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鏈接:2018年中國城市財力排行榜:萬億GDP城市爭入千億財力門檻
山川網:衡量一座城市的經濟發展情況,GDP總量和財政收入是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把一座城市比作一家企業,那麼前者大致就是企業的年度總業績,後者則是企業的年度總利潤。
在之前的2018年中國城市GDP總量排名篇推送時,就有朋友表示希望可以儘快看到主要城市的財力情況。
截至最新,能夠通過網路公開渠道找到的已經公布了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數據的城市數量還不是特別多,但是前20名基本都已經公布,我們一起來看。
在公布榜單之前,我們先來做下相關概念的科普。
當我們提到一個國家或地區財力的時候,最常接觸到的兩個概念,是財政收入和一般公共預算。作為中國財政制度的最重要基礎概念,很多朋友可能還並不能區分的特別清楚。
財政收入,是指政府為履行其職能、實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需要而籌集的一切資金的總和。財政收入表現為政府部門在一定時期內(一般為一個財政年度)所取得的貨幣收入。
依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對財政收入進行不同的分類。國際上對財政收入的分類,通常按政府取得財政收入的形式進行分類。這種分類方法下,將財政收入分為稅收收入、國有資產收益、國債收入和收費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
一般公共預算,是對以稅收為主體的財政收入,安排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維護國家安全、維持國家機構正常運轉等方面的收支預算。
稅收來源廣泛,包括但不僅限於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專項調節稅、個人所得稅、證券交易稅、遺產稅、土地增值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車船使用稅、房產稅、屠宰稅、資源稅、印花稅等種類。
一般預算收入,是指地方財政上劃完中央、省級財政收入之後地方留成部分收入,它主要是體現地方三級財政分稅制體系的稅收分成情況。
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包括中央本級收入和地方向中央的上解收入;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包括中央本級支出、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
地方各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包括地方本級收入、上級政府對本級政府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下級政府的上解收入;地方各級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包括地方本級支出、對上級政府的上解支出、對下級政府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
財政預算也稱為公共財政預算,是指政府的基本財政收支計劃,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將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分門別類地列入特定的收支分類表格之中,以清楚反映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透過公共財政預算,可以使人們了解政府活動的範圍和方向,也可以體現政府政策意圖和目標。
經濟體量,始終是影響城市財力的最關鍵因素。
2018年,共有15座城市一般公共預算超過了千億元。而一眼望去,這15座上榜城市無一不是「萬億GDP」陣營成員。排名的順序,大致也與GDP總量排名相近。
上圖中22個一般公共預算超過700億元的城市中,如果按照大區域進行劃分,共有14個城市來自東部地區,6個城市來自中西部地區,2個城市來自東北地區。
此外,這些上榜城市的行政級別,同樣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下文中會用到)。包括4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5個計劃單列市(兼副省級城市)深圳、青島、寧波、廈門、大連;以及10個省會城市杭州、廣州、武漢、南京、成都、鄭州、長沙、濟南、瀋陽、合肥。
22城中只有3個普通地級市,分別是蘇州、無錫和佛山,兩個來自長三角(江蘇),一個來自珠三角(廣東)。作為普通地級市,三城能夠取得和一眾高行政級別城市同台競技的機會,製造業立市是三城的最大共通點。同時,也證明了中國一眾城市群的真實含金量水平。
其實說到這裡,我還想單獨加上一句。就是無錫是今年新晉的千億財力城市,在過去的幾年間,無錫曾因為錯誤的產業升級路線導致經濟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核心原因就在於,城市發展路線不能很好地適配城市定位。但好在無錫及時調整方向,堅定好自己的製造業經濟驅動路線,經濟開始重回快車道,一般公共預算的快速上漲就是很好的印證。
而作為長三角上海之外兩翼的南京和杭州,在2018年的地方財力考試中都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一般公共預算增長超過15%。
以杭州為例,2018年杭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稅收收入1651.21億元、非稅收入173.85億元,稅收收入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重為90.5%,稅收收入佔比保持副省級城市首位。
稅收佔比公共預算越高,可以說明地方經濟和企業的活力越強。尤其是相比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稅收種類和稅率都更高一些,這也進一步證明了城市在產業結構中的優勢。
在上面的2018年中國城市財力榜中,前四位中,四大一線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分居前三,獨不見廣州的身影。順著榜單往下查看,發現廣州的排名僅位居8位,比重慶、蘇州、天津、杭州都要低。
2018年廣州GDP總量全國排名第4位,同期杭州則排在第10位。但是為何在城市一般公共預算上,廣州還要低於杭州呢?難道是廣州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如杭州,或是GDP含金量不足?顯而易見,作為老牌一線城市,廣州的綜合經濟實力要明顯強於杭州。這一點,可以從廣州歷年產生的財政總收入平均要比杭州高出近一倍得到印證。
2018年,廣州的財政總收入合計達到6205億元。但是,其中約四分之三要上交中央和廣東省,自己只能留下約四分之一。而同期杭州財政總收入3457.46億元,雖然僅為廣州的56%,但杭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25.06億元,比廣州高出近200億元,自留比例反超廣州一倍達到了53%。
也就是說,廣州本身產生的財政收入並不少,但自留的比例非常低。而背後的主要因素,取決於城市所在省份經濟均衡性。
結合本文第一章中提到的三級分稅制(中央、省、市),如果所在省的區域發展較為均衡,那麼城市財政收入在上交至省級財政時,轉移支付壓力就會小很多。作為經濟較發達的區域中心城市,上交省級財政的比例也會小一些。
由於江蘇和浙江是國內眾所周知的區域經濟均衡性發展的代表省份,對應到各自省會城市南京和杭州,財政轉移支付的負擔也會小一些,可以把更多比例的真金白銀用以發展本市使用。
而廣東雖然身居中國GDP總量第一省長達30餘年,但是省內珠三角地區和非珠三角地區的經濟體量差距始終都十分巨大。為了幫助省內欠發達地區發展經濟,廣州作為省府老大哥,常年承擔著向省內一眾小兄弟「輸血」的重擔。
這時有朋友可能就問了,廣東省內的一線城市,可不只有廣州一城,還有在去年GDP總量就超過廣州排名全國第三的深圳。為什麼深圳的一般公共預算卻大幅超過廣州,僅次於京滬二城呢?這就要說到深圳的行政級別問題了。
在中國現行財政體制下,有兩類城市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一是4座直轄市北上津渝,眾所周知直轄市行政級別等同於省一級,所以在進行財政上交時,只需要與中央政府直接分成,省去了一道環節,這樣一來留給自己的就更多了。
其二則是5座計劃單列市,深圳就位列此間(另外4城是大連、青島、寧波、廈門)。在行政建制不變的情況下,在國家計劃中列入戶頭並賦予這些城市相當於省一級的經濟管理許可權,財政直接與中央掛鉤,所以地方財政的留成比例也非常高。
大家回顧下上文中的的2018年中國城市財力榜,就會發現不僅是深圳,所有的計劃單列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水平都很高。尤其是廈門,雖然GDP總量僅排在全國四五十位區間,但是得益於計劃單列市身份,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可以輕鬆進入全國二十強。
所以當你到廈門旅遊,感嘆於廈門的基礎建設和市容市貌明顯領先於福建省內其他地級市,應該知道這背後的故事。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國家為了協調由於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和各區域之間的橫向不平衡而產生和發展的。目前我們在網路上看到諸如的中部崛起、西部崛起,背後都和東部地區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源源不斷向中西部提供「彈藥」息息相關。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作為工具,本身並無好壞之分。但想要充分利用好它,卻並不容易。就以廣東省內兩座經濟體量十分相近的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來說,財力上卻幾乎差出整整一倍。
如果從本市城鎮化難易程度來論,廣州市總面積是深圳的3倍還多,單是郊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成本,就要遠遠大過深圳。
不過所有去到過廣州和深圳兩座城市的朋友對比後就會發現,相比深圳的四處高樓林立,廣州除幾個眾所周知的核心CBD外,城建水平似乎遠無法和其他一線城市相比。
包括作為現代化城市最重要的基礎交通設施地鐵的建設,廣州的通車裡程不僅長期大幅落後於北上二城,甚至一度被後來的強新一線城市不斷逼近。歸根結底,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財政轉移制度到底該怎麼用。
在不同的時間節點,轉移的方式也應該靈活調動。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為了充分樹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深圳在地方財政上留下更多自用這可以理解。但是伴隨著深圳經濟總量接連超過省府廣州和大灣區龍頭香港,未來深圳是否應該承擔更多的實際責任,而非僅僅是經濟數據的上的接連一騎絕塵?
僅在廣東省內,廣深之外的地級市就還有19座,非珠地區地級市亦有12座之多(潮州、汕頭、揭陽、汕尾、梅州、湛江、茂名、陽江、雲浮、清遠、河源、韶關)。如果繼續保持現行的財政轉移方式,僅憑廣州一市想要帶動省內所有欠發達地區發展,不僅是力不從心,還會讓廣州自身的經濟發展越來越慢。
而需要對財政轉移方式和財政收入留成比例反省的城市,顯然不只是深圳一個。
萬億GDP和千億財力(一般公共預算)是現階段中國城市的重要分水嶺。在此之前,我們可以充分理解各地區為了達到區域中心城市,舍小為大,舍個體為集體。但是當區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已經落定,經濟體量越來越驚人,財力大到自己怎麼花都花不完,甚至開始為了花錢而花錢的時候。
是否應該認真反思一下,把錢更多地留給更需要它們的地區和城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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