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事件之後，我們如何走出食品安全的困局？

監控拍下疑似有人製作虛假圖片

圖片來源：微博截圖

隨著事情的反轉，網民激憤情緒正在漸漸冷卻。但這一事件背後暴露出的對於食品供應的不安情緒已經蔓延在我們生活的周圍，成都學校食堂的問題折射出食物供給系統的漏洞，而我們，無一例外都生活在這個系統當中。

憤怒的情緒退卻後，我們是否應該冷靜想想：我們是否被檢測食品的理化指標所束縛，是不是忽視了食物供給系統的結構性困局？而出路，又在哪裡呢？

食品為何難以安全

食品為何難以安全？到底是我們對安全的認識還遠遠不夠，還是現階段食品安全生產鏈上存在技術瓶頸難以解決？

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得明白到底什麼是安全。在食品安全監管實踐中，「食品安全標準」和「後果與風險評估標準」判斷食品是否安全的兩個最重要的準則。從科學的角度而言，食品安全標準會隨著科學家和安全監管機構對有毒有害成分和劑量的認識而發生變化；從後果和風險的角度去判斷，無法認定食用食物與生病、死亡之間有必然因果關係即很有可能被認為是「安全「。

復旦學者李鵬程在《告別闢謠：透視食品安全中的政治》一文中發問：

誰有權力來制定和解釋這些標準，或者說，誰在制定和解釋這些標準？他們又是如何制定和解釋這些標準的？誰在這些標準中受益了或受益最多，誰又在其中承擔了風險或承擔了最多的風險？食品政策應該由受益最多的人來決定，還是應該由承擔風險最多的人來決定？

在食品安全的問題上， 美國學者瑪麗恩·內斯特爾也曾在《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一書中揭露，真正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在食品之外：

美國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和食品企業無力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主要是由於政治問題——資本可以通過影響政治選舉、操作食品政策或利用其所掌握的科學和媒體工具向政府施壓、遊說政府和掩蓋事實真相、推卸責任。

瑪麗恩·內斯特爾指出我們常常將食品安全問題理解為技術問題和經濟問題，往往忽視全球食物體系和其中的權力關係對我們飲食結構和日常生活施加的影響。全球食物體系的建立與世界霸權息息相關。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代全球食物體系始於1871年，以大英帝國為中心和主導，通過殖民擴張和資本運動推動殖民地飲食結構改變和單一化種植及糧食出口，而後出現長距離糧食運輸和貿易，在一戰開始後宣告終結。第二代食物體系以美國霸權為主，起於雅爾塔體系的建立，美國以食物援助和技術援助名義，將本國大量過剩的糧食作物和「綠色革命」化肥、農藥和雜交種子的生產方式推廣到第三世界國家，以消解「紅色革命」的可能性。

圖片來源：《苦澀的種子》

二戰後興起的第一次綠色革命決定拋棄農業時代耕種模式，第二次綠色革命徹底擁抱生物技術，的確已經使數百萬人免於飢餓的困擾，並且農業工業化的長足發展，集約化生產用少量土地生產更多食物，使得任何反對者像是農業時代的遺老。嚴海蓉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道，今天，我們面臨的不再是食物產量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分配問題、營養和質量問題。

國內乳業發生過的問題就是例證。據開端文化報道，21世紀初，中國政府和大型乳企曾通過資金、技術支援鼓勵農戶養殖奶牛，以保持奶源供應穩定。到2008年，形成了將近220萬的小型農戶負責提供奶源的格局，大型乳企在村莊設置固定奶站，由奶站統一收購，運到乳企。2008年，伊利、蒙牛、三鹿、光明佔據乳業一半市場，其餘由國外品牌和兩千多家中國乳企瓜分。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為搶佔奶源爭奪市場，蒙牛率先開始高價收購「問題牛奶」，高價搶奶誘惑奶站大量稀釋鮮奶，並通過添加劑以達到蛋白質含量檢測成為當時的行業「潛規則」。

牛奶里的「秘密」其實早就暴露端倪，早在2004年，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中，三鹿赫然在列，卻被以某種方式撤出「黑名單」，各地仍然允許三鹿奶粉正常銷售。2007年3月「美國寵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爆發，涉及中國大陸進口的小麥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其中含有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但其後進行的檢測，結果全部合格。而在「毒奶粉「時間爆發後，法院審判中，公司管理人員證實最早接到投訴是在2007年底——2008年在汶川地震過去不久，出現首條爆料三鹿奶粉導致兒童小便異常，後經三鹿集團地區經理收買刪帖，化解了危機。

「三鹿毒奶粉事件」

圖片來源：網路

「毒奶粉事件「爆發後，三鹿高管和奶農成為整個乳業的」替罪羊「。分散式的養殖模式被政府認為是導致」毒奶粉「事件出現的主要原因。2018年11月國務院發布《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提出推進奶牛規模化和標準化養殖，對300頭以上奶牛的養殖場提供資金補貼，並要求乳企在2011年10月底實現七成乳源自給。激進集約化、規模化生產使得小規模養殖戶被踢出局，大型乳企集團不斷吞併中小乳企進行擴張，但是，工業化的畜牧業生產體系迅猛推行和層出不窮的加強監管的政策，並未解決安全隱患。2010年奶粉查出激素超標、2012年發現致癌物黃曲霉素M1。

而不管規模化和標準化的奶製品供給系統是否真的達到了效果，數百萬小規模奶農的生計的犧牲卻是確定無疑的。當你走進超市，面對整個貨櫃為數不多的乳製品牌，你慨嘆牛奶價格越來越貴，奶味越來越怪，會不會懷念送奶工送貨上門的新鮮牛奶？

如何突破食品工業體系

這或許就是今天的食品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憂心忡忡食物品質和安全問題，卻難以看清複雜的生產鏈條背後的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我們茫然無知我們每次的消費行為是否會對生產環境產生破壞，我們不滿於食物的糟糕的品質和昂貴的價格，卻不知道從何處尋找健康的食物。

而今天很多「合作社」名義的實踐都在嘗試跟城市消費者對接，一起尋找食物的源頭，去搞清楚食物到底是如何生產，經歷哪些環節進入超市、餐廳，食物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 看清廉價食物隱藏的剝削關係。

80年代的鎘米事件帶來的環境危機深深刺激到台灣人。 1987年台灣剛剛解除軍事戒嚴，一群關心台灣環境與社會問題的家庭主婦成立台灣主婦聯盟基金，倡導台胞關注發展主義帶來的環境問題。她們從關注垃圾對糧食生產環境破壞入手，先是號召垃圾分類，按照可燃燒、不可燃燒，可再生、不可再生便於垃圾回收和處理；後又發起對家庭廚餘回收，並與當地政府合作，希望通過行動保護生產環境；後又借鑒日本和韓國經驗，開展食農教育，通過體驗式參與讓消費者認識到食物背後的生產鏈條和生產關係，又藉助繪本宣傳友善耕作理念，號召人們關注生產者和生產環境。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圖片來源：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官網

而在內地，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團結開始出現更豐富的形態。城市消費者主動對接農村生產實踐，比如「北京食安聯盟」，消費者通過反思消費行為所造成的生產問題，通過團購生態食品，在消費過程支持小農的生態轉型和合作社經濟； 或是直接進入農村生產，比如黃河共富合作社，城市消費者去家鄉承包荒地，與村民共同耕作，共享成果，宣傳生態農業理念，帶動周邊農村發展生態農業。

除此以外，鄉村生產者主動對接城市消費者，比如山西蒲韓鄉村社區，在實踐農村集體經濟、生態農業與合作組織、城鄉生產-消費網路、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等議題都向前邁進一步。

蒲韓社區由蒲州鎮和韓陽鎮兩個鄉鎮的43個村，25個專業合作社形成的聯合社，服務3865戶的農村生產社員，8127戶城市消費社員，服務內容包含生產和生活等9項服務，5項經濟服務，4項公共服務，涉及統購統銷、信貸互助、城鄉互動、兒童教育、社區養老、傳統手工藝等。

蒲韓社區十二工坊之手工坊

圖片來源：網路

蒲韓公社的鄉村社區組織化經驗從一開始就注重對社區內部的社會關係進行改造，並在14年進入城市後，建立城鄉生產—銷售網路，透明可見的生產過程可以讓城市消費者放心，城市消費者的信賴可以使小農生產過得安心，而只有這種互助信賴的關係才會促進生態農業的持續發展，跳出食物危機的怪圈和矛盾。

正如李鵬程在《告別闢謠：透視食品安全中的政治》一書中說道，「食品是一種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商品，它具有很長的產業鏈和放射性的產銷網路，連接著自然、社會和人，並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整個人類的生命健康。」當我們覺察到食品工業體系複雜的供應鏈條隱藏的生產關係，看到生產中的人，反思每次消費行為會對生產環境和生產者的生活帶來的影響，與生產者同擔生態轉型成本和風險，我們才可能突破食品工業體系，吃到健康安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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