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採訪了1000多位世界精英後，我開始質疑成功

提問比答案更重要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可能是因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

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課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大教室裡面，100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

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里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張美金送給他。」

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什麼問題，了無印象。

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的製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後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記得她當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

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為什麼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麼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

其實我當時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後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後，我走上了《正大綜藝》的舞台。

諾貝爾獎獲得者：

我寧願是個不識字的農民。

從美國學習回來以後，1998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作為製片人和主持人製作《楊瀾訪談錄》的前身《楊瀾工作室》。我當時就是希望能做中國電視史上第一個「一對一」的高端訪談節目。其實那個時候自己也不過才27歲，不乏幼稚之處，但是我很有熱情。

當時香港電台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傑出華人系列》。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的傑出華人，從李嘉誠到貝聿銘，等等。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華人所做出的傑出成就，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

所以在最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就採訪誰，而採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麼成功的，是刻苦啦，堅持啦，有伯樂啦，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

崔琦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

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個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的機會。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就這麼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可以幫著干農活的年紀，不願意放兒子走。

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小崔琦捨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里。就這樣，小崔琦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

但令他沒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因為他的父母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中餓死了。

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之類的。

崔琦的回答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說：「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餓死吧。」

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而如果我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所謂的「成功故事」，我們也就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最終歸於淺薄。

採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

我覺得採訪其實像是一次探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做專訪常常是交淺而言深。一個從未見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時間，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可人家憑什麼要告訴你呢？

這就好像你進入一個叢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個方向，並不知道中間會遇到什麼河流，什麼溝壑，是否會在山窮水盡之際突然柳暗花明，眼前開闊。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訪談就變成一次有趣的旅行。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樂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問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簡單的問題比複雜的問題更重要。比如，「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我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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