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家裡雖窮,但一家人相親相愛,其樂融融。母親知道父親在陶瓷廠上班,活重,勞動強度大,食物跟不上,所以把家裡的食物都緊著父親吃。我年幼不懂事,見她給父親拿乾糧吃,我就拽著父親的衣角喊著:「我要吃饃!我要吃饃!」母親見狀,總會大聲喝斥。
1960年,父親在彭城五八缸廠乾的是包工活,每天用獨輪車運送五、六噸煤,還要扒馬眼(瓷窯頂部的通風口)。那一年,物資極度匱乏。儘管母親精心照顧,一米八大個子的父親,依舊每日食難果腹,常常餓得頭暈腦脹。
那時彭城人吃水得用軲轆從深井裡取,母親每天取水,用纖細的雙肩挑著,走街串巷往人家裡送,換取生活費。母親早年挑水的那口井,每到冬天,井台的四周積滿冰塊,稍不留心就會滑倒。
之後,母親去彭城公社搬運站找活干,推獨輪車,拉板車,這兩種車都是鐵板焊成的,分量很重。母親運著陶瓷,從陶瓷廠前往彭城火車站,途中要經過一段漫長的上坡路。母親駕著板車,十二三歲的二哥在旁拉著幫套,艱難如騾馬上坡一樣,一步一搖。
母親一生沒有過正式工作,只是遊走於各個單位當臨時工。母親在給我們解釋此事時,說:「當時並非沒有機會當正式工人,但是我不能啊。要當正式工,得先學徒三年,學徒工資每月十八元,根本養活不了你們啊。」
我和母親站在監獄一個空曠的院子里,父親由一個被稱呼為隊長的人陪同,走到母親身邊。母親在父親面前,一改平日里堅強作風,抽泣著訴說生活的艱難。父親站在原地,搓著手,顯得很焦躁、無奈。
回到家後,母親時常召集我們兄弟姐妹五人開會,讓我們重燃生活希望。散場後,母親會把大哥、二哥叫到一旁,向他們解釋她當初和我父親結婚的原因,想化解他們對我父親的怨恨。那時我並不理解他們為何怨恨我父親。
如此過了兩年,老家來信說,爺爺因為父親的事積鬱已久,終於氣絕身亡,讓母親回去奔喪。考慮再三,母親湊出30元錢給我,讓一個年僅七歲的孩子回去奔喪。臨行前,母親再三囑我要走哪條道,見了長輩該如何解釋。
彭城距離索井二十多公里,早年交通不便,來往全靠步行。我從彭城火車站出發,沿著鐵路線一直走。累了,坐在鐵道旁歇息;餓了,啃口母親給的棒子麵窩頭。邊走邊打聽,臨近黃昏才灰頭土臉地回到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