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究竟是怎麼回事？一位特級教師的反思
教育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位特級教師退休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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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永正，全國著名特級教師、江蘇省教育模範，教育部「跨世紀名師工程」向全國推出的首位名師。於老師1962年從師範學校畢業後，一直從事小學教育教學，退休後，他對自己漫長的小學教書生涯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說：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不會因為人生快「走到頭」了而嘆息。我常常想的倒是：假如時光倒退十幾年，不要多，只十幾年，再給我一次從一年級帶到六年級的機會，再讓我教一屆小學生，把我現在相對的成熟獻給學生，那該多好哇！
我時常記起江蘇省模範教師王樹堂先生生前對我說的一句話：「年輕的時候不會教，等會教了，又老了。」他說出了所有退休老師的心裡話，一種帶有無奈、傷感、留戀、遺憾的肺腑之言。
難道老師也像莊稼一樣，老了才成熟？難道就像紅薯一樣，從地里挖出來，非得在地窖里放一段時間才甜，才軟，才意味著徹底的成熟？
是的。退休之後的大反思，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教語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基本上明白了，所以我退休後才經常想，如果時光倒退十幾年，讓我再教一屆小學生，該有多好！
於永正老師
如果再教一年級，
絕不會讓小朋友上課尿褲子了
那是1985年12月底的事。一天上午，我正在為一年級（1）班上說話、寫話課。學生正在用心地寫我擺在講桌上的蔬菜、水果，朱飛飛突然站起來說：「林毅尿褲子了！」
林毅是個文靜秀氣的小女孩，平時很少言語。我對她說：「我不是說過嗎？上課有事，可以舉手報告。」她低著頭，一聲不吭。天這麼冷，棉褲尿濕了，怎麼能行呢！我趕緊請班主任鄧桂霞老師給家長打電話，送條褲子來。
下課了，我見鄧老師正在爐子上（那時冬天辦公室里生爐子取暖）為林毅烤棉褲呢。當時我心裡還不以為然。
這時，辦公室里一位年長的老師對我講起她曾經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報道。文中說， 一位教一年級的女老師上課時，發現一位學生神色不對，便走到該生跟前，嘴巴湊到他耳朵上悄悄地問：「想解手嗎？」該生使勁點頭。女老師一拍他的肩，他便飛也似地跑出去了。
可是，好久不見這位小朋友回來，於是這位老師從包里掏出衛生紙，對另一位小朋友說：「你去廁所給他送衛生紙去。」
果不其然，這位小朋友正為沒帶衛生紙發愁呢！ 我為這位老師的善於體察而吃驚，為她的善於推理而敬佩！ 聽罷，我羞愧之極。我覺得我不配做特級教師。
如果時光老人再給我十幾年的時間，讓我重教一年級，上課時我會關注每一位學生，不再只是關注教案、教學。
豈止是教一年級，教任何年級都要認真讀每個學生的表情、動作，從中讀出他們的內心，並做出正確的判斷，採取相應的措施。
低年級上課中間的短暫休息，我不會只是唱唱歌，活動一下身子，一定會先問小朋友一句：有需要「那個」的嗎？尤其是在冬天。
我也不會只是那麼「正統」地活動、唱歌，我會讓學生大吼幾聲——有字無字都行——讓小朋友吼出精神、吼出氣勢、吼出勁頭、吼出笑聲。
犯了錯誤的學生進了辦公室，
一定請他坐下
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把犯了錯誤的學生「請」到辦公室里去，是常有的事。「請到辦公室」，是表示該生所犯錯誤已十分嚴重。當眾這麼「宣布」，也想「警示」其他學生。
問題還不在這裡。問題在犯錯誤的學生到我辦公室的「待遇」：他必須標準地立正站著——腳後跟靠攏，兩臂下垂，中指貼在褲子縫上。
如果不「標準」，我便命令他「站好」，隨即強制性地「糾正」：比如用腳踢他的腳後跟。這實際上是體罰。這種做法，哪裡有尊重可言！哪裡有平等可言！哪裡有民主可言！
最近讀了張華教授的《論我國課堂教學轉型》，深受觸動。 文章說：
「今年8月31號，我兒子上小學了。第一天是家長開放日，學校的第一件事是：行為規範。怎麼坐，怎麼站，手放到哪裡，怎麼走路，怎麼排隊……老師早已規定得好好的，而且每一個規定都有相應的獎勵和懲罰作保障。隨後的任何學習都是這樣。
現在，我們很多美其名曰『培養學習習慣』的做法，就是強化學生不能亂說，不能亂動，整齊地聽話……這都是最壞的習慣——沒有比限制兒童的嘴亂說、手亂動更壞的學習習慣了，這是成人對兒童施加專制的最司空見慣的方式。」
他深刻地指出：
「我國教學危機的根源是專制教學。我們把教學當作一個專制的過程，集體對個人，上一代對下一代，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專制的過程。而且我們每一個人，不自覺地在做一個專制者和接受專制者，這是我最擔心的。」
幾十年了，我不就是這麼做的嗎？運用「動物園教育學」——以獎勵作誘因，以懲罰作威脅來「訓練」學生，是泯滅人性的教育！
假如我回過頭來再從事教育，我會視學生為朋友，我甚至不會稱他們為「孩子」——叫他們孩子，那意味著我是長者，「平等」就不存在了。
低年級的學生稱「小朋友」，高年級的學生稱「同學」，同學同學，我們是一同來學習的，是平等的。他們犯了錯誤，我可能還會請他們到辦公室里談談，但是我會為他搬一把椅子，放在我的身邊，請他坐下，我甚至還會為他倒一杯水。
我可能很嚴肅，乃至於嚴厲，但不會再說「你呀，瞎子害眼——沒治了」之類的傷害學生自尊心的話。我會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告訴學生什麼叫尊重、平等、民主。
我不會再愚蠢地把分數
作為衡量學生優劣的唯一標準
四十多年來，教的學生無數，但有幾位學生的臉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里。
李健、亓慶紅、劉雲、孫建軍……他們的表情是漠然的，孤獨的，有的甚至帶有哀傷，他們很少言語，早上背著書包默默走進學校，下午放學又默默地回家…… 他們都是被我戴過「差生」帽子的人。
因為他們的學習成績差，要麼數學考不及格，要麼語文考不及格。每次考試後，我都要宣布分數。念到他們的成績時，我還故意在分數的後面加一個「大」字：「李健——50大分！」
這種話對學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呀！如果說體罰傷及的是皮肉，那麼語言傷害的則是心靈。皮肉受傷有葯醫治，而心靈的創傷卻無葯可醫。
我是他們的老師嗎？我配做他們的老師嗎？ 不知這些學生現在怎麼樣，從事什麼工作，但我相信，在社會上，他們不會差，他們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
請他們原諒我當年的愚蠢。 現在我明白了，人人都是一個大寫的「人」，人人都有尊嚴、有人格，人人都應該得到尊重。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生下來就千差萬別，正因為千差萬別，才有燦爛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不能單用學習成績來衡量學生，文化成績不是一個人的全部。 可惜，我認識得晚了。
如果我再從事小學教育，我會經常把十個手指頭伸出來告誡自己：這就是你的學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有了這樣的學生觀，我會認真研究每一個學生，知其長短，讓每個學生揚長避短，甚至讓一些人變短為長。
我會讓每個學生喜歡我，愛上學，愛讀書，愛思考。人人儘力了，學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
東方不亮西方亮，分數實在沒有多大意義。
我希望成為學生的導師，
而不是教師！
退休了，還不斷吃潤喉片，慢性咽炎要伴我終生了。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四十年來講話太多。
課改以前，講課文里的字詞的意思，講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課改以來，講課文的人文性，深挖文字背後的蘊含。難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語文能力不是講出來的，學習興趣不是講出來的，情感態度更不是講出來的。講，真的作用有限。
現在看來，過去犯傻了。如果我再教小學語文，我會引導學生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不但多讀，還得多背——在初知大意的基礎上，多背點經典詩文。
因為我明白了，學語文靠的是「童子功」——12歲以前，是人學習語言的最佳期。這期間，人的記憶力最好而理解力弱，一定多背。幼學如漆，小時候背熟的東西一般不會忘記。
我會引導學生在語文實踐中養成讀書讀報和動筆寫作的習慣。因為我明白了，教育說到底，是培養人的習慣，學語文是個慢功，是一輩子的事情。人一生以讀、寫為伴，才會有成就。
「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清顏元語）「導而弗牽」是教學的真諦。教師時代應該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導師時代。
人生是花，語文是根。在我的引導下，每個學生的「根」會長得粗壯、有力。
做導師而不做教師，我恐怕也就不會患慢性咽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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