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紀錄片《出路》？
原文：三個孩子摺疊人生的背後，是亟待擴大的中產 |新京報快評
▲《出·路》中的三個孩子馬百娟、徐佳、袁晗寒
據新京報報道，紀錄片導演鄭瓊在2009年到2015年的六年間，用鏡頭記錄了三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分別代表了城市少女、農村女孩和小鎮青年。紀錄片《出·路》展示了三個人在鏡頭下成長、尋找各自人生出口的故事。
最開始記錄他們生活軌跡的時候，北京學生袁晗寒從央美附中退學，在南鑼鼓巷開咖啡廳，同時準備申請國外的藝術學校。
導演鄭瓊，用6年的時間（2009-2015年），去紀錄三個不同階層的孩子逐漸長大成人。
最開始只看了預告的時候，我的注意力被主人公之一馬百娟吸引了。我一度曾認為，在看完這場點映後，我一定會為這個小女孩流淚。
但是當我走齣電影院時，我卻只是感到迷茫和痛心。
馬百娟，甘肅省會寧縣的一個小女孩，穿著不合身的玫紅色衣服，背著破舊的書包，齊步走般擺著胳膊，在曲折的山路上走得精神抖擻，笑容燦爛，彷彿前方就是她所渴望的生活。我真的沒有見過比這更認真的笑容了。有一瞬間，我的鼻子是酸澀的。
在這個偏僻的小山村裡，馬百娟一家的生活開支一年不超過50元，她的早餐只是用水泡一泡冷掉的饃饃，稀里呼嚕地吃完後就出門了。
在只有5個學生的小學裡，馬百娟的年齡最大。當她用帶著甘肅口音的不標準普通話朗讀課文時，你能夠感覺到這個女孩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平房和樓房，我家住樓房，客廳真寬敞，入夜人安睡，窗帘映月光……」
她想考上北京的大學，每個月掙1000多，幫助家裡買白面，因為家裡的面總不夠吃。
徐佳，和千千萬萬個擠上高考獨木橋的你我一樣，把高考當成是跳躍階層的唯一途徑。前兩次復讀，徐佳的高考分數都是497，他懷疑是上天在捉弄他。
在經過短暫的打工生涯後，21歲的他再次回到校園裡，他想著，考上大學，是早亡的父親對他唯一的期望。
儘管有過一段時間的羞辱感以及自卑感，手抖、做不進去試題，但高考始終是自己要第三次面對的一道坎。這一次如願考上湖北工業大學。母親和奶奶在父親的墳前哭唱，徐佳神情默然。
相信他在那一刻，心中想對父親說的話，並不少。
袁晗寒，從小生長在一個藝術感極強的家庭里。在電視台工作的媽媽有一頭漂亮的長髮，家裡還有一隻乖巧的斑點狗。她的媽媽主動讓她從美院附中輟學，於是她每天最大的任務就是對付無聊。
後來她獨自去開了一家酒吧，自己站在狹窄的店面裏手繪壁畫，自己去採購物品，煞有介事地開始了輟學後的第一次創業。
再後來，她去了杜塞爾多夫留學，養了一隻花兔子，不願意呆在畫室，不願意留在德國過「養老式」生活。
6年後呢？
馬百娟16歲時嫁給了表哥；徐佳成家立業，在一家電力公司做技術人員；袁晗寒開了一家自己的藝術投資公司。
他們三個的人生，起點不同，固然結局不同。在冷靜客觀的鏡頭裡，處處都流露出階層與階層的差距。
馬百娟家裡一個月的開支不超過30塊，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一個月掙1000多；徐佳在畢業時為了面試順利，狠心買了一個iphone4，他笑著說，以後一定要用上iphone6；袁晗寒在蘋果電腦的蓋子上捲煙卷，不在意地刮著剩下的殘渣。
馬百娟年齡不足想去酒店工作，卻被告知：「你這樣的洗碗都沒人要。」和馬百娟走在一起的兩個女孩，明顯未成年，聚在一起比誰的孕肚更大。她站在小學門口，低著頭看著哥哥去替自己辦退學，偶爾有學生走過她身旁，她也是羨慕和躲避的神情。
馬百娟的父親要求拍攝組拿出20000塊錢，否則不讓繼續拍。紅色大門關上的時候，關閉的不止是牆內的生活，更是馬百娟想走出大山的希望。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馬百娟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但總覺得，她還可以再爭取一下，哪怕一下。
徐佳一直很拘謹，直到簽下協議的時候，他說「感覺像把自己賣了」。何嘗不是，他為了父母、為了生計一直在逼迫自己，從始至終，他都被命運綁架。
袁晗寒擁有良好的家世和才華，她不需要為生計發愁，但是她也想過得更有趣一些。
就像同樣面對一座通往未來的橋，馬百娟連橋都看不到是什麼樣子，徐佳正在橋上努力地行走、不掉下去，而袁晗寒早早通過，卻埋怨對岸的生活不夠有趣。
並非去批判哪一個階層的好與不好，只是這樣明晃晃地放在一起對比，實在殘忍。也許他們努力一輩子，也跳不出自己出生的那個階層。
就像我常常也忍不住抱怨與思考：同樣生而為人，為什麼有的人可以開著超跑不用為生計發愁，出去消費一次就能抵得上我一個月的工資。但同時也在每一個加班的夜裡兢兢業業。
但是生活最大的哲理不就在這裡嗎？你看透了生活的本質，但還願意抱著希望繼續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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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與人 -----------評《出路》
「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真是比人與狗還大。」
看完《出路》後，腦袋裡突然蹦出來的這樣一句不知出處的話。
1
故事從甘肅野鵲溝開始，是一個我們印象中山溝，有著山路和大把大把飛揚的黃土。女孩從山間走來，洋溢著那樣健康的笑容，唱著磕磕絆絆的兒歌。
那年，馬百娟12歲，在一間只有兩個人的教室讀書，念著並不標準的普通話，夾雜著些許鄉音。學著有些落後的課本，用一遍又一遍讀著。
那年，她和所有半大的孩子一樣有著理想。「我要去北京讀大學，然後給別人打工，每個月掙一千塊錢，給我家買些面，家裡的面不夠吃，再買一些油。」那樣驕傲的願望。
15歲那年全家搬到了寧夏，用爺爺將近一生的積蓄。沒有人想家，那裡太苦了，沒有人想苦一輩子，最好是再也不見。哥哥患病卻無錢醫治，自己讀書認真卻跟不上進度。馬麗娟輟學回家了。她打算找個工作。
大堂經理告訴她：「你太小了，前台需要基本的電腦操作，大多都需要學歷。」
「掃地……呢？」她這樣問。
她又回到了家，和自己差不多年齡的孕婦談論著家長里短。
拍攝工作幾乎到此結束，因為他們不是爺爺以為的那種「共產黨」的人，工作人員被轟走了。
「給我兩萬塊，不然不許拍了，我要早知道你們是私人的，給我十萬我都不拍！」爺爺這樣說。
拍攝到此為止，只在結尾出現了最後的一行字。
16歲的馬百娟嫁給表哥。
我覺得她依然是笑著的，就像最初走在崎嶇的山路上那樣燦爛。她早就接受了這種固有的命運，正如有些如爺爺一樣的老一輩也依然覺得「女娃娃都是別人家的人，書多少念一點，夠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即使有工作，干也幹不成。反正她大了以後，就要靠她老公」。
馬百娟也再也沒有機會知道，北京的一份工不止能掙一千塊錢。
2
在徐佳身上有著大部分中國學生的影子，考大學，找工作，結婚。
只不過是個身境遇的差距問題使事情又有著細微的不同。
徐佳復讀了三年高中考上了二本大學。憑著早上五點多起床，騎車上學，學校早讀。就像無數高三生那樣。
「村子裡出一個大學生很難。」但他想，完成父親的遺願。
大學生活平靜無波瀾，但找工作很難，海量的投放卻很少能激起水花。
優秀的人太多了。他最終選擇了一家公司，卻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後來，他說：「要給女朋友一個交代。」他結了婚。
他搬到新家，似乎改變了生活本身。
他一直在尋找改變的最好方式，但活著的定義太難了。
他在尋找羅馬的路上跌跌撞撞，也接受有人出生在羅馬的這個事實。徐佳一直以來尋求的可能只是給生活一個交代。
3
袁晗寒17歲輟學回家，她說：「我們有個老師真煩。」
她生活優越，上北京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小學，最好的初中，又上了最好的藝術高中。似乎很順利，而所有的不順利也都限於無聊。
她開始不知道要幹什麼，開了個咖啡館，很快關門了。
她很有藝術天賦，就像袁晗寒的媽媽所說的「天才少女」的故事。
她的機會太多而感到迷茫，去周遊整個歐洲。考上德國藝術大學。回國她又說：「德國已經發展完了，沒什麼意思，只需要人人活得美就好，挺無聊。」因為無聊，她不想在北京呆著，又回了上海實習。短住幾個月，體會著不無聊的生活。
然後，註冊了公司。
但其實還有很多不確定。她想的也很多。
她的物質生活豐富，她的精神世界卻永遠不滿足，一直尋找自己的答案，可能要找很久。
「我沒有想過我以後的生活要做一個在哪一個階層生活的人，不會餓死就行了，而沒有人會被餓死，除非你想被餓死，而想被餓死怎麼都能被餓死。」
4
他們像三條平行線，永遠沒有相交的機會。
袁晗寒是永遠不會了解到甘肅的山溝里會有人把硬餅泡水而面不改色的吞下去。
他們三個年輕人在故事中都偶爾會喪里喪氣的，對比來說，最陽光的竟是片子開始，小女孩在跑著唱歌去上學的場景。
龍應台曾寫：我們這一代人，錯錯落落走在歷史的山路上，前後拉得很長。
長到馬百娟們永遠不會知道袁晗寒們的生活，永遠。
長到一代代固有的思維模式和基本固化的階級層次，是「暫時」用「很久」也換不回來的。
長到馬麗娟們已經學不會改變，偶爾只能有幾個徐佳用幾輩子的功夫也可能追不上一個袁晗寒。
值得幸運的是，中國存在許佳們，存在幾千幾萬個。
只不過同時，中國存在幾千萬個馬百娟們。他們沒有機會選擇改變。但或許，馬百娟們的沒有選擇未嘗不是一種最好的選擇。
史鐵生有言：「命定的局限盡可永在，不屈的挑戰卻不可須臾或缺。」這是對徐佳們而言，馬百娟們並不適用。徐佳們再不濟也有父母努力的支持，馬百娟們沒有，他們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個軀殼，聽取著別人的意見來活。他們沒有機會挑戰命運。
但這樣也不妨他們活，導演鄭瓊曾借用袁枚的詩說：「 苔花雖然小，但是也可以和牡丹一樣開花，開得很香。」
扎心。馬姑娘的悲劇不在於出生在一個貧困家庭，而在於生在了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思想老舊的家庭。小時候，因為父母工作緣故，經常接觸社會底層人家，有城市底層，也有農村底層。接觸一戶張姓人家（姓啥我已忘了，隨便取的），男主人腿有殘疾，女主人精神上有點問題。這家是村裡最窮的人家。村裡人都勸男主人不要浪費送女兒讀書了，男主人不幹。村裡人勸男主人把女兒嫁了好得些彩禮錢，男主不幹。張家，在這個村裡是異類。村裡人嘲笑張家，笑張家為了一個賠錢貨弄得連家徒四壁。但是，後來這些人的嘲笑聲戛然而止，他們看到大學畢業後的張女回來，回來接父母去享福，那氣派的樣子。他們看見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村幹部鄉幹部，在張女面前賠著笑臉，恭恭敬敬請張女上座，傾聽著張女說的每一句話。
《出.路》預告片
原回答:
翻遍了國內國外沒有找到完整資源，sei要是早的話麻煩分享下蛤。
180808深夜更新：
第一次看到這部紀錄片的宣傳片是在微博上看到的，看了後有些許感觸，就想著一定要去看下。
查了一下，這部片子到目前（180808）為止都只是有點映，點映觀影的渠道為大象點映（微信公眾號），想看的可以去關注購票。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智利紀錄片導演顧茲曼曾經這樣說。這部《出路》是鄭瓊導演耗時6年（2009年-2015年）記錄下來的，袁晗寒、徐佳、馬百娟——3個孩子、3個家庭、3個不同的階級，尋找著屬於自己的出路。
馬百娟：一個甘肅大山深處的女孩，做飯、餵豬、背穀子，笑嘻嘻的走十幾里盤山路，去讀的只有5個學生的小學；
徐佳：一個湖北的高三複讀生，天不亮就要從出租屋起床，在被書本、試卷圍著的課桌上緊繃著臉備戰第三次高考；袁晗寒：一個嚮往自由的北京女孩，高中退學後，畫畫、寫詩，一邊準備申請留學，一邊自己做傢具開咖啡廳。
鏡頭下的馬百娟，臉上總是帶著笑容，全家住在窯洞，父親60歲，人老身衰，母親有智力障礙，家裡還有一個14歲的哥哥，早早便輟學外出打工，2008年這個家庭全年開銷不超過50塊錢。
關於讀書有什麼用這個問題，鄭瓊在第一次見到她時，就得到了回答，說她最大的夢想是「長大後去北京上大學，然後去打工，每個月掙1000塊，給家裡買面，因為面不夠吃，還要挖水窖，因為沒水吃。」
馬百娟讀小學二年級，是全校年齡最大的，所在的野雀溝小學只有兩個老師，5個學生，她用鉛筆歪歪扭扭地寫，：「我現在每天很高興，因為我可以上學，我想可以一直上學。」
然而現實卻是，貧窮落後的農村家庭里，家人只相信「女娃娃是別人家的人，書多少念一點，夠用就行了。」以至於馬百娟在她15歲時便終止了學業此後，輾轉在當地找工作的馬百娟因為年紀小，處處碰壁，生活沒有一點方向，迷茫的她總是坐在村口，一個人發獃，時不時嘆一口氣。最後馬百娟和她表哥在一起了，後續的拍攝也被她父親進行了制止...
關於徐佳和袁晗寒等有機會再更吧，不太會寫，一些資料是東拼西湊的，大家湊合看下吧。
關於這部片子，我看完後還是蠻壓抑的，我覺得馬百娟或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她並有嘗試去掙脫家中的安排，哪怕嘗試一下。每個人看到的東西都不一樣，有人看到了階層的對立，有人看到了人生的循環，有人看到了對高考制度的懷疑。我們多數人（知乎的精英比較多除外）是介於徐佳和袁晗寒之間，我比較認同「父母越不努力，孩子越沒出路」，大多數人都不能從a階層躍到bc階層，袁晗寒一出生就可以擁有這麼多這麼好的資源，然而馬百娟這輩子都不可能，多多少少還是有點可悲...
最後再放幾張劇照吧。炒雞美的。
最近壹哥和很多人聊天，大家不約而同都在說的一句話就是：
「寒冬真的到了。」朋友孫哥是他公司老闆的司機，去年剛剛在燕郊買了房子，兩萬八的房價讓他掏空了所有積蓄並且背上幾十年的房貸。這個十月，到了交房拿鑰匙的時候，一萬塊錢的「鑰匙費」卻難壞了他——因為公司已經兩個月沒發工資了。更讓他後悔的是，房價現在已經跌到了每平米一萬一，如果晚一年買，本來可以不用這麼吃力的。「你不是還可以跑滴滴嗎？」我問他。「前一陣的那件事，你以為滴滴就好跑嗎？」孫哥深吸了一口煙，頭別到另一個方向去了。
前幾年在金融行業混得風生水起的大學同學，當年成天跟我聊著幾千萬的項目，短短兩年時間，就靠自己的努力在二線城市全款買了房。十月底，很久沒露頭的他在大學同學群里第一句話就是：「最近公司在裁員，不知道會不會輪到我頭上。」另一個做物流行業的同學秒跟：「我們公司也在裁，9月一個月就虧了400萬。」
一個做媒體的朋友更是唏噓：因為傳統媒體的衰落，他年初一狠心從報社離開出去做廣告公司，做了半年，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報社裡。跟我聊天的時候正是午夜，他正在辦公室里校稿，和一年前的他一模一樣。
也許讓壹哥感受最深的，還是影視行業的寒冬吧。據內幕消息，全國2018年下半年倒閉的影視公司達到數以千計，資本撤離、項目下馬、已經拍好的片子不能上映的不止《大轟炸》一部，「50%影視劇停拍」的消息在橫店不脛而走。「也許這是中國電影行業回歸理性的開始，但回歸理性的過程中，我們這樣的底層從業者卻只能風雨飄搖。」周末三里屯的酒吧里，一向神神叨叨的強哥說的話還是那麼書面。兩年半前，影迷強哥從家鄉的林業局辭職，頂著全家的壓力來到北京。當時正是中國電影市場爆炸式上漲的年月，強哥覺得，自己找到了一條好出路。「所謂出路，不過如此。」他現在說：「不過還是比在林業局好點，那裡還是一個月2500塊錢。」很多年後，我再一次有了種深深的「被支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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