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代女德回看晚清女學：中國女性是如何一步步艱難解放的？

古代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家人傳授或者女子自修，也有年幼的女子進入私塾和男學生共讀。主要招收女學生的私塾叫做「女塾」、「女館」和「閨塾」，這些女塾一般是家庭宗族設立的，規模小，招收人數少，和東西洋的女子學堂不可同日而語。清代《訓學良規》當中提到了塾中女學生的修習內容，包括讀《弟子規》《女小學》《女四書》及《呂氏閨範》。「只須文理略通，字跡清楚，能作家書足矣。」 黃湘金指出，這說明，女子讀書主要目的也是接受道德規範，文化修養不要求高深，學習一些淺近實用的知識就可以。

黃湘金認為，傳統的婦學和新式女學在教學內容和教育形式上有著明顯的區別：前者主要是品德修養，學習粗淺的文化知識，多在家族內部進行，可以歸入「家庭教育」；而新式女學則是社會化的學校教育，有固定的教學場所、設備、專職人員，教學內容多有西方科學知識，且分科分級，循序漸進。

中國的新式女子教育本來始於教會女學，不過，早期教會女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傳教人才。真正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1898年5月開學的中國女學堂，這是國人自辦女學的先河，影響力頗大。其實，在晚清，興女學一開始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對。南京師範大學的王曉慧在其博士論文《近代女子教育議題論爭研究》中指出，保守派秉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認為「教士東來，不應以閨閣中人列諸經筳之側」（《益聞錄》第530期《續錄創設女學論》），即使要興女學，也是在家辦，強烈反對公開興女學；或者是承認女學可以興，但不可以遵從西人之法，而要從中國古代聖賢教化女性的典籍里去尋求答案。但是，無論如何，女子教育的萌芽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考慮女子教育的問題，他們意識到，與其極力阻止，不如在制度上對女子教育加以引導，使其合法化。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學部，把女子教育納入家庭教育的範疇當中，1907年又頒布了相關章程，將女子教育以制度的形式規定了下來。

清朝學部把女子教育的宗旨概括為「啟發知識、保存禮教兩不相妨」，《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以家庭教育為女學的重心，就連當時提倡女權最力的《順天時報》也發出了女學應「專課家庭教育為要」的議論。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夏曉虹也指出，從誕生之日起，在仿照西方和日本學制設立新學課程的時候，修身和倫理也作為必修課，得到了所有女學堂的一致重視。以道德培育為目標的修身課程很難擺脫歷史悠久的女德教育，創建最早的中國女學堂的課本選擇就體現了這一點——它選用了《女孝經》《女四書》等明清以來的經典讀本。

夏曉虹認為，如果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很容易批評當時學界的極端保守，但實際上，在女子社會化教育實行的初期，「保存禮教」和「啟發知識」相提並論，已經為新式教育留下了發展空間，而新教育突破舊道德的規範，也是可以預期的。

為爭取平權還是為「強國保種」？作為公民教育的女子教育

晚清維新派文人學者推崇的女子世界和西方的女權運動根基不同。歐美女權運動的依據是天賦人權的理論，而在中國，婦女的自由和獨立只從屬於救國事業，和國家的獨立密不可分。夏曉虹說，梁啟超最早在《變法通議·論女學》中明確提出，要用「興女學」來「強國保種」，把近代中國的女子教育和國家政權之間勾連了起來，女子教育成為了拯救中國的基本方法。在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未來的國民由女子來生養，所以在《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年）的《女學生入學歌》里，作者金一寫道，「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 強調救國必須要先拯救女性，這使得兩千年來由「男尊女卑」觀念壓抑著的女性一下子獲得了塑造國民、創造新世界的力量。

這些論調的基礎在於，婦女作為未來男性公民的母親，需要教養和一定的知識，支持女性接受更高的教育、承擔教師職責的做法，其實不過是女性扮演的母親功能的擴大，不過是將女子的受教育和「妻子、母親」的職能聯繫到了一起。但在20世紀初，「蒙學重於大中小學，女學尤重於蒙學」的言論充斥於言論界，人們把女學置於最高的位置，進而把「婦德」和「母教」、「母教」和「蒙養」、「蒙養」和「國家」層層遞進。例如，刊發於《女學報》的《中國各省命婦公吁振興女學呈請當路代》（奏擬稿）一文，就提出了「無婦德何有母教，無母教何有蒙養，無蒙養何有聖功」的說法，這句話雖然表面是要求振興女學，讓女性接受新式教育，但並不是從婦女自身解放出發來提倡女子教育的。早年投身女學的江亢虎就在1920年發表演說，認為「賢妻良母」與「國民之母」的教育宗旨不過是把女子從「閨房的人」進步到「家庭的人」、「國家的人」，而獨獨不是「自己的人」。

和維新派主要推崇的「強國保種」論調不同，一些革命派人士則認為，「國民」二字不僅僅是男子的資格，女子也應該納入這個範圍。女子教育本身涉及女子解放的問題，並且和女權革命結合在一起。孫中山就曾經提出，「中國人民受數千年專制統治，愚昧落後，要享受平等自由之權，必須從教育開始，因此四萬萬之人，皆應受教育，」他還表示，「教育既興，然後可望男女平權，然後可成真共和民國。」柳亞子認為，歐美、日本的女子沒有公權，但私權是完整的；而其時從私權到公權一無所有的中國女性，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群。並且，在女性應該擁有的各種權利中，在柳亞子看來，屬於私權的教育權還處於較低的層次，他看重的還是參政權，「恢復私權，漸進而開參預政治之幕」揭示出了他心目中婦女解放的實行步驟。夏曉虹則指出，在當時，女子在既沒有私權也沒有公權的情況下，實現女權事實上只能並且必須以女學為入手之處。

從流動的風景到覺醒的女性：不平坦的啟蒙之路

從舊時「才女」到現代女學生，道路並不平坦。陳平原在《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一書中研究了晚清北京畫報中的女學，並指出，女學生一時間成為了「流動的風景」。1907年第9期《日新畫報》的畫作《不開通》就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在女學堂每天放學的時候，學堂門口都擠滿了人，觀眾都是男性，簡直過不去人——這是學堂門前的「不開通」，體現出的卻是民智的不開通。此外還有一些文人，嘴上談著的是「女學生」，筆下畫出來的卻是「時裝美人」。

把女學生作為流動的風景來欣賞，並不是個例。陳平原還指出，晚清辦女學堂缺少的是教材、教室和有求知慾的女學生，可是比起這些，朝廷似乎對女學生穿什麼服裝更加重視——明確要求女學生「不服羅綺」、「不使招搖過市」——這不是為了女子自身的道德修養，而是擔心過去養在深閨的女學生，如今拋頭露面，坦然行走在大街上，會調動男性的潛在慾望，使得社會秩序失去控制。

除了男性的凝視之外，陳平原還提出，晚清報刊上大量提倡女學的文字，雖然也有秋瑾、吳之瑛、康同薇等女性的言論，但更多則出於男性之手。而在不同的畫報當中，關於女性命運的觀察和對女學的提倡，更是都來源於男性的視野。陳平原以《開通畫報》的創刊號《說本報的宗旨》為例，畫面上五個氣宇軒昂的創辦人——當然都是男人，正襟危坐，給「不好開通」的眾女子提供精神食糧，發出議論：「要開通民智，非先開通國民之母不可。既要開通無數人們，非開通那青年的小孩子不可，再者就是下等朋友們。」在此處，想要開化他人的是諸位成年男性，而準備接受教誨的則是女子、小孩子和下等人。所謂「啟蒙」當中，原來存在著這樣「上智下愚」的不平等格局。雖然這是由晚清女子接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現實決定的，但在今天開來，還是不免令人震驚。

在1908年的《北京日日畫報》上還有《學部限制女學生》圖，不用說，聽訓的是畢恭畢敬的女學生，訓話的依然是地位顯赫的中年男子。陳平原指出，按照朝廷的設想，女學堂可以開，但是必須防止女學生目無尊長甚至妄議朝政，然而思想的閘門一旦開啟，後面的事情是很難控制的。畫報內容隨時間發生的變化正體現了這一點。1908年，《北京日日畫報》報道，接受了新教育的女子撰寫了《女界國會請願書》，洋洋千言，切中要害。1911年，據《淺說畫報》的消息，女革命黨攜帶炸彈來到了北京。1912年，《淺說畫報》提到北洋師範學堂組織提燈遊行，慶祝中華民國成立。覺醒的女子走上街頭，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黃湘金指出，到了1919年，大量女學生從校園走向街頭，參加愛國運動，成為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此外，各地的女學堂也時有學潮發生，校內女學生的精神氣度、師生關係也發生了改變。同樣是在1919年，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更名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成為了教會女學外最早的女子大學。此後，不少大學也陸續開放女禁。女學生進入大學，對女性主體身份的建構和兩性關係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

「晚清北京塵土飛揚的大街上，走過若干身著嶄新校服的女學生，吸引了眾多民眾、記者和畫師的目光，別小看這些略顯黯淡的圖景，正是這些逐漸走出深閨的女子，十幾年後，藉助五四新文化的潮流，登上了文學、教育乃至政治的舞台，展現其身姿，而且一舉改變了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陳平原在書中寫到，「如今，我們已經再也不敢說女子能不能頂半邊天，她們本來就是半邊天。」

作者：潘文捷。來源：界面文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