唱歌呢。
四個女兒還沒走到河邊，就聽到汪貽梅在唱歌，大家便一起拍著手，說笑著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汪貽梅就到郵局打長途電話把這消息告訴了老領導王心剛，老領導再次給班瑪縣組織部打電話，要求現任的張部長儘快解決。
張部長看了汪貽梅的檔案，這才知道汪貽梅的哥哥汪貽槐，在1945年孟良崮戰役攻佔國民黨整編第74師那場慘烈戰鬥中犧牲，是特級英雄。更讓張部長意外的是，汪貽梅在初中畢業後的1950年就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到浙江嘉興駐防，1954年隨部隊整體換防到了蘭州，然後和全師戰士集體轉業——一部分到了白銀銅礦，一部分被分到敦煌搞石油，一部分被分到條件更為艱苦的青海。
汪貽梅當年是響應黨的號召來的青海，在省黨校華東經濟訓練班學習半年後，被時任班瑪縣委組織長王心剛選上，於1955年4月來了班瑪。到她的檔案找到那天，來班瑪正好30年。
張部長拿著500元錢去汪貽梅家慰問，對她多年來受到的委屈致歉，還說，現在有檔案了，組織上會儘快解決她的歷史遺留問題。
然而，恢復公職並沒有像汪貽梅期待的那樣馬上辦理，而是又拖了將近半年仍沒消息。王喜才知道出了問題，但不知在哪兒，就托縣民貿公司的老鄉去成都進貨時，帶回了三箱五糧液，和汪貽梅在某個晚上一起到了張部長家。
閑聊中張部長才說：「不是縣上不辦，而是州組織部個別領導持有不同意見。馬自力部長你認識吧，有機會到州上去看看他。」
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了，竟然還是馬自力從中作梗！
王喜才和汪貽梅就帶著一箱五糧液一同去了馬自力家，那時馬自力正在州組織部當部長，管著下面五縣的組織工作。馬自力揮著手對他倆說：「這是政府工作中的失誤，不是誰存心這樣做。回去吧，我再給張部長打電話落實，要他儘快解決。」第二天，王喜才和汪貽梅還特意請馬自力跟他的陝北老婆一起，在當時州府最好的飯店吃了頓飯，這才回了縣裡。
1985年8月5日，汪貽梅正式拿到縣委組織部恢復公職並分配到縣文教局的紅頭文件，捧在手裡眼淚就簌簌地往下掉。30年的委屈，全在這一紙紅頭文件里。
7
8月7日，我們兩家人決定一起吃頓晚飯，慶賀汪貽梅恢復公職，用大人們的話說，這叫「獲得新生」。
那天下午，汪貽梅和我媽一起到縣上唯一的百貨公司，買了五六瓶水果罐頭、幾斤糕點和幾瓶「江津」、「刺五加」白紅酒，我媽在家裡炒了幾個菜端了過去，和汪貽梅炒的幾個菜一起放在一張大桌上。
席間，先是我們小輩人輪流給她敬酒，後是同輩人敬酒。汪貽梅一改多年來不喝酒、尤其是得了癌後滴灑不沾的習慣，一律來者不拒，一仰脖子就下了肚，最後就自己成杯地往下灌，大家在一旁都勸不住。她喝了足有一瓶白酒和大半瓶紅酒，然後就爬在地上翻江倒海地吐，連她女兒都笑說：「老太太這是要耍酒瘋呵。」
我爸還在一旁勸解：「這是壓抑了多年的火山總爆發，憋半輩子了，咱們總得讓她耍一次酒瘋吧。」
突然，我媽看見她吐的污物中夾著鮮紅的血色，擔心地問：「都吐血了？」
王喜才便說：「30年她都沒這麼高興過一回，喝多了，睡到明天就好了。」
大家把汪貽梅抱到了卧室的床上，脫了衣服，還拿來濕毛巾給她擦了擦臉，安置她睡下後，又坐下說了些閑話大家才離開。
第二天一早，王喜才醒來推了一下汪貽梅說：「早點起床吃飯，你也好去正式上班。」
結果汪貽梅像是沒聽見似的，等到了8點，仍然一動不動的。王喜才這才感覺不對，使勁晃她，可她仍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王喜才讓小女兒急忙去隔壁叫我媽來，他自己跑著去縣醫院叫大夫。
我跟著我媽一起去了，看見汪貽梅躺在床上，就像睡覺似的很安靜，我媽把她抱在懷裡，大聲叫著「汪貽梅汪貽梅！你醒醒你醒醒啊」，還使勁地掐著她的人中，但她的眼皮如粘了膠，就是緊闔著睜不開。
醫生是四川某醫學院畢業來支邊的研究生，在牧區的鄉下工作多年，一看就說：「很有可能是中風了，趕快拉去醫院搶救！」
王喜才找了輛架子車，把汪貽梅推到了醫院。得知她的檔案丟失30年後失而復得、在恢復公職前夜狂歡喝酒的事後，醫生說：「不用說了，肯定是太興奮與大量飲酒所致。」
經過20多天的治療，汪貽梅好歹保住了一條命。
張部長聽說後，還到醫院探望過一次，輕描淡寫地說了些要好好吃飯之類的話；縣委書記某天晚上也來到醫院，站在她的病床邊，看著她說「你要放寬心，爭取早日上班」，然後就走了；恰好那幾天馬自力部長在縣裡出差，得知汪貽梅得了腦梗，也提著幾個水果罐頭來看她，用很是埋怨她的口吻說：「你激動啥，不就是恢復公職要上班了，還喝了一斤酒？這下你不能了吧？」
汪貽梅出院了，但從此喪失了語言表達能力，右邊身體也失去了知覺。四個女兒輪流值班照顧她的日常起居。她一天到晚就躺在家裡的躺椅上，看著窗外的天空發獃，有時候還會不自覺地淚流滿面。
女兒們見她可憐，想和她說說話，但她只能「呀呀」地回應，有時表達不清意思，就用手抽自己的嘴巴，嚇得女兒們不再敢多跟她說話，她就更孤獨了。
半年後，在確認汪貽梅再也無法正常上班的事實後，縣組織部按她在1955年實際在縣裡工作不到3年計算，給她辦理病退——那樣算下來，她根本拿不了幾個錢，張部長現場拍板說：「汪貽梅是來班瑪最早的一批老同志，又是烈士家屬，把她隨王喜才回邢台那三年也算在工齡里，把從找到她檔案起到現在的兩年也算進工齡。」這才按10年工齡給她辦理了病退，每個月能拿幾十塊錢。
王喜才到西寧找到當年一起來青海、早已當了廳級領導的同學，說為了汪貽梅，想調到氣候好些的西寧。然而，調動工作的事還沒辦成，汪貽梅就在第二次腦梗複發時誘發腦溢血去世了，享年53歲。
王喜才聽從了我父親和他四個女兒的建議，去南山坡上把他們死去多年的兒子遺骸起出墓來，隨著汪貽梅葬在班瑪縣郊外一處山崗上，用王喜才的話說，讓兒子陪著她不寂寞。
在安葬完汪貽梅的第二年，王喜才的四個女兒就陸續都調去西寧工作了。第三年，王喜才也辦理了退休手續，跟著大女兒在西寧養老，之後就再也沒有和班瑪縣有任何聯繫。
編輯：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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