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兇殘的單身狗：一個只殺情侶的連環殺手
佛羅倫薩，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詩人徐志摩的筆下，它被叫做「翡冷翠」，這座城市就像這個充滿了浪漫情懷的音譯名字一樣，純凈而明亮，作為文藝復興的起源之地，米開朗琪羅曾在這裡雕塑石像，但丁曾在此處低吟詩歌，人文的氣息如同城市的血肉一般，深深植入這片土壤的每一寸角落。
而這顆綺麗的亞平寧半島明珠，卻在上世紀70年代孕育了一個喪心病狂的惡魔，他隱匿於黑暗之中，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瘋狂獵殺熱戀的情侶。他的雙手沾滿了鮮血，卻始終沒有人能抓住他的蛛絲馬跡；他狂妄地視警察與法律為玩物，將整個佛羅倫薩都置於陰影與恐懼之下。就在他的惡名達到頂峰之際，這個人間魔鬼卻如一縷青煙一樣徹底消散於人間，只留下一串駭人的記錄和無數都市傳說。
這就是佛羅倫薩的惡魔（Il Mostro di Firenze），一個震驚全世界的連環殺人案。儘管義大利警方早在90年代就宣稱已經抓捕到了犯人，但時至今日圍繞著案件的各方勢力仍在不斷角力，案件背後的黑暗內幕依舊不為人知。而許多世人始終堅信，那個以情侶之血為餌食的邪惡殺手從未受到過法律和正義的制裁，依舊在這個世界上徘徊和遊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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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1日，一個居住在拉斯特拉西尼亞（Lastra a Signa，佛羅倫薩附近的一個小鎮）的石匠德·費力斯·弗朗西斯科（De Felice Francesco）被一陣急促的門鈴聲吵醒，睡眼惺忪的他看了看牆上的時鐘，已是凌晨兩點。他只得一邊安撫已經入睡的妻子，一邊走到窗邊想看清楚到底是哪個混蛋大半夜攪亂他的安眠，結果看見一個光著腳的小男孩孤零零地站在自己家門口。
男孩一看見他就尖聲呼救：「救救我，我媽媽被人殺了。」費力斯連忙打開房門將男孩抱進房內，並給他倒了一杯牛奶。男孩掙扎著喝完了牛奶，然後說出了一件剛剛發生在他身上的恐怖故事。
他名叫納塔利諾，今年六歲。這天晚上他的父親重病在床，母親和叔叔兩個人開車出去散心，也把他帶在了車上。他們把車開到了鎮外的一片樹林里，然後停下來開始閑聊起來。男孩由於太累，就不知不覺睡著了，正睡得迷迷糊糊之際他突然聽見幾聲巨大的槍響，還沒等他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一個陌生的男人已經把他從車裡抱了下來扛在肩上。他在拚命掙扎的同時發現母親和叔叔已經渾身是血倒在了車裡。
那個陌生男人並沒有傷害男孩，而是一面用手輕輕安撫他，一面用低沉的嗓音唱起了一首當時很流行的義大利歌曲，在如夢似幻的疲倦包圍之下，男孩漸漸回歸了夢鄉，他不知道這個男人走了多遠，只記得他把自己輕輕放在一座房屋的門前，快速的按下了門邊的按鈴，然後快步離開了此處。
聽到這個故事費力斯連忙通知了警察。警方很快就在一片叢林里找到了男孩母親芭芭拉·羅茜（Barbara Locci）和她的情夫安東尼奧·洛·比安可（Antonio Lo Bianco）的屍體，兩個人身中數槍，衣衫不整，初步推測遇害時他們正在為愛鼓掌。警方立即開始調查羅西的人際關係，結果發現除了比安可以外，這個女人還同時與文西家族的三個兄弟有染，分別是喬瓦尼·文西（Giobvanni Vinci）、塞爾瓦托·文西（Salvatore Vinci）和弗朗西斯科·文西（Francesco Vinci）。這群人都是來自撒丁島的移民，在佛羅倫薩工作和生活。其中塞爾瓦托甚至還正大光明住進了羅茜的家裡，給羅茜的丈夫斯蒂凡諾·梅勒（Stefano Mele）帶了一頂摘也摘不掉的綠帽子。
從動機來判斷，警方認為丈夫梅勒的殺人嫌疑最大，但梅勒拒絕承認自己在現場，他的口供與兒子第一次開口的說辭完全一樣：自己當晚重病在床，沒有離開過家。警方並不相信他的證詞，對梅勒進行了石蠟手套鑒定法，確認了他最近一段時間有過開槍經歷，隨即關押了梅勒。不知道是不是享受了警察的大刑伺候，梅勒很快就承認自己是殺人兇手。
然而現場唯一的人證納塔利諾始終堅稱那天晚上他的父親卧病在床，並沒有出現在兇殺現場。警察估計是對這個小男孩的記憶很不放心，對他進行了一再的詢問，結果納塔利諾改變了說法，稱他不但看見父親在場，還看見了其他男人，並聽到其中一人的名字叫塞爾瓦托。這個時候梅勒也選擇了翻供，他也指控塞爾瓦托·文西才是殺人的真兇，自己只是在場而已。
自此，兩個人的證詞開始不斷矛盾，梅勒一會兒稱自己是獨自犯案，一會兒又說自己是在塞爾瓦托動手殺人以後，才對著妻子的屍體開了一槍。而納塔利諾的記憶也變得很不可靠，他又一次推翻了此前的證言，稱自己並沒有在命案現場看到任何人，也沒有什麼陌生男人扛著他來到那座小屋前，他完全是靠著自己的雙足走來的，但警方並沒有採納這種說法，他們確認小男孩的鞋子仍然留在車上，他的腳上也沒有赤足行走留下的傷痕。
由於案件的影響力不斷發酵，在破案的壓力之下，警方無視了這些漏洞百出的證詞，直接將梅勒作為唯一嫌疑人遞交檢方，在法庭上梅勒繼續翻供，稱自己與命案完全無關，但法院還是判決他罪名成立並判處十四年有期徒刑——刑罰之所以沒有更重是因為梅勒被診斷患有精神衰弱的疾病。
梅勒在供詞中稱他殺人以後把兇器扔進了附近的一個水溝里，納塔利諾的某一個版本的證詞里也提到了這一點，可是警方几乎是挖地三尺也沒能找到一點痕迹，不過考慮到兇手都已經招供，兇器的事情似乎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然而，就是這一點看似無關緊要的紕漏，成為了警方在整起案件里一個致命的失敗點，也讓整個佛羅倫薩在數年後徹底陷入了無盡的陰影籠罩之下。
隨著梅勒的入獄，安寧與和平又一次回到了佛羅倫薩的街道上，一晃六年時間過去了。1974年9月14日一個周六的夜晚，一對年輕的情侶帕斯誇萊·讓蒂伊科爾（Pasquale Gentilcore）和斯特凡尼婭·佩蒂妮（Stefania Pettini）將汽車停在了博爾戈聖洛倫佐（佛羅倫薩附近的一個小鎮）的穆格羅山谷里，打算好好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在過去一年時間裡他們常常來到這裡幽會，偶爾還會被路過的行人看見，不過年輕氣盛的他們並不在乎，依舊我行我素。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嗜血的惡魔已經悄悄地降臨人間。次日，一個路人發現了兩人的屍體，警方迅速趕到了現場，發現男生身中數槍而死，槍支型號為巴雷特22口徑手槍，子彈是溫徹斯特公司生產的H型，而女生則死於刀傷。兇手將她從車上拖下來連捅了超過90刀，她的衣服還被扒光，下體被插入了一根橄欖樹樹枝。兩個人的錢包都被扔進了附近的樹叢中，但是裡面的財物絲毫未動。警方一開始懷疑兇手曾試圖強暴女受害人，但現場並沒有發現任何相關的痕迹。他們尋找證人和證據的嘗試最終也是徒勞無功。
此時還沒有人意識到這起案件與六年前那場兇殺案的聯繫，警察也只是將此案作為一起偶發的謀殺案件來處理。直到又過了七年，1981年6月6日周六夜晚，受害人再次出現，他們是30歲的喬凡尼·法吉（Giovanni Faggi）和21歲的卡梅拉·德·努西奧（Carmela de Nuccio），死亡地點在斯坎迪奇（依舊是佛羅倫薩地區的一個小鎮）的一條小路上。
與此前的受害者一樣，倆人同樣是在車震過程中被人用同樣型號的槍射殺，身上還留有刀傷。男性死在了駕駛座上，女性依然被拖下車，褲子被扒光，生殖器官被兇手殘忍的割下並帶走。兩個人的錢包都被兇手打開或觸碰過，但依然沒有丟失任何財物。這些相似的細節引起了佛羅倫薩當地報紙La Nazione犯罪專欄的記者馬里奧·斯佩茲（Mario Spezi）的注意，他認為兩起案件的兇手應該是同一個人，並首次在報紙上以「佛羅倫薩的惡魔」稱呼這個殘暴嗜血的怪獸。從此，這個如夢魘一般的名字開始纏繞在每一個佛羅倫薩人的心頭。
故事寫到這裡，筆者認為有必要介紹一下當年的時代背景，否則就很難理解接下來警方的調查方向。首當其衝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當時的義大利人那麼喜歡車震？
義大利是天主教的中心，義大利人同時又是最浪漫的民族，保守的宗教與開放的性格形成了矛盾。通常義大利人在結婚以前都是與父母居住在一起的，這讓他們與愛侶之間的親密變得很困難，只得借外出之際在車中幽會——實際上對於當時義大利的年輕情侶來說，車震是一種非常普遍且常見的約會方式，直到佛羅倫薩的惡魔橫空出世才徹底終結了這種習俗。
就如人性的正反兩面一樣，這種浪漫的民間文化也同時帶來了一些變態和齷齪的介入。在當時的義大利，存在著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通常會躲藏在情侶幽會的地點，藉助望遠鏡、照相機甚至夜視設備來窺視情侶的親密，並以此獲得病態的快感。但是偷窺癖們一般也就僅限於此，很少有人會在偷窺過程中一時衝動強姦殺人。
警方認為在這起連環殺人案中，這個群體擁有極大的嫌疑，於是就開始集中調查那些有前科的偷窺犯，結果還真給他們找到了一個名叫恩佐·斯帕萊蒂（Enzo Spalletti）的前科犯。有目擊者稱看到他的車曾停放在命案現場附近，他的妻子還告訴警方自己的丈夫似乎在報紙曝光佛羅倫薩惡魔事件之前就已經對這兩起命案有所了解。警方為了安撫公眾情緒，立即逮捕了倒霉的恩佐，然而事實很快就證明，這個喜歡偷窺的變態與佛羅倫薩的惡魔並無關係。
此前的兩起案件（此時警方暫時還沒想起68年的那起案件），發生時間相隔了七年之久，所以沒有人預料到，就在短短几個月後的1981年10月22日，下一對受害的情侶又出現了。
26歲的斯蒂法諾·巴爾迪（StefanoBaldi）和24歲的蘇珊娜·卡姆比（Susanna Cambi）被人發現死在了卡倫佐諾（佛羅倫薩地區的一個小鎮）的鄉村公路上。他們倆本來是打算各回各家，估計是車開到一半慾火焚身，於是就臨時起意停在了路邊準備好好享受一發，沒想到卻遇到了正在覓食的惡魔。兩名受害者被乾淨利落地槍殺。男子的屍體被拖到了車外，而女受害者的屍體依舊被兇手用殘酷的方式蹂躪。兇手還將她背包里的物品全部倒了出來，但是與此前一樣，他還是沒有帶走任何財物。
但是警方還是注意到了這次兇殺案件與此前兩起的不同之處：
1）謀殺案發生在周四，而此前兩起案子都發生在周六。之前警方推斷兇手應該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所以每次都挑選在周末下手，現在看來這個理論並不準確
2）之前的罪案都是在月黑風高夜完成的，這也是為什麼找不到目擊者的主要原因，側面印證了兇手的謹小慎微，但這次案件發生的夜晚卻是月白風清，似乎暗示了兇手急於行動而忽略了自身的安全
3）兇手喜歡在炎熱的夏季動手，但這次的命案卻發生在了秋天，也似乎印證了他急於犯案的心態
於是就有人懷疑，兇手是為了證明警察抓錯了人，才刻意冒著風險強行犯案。現場也間接證明了這種說法，兇手少見的留下了一個44碼的腳印，警方由此推定兇手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健壯男子。而且與此前案件不同的是，這起案件有一個目擊者稱他在開車路過的時候，看到一個孤身一人且表情癲狂的男子從命案現場的紅色阿爾法羅密歐轎車附近離開。
就如世間所有的懸案一樣，佛羅倫薩的惡魔連環殺人案背後同樣有一支無能的警察隊伍，即便掌握了這些新證據，佛羅倫薩警方依然毫無建樹，反倒是那個被白白關押了三個月的恩佐總算被釋放了。兇手似乎對警方承認了錯誤感到挺滿意的，下一起命案的發生時間又變成了夏天的周六夜晚。
1982年6月19日的周六夜晚，帕奧羅·曼納迪（Paolo Mainardi）和安東妮娜·米格莉奧莉妮（Antonella Migliorini）成為了惡魔的下一個獵物。與之前的受害者不同，安東妮娜從報紙看到過這起案件的報道，出於安全考慮他們將車輛停靠在了佛羅倫薩南部一條視野開闊的道路上，而不是按最初計劃的那樣停在一個人跡罕至的叢林里。
但是惡魔膨脹的慾望是無法抑制的，冒著暴露的風險，兇手還是毫不猶豫的衝上去開槍射擊。可憐的安東妮娜被當場射死，帕奧羅身受重傷，但是他還是頑強的發動了引擎拚命倒車，可是他的努力沒有能夠成功，車子的後輪卡進了道路旁的水溝里無法再倒退。惡魔快步上前，先是用槍打爛了汽車的前燈以免引起注意，然後開槍射擊動彈不得的帕奧羅，就在他試圖完成虐殺的時候，一個路過的司機發現了這輛卡在溝里的車子，這才讓兇手不得不放棄行兇。
司機以為發生了車禍，立即停車準備救人。警察和救護車迅速趕到，帕奧羅在送到醫院後還保持著呼吸，但嚴重的槍傷讓他沒能撐過去。負責此案的助理檢察官希爾維亞·德拉·莫妮卡（Silvia della Monica）聽聞此訊心生一計，她決定捏造一個謊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莫妮卡表示帕奧羅在去世前告訴了她一些兇手的線索，並宣稱自己離抓捕這個邪魔的魔頭已經不遠了。
這份偽造的聲明發表之後沒多久就發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親自駕駛救護車將帕奧羅送進醫院的救援人員洛倫佐·艾利格蘭提（Lorenzo Allegranti）在莫妮卡發表聲明後的當天下午，接到了一個自稱是兇手的人打來的電話，對方質問他帕奧羅死前到底說了什麼，他以為是惡作劇，罵了幾句掛斷了電話。沒想到的是兩年後，1984年7月當他和家人前往里米尼度假的時候，在下榻的酒店又一次接到了同一個人打來的電話，對方仍在逼問他帕奧羅的遺言內容，他感到非常恐懼，立即掛斷了電話並且通知警方。警察對這個兇手能夠掌握洛倫佐的行蹤感到非常不解，然而他們還是如此前表現的一樣遲鈍，沒有從這通神秘電話中獲取任何有價值的信息。
就在帕奧羅命案發生後不久，警察總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件，裡面貼了一張剪報，上面報導的是1968年命案梅勒被宣判有罪的新聞。剪報的上部分還附了一行字：「你們為什麼不再去查查這起案子？」這時候才有人想起當年那起案子，在仔細對比了現場證據後，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
1） 幾個案子的子彈全都發射自同一隻槍
2） 這些子彈全部都是來自於同一個子彈盒子
3） 槍的發射針有一個不明顯的缺口，這導致它射出的每一發子彈都留下了一個獨特的痕迹
4） 子彈類型均為溫徹斯特公司生產的銅質外殼子彈，底部印有大寫的H
這些新發現的證據才讓警方意識到十幾年前的那場兇殺並沒有真正結束。當時被判有罪的梅勒一直在監獄裡蹲著，究竟是誰在用這把兇器繼續瘋狂犯案？
警方想起當初梅勒和他六歲的兒子都指證過文西兄弟。於是警方將懷疑目標又一次轉到了賽爾瓦托·文西和弗朗西斯科·文西的身上，並且對這群來自撒丁島的移民團體進行了重點監控。調查發現，在帕里奧命案發生後，弗朗西斯科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將他的汽車藏到了佛羅倫薩南面的一處森林裡，警方認為這很可能是因為他被檢察官那番恐嚇給嚇到了，認為自己的汽車已經暴露所以才有此反應。弗朗西斯科被正式逮捕——結果與此前一樣，惡魔很快就用實際行動再一次狠狠打了警察的臉。
1983年9月9日周五夜晚佛羅倫薩的加盧佐區，烏維·魯西（Uwe Rüsch）和霍斯特·梅亞（Horst Meyer）正躺在他們的大眾露營車裡輕鬆的聽著音樂，惡魔突然現身迅速將兩人槍殺。不知道殺手是不是將留著金色長髮的魯西誤認為了女性，這一次死掉的是一對男同，警方在現場發現了一本被撕毀的同性戀色情雜誌，懷疑兇手發現兩人都是男性後非常生氣，憤怒撕毀了雜誌。
警方發現這輛大眾車的底盤很高，但兇手還是輕而易舉從車窗外輕易擊中兩人的頭部，從射擊角度判斷這位兇手的身高起碼在1.80以上。而且，兇手並沒有如往常一樣破壞兩人的屍體，說明他對於女性有著異常的憎惡和仇恨。同時，這起案件讓弗朗西斯科的逮捕又一次變成了一樁笑話。
然而，負責審理此案的馬里奧·羅特拉（Mario Rotella）堅信這一串連環殺人案與這個撒丁島移民群體脫不了干係，他甚至認為兇手只是出於想救走弗朗西斯科的想法刻意模仿了之前的案子，所以根本沒仔細篩選目標，選了一對同性戀下手。為了徹底打垮這個群體，警察迅速展開了行動，弗朗西斯科的侄子安東尼奧隨即因為一樁武器交易被警察逮捕，賽爾瓦托也很快被關押，原因是警察懷疑他與1961年自己妻子的死亡有關。三個人被警方隔離詢問了數個月，警察希望能從他們任何一個人口中竅出哪怕一絲與案件有關的情報，然而三人都死死咬定自己是無辜的。
1984年7月29日一個周日晚上，惡魔的祭壇上又增添了一對祭品。21歲的克勞迪奧·斯蒂凡納齊（Claudio Stefanacci）和18歲的皮婭·羅蒂妮（Pia Rontini）把車停在了維基奧（佛羅倫薩附近一個小鎮）經常約會的一片叢林里，結果慘遭殺害。兇手變本加厲，將皮婭的左側乳房和生殖器官都帶走了。警方在現場依舊找不到指紋，但卻在車頂上發現了一個兇手的手印，以及他在車側面留下的膝蓋痕迹，這證實了警方對他的懷疑：右利手，且身高超過1.80米。也正因為這起案件的發生，警方不得不釋放了被關押的撒丁島人，羅特拉認定的連環殺手與撒丁島移民的關聯變成了一條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1985年9月，最後一對遇害的情侶被發現死在了他們的帳篷附近。36歲的娜丁·莫洛特（Nadine Mauriot）和比她小九歲的丈夫讓·克拉維奇維利（Jean Kravechvili）將他們的汽車停靠在了佛羅倫薩附近的一條公路旁，然後在車旁搭起了一個野餐營地。
兩人來自法國。自從佛羅倫薩的惡魔臭名遠揚之後，本地人再也不敢輕易冒險進入偏僻地區，但對於外國來的遊客而言，他們只注意到了當地美麗的風景，完全沒有意識到危險正在一步步靠近……
受害人躺在帳篷里時，兇手從外面用刀子劃開了帳篷，然後開始對著兩人射擊，妻子被一槍射中頭部當場死亡，出乎兇手預料的是丈夫是一名法國的業餘100米短跑冠軍，他敏捷的躲開了致命的一擊，僅僅只是擦傷了手臂，隨後衝出帳篷開始逃命。令人遺憾的是他跑錯了方向，選擇了朝樹林方向逃跑，結果兇手不知道用什麼方式從後面追上了他，用鋒利的刀刃直接劃破了他的喉嚨，力度之大幾乎將首級割下來。在終結掉丈夫之後，兇手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另一項任務，返回帳篷割下了妻子的左胸和生殖器。
9月9日，一個在附近區域采蘑菇的農夫發現了兩個人的屍體，立即通報了警察。調查人員認為死亡時間應該在9月8日，當地一個小姑娘薩布麗娜（Sabrina）告訴警察她8日的時候已經見過這兩具屍體了，但警方沒有採信這條證言。根據警察調查，這對法國夫婦打算在9月8日開車回法國，因為他們的女兒9日正好開學，然而毫無人性的惡魔殘忍的摧毀了這家人的幸福與未來。
9月10日，此前曾挑釁過兇手的莫妮卡檢察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上的地址「DOTT. DELLA MONICA SILVIA PROCURA DELLA REPUBLICA」是從各種雜誌上剪下來的字母拼寫成的。莫妮卡滿腹疑惑打開了信封，結果發現裡面附上了受害人莫洛特的乳頭，還用紙巾工整的包了起來。這封駭人的信件讓莫妮卡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她當即宣布退出此案調查，並且很快就從執法系統離職了。
警察對信封做了仔細的檢查，沒有發現任何指紋，也沒有發現唾液的痕迹，即便當時並沒有DNA鑒定技術，而且寄信人錯誤的將「Repubblica」（義大利語：共和國）拼寫成了「Republica」，這讓警方懷疑寄信人的教育水平並不高。他們將這封匿名信視作對司法系統的宣戰書，認為兇手還會繼續作案，然而，這卻是這個人間魔鬼留給這個世界的告別信，自此之後，佛羅倫薩的惡魔就徹底消失在了世間，不再留下任何蹤跡。
「佛羅倫薩的惡魔」是義大利乃至世界歷史上耗時最久、開銷最大、警力投入最多的案件，多達14（或者16）人遇害，超過10萬人被警方傳喚或調查。警方、媒體、公眾人物圍繞案件提出不計其數的所謂破案理論，每一種似乎都能自圓其說，卻又自相矛盾。1984年，義大利成立了由警察和卡賓槍騎兵隊（義大利國家憲兵）組成的專案組，由盧吉奧·佩魯吉尼（Ruggero Perugini）領導，專門負責調查佛羅倫薩的惡魔一案。政府還提供了高達29萬美元的懸賞金，用於獎勵提供兇手情報的目擊者。此外，佛羅倫薩政府還在城市裡多個地區豎起了標識，張貼了海報，警告遊客和當地人不要在夜晚時分接近郊區的樹林和山區地帶。
即便做了如此多的努力，兇手仍然在1985年完成了最後一次屠殺，還通過寄信的方式嘲弄了曾試圖威懾兇手的檢察官。1985年9月11日，就在命案發生數日後，專案組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檢舉信，稱一個名叫皮耶特洛·帕奇亞尼（Pietro Pacciani）的男人有重大嫌疑。與此同時，專案組正嘗試著從通過排除法的方式鎖定嫌犯，他們將整個佛羅倫薩及周邊區域的男性前科者的資料輸入計算機，並將這些人在監獄裡的時間與佛羅倫薩惡魔的行動時間錯開，從而得出有條件作案的嫌犯清單——結果這個皮耶特洛赫然在列。警方立即將他鎖定為重大嫌疑犯，並開始全方位調查他的信息。
皮耶特洛是一個當地的農民，沒有受過教育，有非常嚴重的暴力傾向。他曾在1951年的時候犯下殺人罪，當時他看見自己的未婚妻與另一個男人在車上偷情，狂躁的皮耶特洛先將姦夫從車上脫下來，用石頭將其砸暈，然後用利刃連捅十九刀將其殺死，然後他強迫未婚妻躺在屍體旁強姦了她，接著又拿走了姦夫的錢包。有人認為皮耶特洛在這起案件中展現出的暴戾和瘋狂與佛羅倫薩的惡魔幾無二致，因此懷疑他就是惡魔的本體。
但是同樣有人指出皮耶特洛的惡行是在無序衝動之下做出的，這與惡魔的有組織謀殺不符。此外，惡魔從來不拿受害者的財物。但是佩魯吉尼發現一個可疑的巧合是，皮耶特洛之所以怒不可遏，是因為他看見自己的未婚妻正在向姦夫展示自己的胸部，這讓佩魯吉尼認為他有理由不斷切下女性受害者的乳房。
除此之外，皮耶特洛在1974年到1981年因強姦女兒被判入獄，恰好是前兩件案件發生時間的間隔。警方在搜索皮耶特洛的房間時，發現他居然精通繪畫，還臨摹了一幅著名畫家波提切利的《春》，佩魯吉尼認為畫中的柯洛莉絲（Chloris）口含玫瑰花的姿態，與1981年遇害的卡梅拉非常相似，此外他繪製的另一幅關於半人馬的畫作也被一位犯罪心理學家鑒定為「展現出了內心的暴戾」。在這種疑鄰偷斧的調查心態之下，針對皮特特洛的不利證據不斷出現在警方的調查報告中。
1992年4月29日，警方在皮耶特洛的花園裡找到一個生鏽的溫徹斯頓H型號子彈盒，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裡面的子彈曾被用於殺人，彈道專家還是做出了鑒定：這些子彈曾被塞入巴雷特22口徑手槍中使用。沒過多久，警方又收到一封匿名信，裡面有一片巴雷特手槍的零件，信中聲稱他是從皮耶特洛常去的一顆樹下找到的。此外，警察還找到了許多間接目擊證人，他們作證曾在犯罪現場附近見到過貌似皮耶特洛所開型號的汽車經過。
就在這一堆莫須有的證據之下，1993年1月19日，檢察院正式對皮耶特洛提起了刑事訴訟，控告他為「佛羅倫薩的惡魔」連環殺人案的真兇。在法庭上，皮耶特洛的妻子和三個女兒作證敘述了他多次強姦和虐待她們，為了節約開支平時給她們吃的都是狗食。而皮耶特洛的表現則是一直拒絕認罪，甚至聲稱自己這輩子「從來沒有傷害過任何一個靈魂」。
然而，即便檢方已經用盡全力試圖證明皮耶特洛就是那個瘋狂的殺手，法庭上仍存在著許多繞不過去的矛盾點：
1）即便是恨他入骨的妻女，在陳述中也表示他不是那個連環殺人狂，因為皮耶特洛平時除了虐待妻女就是在酗酒，很少出門
2）他是一個嗜財如命的吝嗇鬼，錙銖必較，這點和本案兇手不符合
3）他在1985年的時候已經60歲了，還有心臟病，幾乎不可能追上並殺死25歲的短跑運動員
4）他的身材矮小，只有1.60米
5）他在1985年9月7日有完整的不在場證明（當時他在酗酒），而檢方為了給他定罪一直試圖證明9月8日才是命案的日期
但是法庭最終還是判決皮耶特洛罪名成立。原因就在於檢方找到了兩個人證，一個是皮耶特洛的朋友馬里奧·瓦尼（Mario Vanni），他承認自己和皮耶特洛是經常一起去野餐的朋友；一個是洛倫佐·尼西（Lorenzo Nesi），他表示皮耶特洛經常向他吹噓自己在野外用槍射殺野雞的經歷，他認為這是一種殺人的暗示說法。
根據義大利刑法，皮耶特洛自動提出了上訴。負責處理二審的檢察官在閱讀了一審的材料後表示無法接受這種胡亂給人定罪的方式，要求警方給出更多像樣的證據，否則他會撤銷指控，於是1996年2月13日，警方提出了四個新的關鍵證人，他們的證詞更加直截了當：
第一個是妓女加布里拉（Gabriella），她作證說皮耶特洛是撒旦教的成員；第二個是皮條客諾貝托·加里（Norberto Galli），他證明自己曾在1985年看到皮耶特洛的車停在了兇案現場附近；第三個是流浪漢吉安卡洛·洛迪（Giancarlo Lotti），他與皮耶特洛合作殺人，他負責在殺人現場放風，皮耶特洛親自動手，還有一審的馬里奧·瓦尼，也被他指控為動手虐屍的犯人；第四個輕度弱智費爾南多·普齊（Fernando Pucci），他作證親眼看到皮耶特洛犯下1985年的殺人案。
可以看到，警察追加的四個證人根本就是一群烏合之眾，那個自稱參與了殺人的洛迪終日在街頭流浪，還時常酗酒，很難想像心思縝密的兇手會挑選這樣一個人作為搭檔。法院方面也拒絕承認這些臨時追加的證人，認為違反了訴訟程序，結果二審結束後皮耶特洛被宣告無罪釋放。然而，義大利最高法院在1998年推翻了二審結果，要求檢方重新審查此案，在終審的前一天，皮耶特洛因心臟病發作去世，而被警方認為是他同夥的馬里奧和吉安卡洛儘管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他們參與了罪案，還是被判決罪名成立。
「佛羅倫薩的惡魔」一案，時間跨度長達十七年，涉案人員數百人，光是明確有殺人嫌疑的都有幾十個，伴隨而來真兇理論自然是眾說紛紜。
比如第一個提出「佛羅倫薩的惡魔」這個說法的記者斯佩茲就認為真兇是撒丁島族群的人，他們通過兇器的流轉來實現文西兄弟等人的無罪證明。他還特地鑽研了撒丁島人的民俗習慣，提出他們存在一種名為「族群謀殺」（集體策劃集體行動）的內部處決方式，在這種殺人方式中，兇器會被很好的藏匿起來，即使暴露了個人，也絕對不許出賣整個集體。這聽起來有點像黑手黨的殺人方式，也確實解釋了為什麼警察始終抓不到兇手的半點線索，然而斯佩茲並沒有說清楚撒丁島人為什麼要接二連三殺死無辜的情侶們。
馬里奧·瓦尼的辯護律師尼諾·費拉斯托（Nino Filasto）則認為真兇和警察有關，這是因為在一起案件中駕駛員的位置上發現了汽車的行駛證，如果沒人檢查通常是不會有人拿出來的，他認為兇手很可能身穿警服以檢查為名靠近被害人，然後突然開槍殺人。義大利作家安東尼奧·賽尼尼（Antonio Segnini）在他的暢銷書《佛羅倫薩的惡魔真相》一書中，提出洛迪是唯一的真兇。他認為洛迪在1968年偷窺芭芭拉時無意間看到了梅勒殺人的場景，隨後他將現場的槍支撿走用於之後的案件。此外，他還聲稱有人在犯罪現場目擊到一個警察開著警車在巡邏，這是不符合規定的（巡警應當兩人巡邏），說明這個警察的身份很可疑。
除了這些理論，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猜測，紀錄片「佛羅倫薩惡魔的罪行」導演帕奧羅·寇齊（Paolo Cochi）認為兇手從未真正暴露過身份，根本不是警方逮捕的任何一人；羅馬大學犯罪學教授弗朗西斯科·布魯諾（Francesco Bruno）認為兇手是邪教的成員，他所有的殺戮都是為了修鍊某種黑魔法。曾在1995年至2003年擔任案件調查總負責人的米歇爾·吉由塔里（Michele Giuttari）則表示警方的調查是絕對正確的，皮耶特洛等人就是真兇。
這起案件的過程之曲折，線索之眾多，讓人無法輕易得出一個能說服大眾的結論。義大利國內輿論也一直在給政府施壓，要求他們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因此義大利警方也從未停止相關的調查，直到2017年他們仍傳喚了86歲的嫌疑人詹皮耶羅·維吉蘭提（Giampiero Vigilanti），然而隨著時間繼續流逝，這起案件的真兇可能早已魂歸冥土，再無機會揭露真相。
在這些理論之中，筆者認為兇手很可能是個警察，至少也是與調查組關係比較密切的內部人員。而且，1968年的梅勒殺妻案件，是解開整個「佛羅倫薩的惡魔」真相的關鍵鑰匙。
在紙上談兵之前，筆者打算先吐槽一下義大利人的辦事風格。根據警方公布的證據來看，68年案件根本不存在有力的物證，給梅勒定罪完全靠的是梅勒一大家子人的證言（包括他的兒子、他的嫂子、那幾個姓文西的傢伙），而這些證言幾乎做到了完美不重樣，光是梅勒自己的證詞就有好幾個版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統統都不一樣，展現出驚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2018年6月，納塔利諾在接受採訪時堅持聲稱自己的父親是被冤枉的，他在兇案現場也從未見過父親，是警察在長達15個小時的詢問中不斷用呵斥、威脅甚至恐嚇的話語，要求他做出對梅勒不利的證詞——如果他說的是事實，那很明顯梅勒只是一個司法體制下的犧牲者。
因此筆者認為，1968年的案件與梅勒並無關係。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判斷，納塔利諾最初的證詞（就是他給費力斯講的那個故事）可信度都應該是最高的，畢竟當時他剛剛親歷了母親被殺自己死裡逃生的經歷，沒有能力也沒有理由在短時間內編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從動機來看，梅勒因為妻子給他帶了綠帽子一怒之下殺人這個理由也根本不成立。因為芭芭拉的放蕩人盡皆知，賽爾瓦托還光明正大住在他家裡和芭芭拉偷情，要說因為這個理由殺人第一個死的也應該是賽爾瓦托才對吧。
警方之所以堅持懷疑梅勒，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兇手的痕迹，只能從「有動機殺人的人」這條線索出發，對於一般刑事案件來說這個方向一般都是正確的，但對於變態殺人狂來說，這條道路無異於南轅北轍。實際上正因為給梅勒草草定罪，才讓警察根本沒把之後的案件與這起案件聯繫起來，還非得要讓兇手寫信提示才注意到問題，真的是無能到了極點。
當然也有很多人持相反意見，認為第一起案件與後續的案件無關，兇手可能只是偶然在現場撿到了兇器，或者兇器乾脆就是在一群撒丁島人之間流動。因為在第一個案子里，兇手不像後來那樣虐待屍體，也沒有斬盡殺絕。
但是這樣不難解釋，從兇手的暴行來看，他的殘虐程度是在一點點升級的：一開始只是用樹枝玩弄屍體，隨後發展為切割下體，最後連胸部也不放過。而且，他在犯前兩起案子的時候，為什麼時間間隔那麼遠？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問題。有沒有可能他在犯罪的過程中漸漸發現警察的無能，以至於殺人變得越來越頻繁，行為開始變得越來越出格？
那麼，兇手為什麼會是警察或者相關人士呢？
其一，兇手的身體素質和射擊水準都在普通人之上，而且有比較強的反偵查能力，不會在現場留下指紋或者體液之類的證據；其二，在案件調查過程中，每當遇到一些困難的節點，就會有匿名信件送入警察總部，如果不是對警察的調查進展和內部情況有所了解，又怎會如此湊巧；其三，兇手具有強大的情報收集能力，譬如打電話威脅醫院裡的工作人員，還有寫匿名信恐嚇檢察官，都需要準確的信息來源。
1981年警方錯誤抓捕恩佐之後，犯人一方面對警察的愚蠢和無能感到可笑，一方面自己的慾望和野心也開始慢慢膨脹，他想要的是世人對他的顫慄，以及警察全力追捕帶來的刺激感。兇手似乎很希望人們意識到：從1968年開始，所有的案子都是一個人犯下的。為此，他寫匿名信通知警察，他一直堅持使用同一把槍械加同一種子彈，他還病態的堅持在周六晚上殺人，這意味著兇手的狂妄已經達到了偏執的程度，似乎認定自己絕不會被抓到。
兇手這種自信從何而來？如果是警察或者相關的內部人士犯案，就不難解釋兇手為什麼如此狂妄，因為他知道自己栽在這群廢人手裡的可能性基本為零。在案情不斷發酵，警察急需找到適合定罪的犯人來平息民眾憤怒的時候，一封匿名信又不失時機的把皮耶特洛送到了警方面前——這是不是很像一個警察殺人狂會採取的行動？
兇手的動機其實不難推理，他對金錢不感興趣，也沒有強暴過女性。考慮到義大利的宗教氛圍濃厚，我認為他很可能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因為切割器官這種行為通常會與撒旦邪教的獻祭儀式有關。1995年～2003年的案件總負責人米歇爾·吉由塔里（Michele Giuttari）就曾在某個案件現場發現了一圈石頭圍成的十字架，這是一種撒旦教使用的符號。
如果從宗教信仰的角度出發，犯人很可能在犯案過程中給自己立下了一個戒律，殺夠一定的數量就罷手，對於虔誠的邪教信徒而言，在信仰的加持之下，這些暴虐的殺戮反倒成了一種偉大的虔誠——至於他信仰的神會不會寬恕他的罪孽，就無人知曉了。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兇手都肯定不是被最終定罪的皮耶特洛。筆者覺得他和梅勒一樣，不過是警察精心挑選出來的替罪羔羊，因為他完美契合了這個條件——這是一個強姦女兒虐待妻子的人渣，聲名狼藉死不足惜，身體還極差，就算把他放了也活不了多久，加上他的身邊大多都是些社會底層，可以輕而易舉找到一堆連帶的背鍋俠，也不怕他們反抗。2006年曾參與案件調查的警官阿特羅·米諾利提（Arturo Minoliti）就曾公開表示，他們在皮耶特洛身上找到的大部分物證都是捏造出來的。事實上直到2017年義大利警方仍在尋找本案的兇手，說明法律界內部本身根本就不相信「皮耶特洛是犯人」這種結論。
至於主動認罪的洛迪，他本人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吃了上頓沒下頓，牢底坐穿對他來說未必就比風餐露宿更差。最關鍵的是，心思縝密的兇手真的會找這樣一個沉溺於酒精的流浪漢來當自己的副手么？真不怕他哪天在酒館裡喝多了直接把事情全抖出去？
當然，實際上真兇究竟是誰，隨著時代的變遷已經不可考。如果假設兇手真的是一個終身未曲的單身狗，那麼他在死前有可能會留下犯罪的證據，作為自己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濃重一筆——他曾把一個國家的警察全部踩在腳下，他曾讓一座城市的人們為之戰慄，對於一個心理變態的殺人狂魔而言，這真的是至高無上的一種精神享受了。
只是，那些死去的愛侶們，只能引恨於九泉之下；那些被牽連的無辜者，再也無法沉冤昭雪。義大利的司法機構，卻依然維持著遲鈍而緩慢的龐大身軀，碾碎一切試圖顛覆它存在的挑戰者。
2004年，斯佩茲與美國作家普雷斯頓在義大利為小說《佛羅倫薩的惡魔》一書收集案件資料時，聲稱皮耶特洛是被污衊的——幾個月後斯佩茲被義大利警方短暫拘捕，稱他違規參與刑事調查，普雷斯頓則被驅逐出境。由於這段經歷，斯佩茲在這本書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揭露義大利司法機構的腐敗無能之上，認為他們在追查兇手方面毫無建樹，迫害試圖挖掘真兇的記者倒是很有一套。
2001年，佩魯賈（義大利地名）檢察官朱利亞諾·米尼尼（Giuliano Mignini）堅持認為1985年因服用過量藥物死亡的弗朗西斯科教授也是「佛羅倫薩的惡魔」案件中的一環，並為此起訴了包含20人在內的嫌疑人，直到2010年義大利法庭才宣布米尼尼在案件調查中存在嚴重的濫用職權行為，並宣告這20人無罪——有趣的是，這位米尼尼檢察官，恰好又是2007年發生的著名殺人案——「天使殺人案」的檢察官。正是由於她製造冤假錯案的惡名，才導致天使殺人案的嫌疑人阿曼達·諾克斯（Amanda Knox）得以逃脫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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