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報道 | 一家只賣滯銷書的書店
62㎡的豆瓣書店，在北大清華門外經營了14年。老闆卿松每日坐在沒有窗子的小倉庫里，對著書單選書、買書，把喜愛的人文書籍進上幾百本，再花10年的時間賣出去。
人們常帶著「情懷」、「堅守」的預期來憐憫豆瓣書店，很少意識到，小店的吸引力遠非如此——出身貧寒、做事慢條斯理的卿松，是消費市場的失敗者，又是個人自由意志成功的捍衛者。他投入全部身家，維繫對書籍品位的忠實信仰，即便是周邊名校的學者，這一點上也很難及他。我們想展示一家小書店的多種角色：它是店主修復童年傷痛的避難所，是趣味相投者的社區，也行使著書店古老的權力——決定你看什麼書。演算法會推薦相近的趣味，獎項會鼓勵一時之選，但書店會遵守最苛刻的標準：時間。不能溫和地將選書的權力交付於別人，是書店屢受挑戰、卻不曾消失的原因。
GQ報道 | 一家只賣滯銷書的書店
採訪、撰文：劉敏 編輯 ：靳錦 視覺：張楠 攝影：蘇里
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 GQ報道（GQREPORT）。在GQ報道後台回復「彩蛋」，送你一個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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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塊賒賬
給一摞書掃完碼，卿松說，「都打六折，一共165塊錢。」
中年男人掏出手機，發現沒電關機了。他翻找衣兜，身上的現金也湊不夠。卿松看看書，又看看男人，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男人想了個辦法：我先把書拿回去，回家充上電，再轉賬到書店的微信上？卿松痛快地答應了。他給那6本關於法國藝術史的專著打上捆，目送男人抱著這摞書出了門。
直到半小時後，被太太鄧雨虹抱怨前，37歲的卿松都沒意識到這一單有什麼問題。豆瓣書店每天銷售兩三千塊錢，毛利率約20%，還要扣除房租、水電、店員工資各項成本。如果165塊不到賬，小半天就白乾了。
「他說打錢，就肯定會打的嘛。」卿松嘟囔著。他性格溫吞，有張圓圓的娃娃臉，小個子，是個好脾氣的中年男人。卿松抱著一種平靜的態度，好像從不會為什麼事發怒起急，「放心吧，會到的。」
豆瓣書店已經開了14年了，小店一直守在北大東門1公里外的一處門臉中，主營人文社科類的打折書。這一度是個賺錢的生意。在2009年年底，卿松搶到一大批上海出版集團的清倉庫存，《洛麗塔》、《屠格涅夫文集》、遲遲沒有再版的蘇珊·桑塔格的《論攝影》……這些市面上稀缺的書，大批量出現在書店裡，還打五折。
在那幾個月，每天傍晚上新書時，北大清華的學生都涌到書店裡來，守著兩張桌子拼成的新書台，一包書傳過來，大家爭搶著幫忙拆開牛皮紙，好第一時間佔據自己想要的那一本。一次一位店員提前扣下一本稀缺書，發在豆瓣小組裡炫耀，甚至引發了一場罵戰。
在行情最好的時期，豆瓣書店每天能賣6000多塊錢，這讓卿松還上了2家分店倒閉欠下的40萬債務，甚至還湊上一筆首付，讓夫妻倆買了一個40多平的小房子。
轉折點是2010年，京東「6·18」特價那天，連豆瓣書店的店員都守在電腦前搶一套半價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實體店的興亡史也自此開始。光合作用、風入松、更遠一點兒的第三極、單向街圓明園店……五道口附近一度赫赫有名的品牌們都消失了，留下的幾家，也在倒閉的陰影下生存。
2017年2月的一天，烏雲飄到了豆瓣書店頭上，十幾個城管上門，留下一張通知：一個月內，書店的門窗要被封死，「完成整改」。鄧雨虹氣憤地在網上發日記：「為什麼現在開個小書店，這麼難？」日記出人意料地引出來無數前讀者，大家蜂擁到書店裡，很多人第一次發現，如今的媒體記者、學術新星、民謠歌手、青年畫家和無數從海淀區畢業的學生們，都曾與這家袖珍的小書店有過密切的關聯。
與影響力不匹配的是，豆瓣書店還是同樣的舊書架、舊桌布和幾萬本老老實實排列的書籍。不賣咖啡、不搞活動，只賣折扣書，十幾年裡居然沒有任何變化。
在11月末的這個冬夜，165塊錢變成了一個梗，大家總惡作劇地突然提起這筆錢：
「錢到了嗎？」
「還沒有，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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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書中尋寶
去年11月初的一天，我跟卿松一起去東南五環外的王四營批發市場，這是北京最大的圖書批發市場，書籍像裝修材料、像大米糧油一樣，一垛一垛地堆積在各家的門市裡。
乍一看，每家的選書也不錯，最多的是世界文學名著，《呼嘯山莊》、《獵人筆記》、《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新設計的素雅封面，塑封得整潔平整，進價只要三五折，看上去是不錯的貨源。
卿松在書堆里轉來轉去，什麼書都不買，撲哧偷笑了一聲，還被女店員發現了。他拿起一本《羊脂球》，一本《局外人》，小聲提醒我注意譯者的名字：都是同一個人。眼前這些法國名著，譯者皆為「楊風帆」；俄羅斯名著，全是「羊清露」翻譯；一個叫「麥芒」的人，幾乎承包了所有英文作品，不分英國美國，不分作家流派，歐·亨利、毛姆、勃朗特……全是ta的翻譯範圍。
「這都是洗版的書，隨便找人攢出來的，一般都賣給圖書館做館配，要不就賣給超市。」卿松又帶我參觀了一個巨大的圖書倉庫，裡面除了一些色彩拙劣的繪本和幾本一看就是偽書的《李嘉誠全集》、《喬布斯全集》，沒有任何真正讓人提得起興趣的圖書。
最後，卿松帶我去了兩家僅剩的，他認為「能買」的店。一進門，老闆就起身熱情地打招呼，第一句是：「好久沒來了！」第二句完全相同：「什麼時候把你的書拉走啊？」
「快了，快了。」卿松已經貼在了書架上，飛快地一排一排往下看，他突然發現有2015年華夏出版社出版，哲學家陳嘉映的文集《從感覺開始》、《無法還原的象》，只打聽了一句折扣，馬上就說「這一摞我都要了」。兩個夥計前後圍著他，話音一落就立刻躬身抱起一摞書，搬到門口堆好。
「這個來20本，這個來10本，這個我全都要……」卿松陸續發現了《尼采引論》等十幾種文史哲書籍，店門口很快堆起了兩三百本書，卿松一圈轉完，看到書堆，恍然大悟似地發現居然訂了這麼多。
這些書封面顏色樸素，腰封上只有內容介紹，沒有大幅的名人推薦。內文里談論的是尼采、海德格爾、漢娜·阿倫特、白宮水門事件、美國陪審團制度……我打開手機搜了陳嘉映的那本《從感覺開始》，京東頁面第一行字就標紅「適讀人群 ：有一定文化層次的大眾讀者」。陳嘉映被稱為「中國最可能接近哲學家稱呼的人」——一個哲學家的隨筆集，在眼下無論如何不會是一本暢銷的通俗大眾讀物。
然而卿松對它們有極大的熱情。在訂貨的瞬間，卿松不再是那個終日躲在書店後台十幾平方米小倉庫，臉色有些蒼白，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店主，他變成了網路段子里那種大老闆，到店裡用手指頭指，這個、這個、這個，全都給我包上。
2003年，22歲的卿松剛到書店打工時，看起來怯懦、內向。他出身農村，家裡很窮，小學去城裡親戚家寄宿，卻一直被當校長的姨父家暴。在學校、在家，姨父總是毫無來由地突然打罵，這讓他長期精神高度緊張。放學後，卿松孤立無援，一個人藏在安靜的學校廁所里，挨到飯點再回家。讀書時，卿松總拿著一本盜版的路遙《人生》來回翻：「舉著一本書，別人就不來打擾你了，實際上什麼內容我都沒看進去。」
來到北京，他在北大朗潤園裡租了一個大雜院的單間，一邊泡圖書館，一邊在北大南門外的風入松書店打工，他幸運地趕上了北京學術書店最後的鼎盛時期——從1993年開始，萬聖書園、風入松、國林風等學術書店各自在北京創立，成了當時知識分子固定買書、辦論壇、討論國家大事的地方。風入松的老闆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王煒，他曾經於1996年在書店舉辦過「陳寅恪的最後20年」學術討論會，邀請季羨林等北大學者座談，讓沉寂多年的陳寅恪研究重回大眾視野。書店還搞過唱反調的圖書討論會，直接批評過度炒作的《亞洲大趨勢》學術價值不高，給暢銷書降溫。
風入松的經理叫盧德金，對店裡各種圖書如數家珍，拿起一本書，從譯者、出版社、責任編輯、版本區別都能講上半天。
有一天，盧德金路過「科普」書架，隨意地從角落裡抽出來一本《科學革命的結構》。
「這本書怎麼放這兒了？」盧德金問。
沒有人回答，書放在這兒一年多了，從沒人買。
現在卿松知道，這是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經典著作，分析科學研究中的範式演變，應該放在科學哲學，至少放在哲學架子上。
「擺出去看一下。」盧德金隨手把書交給卿松，讓他放在新書台上。
《科學革命的結構》此後一直被留在推薦位，一年賣出了五六十本。在書台上，盧德金擺過「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紅學研究」的主題，把庫房裡積壓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拿出來，重磅推出，一周賣出上百本。
跟著「盧大師」，卿松第一次發現，書店其實是一種有強烈價值判斷的行當，「真正的高手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時候，我說這個書不錯，而且會得到（顧客的）公認。」
22歲的卿鬆開始展露出一種沉默的執拗，他整日泡在風入松，試著讀加繆、卡夫卡，書中很多細節如今都已淡忘了，他只記得《罪與罰》的主人公也是個貧苦青年，悲劇故事讓他「精神都要崩潰了，整個人都是極其地恍惚」，這種激烈的閱讀體驗讓他至今鍾愛陀思妥耶夫斯基。編內刊時，為了介紹漢學家，卿松主動跑了四五家書店查書，像寫字典一樣，把海外漢學家按照師承的源流，一個一個地梳理下來。
卿松記得住每一本書的位置，文學區店員鄧雨虹托他找一本藝術書，他連著三天忙忘了，等到大家跟店裡借書時，卿松看到小鄧借了一本《駝背小人》，「天啊，她喜歡讀本雅明！」卿松終於把這個女孩記得牢牢的。
在書店，卿松體會到被器重的滋味，老盧讓他編內刊，推舉他做店長，等到2004年卿松離職時，老盧把自己在北大周末書市的地攤也轉給了他和他的女朋友鄧雨虹。
攤位只是一米寬、兩米長的木板，兩個人用自行車馱書，一人弓背往前推，一人低頭撿掉下來的書。等送到地方，從腳尖到頭髮絲都往外噴著汗，內衣已經濕透了。有時趕上天氣不好，先去的人就發簡訊：「風大，速送鵝卵石過來。」
書攤賣的是出版社積壓的庫存書，卿松反覆證明，一些庫存書只是沒有遇到它合適的讀者。第一筆生意，是賣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紀萬有文庫》，這套文庫從周易、楚辭，到契訶夫、蕭伯納，涵蓋了古今中外的社科經典，在市面上不多見，拿到北大校園打五折出售，很多人一捆一捆地搶購，一個周末就賣了兩千多塊。
很多青年學者、博士開始出入書攤，卿松戴著眼鏡，微笑羞澀，站在攤邊更像是在尋找知音，常有人以為他也是北大學生。他銷售康德、叔本華，對每本書都略知一二，有老讀者說：「他識貨，分辨的出好壞，至於究竟好在哪裡，他無法給出鞭辟入裡的分析，但他至少不肯當一個膚淺的書評家。」
書攤漸漸變成北大東門外的小門市，卿松漸漸掌握了盧德金點石成金的本事，在新書里挑寶貝太容易了，榜單那麼多，推薦語比書做得還漂亮，從舊書中選寶貝才考驗知識量。從書堆里盯到一本多年前的好書，卿松會立刻心跳加速，一種強烈的快感迅速襲來，一直延續到這本書上架為止。十幾年來，這種快感從未削減，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等到有懂行的顧客發現寶貝，驚叫「這本書你們都有？！」——期待的反饋到了，那種戰慄的快感又再次降臨。
豆瓣書店至今還保存了幾本1984年一版一印的《亞洲腹地旅行記》，原價2.4元，譯者是民國學者李述禮，卿松堅信他的翻譯遠遠好過後續的現代譯本。2007年，有位個人賣家找到卿松，帶他去了西苑一個塵封已久的倉庫，卿松看到眼前足足有500本《旅行記》時，立刻雙眼放光，以5元的價格全部收下。自己興沖沖地用三輪車往店裡拉，騎到一半，車胎都被壓變了形。
那次採購，花掉了書店僅有的2500塊流動資金，卿松賭對了，500本書在幾年內持續穩定地賣出，豆瓣書店有好書的名聲漸漸開始流傳。等到2017年卿松翻出最後幾本時，在網上，這本書已被炒到60塊錢一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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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知識分子與新演算法
也有很多書賣不出去，一些書已經擺放有年頭了，從2008年開始，幾本《儲安平與〈 觀察〉》和《儲安平文集》就出現在書架上了，好像永遠沒有被賣完的那一天；書店角落裡還有一摞《天才在左，瘋子在右》，也已經賣了五六年。
卿松喜歡儲安平，儲是中國現代學者，新聞界知識分子，曾擔任《光明日報》主編。從20世紀80年代末，學界有過一段儲安平研究熱，他被當作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樣本，曾帶領過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浪潮。
最近10年，這股研究熱已經降溫，豆瓣書店這兩本書銷量並不好，幾個月都沒有人買一本。10年前，卿松兩種書一共進了2300多本，原因只是喜歡儲安平的文章和為人。最初銷售時，他還做了一張手寫的海報，宣傳語是：能賣這種知識分子的書是我們的榮幸。
「我覺得有他的書，就是代表我對他的尊重。」卿松鄭重地說完，又有點兒不好意思，「這麼說是不是太裝了？」
《天才在左，瘋子在右》是卿松弟弟進的——弟弟10年前在書店幫工。跟卿松相反，弟弟對經營書店沒什麼興趣，偶爾搬書時抱怨：「我不是干這種活兒的人。」他照著電商排行榜，一下子批發了500本網路上暢銷的《天才在左，瘋子在右》，這套書自稱是精神病患者訪談錄，實際上全為虛構，心理學和物理學的內容錯誤百出。
弟弟如今在老家經營一家男士皮包淘寶店，每天研究廣告投放、首頁導流，手裡沒有一個皮包，靠做電商分銷，每個月收入大幾萬。他留下的那500本書堆在店裡，像個礙眼的釘子。曾有北大教授在店裡翻了幾頁，生氣地質問：你家怎麼還能賣這種偽科學？卿松有苦說不出，500本資金量太大了，總不能扔掉吧？
「《天才》那本書馬上就賣完了，只剩最後幾本了，一想到賣了這麼多，其實心裡是很難受的。」卿松再一次堅決地表明態度後，又小心翼翼地解釋，「你可能覺得這話太假了……但真的不舒服……」
「不舒服」的還有教輔。2008年，卿松在重慶開了一家分店，門可羅雀。重慶店長每天眼看著一到放學時間，一大堆孩子涌到街對面的教輔書店，自家一整天一個客人都沒有，問，能不能進點兒教輔，先把店撐下去？「不可能、不允許，太可笑了，怎麼能有這種想法？」卿松在電話里瞬間炸了：「書店要努力地生存，但不會為了生存賣這些書。」持續虧損8個月後，重慶店直接關掉了。
在豆瓣書店之外的世界，實體書店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天前，我與一名前店員約在一家美術館裝修現代的書店裡採訪，女孩大一時在豆瓣書店做兼職，卿松夫婦影響了她的閱讀品位，一定程度上促使她選擇繼續攻讀文化研究，成為了一名文化行業從業者。
女孩講了很多反消費主義的看法，聊到一半我忍不住承認，我一直在看她身後走來走去的顧客，其中看到了兩個微博網紅，大概4個香奈兒手袋，3個Gucci 挎包等各種名牌。在我們聊天過程中，在這家光鮮亮麗的書店裡，她身後走過的奢侈品流量已經二三十萬了。
逛時髦的連鎖書店等於宣告消費品位，我們一起回頭看身邊不停拍照的顧客們，女孩撇嘴：「豆瓣書店那種環境，就沒什麼好發朋友圈的，對吧？」
在書店行業，現在的商業明星是西西弗書店，在2018年12月，這個品牌開了第180家連鎖店，每一家都布置得像個party現場，日均幾千客流量，經營秘訣是「依靠數據」。
這更像是弟弟淘寶上賣皮包的經營方法，西西弗書店過去也經營人文學術，創始人退出後，新公司成立了選品部，把一本書拆成作者、出版社、定價、主要內容等分類信息。同時，書店顧客也被解構，城市、年齡、教育程度、單身已婚、消費水平……兩邊的標籤被嚴格匹配，「根據顧客的已知信息就能判斷出他會買什麼樣的書，反之也成立。」
這些模塊化的資料庫，讓連鎖書店快速自我複製，大量暢銷書、成功學書籍伴著「新零售」、「坪效」的字眼湧入商場里的新書店，西西弗董事長金偉竹有句著名的反問——他從不去自家的書店買書：「懂書有什麼了不起，你懂市場嗎？」
另一個成功案例是單向空間。今年1月，我見到了單向空間的聯合創始人張帆，他們在杭州剛剛開了一家2800㎡的新店，一回到北京，張帆就召集編輯團隊開了一下午會，「就是討論怎麼用媒體化的方式，把書推介出去。」
2005年，單向空間跟豆瓣書店同年誕生，前者現在已經是個拿了風投的文化公司了。張帆對選書、採購這些並不在行，三位創始人都是資深媒體人出身，他們更擅長「用媒體化操作的思路引導大眾」。比如同樣賣冷門書，杭州新店做了一個「滯銷榜」書架，一開業就變成了讀者發朋友圈的熱點。
單向空間早已不靠賣書盈利了。張帆告訴我，公司現在有出版物、文創產品、有償冠名的沙龍……收入足以養活4家實體店，讓書店繼續保持知識分子的閱讀品位。他們用全新的媒體方式，推介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同樣是推薦陳嘉映，單向空間在《十三邀》做了一期對談，視頻瀏覽量達到了1698萬——卿松進的幾十本文集不知道幾年才能賣掉，在當下，網路視頻更容易抵達那些「有一定文化層次的大眾讀者」。
「單向空間他們太厲害了，創始人都是媒體人，像許知遠，又能寫又能說，這樣很容易把書店做起來。」卿松說自己做不到。有朋友讓他參加論壇，跟互聯網的大佬們對談；也有北大的讀者建議他，把常來的教授、博士們組織起來做些文化活動，卿松全都拒絕了，他身上隱約還有少年時被欺凌的怯懦，「我是一個無能的人，做不了這些。」
卿松從來不寫文章，也很少在網上發言（豆瓣書店微博微信都是店員代管），他說自己「算不上知識分子」。他影響力最大的產出，是設計過70多本書的封面，《烏克蘭拖拉機簡史》、《時蔬小話》、《在北大課堂讀詩》……大部分是素淡清凈的底色，配上一葉小舟，一個簡筆人物小像。其中一些作者也常來豆瓣書店，他們都不知道眼前這個小個子老闆就是封面的設計者。最近半年，店員催促卿松為日後做考慮，讓他在微博上開了一個@八月之光設計的賬號，介紹每本書的設計過程。賬號只有134位粉絲，每一條微博都像是自言自語。
西西弗的創始人薛野，也曾經是豆瓣書店的常客，賣掉書店後，薛野離開了北京，很少再來了。「西西弗已經天差地別了，」卿松猜測，薛野寧願從這樣的書店裡退出，「如果有一天別人來這麼經營豆瓣書店，哪怕商業上很成功，我也會退出。」
連師傅盧德金也變了。卿松一直期待盧大師開一家自己的書店，結果老盧在孔夫子上開了一家全品類的網店，當年「那麼在意書的品質、厭惡垃圾書」的人，現在什麼書都賣。盧大師老了，從風入松離職後，他一直沒遇到合適的空間，就連這家全品類的網店，現在頁面也空空如也——盧德金3年前中了風，半邊身子偏癱，已經沒辦法繼續工作了。
對於外界的所有變化，卿松能掌控的是不做什麼。比如一本許淵沖和一本傅雷翻譯的《高老頭》，即使前者因為央視綜藝大火，卿松還是把他的書擺在角落裡，僅做品類的補充，「真正要讀，還是傅雷的譯本更好吧。」
每天下午，卿松到了書店，都走到最裡面十幾平方米的小庫房裡，這是卿松的辦公室，他在這裡看選進貨，給一些出版社做封面設計，反覆畫一隻蜻蜓的草圖，試驗怎麼擺放在封面上更合適。
小房間沒有窗戶，黃色的燈整日開著，一半是寫字檯，一半是一摞一摞累積到房頂的進貨。卿松總是躲在巨大的電腦顯示屏背後，有人喊，一抬頭，才能發現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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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熟人與偷書賊
在11月末的那個夜晚，165塊錢遲遲都沒有到賬。卿松回憶中年男人的臉，記不清這是不是一個老顧客了。
豆瓣書店有很多常客，人大政治系教授張鳴10年前就開始來店裡買書，店員總見他急匆匆地一頭扎進店，買完書又急匆匆地出去。張鳴在媒體和學術圈以口無遮攔、愛放大炮聞名，卿松見過他的另一面：張鳴資助的一個農村孩子，有一年給他寄了一袋花生，張鳴找到卿松，給了他400塊錢，讓他以豆瓣書店的名義選些書寄回去。
常來的還有一些出版社的編輯，卿松給近十家出版社設計過新書封面和內頁。編輯們常常跑到書店的小倉庫，一下午一下午地跟他對著屏幕調整版式。如果喜愛的設計被否，卿松最激烈的舉動，就是把兩三版書皮列印出來，找一本厚度相似的書，包上，坐一個多小時地鐵，趕到出版社去，再拿給編輯們看看。如果還不通過，他也不會再說什麼。
另一位熟客，是清華的曾老師，他年過八旬，四五年前，每天都來店裡轉一圈。有一年冬天，他開始每天帶一份飯菜，逛完書店，再去給住院的老伴送飯。第二年開春，曾老師還天天出現在書店裡，但那份飯菜已經不見了。
鄧雨虹眼看著曾老師越來越瘦，人漸漸枯乾下去，記憶力也明顯減退，總把買重的書拿回來退，有次新進了譯文出版社的名著全集，曾老師不得不把家裡的書架抄了一遍，回來一個一個比對了再買。鄧雨虹見過他在馬路對面來回來去地走，尋找自行車，車放在哪裡、有沒有騎出門，老人都想不起來了。
一位店員送了他一個老年助步器，怕他一直佝僂著走路容易摔跤，老人來店裡的頻率越來越混亂，最後不再出現。兩年後，書店終於忍不住跟常來的清華老師打聽，得知曾老師早已不在了，他因為失智，最後孤零零待在家裡，連飯都不知道要吃了，去世時身邊無人知曉。
「我後悔去問這個結果。」鄧雨虹說。
時間在豆瓣書店是靜止的。卿松指著牆上幾年前的一張舊照讓我看，我實在看不出區別，他訕笑了一下：當時整潔一些。
少有的變化，是書店新安了監控——鄧雨虹很反感監視讀者，直到5年前的一天，剛擺到書台上的書，不到一小時，就被偷走了兩本。發現時書台還是很平整——偷書賊從旁邊書架抽了兩本書，偷偷墊在書堆上，自己把最值錢的兩本攝影集拿走了，一本是森山大道的《犬的記憶》，一本是荒木經惟的《東京日和》。
兩本書都是銅版紙印刷的，定價126元，豆瓣書店的進價是75塊6。鄧雨虹憤怒地在網上寫日記計算：
「昨日我們的流水1585.7，毛利是475.7，一天的店面房租是372，不算庫房不算水電不算車費不算電話寬頻所有員工不吃不喝白乾，凈利潤是103.7。謝謝您，我們還剩了28.1。」
鄧雨虹回憶那個偷書賊，大學生模樣，就像一種行為藝術，他臨走還買了一本書，是勞倫斯·弗萊的《假裝的藝術》。
這個其貌不揚的書店，吸引的是同一個頻段的讀書人，連偷書賊都是斯文的相貌，各有獨特的品位，偷古籍研究，偷研究宋元明器物的揚之水專著，也偷美國作家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
一些偷書賊還是書店的熟人，有時礙於面子，卿松夫婦發現了也不言語。最令人吃驚的，是一個清華研究生，這名研究生過去在武漢大學讀本科時，還在武大店做過兼職店員。他膽子已經大到就站在收銀台邊，把一套8冊的木心作品，拿了4冊直接往包里塞。
「這套書要買最好整套買。」鄧雨虹隱晦地警告，學生故作鎮定地把4冊又放了回去。
一周後，研究生又來書店，剛離開，一個胖子顧客立刻提醒卿松，快把他追回來。卿松叫回研究生，眼看著他臉色緋紅，從書包里掏出一本王蒙的《中國天機》。卿松心裡也不好受，「我跟他很熟啊，熟得要死。」
「我無法理解，之前不算是朋友，也算是熟人，能沒事兒過來聊聊天什麼的。」鄧雨虹比丟書更生氣的是，「就為了偷這麼一本書，你可能失去了一個書店，沒辦法再來了，不會覺得這個損失有點兒大嗎？他覺得值得嗎？」
當天更讓夫婦倆出乎意料的，是這個難堪的對峙過程中，旁邊舉報的胖子嘟囔了一句：「偷一次兩次就算了，老偷就沒意思了。」
夫婦倆講到這兒，已經覺得事情荒誕得令人發笑了：「所以這胖子也偷過我們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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僥倖的避難所
201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鄧雨虹看店，屋裡突然進來了四五個中年人，為首的看起來是個領導，領導背著手，迅速地在書店裡轉了一圈。
「這書店還挺好的。」領導說。
「是，這家幹了很多年了。」旁人回答。
眼前的舊書架已經漆皮斑駁，密密匝匝擺了幾萬本書，一把多餘的椅子都放不下。它的租金已經漲到了一個月1萬8，在這個炎熱的下午，因為酷暑，半天都沒等到顧客。鄧雨虹一個人坐在收銀台里驚訝地看著這群人，揣測他們的身份，但沒有人主動拿起一本書翻翻，也沒有人跟她說一句話。
領導又環顧了一下，說，這個書店要保留啊。轉身推門出去了。
前後不到兩分鐘，鄧雨虹始終一頭霧水，不知道來者何人。幾天後，這一排門臉中有兩家店被關掉了，大門被磚封上，租戶們猜測那兩家被趕走的原因，始終沒有什麼頭緒。只知道那兩家內部都與隔壁打通，業主出租的面積沒有減少，只是兩家店突然消失了。
剛收到整改通知時，卿松夫婦急得每天都在五道口附近奔波，他們看了中國地質大學附近的門臉（死胡同，過路人太少）、看了五道口地鐵站旁邊11樓上的小開間（沒法辦營業執照），猶豫要不要接馬路對面一家馬上倒閉的舊書店（二樓來客不便）……在寸土寸金的五道口周邊，已經沒有第二個門面能容得下一家利潤微薄的小書店了。
與此同時，書店裡正忙成一團，看到閉店消息的顧客們站滿了小店，2008、2009年的盛況又回來了，店員忙得手腳不停，連從庫房取書的時間都沒有，每天都有近一萬塊錢的銷售額。到了晚上，店員和老闆都累得直不起腰來，心裡卻覺得，也許這一次真的要告別這個行業了。
2017年2月的那一次限期整改通知，最後不了了之——跟很多事情一樣，並沒有一個「拆」或「不拆」的明確通知，業主催大家交租金，每一家都續了新一年的全款。夏天的這次領導視察，好像一隻靴子落了地，被封堵門窗的威脅，暫時悄無聲息地放下了。
卿松從來沒想過離開北京大學、五道口、藍旗營的生活。他的青春全都留在了這裡，2003年，他本來是想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在租住的大雜院，卿松第一次感受到了平等的氛圍。2000年前後，那是個尚且不恥於談理想的年代。有男孩自稱要做導演，因為「當演員有什麼意思？演員又表達不了自己的想法！」廣東女孩家境殷實，去過西藏，會畫畫，狂熱地旁聽北大課程，天天開個爛吉普車在校園裡亂跑；院子里還有正宗的北大學生，一個四川的小姑娘，瘦瘦小小的，因為不喜歡跟人打交道，報了地球物理學系，自己搬到大雜院里住，天天寫詩。更多的人是來考研考博， 幾年都考不上，潦倒地漂在校園裡，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談論文學和哲學。
最窘迫的時候，卿松兜里只剩7塊錢，靠幾包挂面吃了一周。為了賺伙食費，卿松去風入松書店找了份兼職，在那裡，他遇到了盧德金，認識了鄧雨虹，無意識地給未來的人生拋下了兩根錨。
13年過去了，風入松倒閉了，朗潤園拆遷整治園中村，變成了現在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北大嚴格限制入校外來者數量，那批自由的年輕人早已四散，剩下卿松和鄧雨虹兩個人。
書店以後怎麼辦？「等開不下去了再說。」夫婦倆埋首在各自的日常中，鄧雨虹已經把店裡一整個書架的日本推理小說讀完了，卿松躲在小倉庫里畫畫，他夢想以後有一天能好好畫一下「真正美好的東西」：在去城裡寄宿之前，他也有過無憂無慮的農村童年生活，水塘、農田，那些記憶都是彩色的，沒有被恐懼玷污過。
此前，卿松給宮崎駿的傳記中文版做過設計，他在頁眉、頁尾精心畫上小雨傘、小飛機，一棵剛剛長出來的小蘑菇——是只有尚有天真童心的人才能畫出的朴稚筆觸。「可惜心理壓力太大了，沒完成。」卿松關掉頁面，嘆了一口氣，童年的家暴創傷在3年前突然壓垮了他，卿松一度住院，所有設計工作都做不下去了。
再次回到書店，他長久地躲在書堆里，有時鄧雨虹到小倉庫來，會發現丈夫在自言自語——那些創傷還在折磨著他。
小倉庫一年比一年擁擠，卿松攢了許多沒有再版的舊書，一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外國文學詩選，一摞肖斯塔科維奇1998年版的《見證》，汪曾祺全集的第三、第六卷，一套資中筠文集……這些書常常是放在書店裡，突然有一天，被顧客四五本連著抱走，再一查，才發現這些書已經被炒成了高價。卿松囤積了一批屬於自己的庫存，它們印刻著不同時代的閱讀偏好，那是被他記錄的一個小世界。
最近店員小鍾要離職了，她從銀行辭職後來做店員，收入減半，但能睡到自然醒。工作馬上滿兩年，她打算重新回到大公司找個工作。鄧雨虹招過很多類似的店員，他們是前插畫師、民謠歌手、律所助理，其中一位形容，豆瓣書店有點兒像大海里中途歇腳的小島，是一個城市的避難所。
在2018年末的這個夜晚，周五9點半，小島要休息了。卿松順著脖子掏出一張公交卡——他弄丟過二十多張公交卡，現在全天都把卡掛在脖子上，像個小學生。他打算一會兒到家繼續看《鏡花緣》，那是一個天馬行空的唐代幻想世界，他期待能給這本書畫一本連環畫。
五道口剛剛進入夜生活時間，在回家的路上，卿松將看到另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快手、搜狐的霓虹燈閃亮在半空中，地鐵旁邊的酒吧街剛開場，二十齣頭的大學生們奔赴酒局，能聞到他們身上荷爾蒙的味道。
這一夜豆瓣書店暫且是安全的，「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卿松突然看了眼手機，語氣欣喜：「165塊錢到了。」█
本文刊載於《智族GQ》2019年3月刊
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 GQ報道（GQREPORT）。在GQ報道後台回復「彩蛋」，送你一個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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