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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聖陶：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
葉聖陶認為，教育要為全社會而設計，要為訓練成對社會作點事的人而設計；教育決不能為挑選少數選手而設計，結果使這些選手光榮顯耀，站在眾人的頭頂上，伸出手來，收受眾人的供養」。
（一）教育的價值和目的：以育人為本，以興國為旨，面向全體國民和每個學生，著眼整體人生和終身受用，培養能夠全面發展、具有良好習慣的現代中國人。
（二）教育的過程和本質：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教育過程是引導學生自己學習，學會自學，以至堅持終身自學的過程，教育就是教人自我教育，同時教學相長，互相教育。
（三）教育的發展和重點：順進化之理，應未來之需，充分發揮教育開創文化的功效，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不斷實現教育自身的創新。
（四）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葉聖陶確定的六大行為習慣：1、把一件事情做到底；2、孝敬父母；3、說了就一定努力去做；4、用過的東西要放回原處；5、認真寫字；6、從錯誤中反思自己。 這是所有家長和老師都應特別關注的，其目的就在於幫助督促孩子們從小養成良好習慣，增強生存能力，習慣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強越好。
葉聖陶先生是中國文藝界、教育界的老前輩，他為人敦厚，彬彬有禮。著名詩人臧克家曾經說過：「溫、良、恭、儉、讓這五個大字是做人的一種美德，我覺得葉老先生身上兼而有之。」
——臧克家
葉老虛懷若谷，平易近人，辦起事來剛強果斷，認真負責。比如編講義，寫教材，他不但不滿意有的人只是照搬照抄，而且指出其中須包括自己的研究，帶有自己的心得，這種主張是他負責精神的表現。又如編製「引得」，尤其為大部頭的書編製「引得」，許多人雖明知有益於學術研究，但覺得這畢竟是為他人的工作，又耐不住工作進程中的辛苦和單調，不肯去嘗試。葉老卻曾用商務印書館銅版《十三經》白文做底本，編出一部巨冊的「引得」。初著手時，困難重重，又缺乏助手，但他既已認定這是有益於廣大讀者的工作，就成年累月不知疲勞地去做，決不半途而廢，這是他工作中負責精神的又一表現。
——新浪網
◎蔡元培：一代人師蔡元培
被毛澤東譽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民主鬥士和教育家，他一生愛國，並致力於科學與民主的踐行，奠定了我國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礎，為我國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富有開創性的貢獻。他不僅有先進而獨到的教育理念，而且能排除萬難付之於實踐，尤其他創造的北大輝煌，歷來為人所敬仰。
1916年在德法考察與學習的蔡元培應邀回國。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總統令，於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
北大這一舞台，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得到了盡情地發揮與施展；北大也因蔡元培的到來，而獲得了新生，且迸發出無限的活力，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學。
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長時，正值北洋軍閥政府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黑暗時期，當時的北京大學官僚積習很深，校政極其腐敗。其學生以上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教員中也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課堂講授敷衍塞責。這一切，都亟需徹底扭轉。
尊重每一個人，從小事做起，且以身作則，是蔡元培治校的一大特色。有一個事例很能說明這一點：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此後，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門，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脫帽還禮。
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發表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同時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在校內大力推行西方先進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制度，將北京大學原來的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條例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文明薪火相傳，名師多出高徒。當時北大本科學生平均年齡為24歲，師生年齡段的接近，給校園帶來了清新活躍的學風，其中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馮友蘭等學生，後皆成為一代學術宗師。
◎季羨林：一輩子，守住教育初心
「我教了一輩子書，做了一輩子學問研究，都是為了更好的在這三寸講台上教書。」著名教育學者季羨林先生，為我們講述了一生的求學經歷，用最質樸的言語和信念闡述他的教育初心。
碾轉多個講台，老師學的越多，學生走得更長遠。
我這一生輾轉於多個講台。1934年，我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我應母校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的邀請，回到省立濟南高中任國文教員。
1935年，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報名應考被錄取。不為別的，總覺得作為一名教師應多出去看看，把外面的知識多帶一些回來。
同年9月，我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先後師從瓦爾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我不得不承認我確實喜愛語言，在這方面可能也有些許的天分，既然喜歡，就多學一些，第一是因為這些是我發自內心由衷熱愛的，第二也是為了今後在講台上不至於無話可說。
既然當了教師，那就甘為人梯吧，我學的越多，為學生們鋪的台階就能越長，他們的路也能走得更長遠。
教育者的情懷，教師的職責就是為學生栽出更好的「花」。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曾多次對德國人愛花之真切感到吃驚。家家戶戶都在養花。他們的花不像在中國那樣，養在屋子裡，他們是把花都栽種在臨街窗戶的外面。花朵都朝外開，在屋子裡只能看到花的脊樑。
我曾問過我的女房東:「你這樣養花是給別人看的吧！」她莞兒一笑，說:「正是這樣！」。我想，我畢生研究語言，國學，不敢說有什麼成就，如果把這些學問比喻成「花」，那麼我畢生所學都只是想讓我的學生們更好的看到罷了。
作為教師，我們的職責就是為這些後起之秀們栽出更好的「花」。
干我們這一行，社會責任感很重要，用實際行動為大眾著想，為學生著想，為社會盡到自己的義務，也就不愧學生叫我一聲老師，不愧祖國和人民給我的這些信任了吧。
牛棚中的十年浩劫，我忘不掉自己是個老師，是個做學問的人。
記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藥正在沉睡，忽然聽到門外有汽車聲，接著是一陣異常激烈的射門聲。連忙披衣起來，門開處闖進來大漢六七條，都是東語系的學生，都是女頭領的鐵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風凜凜，面如寒霜。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早有思想準備，因此我並不吃驚。我毫無抵抗之意，他們的大棒可惜無用武之地了。我沒有來得及穿衣服，就被趕到廚房裡去。
我並沒有想到什麼人道主義，因為人道主義早已批倒批臭，我被帶上「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分到艱苦地區參加勞動改造。我和幾個一起被發配到這裡的「罪人」親手搭建起牛棚，在這牛棚中，我們經常會以各種名義被打得遍體鱗傷。
我想我應該寫文章，將這些苦痛的生活記錄下來，不僅僅是記錄，也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該忘記自己的身份，是個老師，是個做學問的人。
就這樣，我白天成了一個在牛棚中忍受苦痛的人，夜晚，則用筆將這一天的心靈也好，肉體也好的傷痛記錄下來，我本性木訥，文字在那時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幸而，在學術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在這十年內，我除了開會，被「打倒」，被關進牛棚，被批鬥，被痛打之外，沒有時間和心情搞什麼學術研究。
到了後期，雖然我頭上被誣陷而戴上的無數頂離奇古怪的帽子一頂也還沒有摘掉，但已走出了牛棚，被分配到東語系的辦公樓和學生宿舍去看守門房，收發信件和報紙，傳送電話。
我作為一個「不可接觸者」，枯坐門房中，有時候忙，有時候又閑得無聊。我實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點事干。想來想去，最後想出了一個好主意：翻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
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從口袋裡把小紙條拿出來，仔細推敲，反覆考慮，把散文改成詩體，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後幾年所做的唯一的一件當時並沒有認清它的重大意義，後來才慢慢認識到的工作。
我只是認為在任何時候，作為一名搞學術的人，都不應該放棄自己的研究，對得起自己，更得對得起自己的教師身份。我這幾十年的從教和學術經歷如果算是成功的話，那也一定是源於堅持和專心致志。
我教了一輩子書，做了一輩子學問研究，以上的這些，是我對學問，對身為人師認識的淺談，如果硬要讓我來個總結，我想我這一生堅持的無疑是四個詞，敬業、博學、求實、創新罷了。
◎蘇武：偉人之風永存
揮一揮羊鞭，錦帽貂裘，他將其扔進雲霄深處；弄一枝禿筆，矮紙斜行，他鐫刻出對大漢最深的眷念。一邊是高官厚祿，一邊是赤膽忠心：站在忘卻與銘記之間，站在逸豫與憂勞之間，他選擇了忘卻富貴，她選擇了銘記忠心，給人性塗上了最濃重的一筆。
好一個永遠的蘇武：他用睿智銘記下對大漢忠貞不渝的信念，在漫天風雪中且歌且行，把那光禿禿的旌節升華為一段千古的驚奇，書寫一段銘傳千古的悲歌。
好一個永遠的蘇武：他用勇氣忘卻了單于榮華富貴的引誘，在大漠黃沙中漸行漸遠，把那群枯瘦的羊群定格為一段不朽的歷史，揮灑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
在生命的天平上，有人選擇個人的榮辱得失，但是更有人選擇個性的無礙釋放，國家的繁榮太平，民族的堅貞氣節。而往往是這些人，托起生命的天平，緊握永恆的繩索，在生命與永恆的拔河中，探到永恆的答案。
蘇武選擇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氣節，發揚了華夏文明的優良品德。這樣的選擇崇高、無私！
浩浩天地，朗朗乾坤，多少仁人志士留芳百世，雖死猶榮。他們或是崇高無私，或是明智無悔，或是崇高質樸。正是他們所做出的無上光榮的選擇，使得我們的民族摺焰生輝，使華夏文明萬古流芳。
歷史選擇了蘇武，蘇武選擇了崇高無私，選擇了明智，選擇了質樸。那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是歷史的星空中最耀眼的星座，引領著後來者在暗夜裡找尋生命的座標，勇往直前而不迷失。
◎施一公：婉拒千萬美元回國
父親為施一公起名「一公」，意在希望他長大後「一心為公」，這個名字也對施一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90年，施一公到美國一流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留學。出國前，施一公不喜歡稱自己是河南人，到美國後他發現，有時候中國在美國的形象，就如同河南在國內的形象，被誤解。於是，施一公開始「保衛中國」，看到美國媒體對中國的歪曲報道，他就會嘗試解釋，給報紙投稿，闡述自己的觀點。
在學術領域，施一公同樣出色。1997年4月，還未完成博士後研究課題，施一公就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聘為助理教授。9年之後，他成為學校分子生物學的領軍人物和國際著名結構生物學家。
2008年，40歲的施一公拒絕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經費，選擇回國擔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開展自己的事業。當時他已是普林斯頓大學生物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他是我們的明星，我覺得他完全瘋了。」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教授羅伯特·奧斯汀說。《紐約時報》也在名為《逆勢而上——中國吸引海外科學家歸國》一文中講述了施一公的故事。
回國時，施一公在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信中寫道：我回到清華，對普林斯頓大學的貢獻會比身在普林斯頓大得多。我希望將來能進行更多的學生交流活動，希望美國優秀的人才在年輕的時候能在中國待上一段時間，真正了解中國。
施一公認為現在是中國科技發展的最佳時機，他說：「如果只是做學問的話，我肯定不會回來。我回來，就是要改變大環境。」
2015年，施一公率團隊解析了超高解析度的剪接體三維結構，被業界稱為近30年來，中國在基礎生命科學領域對世界做出的最大貢獻。
◎錢學森回來了
我國當代傑出的科學家中，有三位姓錢的人物：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人稱「三錢」。他們都是出國留學後，懷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回來的。其中錢學森的經歷最為驚險。
錢學森在美國度過了20年，在航空科學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為有名的火箭專家，為美國的軍事科學做出了貢獻。1949年，他得知新中國成立了，非常興奮，決定回國參加建設。可是美國方面敵視中國，怕錢學森回國對他們不利，就千方百計地阻撓。美國海軍次長還惡狠狠地說：「我寧肯把他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他知道的太多了，一個人可頂五個師的兵力！」於是，美方無中生有，說錢學森是中國間諜，把他逮捕關押，後來雖然釋放了，可又遭到嚴密監視。
錢學森沒有屈服，向美方提出嚴正抗議，回國的決心更大了。他在家裡放好三隻小箱子，準備隨時啟程。後來在中國政府的過問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錢學森終於在1955年搭乘輪船回國了。他來到天安門廣場，興奮地說：「我相信我一定能回來，現在終於回來了！」
錢學森回國後，為我國導彈和航天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是最有聲望的科學家之一。
◎陳垣：赤子之心斥敗類
陳垣（1880—1971），1880年出生於棠下石頭村，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在長期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中，貫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青年時期，他就懷有救國救民之志，積极參加愛國活動，宣傳愛國思想。
1924年，北京文化界的愛國人士，為奮力阻止敦煌珍貴文獻被繼續劫掠外流，組織了「敦煌經籍輯存會」，從事搜集整理工作。這期間，陳垣在助手幫助下，花了3個月的時間，將北平圖書館珍藏的敦煌經卷8000餘軸分辨類別、考訂同異、編成目錄，名為「敦煌劫餘錄」。
「劫餘」二字，表示歷次遭劫僅存之意。有人當時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里還點名批評了掠奪敦煌文物的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可見，他對維護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尊嚴，是何等堅毅。
抗戰期間，陳垣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議論的文風，加入了更多主觀色彩，借古喻今，通過這些書斥敵寇漢奸，斥責當局發國難財等。他批評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結外族、統治國人的敗類，如石敬瑭、趙德鈞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類」，「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等痛斥這些漢奸。
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平被日軍侵佔。他身處危境，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堅決與敵鬥爭。在大學講壇上，他講抗清不仕的顧炎武《日知錄》，講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鮚埼亭集》，以此自勵，亦以此勉勵學生愛國。同時，他還利用史學研究作為武器，連續發表史學論著，抨擊敵偽漢奸，顯示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
1970 年，陳垣身體日衰。1971 年 6 月 21 日，在京逝世。陳垣逝世後，按照他的遺囑，家屬將他的稿費 4 萬元交作黨費，將他珍藏的 4 萬餘冊圖書和幾百件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
◎食指：熱愛這片土地與人們
「1978年底，有一批向著今天禮讚的詩人開始聚集，他們唱著新的歌，他們試圖改變原有詩歌的凝滯狀態。他們慶幸『歷史終於給了我們機會』。」謝冕先生把這場為中國詩壇帶來衝擊的詩歌革新運動命名為「新詩潮」。
新詩潮的重要成員們都曾宣稱，食指是開闢—代詩風的先驅者。那是比1978年要早十個年頭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這位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天才詩人，已寫出了數十首具有歷史價值的光輝詩篇。他以獨特的風格填補了那個特殊年代詩歌的空白，以人的自由意志與獨立精神再現了藝術的尊嚴與光榮。而他的後繼者們正是在這種人格力量的啟示下，開創了中國詩歌藝術的新篇章。食指有一種罕見的忠直——對詩歌的忠直。在任何情況下，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亂的、分裂的，他的詩歌也要創造出和諧的形式，將那些原來是刺耳的、兇猛的東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澀的，他的詩歌也要提供堅固優美的秩序，使人們苦悶壓抑的精神得到支撐和依託；即使生活本身是醜惡的、痛苦的，詩歌最終將是美的，給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
食指不僅對詩歌是忠直的，對生活、對愛、對友情亦是如此： 找下決心：用痛苦來做砝碼， 我有信心：以人生作為天秤， 我要稱出一個人生命的價值， 要後代以我為榜樣：熱愛生命。 ——《熱愛生命》 經歷插隊、參軍等生活輾轉的磨難之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詩人無法實現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與願望，被無情的現實拋棄在坎坷的生活之路上。在農村生活的經歷中，他深深為祖國人民的貧困與堅韌所打動，他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故鄉的那些一生勤勞而終生貧困的勞動者，因而在生活中他從不挑剔。即便在第三福利院里，他也不顧朋友們的再三勸告，一直保持最低的生活標準，抽最差的煙，唯一的要求是能在夜深人靜的病院中，沖一杯濃茶，加少許白糖，他有這種靜夜深思苦讀的習慣。食指為人極為謙和，—向怕妨礙他人，怕為別人帶來麻煩。每次朋友們去看望他，他都—再致謝，說自己什麼都好，不必惦記。詩人敞開自己的心胸，面對世界，面對自己，面對他所熱愛的這片土地與人們。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源於生命，都是以血淚作為代價的。無論是在六、七十年代，那個充滿政治口號的時期，還是在八十年代實驗之風席捲全國的風潮中，詩人都以獨立的、自由人的精神歌唱，他以直覺、經驗、真情，以人的自由意志與人格的力量，為後來者樹立了榜樣。朦朧詩正是沿襲了這一點，而開闢了新一代詩風。從這一點上講，食指無疑是一位劃時代的詩人，是新詩潮詩歌的第一人。
雖然食指對自己發自生命的歌唱沒有過高的評價，但經過了歷史的考驗，他的價值已鐫刻在我們的文學史上。經歷了精神的崩潰，理想的幻滅，生活的磨難之後，他的生命也漸漸澄澈起來：「當驚濤駭浪從心頭退去」，詩人已「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峽谷」。◎鍾揚：我獨自遠航，為了那些夢想。
鍾揚，是一位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援藏教師，是一位行走在世界屋脊的植物學家。他十六年跋涉在雪域高原採集和保護植物種子。2017年9月25日，鍾揚在內蒙古鄂爾多斯講學返回途中遭遇車禍去世，時年53歲。
鍾揚老師曾說，海拔越高的地方，植物生長越艱難，但是越艱難的地方，植物生長越頑強。作為科學工作者就是要克服自然的困難，挑戰精神的極限，去尋找那一粒粒不同尋常的種子。鍾揚老師正是帶著對每一顆種子的無限希望，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足跡遍布西藏，收集了4000多萬顆種子，豐富了國家和上海的種子庫。鍾揚老師說：「我堅信，一個基因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希望，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回顧鍾揚老師人生的最後幾年，他的足跡遍布西藏，填補了西藏的生態學植物學空白。他盡心儘力建立西藏植物學博士點，幫助學生成長成才。
鍾揚老師生前曾說：「我曾經有過許多夢想，那些夢想都在遙遠的地方，我獨自遠航，為了那些夢想。」他生前為了盤點世界屋脊的生物家族，帶領學生們跋涉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卡若拉冰川、定日珠峰大本營，在雪山和荊棘叢中。他執教認真、信念堅定、毅力頑強，在工作中執著而樂觀。
鍾揚老師是一個善夢者，他敢於做夢，並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為了科考、採樣、尋找種子，他每年至少要走三萬公里。鍾揚老師曾說：「任何生命都有結束的一天，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伸。而我們採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只要心在不斷飛翔，路就不斷向前延伸。」
光明日報評論員：苟利國家生死以
鍾揚留下的照片，幾乎每一張都笑容燦爛。在西藏的碧空下，在高原的青草間，在每一條尋找種子的路上，在講台上接受藏族畢業生敬獻哈達的時刻。當他的人生定格在了53歲這一年，千萬人通過這些照片，追憶他在大地上的足跡，感懷他播撒的光與熱。
他是將論文寫在山川大地上的科學家。十多年的時光，幾十萬公里的路途、無數瀕臨絕境的困難、若干生死一瞬的艱險，他走遍了西藏最偏遠、最艱苦、最荒蕪的地區，最終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為國家生態安全、為世界生物多樣性傾盡全部。簞食瓢飲、篳路藍縷，如何能十六年如一日？他如是回答：「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他是致力於百年樹人的教師。20年從教、16年援藏，鍾揚深知，中國的未來靠人才，而選才育才就如同尋找發現珍貴的種子。在復旦大學，他培養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後；在西藏大學，他帶領生態學科入選了國家「雙一流」建設一流學科名單。當他的生命如同一顆種子回歸大地，他教導培育的無數「種子」，在植物學領域綻放新生。
他是堅守初心的共產黨員。「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使命，在他身上化作了最樸實、最具體、最綿長的行動；「使中國日趨文明富強之境」的理想，他用從不停歇的腳步、不曾止息的探索來詮釋。科學家的擔當、育人者的品格、追夢人的執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感與使命感，共同映射出共產黨人的初心，寫就了新時代一位共產黨員的個人史詩。
苟利國家生死以。無論多麼艱辛都帶著笑容的鐘揚，「以53年的人生做到了別人100年也做不完的事」的鐘揚，已經與人們永別。他的足跡已印成大道，他播撒的種子必會帶來盛大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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