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老齡化也有996的功勞？
所謂996，其實是近年來新出的互聯網行業加班術語，意指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每周工作六天的超級加班文化。然而太陽底下無新事，術語雖然才創造，但每周加班超過五十小時的超級加班文化，其實早就發生在日韓兩國之上。
而日韓老齡化問題的越發嚴峻，在子女教育成本高企之外，超級加班文化的盛行，亦是「罪魁禍首」之一。
在世界經濟論壇的統計中，日本老齡化程度多年冠居全球，而韓國從2015年開始就一直穩居全球老齡化國家第二十六位。並在2008年達到人口出生峰值之後，迄今十年韓國凈增人口率每況愈下，終在2017年老齡人口首度超過新生人口，至此韓國也不得不面對難以逆轉的老齡化之路。
（全球人口增長排名，韓國居163位）
在「重視教育」的東亞，包括日韓在內的儒家文化國家其實更加推崇「傳宗接代」，但教育需要經濟支持，生兒育女也需要撫養時間，然而當社會時間擠壓家庭時間之後，回到家庭超過十點的日韓男人們甚至夫妻們，又拿什麼去經營家庭，生養或者撫育子女呢？
日本現代加班文化蔚然成觀之時，正是日本經濟豐亨豫大，烈火烹油的「泡沫時代」。
在當時，日本職工每月加班時間如果處在100-200小時之間，是被人視作理所應當的付出，只有在加班時間超過三百小時之後，才會被看作加班狂人。
一旦達到「狂人的底線」，這就意味著平均每天上班時間高達15小時以上，去除通勤、用餐跟上廁所等時間以外，每天的睡眠時間連四五個小時都沒有。
在日本當年有一則功能性飲料廣告打出了「你可否工作二十四小時」的標語。
如今這樣的加班文化，明顯不受日本年輕一代的認可，甚至有因為長年累月加班而沒有私人生活的年輕一代將自己稱之為「社畜」，即會社（企業）里如同畜生一般工作的人。
而這類有著條件定義的稱謂，其實也是年輕一代對現行企業文化的一種「先傷自己再傷人」的自嘲式反抗。
但社畜其實更是一種另類現實。
日本人每年平均工作時長高達2000個小時，比德、法二國的人均工作時間高出300-400小時。
如此高強度的工作時間，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在2017年日本政府公布的《過勞死白皮書》中，如今有超過22%的工作人口正因加班過度，而處在猝死的高風險當中。
只是相對於猝然死亡的「解脫」，有不少的日本年輕人更願意將命運握在自己的手裡。
2015年12月25日電通新入社員高橋茉莉從宿舍樓上一跳而下，用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人生。而這一年她才二十五歲，在留下的遺書中，她表示無法承受入職九個月以來，每個月加班都超過100小時，更無法接受被上司稱作「一點都不像個女人的工作狂人」。
在最後的一封信息里，她如此向其母愧訴：「無論是人生還是工作，我都感到已無可戀，但無論如何謝謝您一直以來的照顧。」
高橋茉莉的自殺再次引起了日本的年輕人對現行加班文化的不滿，但同時也讓在泡沫年代奮鬥過「昭和男兒」感到不解——電通（Dentsu）作為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公司，高橋茉莉能夠進入其中，已經是邀天之倖，何至於此？
一位武藏野大學的教授就表示：「入職了世人朝思暮想的大企業，卻僅僅因為每個月一百小時的加班時間就選擇終結的生命，寬鬆世代真是令人可笑。」
?
無獨有偶，日本正飽受加班文化帶來的社會痛苦，韓國作為效法日本而崛起的國家，如今也正步其後塵。
由於韓國電視劇的制播同步制度，導致韓國電視台從業人員的工作壓力，可以說在全韓職業里名列前茅。而一位叫做李韓彬的執行導演，因為負責電視劇後期剪輯，在連續九周每天二十小時的高強度工作之後，最終不堪壓力，選擇了自殺。
然而諷刺的是，他所參與制作的電視劇《獨酌男女》，恰恰是抨擊社會壓力太大，而導致報考公務員的學生們會在三更半夜選擇借酒消愁。
只是，學生們尚可用酒消愁，而他卻連這點時間都沒有。
在李韓彬留下的遺書中，他如此激烈的抗議著韓國社會的剝削與壓榨：「企業剝削著我，而我卻又用同樣的文化去壓榨逼迫著我的屬下。對他們而言，我是個壓榨的管理者，可我知道自己也只是個勞工。」
這一起自殺事件因為發生在影視圈，經媒體關係迅速發酵，但又很快就冷卻下來。
因為根據統計，韓國每年自殺的人數高達14000人以上，而其中有超過五百人自殺是因為不堪工作的壓力。
李韓彬的自殺控訴，其實只是這五百起之中，稍稍起眼的一例，在激起浪花之後，又迅速被浩蕩的韓國社會加班文化所淹沒。
而這樣的控訴同樣不被經歷過「苦幹興國，漢江奇蹟」的韓國老一輩所理解——事實上在2004年以前，韓國仍然執行一周工作六天的勞休制度。
在一起韓國媒體的調查之中，57%的韓國年輕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壓力比父輩更大，但同時也有61%的韓國年長者表示，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世代上的割裂，使得日本年輕人無從獲得社會主流的理解，所蘊藏的悲鬱只能用消極的方式去反抗。
而這種消極反抗，激烈的是用生命終結去控訴世道的殘酷，另外一種則是減少生育——「既然我的人生已經如此絕望，又何必讓我的子嗣來到這個世道受罪呢？」
雖然逃避可恥，卻十分有用——日本年輕世代的心理，被一語中的。
事實上，日韓年輕世代之所以無法跳出這一加班文化的怪圈，除了終身僱傭、年功資序以及學閥相循這些因素以外，背後的核心原因其實是因為大企業的推動——三星、索尼、電通這些巨頭都尚且苦幹加班，一般企業的競爭力本身就有所不如，又豈敢鬆懈？
換一份工作，不見的能更好，這便是日韓年輕世代的悲哀。
只是昔日間，日韓又何曾是「滿目企業盡加班」呢？
可一夫肇始，萬人景從，如今日韓卻已是處處盡為血汗大樓。
在這樣的氛圍下，日韓社會也先後衍生出了「班後夜文化」，進一步擠壓了生兒育女的家庭空間。
在日本，因為「加班」意味著更多的收入，而只靠基本工資根本無法養家糊口，再加上一般家庭都是丈夫主外而妻子主內，所以婚後男性如果在九點之前就回家，會被視為不負責任而遭到妻子的數落和冷待。
發展到了如今，下班後無處可去的日本男人只能流連在居酒屋之中。
（深夜食堂最初的靈感來源，便是日本的班後夜文化）
韓國的家庭文化雖然不似日本極端，可現在的加班文化卻還有過之而無及——2017年每個韓國勞動力，平均工作時長高達2024個小時。
由於平日里缺乏娛樂時間，導致韓國年輕世代下班後的「聚會文化」大行其道，發展到了眼下，如果下班之後只參加一場聚會甚至還會被人視為「職業邊緣者」。
所以為了不被貼上「社交失敗者」的標籤，韓國年輕人只能周旋於一場場的交際應酬之中，往往到家都已經午夜兩三點。
在這種的情況，日韓年輕人的家庭時間幾乎被擠壓的所剩無幾，導致既無時間去撫育子女，更無充沛的身體素質去生養後代，甚至在每日辛苦加班之後，所得也僅僅只夠支付一個孩子的教育費用。
事實上，由於日本人的工作時間遠遠高於法定的每周40小時，導致有一半的日本工作人口，無法獲得超額的加班工資。
同時鑒於韓國20-29歲男女，未婚率高達91.3%，還可以說他們已經忙到沒時間戀愛——又何談結婚生兒育女呢？
在一場韓媒組織的年輕人社會問題小型茶話會上，一位二十七歲的女性職員就如此說道：「雖然想談戀愛，可是加班沒有時間...因為想在結婚之後不用依賴丈夫，能夠做到女性的獨立。」
但在加班盛行的日韓之中，其實想加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今韓國的年輕世代失業率因為過度加班的原因，導致崗位需求減弱，以至於已經有超過130萬的年輕人待業在家，失業率高達10%，遠遠超過韓國平均水準。
日本雖然稍好，可由於日本企業文化向來傾向於招聘「畢業生」，鮮少中途招入「職業經驗者」，這也導致日本年輕人一旦對加班說「不」，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上班。
只是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由於老齡化的原因，社會經濟缺乏活力，導致失業率高漲或者勞動力緊缺而提升工作時間，進而擠壓家庭時間，最終使生育率進一步下滑，加劇老齡化程度。
不過日韓政府也已經察覺到加班文化給國家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不僅強化相關的法案，同時還呼籲社會共同扭轉這一不良好的「加班文化」——而如今，日韓已經有不少企業甚至包括韓國政府在內，都選擇在晚上8點之後強制斷電以促使職員離開，更有不少企業開始執行彈性工作文化，只要上班時達到八個小時就能下班。
因為透支的現在每一分，未來可能都需要百倍相還。
其實加班加到進醫院，也遠比自殺之後陰陽相隔來的幸運——因為哪怕最差的結局，也有臨終告別的時間，而非只剩短短一頁信箋，寥寥數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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