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日報Vol.197]漢代疏勒城唯一城門找到

黑陶罐。記者 王瑟攝/光明圖片

　　石城子遺址依地勢而建，北高南低，起伏較大，遺址平面近似長方形，東西長約280米，南北長約380米。北城牆和西城牆保存完整，東、南部臨深澗，澗底有麻溝河向東繞北經黑溝流向新戶梁。遺址易守難攻，最高點在東北部。站在這裡，周遭動靜盡收眼底，地勢險絕，軍事防禦色彩十分濃厚。城內依託北、西城牆建子城，印證了晁錯在《言守邊備塞疏》中所倡議的「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的邊城形制，彌補了單一城牆防禦的缺憾，同時在城上建角樓，城外建馬面、護城壕，也構築了「金城湯池」的城郭模式，軍事遺存的性質十分顯著，戰略意義重大。

　　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繼續對石城子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竟然有了重要發現。「我們今年的發掘範圍涵蓋城門門道及內側遺迹區，以及城西墓葬和陶窖。清理出門道1條、門墩2個、房址4間、柱洞35個、柱槽7個、排插柱20個，踏步3條和溝槽1道。從現在發掘的情況看，當年疏勒城的門道頂部已坍塌。門道四壁都用土坯包砌，表面抹草拌泥，底部在草拌泥上塗白灰，白灰上再塗抹紅色顏料，最多有5層草拌泥和10層白灰。門道兩側對稱分布排插柱，柱內殘留有燒焦的朽木。」吳勇說。

　　在發掘現場看到，門道內有大量坍塌的瓦片和土坯。從保存現狀看，城門有過兩次修建過程。門道底部殘存木質門限和門枕均已燒焦，留下許多燒黑的痕迹。門道長13米、寬4米；門限長4米、寬0.16米；門枕長1.8米、寬0.1米。門墩構築結構與城牆一致，均為夯築。南、北門墩分別長6米和5.8米，夯層厚約9至13厘米。

　　「從現在發掘的情況來看，當年這裡的戰鬥非常激烈。第一次城門被攻破或是被火燒後，駐守在這裡的守軍匆忙間又修復了城門，才有了現在兩次修建的現象。」吳勇說。

　　在城門內，有4間房屋。其中一間房打破了另一間房的結構，屋內地面上殘留有大量坍塌瓦片和少量的陶器殘片。瓦片下有紅燒土、灰燼、木炭等，火燒痕迹明顯。個別房屋內有柱洞。柱洞和柱槽主要分布在城牆外側邊沿、房址內部，部分柱洞內殘留有木柱和柱礎石。踏步呈階梯狀，夯築，一些台階上還殘存有平鋪的木板，木板均已燒焦。溝槽略呈梯形，西寬東窄。

　　「這些大量被燒的痕迹可以更清晰地說明，當年城門是戰鬥爭奪的重點，曾反覆被燒毀。從史料記載上可以得知，當年漢代疏勒城只有一個城門，就是這個城門，所以爭奪得最厲害。而且從現在的發掘情況來看，疏勒城被嚴重地燒毀，可能就是耿恭他們離開後，這個城被再次燒毀了。」吳勇說。

　　從今年考古發掘情況來看，城內可能沒有前幾年發掘出土的文物多，但也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築材料以及陶器、鐵器、石器和五銖錢幣1枚，均為漢代遺留。板瓦、筒瓦的表面均有繩紋，內壁布紋或菱格紋。瓦噹噹面基本為雲紋或變形雲紋圖案，個別飾幾何紋。陶器有碗、缽、盞、缸等，均為輪制，夾砂灰陶，素麵。鐵器均已殘朽，形制不辨。石器則均為石磨盤。

　　「今年最主要的發現是在遺址外西部高樑上，我們在那發掘了10座墓葬，一座殉馬坑，一處陶窯遺址和一座清代房址。墓葬形制包括豎穴土坑墓、豎穴偏室墓和豎穴二層台墓。其中豎穴土坑墓6座，豎穴偏室墓3座，豎穴二層台墓1座。墓主人皆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頭向大多朝西，葬具以槽形木棺為主，豎穴二層台墓內的葬具則為榫卯結構的木棺和木槨。隨葬品以陶器和銅器為大宗，另有五銖錢幣2枚。陶器皆為輪制，素麵，部分表面有戳刺紋或附加堆紋。器表有明顯的煙炱痕迹，均應為實用器。銅器以戒指、耳環、銅鐲、帶扣等飾件為主，鏽蝕嚴重。個別墓主人頭部隨葬羊骨。」吳勇說。

　　在墓葬北部，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處陶窖遺址。陶窯由前室、火門、火膛、窖室和排煙設施五部分組成。從窖室內清理出土板瓦、筒瓦、瓦當、方磚、陶器等遺物。其中板瓦、筒瓦、瓦當等遺物的製作工藝和製作圖案與城址內出土的同類器物一致。

　　「從這處發現的陶窯遺址可以看出，疏勒城當年使用的許多陶器都是在當地生產的，形制等都是按漢代的形制生產的。幾年前我們在疏勒城內發現大量瓦當、筒瓦時就懷疑，這些建築材料一定是在當地生產的，現在終於搞清楚了。」吳勇說。

　　站在疏勒城城門上，放眼望去，高高低低的山樑和溝谷盡收眼底。再看看腳下被燒毀的城門，思古之情油然而生。遙想當年，耿恭等守軍為了民族大義，靠著堅強的意志，在斷水斷糧的情況下，「乃煮鎧弩，食其筋革。」「吏士渴乏，榨馬糞汁而飲之。」竟然堅守7個多月時間，3000多人馬最終只剩26人被營救，回到敦煌只剩13人。這一壯舉一直受到後人敬仰，更被文人所歌頌。這讓人想起了宋代李龍高的一首詩：落落丰標霽月懷，稜稜寒碧隔風埃。耿恭也有孤高節，豈但蘇郎齒雪來。

（圖文轉自：《光明日報》2018年12月08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